日本人與中國文化
日本人是真正的中國人
辜鴻銘 摘自《趙無眠辣說歷史》
木伯按：也許作者的這句話很多人相信，雖然嘴上不說。這話就是「中國人不是一個民族主義觀念強烈的族群，這樣才有歷代侵略者與亡國奴共建中國的傳統。……所謂忠君報國，也不過是忠於老皇帝還是忠於新皇帝的區別。《貳臣傳》不過是警省後世為臣為民當忠貞不二，絕非鼓勵民族大義。反清復明的前朝舊臣和名士鴻儒，也不得不默認自己的後代和侵略者合作。知識分子尚且如此，平民百姓誰會在乎皇帝是本地人還是外來戶呢？」
如此看來，歷史真的是在輪迴。如果只從918看日本就是侵略者，提前到孫中山革命日本就是恩師，再提前到日俄戰爭日本就成了強國，再提前到唐宋，日本當然就是正宗的中國了。而拉近一點看，也是這樣：日本有時是小鬼子有時又是一衣帶水，有時是刻骨仇恨有時又要世代友好，這車輪也轉好多圈了。
如此，總結一句話，成王敗寇的確太正確。而中日關係走到現在，壞就壞在45年它打敗了，如果反過來，其實也不錯。那樣不過是東京成了中國的首都，而我們要唱五十七個民族五十七朵花罷了。
長期以來，我們強調的都是這一面，而忽略了另一面 ：中國文化，尤其是近現代以來的中國文化，深受日本影響。中日兩國的文化交融，是相互的而不是單向的，是積極主動而不是被動的。這當然不是指中國人從抗日戰爭題材的電影中，模仿了幾句「大大的」、「統統的」、「米西米西」、「死了死了的」之類洋涇浜鬼子話。絕非那樣簡單可笑。中國的語言文字、政治軍事、改革革命、科學教育……乃至風俗禮儀，無一不受日本的巨大影響。一個多世紀以來，世界上還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對中國文化的影響能超過日本。
早在 1915 年，一位署名「將來小律師」的作者在一本《盲人瞎馬之新名詞》的書中說，自戊戌變法以後，日文行於中土，列舉流行的新名詞59 個。有少數除了歷史題材的作品中還能見到，如支那、哀啼每吞書（哀地美敦書）之類，現在已不大使用。但絕大部分我們至今還廣泛地使用著，並且早已成為現代漢語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取締、取消、引渡、樣、手續、的、積極的、消極的、具體的、抽象的、目的、宗旨、權力、義務、當事者、所為、意思表示、強制執行、第三者、場合、又、若、打消、動員令、無某某之必要、律、大律師、代價、讓渡、親屬、繼承、債權人、債務人、原素、要素、偶素、常素、損害賠償、各各、法人、重婚罪、經濟、條件付之契約、從而如何如何、衛生、文憑、盲從、同化。
試想，如果我們像「抵制日貨」那樣，拒絕使用這些日本詞語，中文將會是一種什麼樣子？這還是民國初年的粗略統計，實際遠不止 59 個。如果現在再來做這項工作，結果會更令我們驚嘆。如：幹部、代表、壓力、排外、野蠻、公敵、發起、旨趣、什麼什麼族、派出所、警察、憲兵、檢察官、寫真……簡直俯拾皆是。「經濟學」、「哲學」和「社會學」，中國以前叫「資生學」、「智學」和「群學」——聽起來這倒是像「日文」，但它們卻是地地道道的中文。這些「日」常用語，有些其實是中國古代既有的名詞，日本人將之賦予新意使用，遂成規範。而中國拿來，也易如反掌。孫中山發動反清起義，初始自稱「造反」，陳少白拿了一份日本報紙給他看，雲「支那革命黨孫文」，孫撫掌曰：「好，好！自今以後，但言『革命』，勿言『造反』。」還有「經濟」一詞，原意為治理國家；如今誰還用「經濟」來「治理國家」呢？早就專門用「政治」了！
小學讀書時，孩子們就被教導不要生造名詞、形容詞，要保持中國語言文字的純潔與規範。可想「新詞」的產生，不允許隨心所欲和草率從事。辭彙是一種概念工具，如此多的新名詞，帶來的絕不僅僅是語言表述方面的新意，而必然伴隨著對社會結構、思想觀念、文化形態的巨大衝擊和革如果日本戰勝中國新。當然並非所有「新」的都是好的。拿日本來說，它以「排日」為借口，不斷對中國施加「壓力」，「從而」「發起」「野蠻」「侵略」，終成為「世界」「公敵」（引號內為日本辭彙）。
當年大量新名詞湧入中國，一度引起一些人的不安，即使相當新派的人物也不能安之若素。大辦洋務、以思想開明著稱的張之洞，曾在一份文件上批雲不要使用新名詞，他的幕僚辜鴻銘卻告訴他：「不要使用新名詞」中的「名詞」二字便是一個新名詞，來自日本。辜鴻銘是一位學貫中西、享譽世界的大學者，愛中國愛到病態和盲目自大的地步。他也認為，繼承了真正的中國文明之精華的是日本人而非中國人。漢唐時代形成的中國文明，被元朝及後來游牧民族的入侵給打斷，給蹂躪糟蹋了，因而大部分失傳了。日本則成功地抵抗了忽必烈的進攻，在海外保留了中國文化的真傳。他甚至斷言：「應該說日本人是真正的中國人，是唐代的中國人」。（ 見《辜鴻銘文集？中國文明的復興與日本》，原文發表於 1924 年。）
辜鴻銘的言論，為日本在侵華戰爭中所「借鑒」和利用，成了共建「大東亞文化」的依據之一。這確是歷史的悲劇。然而辜鴻銘的話並非毫無道理。唐代以後，漢民族由極盛轉向衰落，游牧民族多次入侵，成為中國的主人。雖然征服者承襲中國的典章制度，並最終都為被征服者部分乃至全部「漢化」，畢竟人為地打斷了文化發展的連續性，無法保持漢唐文明的「原汁原味」。元代是一次大的斷裂，清代又是一次大的斷裂。尤其是清代，連服裝、髮式都被迫改制，哪裡還有「中國人」的影子！多次遭到亡國的不幸，民族的性格心理也發生深刻變化，強烈的自尊與自卑的微妙混合，往往使人陷於看似崇高、實則瑣屑無謂的道義之爭，而失去漢的豪放、唐的恢宏。反觀日本，從審美情趣到風俗禮儀、服飾器具，倒是保留了較多的漢唐之風。
前面說到電影《木蘭》的服裝，即為一例。佛教從印度傳入中國，發展成中國特色的禪學，而後卻在日本發揚光大。圍棋是中國發明的，日本卻能夠將它形成制度和精神。茶是中國的特產，茶道卻形成於日本，並且是「道可道，非常道」。
有人嘲笑，日本學習中國文化只重形式不重精神，有買櫝還珠之嫌。我以為這沒什麼根據。「珠」和「櫝」的比喻，本身就是世俗功利的。以商業價格論，當然櫝不如珠；而從文化角度來看，櫝的意義很可能勝珠十倍以上。文化的具體表現就是形式，連形式都沒了，還奢談什麼精神呢？在中國的大地上，宋代以前的土木建築幾乎都被焚毀一光，你要欣賞 1000 多年前的「中國建築」，只能去日本看。我就不信，古希臘的文化精神，還繼續留存在雅典的古建築廢墟上?同樣我也不信，漢唐那種氣度飛揚的文化精神，能夠在明清以後的房子里和諧地安居至今？櫝之不存，珠將焉附？
甲午戰爭後，漢文在日本學校課程中的重要性大幅下降，不再被視為「上國之學」。這道理是很自然的，別怪人家勢利眼。這麼大的國家，這麼好的裝備，打不贏人家，說明你的民族你的文化確有毛病。中國不也挺勢利嗎？以前瞧不起西方人，把人家當「夷」，說什麼「腿都伸不直」；被人家打敗了，又趕緊派人去學，買人家的槍炮船艦。一直最瞧不起日本人，把人家當「奴」；被人家打敗了，割地賠款之後，又趕緊派人去學；人家投降了，又說人家是「小日本」，這不行那不行，擺出一副「大人不計小人過」的姿態放它一馬，該賠的不賠，該罰的不罰，該殺的不殺，該要的土地不要；人家經濟搞上去了，成了世界第二強，這邊又看得「羨憎交織」，一會兒要它道歉，一會兒要它賠款，一會兒要跟人家「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私下裡把人家罵得豬狗不如，卻對日本貨表現出近乎狂熱的信任和偏好……這不勢利？一個國家強大，一個民族強勢，它的文化對世界產生足夠大的影響，自然會成為世人羨慕、學習和吸收的主流；反過來你不行，還一定要別人保持對你尊敬，一定要以你為師，這心理毛病就大了。
從 1896 年起，大量中國學生湧入日本學習，僅 1906 年就有大約 8600人。這樣大的數字，是當時為止世界史上規模最大的留學運動。有趣的是，大部分留日學生的目的不是學習日本文化，而是學習西洋文化。或者叫，學習日本人學習西洋文化的方法，當然也包括從日本轉手得到的，已經打上濃厚的日本色彩的西方知識。這些留學生集中了中國的有志之士和少年才俊，赴日本尋找科學救國、教育救國、文學救國、軍事救國……乃至改良和革命的方略。他們中有章太炎、陳天華、鄒容、黃興、蔡鍔、宋教仁、汪精衛、蔣介石、陳獨秀、李大釗、周恩來、魯迅、周作人、郭沫若、郁如果日本戰勝中國達夫、李叔同、胡風、周揚、田漢、夏衍、歐陽予倩……辛亥革命的先驅，國民黨的絕大部分元老，共產黨創始人「南陳北李」，三分之一的中共一大代表（李達、李漢俊、周佛海、董必武），都曾東渡日本留學。
日本書籍的翻譯也隨之進入高潮。民國建立前 15 年間，共有 956 本日文書譯成漢文；同一時間內，日本從漢文譯過去的書只有 16 本。民國成立後 15 年間，日譯漢的書有 1759 本。日文以漢字構成，大量譯書尤其是翻譯教科書刊行中國，對文化和教育的影響可想而知。中國新文化運動的主要內容之一，是白話文運動，而它的前身「文言合一」運動，則源於明治時代的日本。前面說到的大量新名詞，實際上也就是吸收了日本的這一文化資源，對於中國文體的演變，發揮了直接的作用。中國的新小說、新詩、新戲劇，也都受益於日本文學的啟迪。郭沫若的第一本詩集《女神》在日本寫成；郁達夫的《沉淪》看得出日本私小說的印痕；周作人的散文明顯帶有日本茶道的形式之美；魯迅的雜文里總有一個黑黑瘦瘦的影子，那就是藤野先生。
日本人過端午節
不但新文化運動從日本起步，中國的體制改革和社會改良，也以日本為楷模。日本對西方勢力的壓迫及東西方文明的碰撞與衝突，有著跟中國人一樣深切的感受。美國炮艦以轟擊港埠作威脅，強行捅開日本對外貿易的大門的經歷，令中國人想起鴉片戰爭的炮聲。明治維新的成功，使日本「脫亞入歐」，躋身世界強國的行列，為中國樹立了一個極佳的榜樣。1898 年戊戌變法，光緒頒布的改革詔令，大部分是從《日本變政考》中照搬過來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這一年也來華遊歷，打算為中國的改革做點事，幫忙出些點子什麼的。當時有一種提議，要聘請伊藤當中國首相，以推行新政。不料政變驟發，葬送了維新派的理想和命運，伊藤只好怏怏南下。伊藤博文是日本明治維新的主要人物，最大貢獻是起草明治憲法和組織兩院制議會。由他來中國推行變法，只要人際關係上不出岔子，方策上駕輕就熟，應該不會有什麼問題。朝鮮拍過一部電影《安重根擊斃伊藤博文》，把伊藤描寫成一個貪婪、霸道、專橫的侵略者、
不但變法源於日本，中國的革命也從日本起步。孫中山足跡遍及各世界強國，最終選擇以日本為革命的大本營。他將日本看作中國的「天然盟友」，1895 年第一次廣州起義失敗後逃到橫濱，便剪掉辮子，穿上日本裁製的適合亞洲人體型的西服，蓄起小鬍子。他回憶道：「中日戰爭後，日本開始更受人尊重，因此當我留了發須後，就可以毫不費事地冒充日本人。」此後他終身都是這麼一副「日本人」打扮，包括他那套著名的「中山裝」，也是從日本式學生裝演變而來，後成為「兩朝國服」即「民國服」和「毛服」的樣本。孫中山本名「逸仙」，「中山」是他取的日本名字（全名「中山樵」），讀作 Nakayama（那卡雅馬），不料竟以此名傳世。他創建的興中會的宗旨是「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眾政府」。在孫中山看來，代表中國政府的滿清皇帝，成了必欲首先驅除的「韃虜」。為了達此目的，甚至策劃招募日本軍人參加他的起義軍，並以未來政府中安排日本人擔任幾個重要職位作為回報。此計劃後為伊藤博文禁止才告落空。1905年成立同盟會，由孫中山、黃興、宋教仁共同擬定六條政綱，其中第五條即為：「主張中日兩國國民的聯合」。
從日本方面而言，主張「日中一體」、「共存共榮」，亦由來已久，而非中國革命家們的一廂情願。甲午戰爭後，日本人多以「支那」稱中國，而迴避稱「大清」國名及漢文中通俗稱呼的「中國」，具有含蓄的顛覆性的暗示：彼可取而代之也。「支那」一詞即英文 China 的日本拼音讀法，在中國人看來含有污辱之意，日本投降後正式作為戰勝國的要求強迫其不得再行使用。支是「分支」，不再是「中央」；而「日出之國」正是蓬勃發展的後起之秀，可以帶動中國共同繁榮。
與辜鴻銘的論調一樣，許多日本人也意識到，日本才是中國傳統光輝的繼承者。既然東方與西方，即黃種人與白種人之間的最後對抗不可避免，因而日本顯然需要與中國聯合在一起。如果中國政府沒有能力作出反應，或者對日本優越性的種種臆說毫不妥協，那麼日本人就必須考慮支持另一個政權來取代現政權。這「另一個政權」，或是孫中山，或是袁世凱，或是張作霖、張學良父子，或是溥儀、溥傑兄弟，或是蔣介石，或是宋哲元，或是吳佩孚、唐紹儀，或是梁鴻志，或是汪精衛。
日本人中一些「有志者」，開始大膽深入中國、朝鮮進行活動，收集情報。1898 年，日本首相大隈重信提出「大隈主義」，他在一篇大量被人引用的文章中號召密切中日合作、聯合，堅決認為西方侵略的根源是種族性的，日本除了加以反對和援助中國外別無選擇：「中國人民的生存決不只是事關他人的福利，它涉及日本人自身的根本利益。」為此，日本人必須研究中國，到中國旅行，與中國人交往。中國和中國人，成了日本的熱門話題。在當時日本的通俗讀物中，充斥著「到北京去」一類的流行口號。
孫中山身邊的宮崎滔天，直接接受日本外務省的派遣和經費，滲透、影響、參與中國革命黨的活動，向日本政要彙報中國的情報，利用反清勢力牽制清廷的反日政策。而負責此項牽制策略的，正是外務大臣大隈重信的重要智囊犬養毅（後出任日本首相）。孫中山之外，其他著名革命黨人也都有日本特務追隨和施加影響，如黃興身邊的萱野長知，宋教仁身邊的北一輝。興中會最早見諸名單的 129 名會員中，即有犬養毅、宮崎兄弟、六原太琢、副島、寺尾、山田兄弟、菊池、萱野等多名日本人。實際參與者遠不止這幾位。據萱野記載，跟著孫中山積極活動的日本人，大約有 300 人。僅惠州之役，參加暴動的日本人便有平山周、山田良政、尾崎行昌、島田徑一、宮崎寅藏等六七人，其中山田戰死。這些同情中國革命的「日本友人」，往好里說是幫助中國推翻專制王朝，往壞里說都是些對中國深懷幻想的擴張主義分子冒險家，是土肥原賢二一類「對華活動家」的先驅。除了政界名人，還有財界人士。更多的是所謂「大陸浪人」，他們由山縣有朋、桂太郎等政黨和軍部首腦提供經費，同時也接受政黨和軍方的操縱。
一方面對中國進行侵略、滲透，一方面又希望中國強大以抵禦西方勢力；一方面歧視和嘲笑中國人，一方面又崇仰中國悠久的文化；一方面不無善意和誠意地拉攏扶植中國的革命黨、反對派，一方面掩飾不住恩賜的傲慢及冷淡。這些看來矛盾的態度，反映了日本人慾罷不能的中國情結：你不行，而我行，由我來經營中國，肯定不是你這個樣子。
日本人究竟行不行，是否比中國人行，是另外一個問題。首先是，日本人有什麼資格過問中國的事務？就算中國國民政府搞得一塌糊塗，腐朽透頂，就算中國專制不除、民主不彰、人權不保、內戰不休，又干卿底事？當然日本人不這麼看，他們有危機感、緊迫感和使命感。自以為只要日本能征服中國，就等於是中國再經歷一次改朝換代，等於是番邦外族入主中原，最終能獲得中國人的認同而載入正史。
日本先佔朝鮮，再佔台灣，再佔滿洲，再占華北、華東和華南。這些淪陷區，在大的戰事結束，社會回復到「穩定狀態」之後，雖然游擊隊及地下力量的抵抗、騷擾未曾停歇，大多數的平民百姓卻都抱持一種「看你怎麼折騰」的態度。台灣割讓了 50 年，收復後也超過 50 年。李登輝自稱「22歲以前還是日本人」，對日本訪客大套熱乎。
日本治台時期，開始實行較為科學的數字化管理，設立銀行，興修鐵路，不斷擴建基隆、高雄兩大港口，建立無線廣播電台，鋪設自來水及下水道，開發民用瓦斯（煤氣），開發製糖業（一度佔台灣工業產值的 60%），興建電廠，如果日本戰勝中國興修誇耀亞洲，集灌溉、排水、防澇於一體的嘉南大圳與桃園大圳，創立直接服務於產業研究的「台灣總督府中央研究所」，制定各項都市計劃及各項法規，不但對台灣的交通、衛生、治安、經濟及生活品質的全面提升大有助益，也為光復後台灣的現代化建設制定了藍圖。有些軟體建設，作為殖民地的台灣，甚至走在「宗主國」日本的前面。1940 年，台灣的工業產值已為農業產值 1.4倍，實現了工業化。（ 楊永良：《日據時代的台灣建設》） 我們可以說，日本建設台灣的「出發點」是不好的，手段態度也過於專橫、強制，結果卻替台灣完成了近代化的基本條件。用一位作家的話說：日本為了讓台灣這隻雞生蛋，卻把原本瘦弱的雞給養肥了。（ 伊藤潔（劉明修）：《謎之島？台灣》）
滿洲是清朝的發祥地，本以漁獵游牧經濟為主，廣袤的處女地長期吸引著內地農民「闖關東」去開墾種植。日本投降時，東北已是重工業基地，分量約佔中國的 80%，不但有中國數量最龐大和素質最好的產業工人隊伍，還有較為合理的經濟結構、生產布局。蘇聯紅軍「解放」東北時將無數工業設備拆卸、劫掠一空，但無法拆卸密布全境的鐵路線，其密度在今天仍遠遠超出其他地區而居中國首位。大連更是中國最適宜居住的城市之一，布局結構上還能看出日本人數十年規劃營造的痕迹。
固然這一切「業績」，不足以抵償日本侵華造成的破壞、損失之萬一，但可以從中看出日本人的經營、治理能力，看出他們確比我們行的一面。許多年以來，有許多出版物對於中日兩個民族進行過文化上的比較。一般來講，應該各有其優劣。一些文章帶著偏激的民族情緒，對日本民族進行嘲弄、辱罵，似乎不這樣便不叫「愛國」。我是很不以為然的。無論是戰場上的激烈較量，還是和平年代的實力競爭，恐嚇和辱罵都絕非戰鬥。我們去看看那些抗戰名將寫的回憶錄，字裡行間哪有這種市井潑皮式的輕薄和鼓噪！
人類有自己的弱點，一個民族也有一個民族的積弊，在醜陋的中國人之外，還有醜陋的日本人，醜陋的美國人、法國人、英國人、德國人、義大利人和俄國人，也應該有醜陋的非洲人、拉美人、阿拉伯人和猶太人。為什麼醜陋？因為這世界總還有一個抽象的相對美好的形象，為最多的人所公認。20 世紀 20 年代初，魯迅為我們刻畫了一個最具有代表性的中國人的形象阿Q。說實話，這個形象夠醜陋的了，卻又確是「我們」的真實寫照。稍微反省一下，如果我們不是這樣糟糕，何以人口只有幾千萬的一個蕞爾小國，打得我們難以招架、幾乎亡國？同樣的，日本人也壞得可以，不然何以如此張狂、窮兵黷武，到處開打，落得個無條件投降的下場？不過壞歸壞，它的另一面又十分優秀。日本人刻苦勤奮，積極上進，辦事認真，講究實際，絕不馬虎苟且，對強手、先進的心服口服、虛心求教，善於模仿與吸收，勇於犧牲，團隊精神，勇於公戰而怯於私鬥，善於吸取教訓……這些都是值得中國人好好學習的。日本人很像蜜蜂，組織結構嚴密，一絲不苟，高效率，在狹小的夾縫中求生，自覺「生存空間」受到威脅時不惜對敵人進行自殺式攻擊。除了最後一條，這些特點都非常適合現代社會的需要。日本能在那樣短的時間內完成它的工業革命，又能在戰後迅速走進經濟和科技強國的行列，其國民的總體素質是不可忽視的。
一個民族應該善於向其他民族學習，尤其要善於向敵人學習。古代中國是日本的恩師，而近代日本卻是中國的恩師。它打了咱們，把咱們家裡搞得一塌糊塗，損失慘重，血海深仇，還能叫它恩師嗎？是的，它還是恩師。恩是恩，仇是仇，不能抵消，也不能抹殺。即使它乾的壞事罄竹難書，我們還是無法否認，它教給我們的東西太寶貴了。我們為此付出了血的代價，如果輕易丟棄，那才是民族最大的不幸。
一個多世紀以來，我們學習過英國，學習過法國，還打算過學習南斯拉夫、新加坡，現在學得多的是美國，而學得最持久、最深入的還是日本。我也不願承認這一點，但不管承不承認，它都是事實。學習英國，並沒有使我們完成工業革命。學習法國，也沒有使我們的社會獲得多少自由。學習美國，發現距離太大，國情也差得太遠。
日本自己就是一個極善於學習的國家，學什麼像什麼。學中國就盡量做得像中國人，學西方就力圖脫亞入歐，一點也不含糊，不在「為體」還是「為用」的論爭上無休止地瞎耗工夫。現在我們打量打量它，發現其現代化的程度，可與世界上最現代化的國家媲美；其傳統文化的地道，足令我們這個歷史悠久的國家汗顏。
同是向西方學習，早在甲午戰爭那場「考試」中，中日雙方就交出了如果日本戰勝中國優劣懸殊的兩份答卷。日本海軍的人數和裝備皆不及中國，對同中國打仗並沒有多少信心。戰前北洋水師到日訪問，日人登艦參觀，見中國水兵懶懶散散，家屬也住在艦上，到處晾曬著衣物，詫異之餘心中竊喜：打這樣的軍隊不成問題！中國在向西方學習失敗後，從日本那裡學習到了「學習的方法」，才逐漸向現代型社會轉變。
中華民族曾在長達上千年的時間裡領先世界各國，並非毫無根據。接納和融合外族的血緣、文化，以保持本民族的活力，是一個重要原因。秦統一中國，實現各國民族、文化的大融合，遂有漢代的強大。鮮卑族拓跋氏入主中原建立北魏，由皇帝下令全國實行漢化，為隨後的隋唐盛世奠定了基礎。清朝的入關更是如此。中國若果能如孫中山所期望的「聯合」，接受整個日本的加入，從民族性來講，其正面效果將顯而易見。
中國人不是一個民族主義觀念強烈的族群，這樣才有歷代侵略者與亡國奴共建「中國」的傳統。宋代因遭外族壓迫、打擊，特彆強調忠節觀念，但這一觀念的核心是要求臣民「忠君」而非「愛國」。在忠節義士們眼裡，最不能容忍的是「世受皇恩」卻事二主。中國歷史上最有名的幾位民族英雄，如岳飛、文天祥、史可法、鄭成功……主要也是因其忠君而流芳百世。當然，在一定的意義上，「忠君」也是「愛國」的表現之一，但二者畢竟是有本質區別的。岳飛鎮壓楊幺之亂，也是忠君的一部分。文天祥被俘至死不降，只能說明他「忠君報國」，也就是忠於趙氏皇帝和南宋小朝廷，並無忠於漢族、南人的「愛國情操」。他也不反對他的兄弟文天禎仕元，因為他兄弟沒做過宋朝的官，不會背上「貳臣」的罪名。抗清明將史可法死後，被清朝建祠祭祀，饗堂眉額大書「氣壯山河」，以弘揚其忠貞不二的氣節。清王朝對史可法精神的認同，在於他的「節操」，不在後人賦予他的「民族主義」精神。乾隆時，曾指定史官作《貳臣傳》，將那些為清朝入主中原立下汗馬功勞的明朝降將叛官盡列其中，也是為了警省後世為臣為民當忠貞不二，絕非鼓勵所謂「民族大義」。清朝入關既久，當初重名節絕不出仕，乃至圖謀反清復明的前朝舊臣和名士鴻儒們，也默認自己的第二代、第三代去和侵略者合作，做清朝的官。知識分子尚且如此，平民百姓更習慣於「勝者為王」，「打天下者坐天下」，誰會在乎勝者是「本地人」，還是「外來戶」呢？
日本軍隊侵略時犯下的種種罪行，會使中國人牢記這血海深仇，永遠不可能從感情上接納他們嗎？幾乎可以肯定地說，不會的。中國人是最善於忘記仇恨，最寬宏大量的民族。戰犯可以不予追究，賠款可以一筆勾銷，釣魚島的紛爭可以留給聰明的後人去解決。這不還沒成為咱們中國人呢，要是他們成了中國人，過去的一切豈不都是「兄弟鬩牆」，一笑而泯恩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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