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的意義----劉再復

巴金的意義 　　　　劉再復 　　　　1 　　　　巴金先生（一九○四─）已奇蹟般地度過了哀榮參半的一百年。能穿越「文化大革命」的死亡深淵活下來，還為人間留下一部《真話集》（即《隨想錄》），就值得紀念。但我知道，國內（按，指中國大陸）的某些機構一定要利用這個機會借巴金的名字進行一些媚俗的活動，並藉此閹割巴金的靈魂。巴老早已不會行動，不會寫字，不會說話，可是前兩年竟然還在給作家代表大會發出賀信，而這封信沒有一句是巴金原有的溫馨語言，通篇是官腔與學生腔。把一種乾癟的文字強加給一位卓越作家，這種怪事只有在中國文壇才會發生。我擔心在巴老百歲紀念的時候還會有人拿他作戲，還會用他在文革中沒有被榨乾的血來塗抹自己的臉孔。在權勢者利用巴金的時候，另一些革命激進論者又使用紅衛兵式的語言暴力對巴老進行打殺，他們趁著大作家不能著筆不能申辯的機會，肆無忌憚地攻擊，甚至說他是依附權勢的「二臣」，整個否定巴金的人格。這些人認為巴老在「牛棚」裡當牛馬還不夠，還應當當烈士，在祭壇上作血肉供品才算「忠臣」，才能進入他們的「革命牌坊」。面對此種歷史語境，我不能不說話，不能不為護衛巴金的靈魂即巴金的本真意義說點話。 　　　　2 　　　　離開故國之後，我不僅常常懷念巴老，而且一直對巴老心存感激。我從生命深處感謝從荷馬、但丁、莎士比亞到雨果、托爾斯泰等一切曾經給我溫暖、智慧與力量的思想者與作家。在中國現代文學中，又深深感謝四個人。第一個是魯迅，他作為中華民族大苦悶的總象徵，光芒一直照耀著我的靈魂。如果沒有魯迅，我也許不能如此熱愛思想和如此進入思想的深處。無論經歷怎樣的艱難困苦，我總是反抗絕望，總是在熱烈擁抱個體「此在」的時候仍然熱烈擁抱社會風雨與民間疾苦，這種性格就是魯迅賦予的。第二個是冰心，從少年時代開始我就受到她的精神乳汁的滋養。她是我心目中的愛神，當魯迅呼喚「救救孩子」的時候，她呼喚「孩子救救我」，兩個相反的命題構成我靈魂的雙音。後一命題幫助我返回孩子狀態──拒絕世故、拒絕心機、拒絕名利誘惑的狀態。第三個是聶紺弩，在他生命的最後年月（大約八年）裡，我是他的精神孩子，他是我的心靈導師，其人格一直是我前行路上的燈塔。「文章信口雌黃易，思想錐心坦白難」，他把他的詩句抄錄給我，讓我記住。這一座右銘一直伴我浪跡天涯。第四個便是誕生於一九○四年十一月的巴老。對於我來說，巴金的名字意味著熱情、正直與真誠。對於巴金在文學史上的地位，無論是今天還是明天都會有爭論。我也許比否定論者與貶抑論者更了解巴金前期在巴枯寧無政府主義的影響下所寫的某些作品具有暴力傾向（如《滅亡》），也了解其影響最大的作品（如《激流三部曲》酖酖《家》、《春》、《秋》），今天讀來會感到表述得過於直露，審美形式的意味不夠深長，讀者很難有審美再創造的空間。然而，我要用絕對的語言說，巴金作為一個精神整體，他是豐富與輝煌的。我不想論證他的藝術上最成熟的一流作品《寒夜》和創作的價值總量，只想說，他的作品與真實的生命緊緊相連，他的一生都高舉著生命的火炬熱烈追求著和抗爭著。他的熱情點燃了好幾代人。上一世紀許多熱血青年走向反叛之路，並非全是馬克思主義宣傳的結果，而是讀了巴金的書而走出封建家庭的結果。「把火扔到父親的家裡」，讀了巴金的《家》，難免要產生這種造反的念頭。巴金的代表作實際上是一個時代的革命號角。一九四九年之後，他的熱情更是熊熊燃燒，他熱烈擁抱新中國，甚至跟著中國人民志願軍部隊跨過鴨綠江到朝鮮前線，寫出一篇又一篇的戰地報告。這些散文在當代一些評論者心目中自然是幼稚的，但在我眼裡，同樣看到一種純真的熱情，完全符合名叫「巴金」的生命邏輯，只是熱情太高，不免讓人感到像是時代的號筒。作為一個文學評論者，我知道這個時期巴金創作上的缺陷，但又知道，這是一個時代赤子大熱情中的缺陷，而所謂「缺陷」又絕對不能否定火熱年代裡的那一副酷愛祖國和追求理想的火熱心腸。 　　　　3 　　　　巴金的真誠與熱情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沉重的打擊。在一個虎狼橫行、舉國撒謊的時代裡，誠實的人是很難活下去的，老舍、趙樹理、傅雷等就沒有活下去。而巴金經受了各種卑鄙的歪曲與污辱，在「牛棚」裡過著確切的牛馬生活，天天面臨著虎狼的吆喝與嘲笑。一個中國最純真的作家被叫做「黑幫分子」，一個追隨共產黨足跡一直跟到朝鮮前線然後用生命擁抱戰火烽煙的革命歌者被說成是「反共老手」。但是，經歷了一個被損害、被污辱的艱難歲月之後，他的真誠與熱情竟然沒有和時代的污泥濁水同歸於盡。他的熱情還活著，只是這種高貴情懷冷靜了，化作深沉的懺悔情感了。他深受錯誤的時代所害，但是，當這個時代結束的時候，他首先不是用受難者的身分去譴責時代和向時代索取債務。而是意識到自己是同謀，曾經參與創造這個錯誤的時代。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土地上的偉大人間變成黑暗的「牛棚」不是幾個「蛇蠍的人」能辦到的，不能都推到「四人幫」那裡，我們自己也有一份責任，於是，他開始為「還債」而寫作，正如曹雪芹為「還淚」而寫作。在此至真至善的動機下，〈懷念老舍同志〉，〈懷念胡風〉，一篇一篇地寫下來了，儘管年老虛弱，雙手哆嗦，一天只能寫幾百個字或只能寫兩三行，但他還是一篇一篇寫。我們永遠不會忘記他重讀自己當年批判胡風的文章所作的自我譴責： 　　　　我好像挨了當頭一棒！印在白紙上的黑字是永遠揩不掉的。子孫後代是我們真正的審判官。究竟對甚麼錯誤我們應該負責，他們知道，他們不會原諒我們。五十年代我常說做一個中國作家是我的驕傲。可是想到那些「鬥爭」，那些「運動」，我對自己的表演（即使是不得已而為文吧），也感到噁心，感到羞恥。今天翻看三十年前寫的那些話，我還是不能原諒自己，也不想要求後人原諒我。 　　　　讀了這樣的文字我們會有怎樣的感想呢？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文革」已結束好幾年了，伸冤的伸冤，平反的平反，烏紗帽掉了又戴上了，而那些曾經在牛棚裡受難的作家與革命家們個個都在講述自己苦難的過去和向社會索取報酬甚至謳歌「二次解放」。只有一個受盡折磨的靈魂，在寓所的牆角下面對過去自己的著作與行為感到深深不安，感到揪心的慚愧，靈魂和雙手都在顫慄，這就是《真話集》的偉大作者。我們還不會忘記，批判胡風的人成千上萬，當時幾乎所有的知名知識分子無一例外都參與了對「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污辱與聲討。每個人的筆桿都參與製造這個歷史性的大冤獄。可是，劫難過後沒有聲響，除了胡風友人們的緬懷文字和若干評論文章之外，沒有一個像巴金如此真誠、如此痛徹肺腑地寫下道歉的文章。唯一，唯一，Only One！中國的大地這麼遼闊，大地上所發生的歷史事件這麼慘烈，捲入歷史運動的人群數億之眾，但我們在大喧嘩之後聽到的良心呻吟與自我鞭撻卻只有一個。其他的照樣是「光榮正確」，照樣是理直氣壯，沒有人對過去踐踏他人的行為感到「噁心」與「羞恥」，開心的人有的是，感到「噁心」的人卻沒有，於是，後者變成稀有生物。然而，唯其稀有，所以才特別寶貴。巴金在歷史面前的正直與誠實，正是被謊言所挫傷的中華民族最需要的精神品格。中國文壇多的是自我誇張與自我膨脹，缺的是自我否定與自我批判。基於這種認識，我在一九八六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召開的「新時期文學十年」的學術會上作主題發言時，特別鄭重地對巴金作了這樣一段必要的評論： 　　　　我們從總體上指出這種弱點時（指新時期文學「譴責有餘懺悔不足」的弱點），並不是沒有看到新時期文學中也已經可貴地表現出一種自審性的懺悔意識。例如，我們敬愛的巴金同志晚年所作的《隨想錄》，就是一種典型的與民族共懺悔的光輝作品。巴金在「文化大革命」中受盡折磨這是人所共知的事實。但他想到的是自己的幼稚，他誠懇地自我解剖，從自己開始去總結這場民族的浩劫。巴金所表現出來的這種精神，具有高度的道義水平和良知水平，是一種真正對祖國負責、對人民負責、對後代負責、對自己負責的最感人的作家使命感。這種精神使他的晚年有一個偉大的完成。可以說，他晚年創作的這些現代散文，是五四以來繼魯迅的雜文之後我國最傑出的現代散文，是我國現代散文史上出現的又一座高峰。這些散文是時代的產物，是中華民族在十年浩劫中的眼淚所凝聚的精品，是中國知識分子付出巨大的代價而獲得的文化報償。在巴金的散文中，有一顆從煉獄中昇華了的最清醒、最純潔、最美麗的靈魂。（上） 　　　　【2003/11/08 聯合報】 　　　　　　　　　　　　巴金的意義（下） 　　　　劉再復 　　　　今天，重溫十七年前這段評論文字，覺得自己一點也沒有溢美。我所以如此毫無保留地讚頌巴金，是深知巴金的《真話集》（即《隨想錄》）在中國特殊的歷史場合下何等重要。二十世紀下半葉，中國文藝界並不缺少文人和文采，但缺少正視淋漓鮮血的靈魂呼號，尤其是缺乏重整靈魂的真誠，而這種真誠的起點是正視自己心中的那一片黑暗酖酖構成十年劫難的國民性基礎的黑暗。法國卓越的作家卡繆曾經說過，重建人的尊嚴「必須從否定自身開始」這一真理。他說：「每一代人都認為自己是在為重建一個新世界而奮鬥。但我們這一代人都曉得，他們並不能做這件事。但他們的任務可能更加偉大。他們要做的，是阻止這個世界走向解體，繼承了一個四分五裂的世界，在這個世界上，有變質的革命，有一日千里的技術發展，有死去的偶像，有日趨失去信仰的意識形態；在這個世界上，無能的政權能夠用武力摧毀一切，但卻在道義上無以服人；在這個世界上，智慧降低到成為憤恨的傭人，成為壓迫的幫兇。因此，這一代人必須從否定自己出發，在自己身上和在其周圍要樹立一種精神，即活要活得尊嚴，死也要死得尊嚴。」（《卡繆全集》中文版第四卷第369頁，河北教育出版社）文化大革命從「橫掃一切」開始，卻以人的「尊嚴掃地」告終。革命家的尊嚴、知識分子的尊嚴、中國人的尊嚴統統被掃入瘋狂的潮流之中，中國陷入最深重的精神危機，良知系統全面崩潰，整個漢語變得極不誠實。這個時候，精神拯救的出路只有一條，就是卡繆所說的「從否定自己出發」。巴金正是在這個危機時代中為中國人帶了個好頭，找到了重建靈魂的出發點，也就是良知救治的起點。沒有這個起點，沒有否定自己的真誠，文化大革命就不可能在心理上結束。瘋狂年代的一切沉滓就會再度泛起，謊言依舊會像黑雲密佈，人心依舊會充斥狼虎氣息和暴力風煙。巴老知道，專制正是構築在人心的黑暗之上的。反對專制，首先就得清理專制在自己身上的病毒。因為巴金勇敢地否定自己，所以我要衷心地歌頌他。 　　　　　　4 　　　　　　我有幸直接感受到巴老的真誠與熱情。一九八八年五月，我到上海參加「文化戰略」會議。會前，吳泰昌先生帶我到巴老的寓所。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拜訪巴老。那天，在巴老家裡，除了他的女兒李小林外，還有王西彥先生。我一坐入沙發，巴金就拉住我的手說：「我是愈緊跟愈寫得不好啊。」開門見山，坦率得讓我吃驚。我告訴他，《文學評論》準備發一篇〈評巴金近三十年來的創作〉的稿子，他嚴肅地說，「千萬不要發表，近三十年來我寫的都是遵命文學，沒有甚麼值得評論的。」又是坦率得讓我吃驚。我對他說：巴老，謝謝您！謝謝您寫出《真話集》，這不僅是你靈魂的自救，也是對我的靈魂的拯救。我以後一定要寫出一部研究懺悔意識的學術著作。他聽了非常高興，說了許多真摯的鼓勵我的話。此時，在巴金百歲之際，我能無愧面對老人的是，我和林崗合著的《罪與文學》終於在去年由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了。我們在這部著作的第一章裡，就以學術和生命交融的語言，說明了巴金的意義。 　　　　　　那天見面，我們可以說是一見如故，一見就心靈息息相通。一個從少年時代就讀他的書的學生，一個曾經從遙遠的鄉村遠遠地望著他的農家子，一旦走到他的面前，他卻是那樣謙卑，那樣一味否定自己，那樣把我當作他的老朋友，真誠地對我訴說。一下子就讓我感到相逢的是一顆赤子之心，是一個遠離世故、遠離知識分子酸氣臭氣的嬰兒。交談兩個小時之後，我怕他辛苦，就向他辭別，他卻非常誠懇地說：「我不累，再坐一會，再坐一會。」不是客套，而是真的挽留。最後分別時他讓小林扶著，送我到小客廳門口，不管我怎麼說，他又送我到房屋門口，又不管我怎麼說，又送我到院子門口，然後緊緊握著我的手告別。這是我永遠不會忘記的情景，銘刻在我心中的永遠的細節，讓我感慨和緬懷一年又一年的細節。對於我來說，這不僅給我溫暖，而且給我力量。那時，我的「文學主體論」正遭到各種貶抑與圍剿，但我從巴老的情感細節中知道：在故國的土地上，有一顆火炬般的心靈在支持我。有火炬在，黑暗是不足懼的。 　　　　　　此次見面後不久，北京《文藝報》由謝永旺主持召開了一個《真話集》的作家座談會。當時文藝界的張光年、馮牧、諶容等二十多位「領導人」和重要作家都參加了。會議即將開始時，巴老從上海打來電話，吳泰昌去接。大家都問巴老對座談會有甚麼意見，吳泰昌說：「巴老問劉再復參加了沒有？」我當時聽了之後，心裡滾過一陣熱流。會上我說了話，會後把說的整理成一篇文章，題為〈巴金和他的懺悔錄〉，可惜，巴金當時關心的「在場不在場」的問題，第二年果然發生。一九八九年夏天之後，我便在中國文學的各種場合裡缺席了。可是，我在缺席的時候，依然想著巴老，又寫著該寫的不失生命尊嚴的文字。而巴老也一定牽掛著我，一九九八年一位到過他家的朋友告訴我，巴老的書籍大部分都已打包贈送出去了，家裡只留下一架書，而我的書還在他的書架上擺著。 　　　　　　就在我著筆寫作此文的時候，高行健來電話，說他剛結束馬賽的大型畫展，已返回巴黎。我則告訴他，巴金即將一百歲，我正在寫作一篇「巴金頌」，他立即說：「我現在身體太虛弱，暫不能著筆，請你幫我向他致敬。」隨後，高行健講了巴老關懷他的故事。一九七八年，中國派出第一個作家代表團訪問法國，巴金是團長，高行健是巴老的法文翻譯。這之前，高行健未發表過甚麼作品，但他把自己寫的幾個短篇小說給巴老看，巴老看了之後衷心欣賞，見到法國朋友時竟然說：「我的這位翻譯是真正的作家，你們以後要注意他的作品。」高行健說：「平生第一個稱我為作家的，竟是巴老。巴老是何等單純、熱情。我發表了〈現代小說技巧初探〉之後，上頭壓我，他又通過和瑞士朋友的談話（發表在李子雲主編的《上海文學》上）表示對我全力支持。幸而有巴金、夏衍、曹禺這些老作家的支援，我才沒有完全被扼殺。」高行健和我一樣對巴金心存感激。真沒有想到，中國第一個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其作家才華的第一個發現者，竟是巴老。倘若巴老知道高行健為我們的母親語言爭得巨大的光榮，他會多麼高興啊！ 　　　　　　5 　　　　　　在俗人眼中，巴老的晚年日子過得不壞，頭上還頂著讓俗眼羨慕的「中國作協主席」和「政協副主席」等桂冠，享受著二、三品官僚的「待遇」，但是，了解中國人文環境與了解巴老心靈的人，就會知道這是怎樣一回事，也會知道，晚年的巴老一定是寂寞的。中國的權勢者，一句話可以讓你朝為權貴，夕為盜寇，今天是「偉大作家」，明天則為「牛棚家畜」。善良而有智慧的巴金知道，一切外在的殊榮，都不如給一點心靈的尊嚴。可是，他真有尊嚴嗎？一個躺在病床上的虛弱之軀還要為一個唱高調的「作家代表會」致詞作贊，讓人覺得巴金面目全非，這是尊嚴嗎？這且不說，巴金晚年有一個將載入史冊的行為語言，也是他最後最重要的心靈訴求，就是建立一個「中國文化大革命博物館」，可是，當權者尊重過他的訴求嗎？在他百歲壽辰的時候，能獻上一種真禮物，「批准」他的建館建議嗎？巴老這一建議是和《真話集》具有同等意義的行為之書。它蘊含著巴金的全部內心理念和全部責任感。這是一次大請命，為在十年浩劫中死難的亡靈和被污辱、被損害的人們請命；這是一次大呼喚，呼喚中國同胞兄弟不能忘記發生在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比洪水還可怕千百倍的人間災難；這又是一次大提問，它提問中華民族是否具有民族的嚴肅性正視自己的瘋狂症與撒謊症？是否能阻擋良知系統的瓦解和崩潰？這是一個大期待，期待苦難而荒唐的歷史在中國的未來永遠不要重複。中國的聰明絕頂的名作家們個個都通過作品、名號、地位在為自己建立漂亮的紀念碑，有哪一個作家學者像巴老這樣用生命的最後一點氣力發出建立災難紀念碑的呼籲？單憑這一點，巴金就值得我們永遠緬懷和尊敬。 　　　　　　巴金活到一百歲，這是多麼美好，多麼讓人振奮的訊息。一個經過牛棚十年折磨的生命仍然堅韌地活著，多麼讓人鼓舞。我明白巴老活著的意義，因為巴老的生命本身就是一座文革紀念碑。他是中國文化大革命和中國現代歷史最正直的見證人。有他在，那些撒謊家們總會少一點自在。將來有一天巴老不在了，他的《真話集》也是一座永恆的劫難紀念碑。《真話集》有各種版本，即使秦始皇再世，恐怕也焚燒不盡吧。柔軟的心靈不會倒下，它能夠戰勝災難和突破時間界限而背負鐵鑄的歷史事實前行，這也許正是老子的「至柔勝至剛」的道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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