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方收藏】明清景德鎮外銷瓷的輝煌與衰落

江西 陳立立

明清景德鎮外銷瓷與朝廷政策緊密相連，當朝廷政策寬鬆，景德鎮外銷瓷發展迅速，當朝廷政策嚴苛，外銷瓷發展緩慢。當西方機械陶瓷出現後，景德鎮外銷瓷急劇衰落。系統梳理景德鎮外銷瓷的歷史在當今仍有現實意義。

一、有明一代獨領風騷

明初，為了維持統治的需要，洪武朝一度實行了海禁，使對外貿易受到重創。永樂、宣德二朝開展了大規模的海外貿易，但是，這種貿易的性質基本上是官方貿易，陶瓷是對外貿易重要的產品之一。明王朝把海外貿易規定為王朝的教化服務，而不是為獲取經濟利益，因此這種海外貿易是虧本的貿易。長期的虧損，使明王朝難以承受，當國力難以為繼的時候，這種貿易就只能停止了。這種貿易對景德鎮瓷業的影響是多方面的，既有有利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由於篇幅的限制，本文不展開討論，僅指出鄭和下西洋的活動，讓景德鎮的人們知道海外有一個廣闊的陶瓷市場，有供製造青花瓷器的高檔青料；讓海外人們知道中國有精美的陶瓷，青料可以高價賣給中國人。

明代中期開始，景德鎮的瓷器幾乎佔據了全國的主要市場，真正代表時代特徵的是景德鎮瓷器。在新航道尚未開通之前，景德鎮陶瓷是以國內市場為主，但也有不少瓷器外銷。據《皇明條法事類纂》卷二十《接買番貨》記載：「成化十四年（1478），浮梁人方敏湊銀六百兩，買得青白花邊碗碟盆盞等項瓷器共二千八百個，私運廣州出海貿易。」這一記載說明民間海外貿易衝破朝廷禁令在暗中進行著。如弘治青花碗（圖1）所示，青花碗外壁圖案分成兩部分，一部分描畫的是南方風土人情（圖2）：一條小帆船，婦人坐船頭，男人把著舵，鼓帆順風駛向遠方；近柳河石、遠山雲彩，典型南方景色，給人以豐富的想像。另一部分描畫的是北方大漠風土人情（圖3）：一個晴朗的早晨，男人騎馬即將遠行，婦人帳篷外送行。南北景色各異，人們勤勞樸實相同。看著這幅畫，想著一個心態恬靜的畫匠，把平日所見所聞，加上自己的想像和理解，搬上了瓷畫。這隻碗的紋飾揭示了明代中期外銷瓷走向，即以中國為中心把瓷器銷往世界四面八方，沒有固定的走向。這個時候的外銷瓷沒有固定的造型和紋飾，與內銷陶瓷基本一致，只有精粗之別，而無造型和紋飾之別。

景德鎮瓷器真正佔領廣闊的世界市場，是在西方人發現了新航道之後。在這之前還只能說佔領了世界局部市場，還有歐洲、美洲等市場有待於開發。

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葡萄牙人非法佔據澳門，從此澳門成為中西貿易的中心，中國瓷器由葡萄牙人運往歐洲，那時中國瓷器的價格是極為昂貴的，葡萄牙人因此獲取了巨額利潤。據估計，一個瓷盤運到歐洲出賣，利潤至少是100%，由於中國瓷器的獨一無二，歐洲國家的國王先後以擁有中國瓷器為榮，最先是葡萄牙國王，其次西班牙國王，再次擴展到各國國王，隨後豪門富商也仿效國王建造收藏中國瓷器的展室。隨著歐洲資本主義工業的發展，歐洲成為世界富裕中心，中產階級也有能力擁有中國瓷器。從十七世紀西歐的繪畫中，特別是荷蘭生活畫上，中國外銷瓷盤、碗、果碟、酒杯、酒壺、軍持等經常出現。

隨著荷蘭海上力量的強大，它不甘心讓葡萄牙獨佔販賣中國商品的利益，於是荷蘭成立武裝的東印度公司與葡萄牙人展開了爭奪經營中國商品的權力。正如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倡導者彼德·范·達姆(pitter van Dam)在他的《中國與東印度公司》書中所描述：「這個公司一建立就開始著眼於同中國的貿易，原因是中國產品在歐洲可牟取暴利。」

據國外有關檔案的統計，從荷蘭東印度公司建立到康熙二十一年（1602—1682）販運到歐洲的中國瓷器約1600萬件，包括明、清時期的青花、五彩及廣彩瓷器；另一項統計從萬曆三十二年到順治十三年（1604—1656）銷到荷蘭的瓷器達300萬件，平均每年約6萬件。根據相關文獻作一個粗略估計的話，明末清初這一段時期，景德鎮平均每年輸往歐洲、美洲等世界各地的瓷器不下於100萬件。此時的景德鎮可以稱得上是名副其實的世界制瓷中心，此時中國瓷器在世界上獨領風騷。

此時典型的外銷瓷是克拉克瓷盤。克拉克瓷盤造型其實早在元代就已經有了，明初永宣時期也生產了不少，這種造型的瓷盤大量出口到阿拉伯，不過它比克拉克瓷盤厚得多，也結實得多。我們知道葡萄牙、西班牙在獨立之前，被阿拉伯人統治了數百年，在這數百年之間，阿拉伯貴族把中國瓷盤帶入葡萄牙和西班牙使用，這種中國瓷盤被視為富貴的象徵。當葡萄牙獨立後，當他們外出尋寶，發現通往中國的航道之後，首要任務就是購買這種瓷盤。根據陶瓷市場規律，有需求，景德鎮窯戶就會想方設法供給，於是在買賣雙方互動下，克拉克瓷盤逐漸定型。至於這種瓷盤名稱起源於葡萄牙一條海船克拉克號就不足為奇了。

明萬曆三十年、三十一年（1603），荷蘭東印度公司成立不久，截獲了兩艘葡萄牙商船，船上載有大量中國生產的絲綢、瓷[來自www.lW5U.coM]器和漆器等貨物。克拉克（Kraak）是荷蘭人對當時葡萄牙貨船的稱呼，至於從Kraak上繳獲的瓷器，荷蘭人稱為Kraak瓷器。船上的青花瓷器，即克拉克瓷器，重量近60噸，數量約10萬件。這批瓷器被分別在荷蘭的米德爾堡和阿姆斯特丹拍賣，轟動了整個歐洲。

目前發現最早的克拉克瓷器是明代中晚期景德鎮生產的瓷盤，最晚的是清代康熙早期福建窯生產的瓷盤。我國古陶瓷界老前輩陳萬里說：「從明代萬曆以後到康熙年間，我國外銷瓷的對外影響，向來沒有足夠重視，究竟這一段的時間裡我國外銷瓷的發展情況如何？對世界瓷器史起著如何作用？需要足夠的說明。」近年來在國內不斷有關於克拉克瓷器出土的消息，除景德鎮以外，還在福建的漳州、德化發現生產克拉克瓷器的窯址，從而掀起了一個研究克拉克瓷器的熱潮。

如景德鎮克拉克瓷盤（圖4）所示，克拉克瓷器是明代外銷瓷器中數量最多的一種。它既具有歐洲的趣味，又保留了中國的民族風格。克拉克瓷器的造型主要有盤、碗、瓶、軍持等，以盤為多，且具典型性。器物一般薄胎，盤有圓口和葵花口，都是折沿、淺腹、平底、內底微凹，圈足微向內斜，矮圈足，圈足粘砂；其紋飾特徵主要表現在裝飾上，中心的主題紋飾多為花卉、花籃、禽鳥及動物紋，盤內壁一般為八個左右扇形（亦有橢圓形）開光，開光內繪雜寶等圖案，有的盤壁還模印出花瓣或開光的輪廓。有的[來自wwW.lw5u.CoM]開光內飾四吉祥和向日葵等，並間以立柱。立柱內飾錦紋和瓔珞等中國畫圖案。

二、手工業時代的競爭強者

清順治十二年（1655）開始，清廷實施禁海令，從而造成中國瓷器難以出口。然而，了解瓷器優點的西方人仍然需要消費瓷器，當時他們解決的辦法有兩種：

1、轉向日本購買瓷器。日本人五良大甫在明天啟時期到景德鎮學習制瓷技術，十多年後回到日本開始生產瓷器。1650年，荷蘭東印度公司首次訂購日本瓷器才145件。由於中國實施禁海令，1659年，荷蘭向日本訂購瓷器已達到56700件。由這一數字，可以知道日本抓住時機迅猛發展了瓷業。如圖5所示，為日本有田窯克拉克瓷盤，是日本仿造中國的瓷器。

2、積極仿造中國瓷器。中世紀時期，阿拉伯人就在仿製中國瓷器，但是阿拉伯人一直沒有成功，究其原因，在兩個關鍵點上，他們沒有掌握燒制瓷器的訣竅。其一，沒有找到白瓷生產的原料——高嶺土、長石；其二，窯溫沒有達到1200℃。阿拉伯人在中世紀只有豎式窯爐，窯內溫度無法提高到1100℃，而中國瓷窯普遍採用的是橫式窯爐——龍窯、葫蘆窯和蛋式窯，窯溫在1200℃以上。由於阿拉伯人當時沒有掌握中國瓷器的製造方法，只能生產陶器，或稱為軟瓷的器皿。中世紀，歐洲人是處在模仿阿拉伯人生產陶器的狀態，當然也就無法從阿拉伯人那兒學到瓷器的製造方法了。康熙五十一年（1712）法國傳教士昂特雷科萊（漢名殷弘緒）把景德鎮生產瓷器的秘訣告訴西方國家後，西方國家才在科學家的幫助下，終於在1725年前後掌握了制瓷技術。如十八世紀歐洲仿中國瓷盤（圖6、7）所示，歐洲不少國家仿照中國瓷器紋飾和造型生產瓷器，還出現了不少仿造中國瓷器式樣的玻璃器皿，如圖8所示，是十八世紀英國玻璃器皿。

世界陶瓷市場出現了競爭者，景德鎮瓷器還有優勢嗎？

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清政府開始解除禁海令，這為景德鎮瓷器出口解除了束縛，世界陶瓷市場立刻展開了激烈的競爭。由於景德鎮瓷業生產技術領先、藝術底蘊深厚、資源豐富、生產量巨大，這都是日本瓷業無法比擬的。因此，日本瓷器在競爭中遭受了沉重打擊，很快被擠出世界陶瓷市場，景德鎮瓷器佔據了世界陶瓷市場的絕大部分份額。

在手工業時代，景德鎮瓷業與西方國家比較，具有更大的優勢，如技藝精妙，瓷土細潤豐富，勞動力便宜。中國瓷器價廉物美，在世界市場上仍然是最受歡迎的商品。西方國家一方面大量進口中國瓷器，一方面又宣傳不要購買中國瓷器。當時英國有一首詩歌是這樣說的：

為什麼把錢往海外拋擲，去討好變化無常的商賈？

再也不要到中國去買China，這裡有的是英國瓷器。

然而，商品價值規律是無情的，英國生產的瓷器在手工業階段無論質量、數量還是價格都無法與景德鎮瓷器競爭，英國消費者仍然願意大量買進景德鎮瓷器。自十八世紀20年代開始，一直到乾隆時期，歐洲各國都在自覺或不自覺地模仿中國瓷器的風格生產瓷器。

此時具有代表性的外銷瓷是徽章瓷。徽章瓷最早出現在明代正德時期（1506-1521），大量出現於清代康乾時期。繪有徽章的外銷瓷，一般都是西方貴族或公司財團訂購的。由於他們出價比同類瓷器高，所以徽章瓷比同類瓷器更為精美。如乾隆徽章湯缽（圖9），徽章一般繪在整個畫面的中心位置。乾隆早期的徽章畫得比較大，幾乎佔滿了畫面，周圍的花則是輔助性的，但也畫得非常精緻。乾隆中後期，徽章畫得比較小，周圍的花相對而言則畫得比較大；從徽章與周圍花的大小來看沒有主次之分，從徽章與周圍花的精緻程度來看都是使用極細的毛筆繪製；從徽章的內容來看多為動物；從徽章訂購的主人來看有貴族、公司和財團等。

三、機械工業時代的競爭弱者

當一個朝代剛建立時，陶瓷業還處在恢復期，有了海外市場，恢復期將迅速完成；當一個朝代達到鼎盛時期，有了海外市場，陶瓷業將為國家創造巨額財富，甚至能作為龍頭行業，帶動方方面面的行業上一個新的台階；當一個朝代處於衰落時期，有了海外市場，能夠解決一部分人的吃飯生存問題，還能夠為統治階級提供苛刻的高額稅收。遺憾的是中國明清封建統治階級沒有明白這個道理。明清之際，西方國家大多使用白銀來購買中國瓷器，明清封建統治階級沒能抓住這個機遇，大力發展自己，更談不上隔幾年上一個台階，而是讓機遇擦肩而過。

由於清政府採取閉關鎖國政策，舉國上下只知中華，而不知有世界，只知修齊治平，德治天下，而不知國際競爭為何物，當然就更不知道世界市場的變化，不知工業革命的鐘聲正在敲響。舉國上下還處在「皇恩浩蕩，播於四海」的自我感覺中。以這種心態來對待如狼似虎的資本主義列強各國，如何能不坐以挨打呢？陶瓷外銷只有一個對外的廣州港口，與外商打交道的是十三行行商，也就是官商。他們把外貿利潤的大部分拿去賄賂清廷和官府，利潤被奢侈地消費掉了，而真正需要獲得資金的陶瓷製造業則得不到資金，當然就無法做大做強，無法帶動其他方面的工業發展。

1788年蒸汽機發明，1838年輪船橫渡大西洋，而此時的西方世界工業革命的步伐正在大踏步地前進，隨著蒸汽機的廣泛運用，陶瓷工業也由原來的手工作業改為機器生產，由原來與景德鎮不可比，一躍而在數量上、在價格上、在花色品種上超過了景德鎮。由此，中國瓷器在世界市場上的份額就越來越少了。

景德鎮瓷器在世界市場盛極而衰的轉折點正是清朝乾嘉時期，我們可通過幾個方面的歷史文獻和陶瓷文物來說明這個問題。知名古陶瓷專家劉新園在《高嶺土史考》一文中認為，自乾隆五十九年（1794）之後，已不見大量開採高嶺土的記載，高嶺山一帶雖有近代礦坑和層沙堆積，但和明末清初相比已微不足道了。說明景德鎮陶瓷生產量急劇下降，國際市場大部分已丟失。

自清嘉慶年開始，中國手工藝品出口量大大降低，代之出口的主要是農副產品。潘啟官是當時廣州十三行中的領銜商人，他經營的主要商品是茶葉，還包括其他的商品，但其中極少有瓷器出口的記載。

清嘉慶年間刊印的《鏡花緣》第八回中有這樣的描寫，舉人唐敖要隨船去海外遊玩，買許多瓷器花盆並幾擔生鐵上船，林三洋道：「妹丈帶這花盆，已是冷貨，難以出脫，這生鐵，俺見海外到處都有，帶這許多，有甚用處？」從這段話中，可以看到嘉慶時期的作者李汝珍寫作時很自然地就把當時瓷器外銷受阻情況反映出來了。

景德鎮瓷業生產規模縮小了，原有的設備人工吃不飽，高質量的產品銷不出去，只能生產低質量的產品，以滿足正在衰微的國內市場的需求。美國傳教士衛三畏於道光十四年（1834）寫的《廣州的主要進出口商品》中有這樣的記載：「瓷器，這種貨物現在出口很少。當東方產品最初繞過好望角被運往歐洲時，中國瓷器價格很高，船靠它獲得巨額利潤。但它的製造方法已被查明，歐洲國家開始製造並很快與中國瓷器展開競爭。中國瓷器是成套賣出的，一套270件的餐具價值12至75兩，一套二十件的早餐用具價值3兩，一套101件的大型茶具價值11至13兩，49件的小型茶具價值5至6兩。中國人還製造各式各樣的花盆、花瓶、罐子、水果簍和餐桌裝飾品等等。」這段話說明清道光時期景德鎮瓷器已經很難出口。實際上，清代嘉道以後，中國只有極少古瓷和仿古瓷出口歐美國家，中國外銷瓷佔世界市場份額急劇縮小，至清末中國已經成為陶瓷凈進口國。如十九世紀英國印花骨瓷盤（圖10）所示，像這樣的西方印花骨瓷充斥整個中國市場。清代陳瀏在《陶雅》中說：「吾華之瓷業近益凋瘵矣，其猶能以其瓷蜚聲於環球而為環球之人所稱道弗衰者，則國初之舊瓷也。居中國之人不能使其國以堅船利炮，稱雄於海上，其次又不能以其工業物品競爭於商場，而僅憑其國初所出之瓷器之聲譽以相與誇耀，致使環球之人目其國為瓷國。」

（本文作者系江西科技師範學院歷史學教授、中國古陶瓷學會會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