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友漁：昆德拉、哈維爾和我們

06-11

冉按：哈維爾與昆德拉，在中國知識界引起的爭論，從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以降至今，仍未停息。這說明二者的區別，帶給中國知識界的不同感受，引發中國知識分子在現實語境中的對應式反應，從而帶來不少的分歧、爭論。這一爭論，由於不能在中國的傳統傳媒上展開，故只有在網路上零星地發聲。但零星地發聲，也展示了八九過後，中國知識分子變化的心路歷程，值得持續觀察，並使有心者做認真的梳理。

關於哈維爾與昆德拉的爭論，比較有影響的文章是李慎之、徐友漁、崔衛平、余傑等人寫出來的。有意思的是，昆德拉的支持者中有名的人似乎不多，但昆德拉支持者眾多，甚至可以說在八九年後形成了一種思潮。有人甚至用昆德拉的「媚俗」來貫穿中國社會各階層的生活現實，希圖以此來推卸自己應負之責。八九屠城後，集體懦弱的從眾心態，成了民眾包括許多知識分子的集體無意識，為了將自己懦弱帶來的道德失重降低到最低點，極力吹捧昆德拉的著作比較符合他們內心想法的「解構主義」因素。也就是說，反抗、行動、堅持民主自由價值理念、堅持做人底線，沒有什麼了不起，那隻不過是「媚俗」，和躲避、麻木一樣，都只一種生成狀態，將這兩種不同的生存狀態在觀念上抹平後，便找到了不反抗、冷漠的支撐點，並為自己行屍走肉般的活動，找到了強有力的支撐。

在更為廣闊的意義上，我無疑是同意哈維爾的，並且認可他「活在真實」中的理念。但這並不是說，我要強迫（我也無能）所有的人去做哈維爾。事實上，做哈維爾的風險極高，那是一個「理性的人」都害怕的，如果你誠實地承認自己的害怕，我認為這種誠實的懦弱，都是「活在真實中」的一種表現。也就是說，你如果有這樣的作為，在最低端也是與哈維爾的精神同道。但如果你不僅不敢反抗，而且把反抗者所映襯出來的你的懦弱，視為對你的挑戰，並因這樣的道德和勇氣對比，而對反抗者發起進攻，這樣掩蓋自己懦弱麻木的不誠實舉動，就不是犬儒所能概括的惡行了。但在中國，八九後被收買或者冷漠旁觀的知識分子，就我們目力所及，是不少的。

我這樣說，並不是說反抗者就是一個聖潔的乾淨的人，不是的，而是說正因反抗者也有現實意義上的體制原罪，才使得反抗變得更為難得和有意義。哈維爾說：「我們大家都多多少少對這部極權機器之得以運行負有責任。我們當中沒有一個人僅僅是這部機器的受害者。要知道它之所以能運行，我們每個人都曾出了一份力。」換言之，我們都是體制的製造者，其中不乏受害者，但是體制之罪，我們也難辭其咎。正因如此，我們對那些視反抗者為敵人的懦弱麻木者，特別是此中的知識分子，視為必須加以批評的人。末了，我必須說明，我不是主張昆德拉與哈維爾對立，也不是主張「一山不容二虎」，我們都可以欣賞他們，但在涉及我們的現實利益和政治權利時，必須有自己比較的認識。2011年2月8日13：40分於成都

徐友漁：昆德拉、哈維爾和我們

捷克人真是了不起，在經歷似乎綿延無期的民族苦難的同時，向世界貢獻了兩位偉大的作家：米蘭·昆德拉和瓦茨拉夫·哈維爾。兩位世界級大師在中國的命運大相徑庭，昆德拉的作品被廣為譯介，而哈維爾則是只知其人，未見其文。昆德拉被文化人津津樂道，可以誇張一點地說，在一些人中間，已經形成一種「昆德拉情結」或「昆德拉精神」，作為生活與寫作的資源，而哈維爾的精神和形象則使某些人煩惱、不安，其結果是故意的冷淡與緘默。事實上，不少人對形成這種差別的原因心知肚明，兩位作家的思想和言論無疑代表了兩種不同的立場和生活態度。我對兩位作家都很喜愛和尊重，認為兩人思想深刻程度不分軒輕，決無推祟一個，貶低一個之意。但我想矯正對昆德拉的某種誤讀，還想把中國人在明顯偏好之下藏著捂著的一些東西抖落開來。我的理解和闡釋可能會受到批駁，這不要緊，有話明說總是一件好事。　　輕與重　　在昆德拉筆下眾多男女主人公中，薩賓娜最有才華，最能洞穿世事。如果說，昆德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中的「輕」是一個見仁見智、謎語般的概念，那麼薩賓娜的行為和感情就是破謎的解碼符。薩賓娜是背叛的象徵和符號。一連串的背叛使人直面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輕：刃……她的人生一劇不是沉重的，而是輕盈的。大量降臨於她的並非重負，而是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輕。　　在此之前，她的背叛還充滿著激情與歡樂，向她展開一條新的道路，通向種種背叛的風險。可倘若這條路走到了盡頭又怎樣呢?一個人可以背叛父母、丈夫、國家以及愛情，但如果父母、丈夫、國家以及愛情都失去了——還有什麼可以背叛呢? 　　薩賓娜感到四周空空如也，這種虛空就是她一切背叛的目標嗎? 　　如果說「背叛」這個詞因其道義色彩而不符合中國人的文化心理習慣，那麼「消解」或「解構」立即可以成為代替詞。背叛即是對固有價值的消解，對既定意義的解構。人生而處於一套價值觀念和文化傳統之中：對親人的依傍，對故土的眷念，對友誼的誠摯，對愛情的忠貞，對社會、歷史責任的承擔。這一切像地心吸引力一樣使人的行為有所依託，但有時會以戲劇性的方式讓人經受選擇和決定的考驗，它們這時就成了負擔，令人感到不堪其重。輕，則是層層消解之後無重力吸引或牽制的感覺，它既可能產生自由不拘的快感，又可能產生無所依憑的空虛和恐懼。　　消解的前提條件是思想的力度，直面虛空則需要勇氣。　　與薩賓娜恰成鮮明對照的角色是弗蘭茨，被薩賓娜背叛得最無情的是弗蘭茨。也許，在某些經歷了解構主義洗禮的人看來，弗蘭茨象徵了天真的理想主義和幼稚的人道主義，對西方主流話語缺乏反思。他就讀於巴黎，天資不凡，20歲那年就確定了學者生涯，以後在事業上一帆風順。但他不滿足於學院式的成功，認為書本生活不真實，他渴望與人們並肩遊行，同聲呼喊，他要為真理和正義戰鬥。弗蘭茨對薩賓娜的愛慕摻雜著這種理想主義情結，每當她談起自己的祖國，他聽到「監獄」、「迫害」、「坦克」、「禁書」、「非法展覽」這類名詞，就油然生出一種羨慕加嚮往的複雜好奇感，「他把她祖國的悲劇加在她身上，發現她顯得更加美麗。」他認為，這位來自苦難之鄉的女性，進入他那寧靜平庸的生活，就像格列佛進人了小人國的領地。顯然，弗蘭茨的愛慕，除了情與性，還帶著觀念色彩。當然，很難說這種觀念的成份，應該受到尊重還是輕視。　　儘管弗蘭茨對薩賓娜極盡傾慕呵護之能事，但在心性更高、閱歷更深的她的心目中，他並沒有多少分量。薩賓娜認為「監獄」、「迫害」、「禁書」、「佔領」、「坦克」一類詞是醜陋的，沒有絲毫浪漫氣息，惟一使她感覺甜美引起思鄉之情的詞，是「墓地」。但對弗蘭茨來說，墓地只是一堆醜陋的石塊與屍骨。　　從一般的標準看，弗蘭茨近乎完美元缺：學術上的成功、文化修養和藝術鑒賞力，此外，他英俊高大，風度翩翩，更難得的是，他健壯有力，曾當過拳擊冠軍。「但她內心中自語，弗蘭茨也許強壯，但他的力量是向外的，在他生活與共的人面前，在他愛的人面前，他顯得軟弱無力。弗蘭茨的軟弱也可以稱為美德。」當弗蘭茨溫柔地向她表白「愛意味著解除強力」時，薩賓娜明白了兩點：第一，弗蘭茨的話是高尚而正義的，第二，他的話說明他沒有資格愛她。　　當弗蘭茨既出於愛情，又出於正義衝動好不容易背叛家庭時，薩賓娜卻背叛了他，不留一句話，悄然而去。薩賓娜的背叛是輕的勝利，在某種意義上說，這勝利是巨大的苦難代價之後的報償：它將無家可歸、亡命天涯的人對好心腸的施恩者在精神上的優越感暴露無遺。對少數優秀者而言，苦難可以轉化成一筆巨大的精神財富，他們四海漂泊，這財富卻永不離身；他們受人救助，但從不仰人鼻息，永遠心高氣傲。應該注意，薩賓娜的輕並非生就即輕，而是經歷了許多重之後的輕；沒有重也沒有輕，否則是漂浮之輕，而非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薩賓娜離棄一位西方優秀的文化人，也不過是「曾經滄海難為水」而已。　　在繼續根據昆德拉的文本談論輕與重之前，我止不住想就剛才所談發表幾點感想。　　首先，我覺得昆德拉對於西方的文化精英有一種不能抑制的刻薄和怨毒心態，雖然我知道出自東歐國家的文化流亡者或移居者往往如此，但我原本期望昆德拉會表現出一種大家風範。　　根據昆德拉的安排，弗蘭茨參與了西方文化精英進軍柬埔寨的作秀式鬧劇，在垂頭喪氣、無功而返的途中，被曼谷的一幫搶劫者殺害。更具諷刺性和更為刻薄的是，死了的弗蘭茨最終還是屬於他曾經背叛過的妻子。讀到這裡，我不但頹喪，而且絕望，如果弗蘭茨的命運果真由別人安排，我不禁要為安排者如此刻薄而感到寒心。　　如果允許扯遠一點，我在此想指出，弱勢民族中，抱怨和不滿西方文化精英者大有人在。一方面受惠於西方社會中無權無勢的熱心人，一方面又愛擺出既要吃又要罵的姿態。這倒不是因為「給了人情反招恨」的心理情結，而是因為施恩者被視為膚淺的理想主義和人道主義者而讓人感到受不了。同情也罷，欣賞也罷，人家熟悉的畢竟還是自己的東西，再有理解的願望，也難於到位，再使勁幫忙，充其量也只能把你安置在邊緣，擺弄成配角。於是，那些穿透力極強的眼睛，終於發現恩主們到底還是白人文化中心論者，是新的救世主、新的文化殖民主義者。我不明白，那些熱衷於在西方賣國貨，又回過頭來對國人大談自尊的人，為什麼要假定西方的文化人非得完美無缺不可，更不明白他們為什麼要鍥而不捨去討沒趣，討氣受? 　　許多中國文化人在昆德拉的小說中，就解讀出一個「輕」，這輕使他們擺脫了道德規範、社會責任的重擔；這輕使他們逃離價值的約束，標準的衡量；這輕使他們無拘無束，為所欲為；這輕使他們像膨脹了氫氣的氣球，脫離地球重力的吸引，飄飄然上升，乘風而去。不知是無意還是故意，他們沒有解讀出昆德拉作品中的重，他們沒有看到，昆德拉所描述的、薩賓娜所經歷的輕，是人的生命所不能承受的。這輕和重聯繫在一起，沒有重，則不能言輕。　　薩賓娜，這個象徵輕的符碼，在暮年以輕來總結自己的一生時，也用重來刻畫自己摯愛的情人托馬斯的一生。　　托馬斯夫婦是幸運的，蘇聯軍隊入侵之後，托馬斯以自己的名聲，被西方醫學界同行安排出國，在瑞士獲得一個不錯的職位。但特麗莎忍受不了國外生活的輕鬆悠閑，她返回布拉格。托馬斯在輕與重之間有好一陣掙扎：　　星期六和星期天，他感到甜美的生命之輕托他浮出了未來的深處。到星期一，他卻被從未體驗過的重負所擊倒。連俄國坦克數噸鋼鐵也無法與之相比。沒有什麼比同情更為沉重了。一個人的痛苦永遠不及對痛苦的同情那樣沉重…… 　　他不斷警告自己不要向同情屈服，同情心則俯首恭聽，似乎自覺罪過。但同情心知道這只是他的自以為是，還是默默地固守自己的陣地，終於，在特麗莎離別後的第五天，托馬斯告訴院長，他得馬上回去。院長是幫助托馬斯逃離災難的人，他不理解，他生氣了。他質問道：「非如此不可嗎?」托馬斯答：「非如此不可。」　　托馬斯面臨的另一次抉擇是在聲譽和他稱為生命意義的東西之間作出權衡。托馬斯曾寫過一篇短文，主張曾經製造過冤案的人不能以自己不知情或信仰純潔而開脫責任，蘇軍佔領期間，有關當局命令他收回此文，不然就不能繼續從事醫務和科研工作。儘管所謂收回只是私下寫個紙條，儘管周圍的同事都料定他會妥協，儘管他在自己的職業中寄託了生命的意義，但他拒絕收回。他淪落為窗戶清洗工，最後移居窮鄉僻壤，在一次車禍中死去。其實，他可以輕輕鬆鬆地另作選擇，保留生活中他應得的一切，但他以自己後半生的生命為代價，選擇了重。　　退與進　　自進入90年代起，中國知識界對於80年代文化熱中自身的形象和作用作出反思與批判，以前公認的價值標準遭到質疑和否定。在這思想文化氛圍大轉換的過程中，昆德拉的作品，與其他思想資源(比如後現代主義思潮、哈耶克和柏林的保守自由主義觀點，等等)一道成為武器或說辭。不少人認為，80年代知識分子以精英自居，從事思想啟蒙，這種做法在90年代再也行不通了。還有人認為，80年代的啟蒙話語表面上是以新(科學、民主)反舊(封建專制餘毒)，實質上是以舊反舊，因為那種以理想主義和人道主義為基調的話語，雖然在內容上與舊話語相反，但結構上是相同的，即具有集體性、強制性、壟斷性，真正的新話語應該純粹是個體性的，應當不落政治和歷史的窠臼，徹底的新應當是對道義、責任、使命、真理等等的拒絕。　　昆德拉的作品似乎提供了文本依據。　　昆德拉議論說，爭取自由、正義，反抗暴政的政治運動雖然像是令人陶醉的偉大進軍；但實際上是一種政治媚俗，它對局勢的改變於事無補，那些參與者不過是要表現自己的無所畏懼，因此，在他的筆下，歐美文化名流進軍柬埔寨充滿了出風頭和傾軋，純屬一場鬧劇。在托馬斯拒絕簽名的場景中，昆德拉把他的觀點表達得淋漓盡致。　　當托馬斯走進徵集抗議信簽名者的房間中時，迎面看見牆上一幅大宣傳畫：　　那張畫模仿了1918年蘇聯國內戰爭徵兵時的一張著名宣傳畫，畫上有一個士兵，帽子上戴著紅五星，用分外嚴峻的眼神直瞪瞪地盯著你，將食指指向你。原畫的俄文標題是：「公民，你加入了紅軍嗎?」取而代之的捷文標題是：「公民，你在兩千字宣言上籤了名嗎?」　　昆德拉想說的是，就以爭取自由為名而行強制之實而言，捷克的反抗者和蘇聯佔領軍有多大區別? 　　當徵集者希望托馬斯儘快考慮決定是否簽名時，他感到這人和要求他簽署收回觀點聲明的警察沒有兩樣，「人們都是試圖讓他在一份不是自己寫的聲明上簽名」。(這裡忽略了重要的一點，拒絕警察將大禍臨頭，而拒絕群眾抗議者不會引起實際的侵害，充其量招致誤解和輕蔑。人們現在習慣於將體制與非體制的強制等量齊觀，都是抹殺了後果的區別。) 　　與進軍柬埔寨的西方名流一樣，抗議運動的積極分子也是裝腔作勢、煞有介事。他想對托馬斯表示好感，說「你的文章拯救了所有的人!」對這種精英心態，托馬斯報之以沉默。這人還告訴托馬斯，房間可能被秘密警察安了竊聽器，為了顯示自己的勇敢無畏，他大聲對著牆中想像的麥克風講話，而心中打著另一種小算盤：自己的言行已記錄在案，進入了歷史。　　托馬斯認為，靠一紙請願書根本達不到目的，甚至會適得其反。當他的兒子說「簽字是你的責任」時，他激怒了，他把這當成要挾，決然地拒絕簽名。如果昆德拉想說，托馬斯有權拒絕簽名，這沒有錯，尤其是在他描述的那種情況下，拒絕很可以理解。但昆德拉的主張遠非僅此於此。　　昆德拉還借薩賓娜的觀點表明，儘管蘇聯的入侵使得群情激憤，人們走向街頭遊行示威，高舉拳頭，呼喊譴責社會帝國主義的口號，但在法西斯和所有的入侵與佔領後面，「潛在著更本質更普遍的邪惡，這邪惡的形象就是人們舉著拳頭，眾口一聲地喊著同樣的口號齊步遊行」。(我們確實看到過惡與集體一致相聯繫。但難道可以說凡集體一致皆為惡?納粹衝鋒隊的遊行與羅素領導的反核和平運動是一回事?放棄集體行動，以什麼方式抗惡?獨善其身豈非任人宰割?) 　　如果說、集體話語方式有可能與法西斯相關，那麼昆德拉及其追隨者把二者當成了必然相關，把集體性抗惡視為惡。更有甚者，有人把現實的惡懸置起來，高聲譴責抗惡的要求和衝動。　　在如此令人氣悶的氣候中，我們不能不把目光轉向哈維爾，其實，我們早就該關注他了。　　哈維爾以平和的口氣這麼評論昆德拉：　　自然，在每一篇請願書中，甚至每一個簽名都有那麼一點昆德拉所譏笑的那種成分。所以，我就不能反對昆德拉的譏笑、特別是因為那只是在小說里譏笑。我反對他，是他看不見，或故意拒絕去看事物的另一面，事物的那些不明顯但也更充滿希望的那一面。我指的是這些事物可能具有的間接的和長遠的意義。昆德拉也許會成為他自己的懷疑主義的俘虜，因為這種懷疑主義不允許他承認冒著受人譏笑之風險而做出勇敢的行為可能更有意義。　　如果說，昆德拉在小說中把抗議運動寫得烏煙瘴氣，把抗議人士寫得醜態百出，那麼哈維爾卻以自身的言行提供了相反的形象。在他的自傳中有一個細節，很容易被人忽視，卻給我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那是哈維爾和戰友們利用最後一次聚會的機會，為自己的運動起草一份遺囑式的歷史性文件：　　我被任命為負責迅速起草這個文件的三個委員之一，於是我們馬上就退到電影俱樂部的一間小屋裡開始草擬。但不巧的是我還得去出席離此不遠，位於斯帕列納大街的斯帕列納美術館我朋友的畫展開幕式。我不是去發表什麼高論——這將由藝術史家們去做——而是參加一個歌唱節目的表演。我的這位朋友是個達達主義者，他就喜歡唱走調的愛國歌曲，喜歡我熱情地吟誦我們民族的古典文學的精華。所以，我裝著去方便一下而溜去參加了那個開幕式。在開幕式上，我的歌唱和吟誦欠有震驚四座之勢。然後我又匆匆趕回電影俱樂部，參加了那份文件的最後一段的起草工作。　　從哈維爾的自述中可以看到，在真實的運動中，以平常心投入，只顧效果而不計名位，處事有舉重若輕氣概者，大有其人。　　作為運動的發起人和領導者，哈維爾在《論(七七憲章)的意義》一文中指出，與政治家通常的爭取、鼓動、說服、指導、號召，甚至命令威脅不同，《憲章》不強迫別人於什麼，不鼓動、號召大家，不試圖對任何人說教，不代表任何人，也從不抱怨那些不支持它的人們。「《憲章》並不認為它的活動方式是惟一的、最好的，也並不希望大家都去仿效它」。　　哈維爾特別不能同意昆德拉書中的這種說法：請願毫無用處，只是一些人想出風頭。他說，受難者認為：　　當得知人們普遍表現淡漠無情、聽之任之的時候，仍然有人了解他們，有人公開地站在他們一邊對他們毫不猶豫地表示支持，這本身就有不可替代的價值。即使沒有別的理由，這種情感本身就使那篇請願書顯得非常重要。我自己的經歷告訴我，外面的人對我表示支持的消息能夠幫助一個人在獄中生存下去。　　然而，它還有更深的意義：這標誌人們重振士氣、恢復公德心的過程的開始。　　許多人迴避社會責任和道義表態的理由是，他們厭惡政治，似乎任何政治性或社會性行動都必然扭曲人性，但哈維爾談到不同信仰、職業、年齡的人參加他發起的運動時說：「與其說他們是由於政治觀點一致而聚集在一起，倒不如說他們是因為人的本性而走在一起來了的。在這裡，人性超越了政治，促使他們團結在一起的動機首先是道德方面的。」　　誰也不能強迫別人參與政治，無權要求別人為真理、為正義鬥爭，但對每個人都可以要求：你起碼應當成為一個公民。在哈維爾看來，做一個公民，就應當意識到表明自己觀點和看法的權利和義務。他甚至提出了更高的標準：自由的整體性和法律的整體性也是恢復公民意識的前提、組成部分和結果。這裡所謂整體性，就是指不但自己是公民，別人也是公民，當別人的公民權利受到侵犯和剝奪時，你不能無動於衷，因為這不只是對某個人的侵犯，而且是對公民權本身的侵犯。　　我承認，就我們目前的公民意識和道德水準而言，哈維爾的主張是要求太高了。我自己很可能做不到，但我決不會去嘲諷和誹謗。哈維爾的出現或許使人難堪，但我寧願有這樣的提示，我不怕自己的生存狀況受到質疑或挑戰，我不屑於以各取所需的方式，在昆德拉的作品中找到形而上的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