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傳佛教素食傳統淺談

中國漢傳佛教的素食傳統，一般認為是在梁武帝時確立的。但是，在梁武帝以前，《高僧傳》中就出現了大量「蔬食」高僧，為素食傳統的建立提供了歷史依據。《高僧傳》中高僧的蔬食，如智嚴出家後「納衣宴坐，蔬食永歲」，求那跋陀羅「自幼以來，蔬食終身」，其背景、原因以及情形各有不同。

一、隱居于山林，唯有蔬食，這是現實生活所迫；另一方面，道家求仙者的形象對中國高僧影響非常大。求仙者大多有蔬食的要求，甚至不食五穀。如道安受具足戒後，「棲山木食」。支遁自稱「野逸東山，與世異榮，菜蔬長阜」，因見雞蛋中的小雞而蔬食終身。帛道猷在與道壹的信中說：「優遊山林之下，縱心孔釋之書，觸興為詩，陵峰採藥，服餌蠲痾，樂有餘也」；單道開在出家前，「絕谷餌柏實，柏實難得，復服松脂。後服細石子，一吞數枚，數日一服，或時多少啖姜椒。如此七年，後不畏寒暑，冬溫夏涼，晝夜不卧，與同學十人共契服食」。道教重視服氣、辟穀、服餌諸術，認為元氣為生氣之源，氣在則神隨生，得元氣則生，失元氣則死。「服氣」亦名吐納、食氣，即吸收天地間之生氣。「辟穀」亦稱斷谷、絕谷、休糧、卻粒，即是不食五穀的意思；道教認為人體中有彭倨、彭質、彭矯等三屍，分別喜歡寶物、五味、色慾，是慾望產生的根源，是毒害人體的邪魔，而三屍是靠谷氣生存；所以，人若不食五穀，斷其谷氣，那麼三屍在人體中就不能生存；要益壽長生，必須辟穀。但是，不食五穀仍然要維持身體，所以食茯苓、巨勝、黃精、大棗等物。「服餌」就是服食丹藥。

這些道術傳入初期中國佛教，引起高僧的實踐。如法成「不餌五穀，唯食松脂，隱居岩穴，習禪為務」；僧從「不服五穀，唯餌棗栗」，但是「年垂百歲，而氣力體強，禮誦無輟」；法光出家後，實行頭陀行，「絕五穀，唯餌松葉」，後來誓志燒身，「乃服松膏及飲油」；法恭出家後，「苦行殊倫，服布衣，餌菽麥」，同傳記載烏衣寺僧恭「亦不食粳糧，唯餌豆麥」。

二、儒家強調服喪期間，必須斷絕肉糧。《儀禮·喪服》說：「斬者何？……居倚廬，寢苫枕塊，哭晝夜無時。歠粥，朝一溢米，夕一溢米，寢不說絰帶。既虞，翦屏柱楣，寢有席。食疏食水飲，朝一哭，夕一哭而已。既練舍外寢，始食菜果，飯素食哭無時。」同時，儒家亦以不殺生為仁的體現之一，如《孟子·梁惠王上》說：「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服喪必須蔬食，成為孝道的表現方式，而且得到中國佛教徒的支持與實踐。如竺法曠「及母亡，行喪盡禮，服闋出家」，道恆亦是「後母又亡，行喪盡禮，服畢出家」，僧鏡「家貧母亡……乃身自負土，種植松柏，廬於墓所，泣血三年，服畢出家」，這都是嚴格按照儒家的禮儀服喪。儒家禮儀深入中國古代社會的生活層面，不但是佛教徒，即使方外隱士亦皆如此。如《晉書·隱逸傳》記載郭文「父母終，服畢，不娶，辭家游名山……恆著鹿裘葛巾，不飲酒食肉，區種菽麥，采竹葉木實」，孟陋「喪母，毀瘠殆於滅性，不飲酒食肉十有餘年」。而且，梁武帝斷肉食的奉佛生活實際上就是父母亡後，如《凈業賦》說：「恨不得以及溫清朝夕供養，何心獨甘此膳，因爾蔬食，不啖魚肉」，可見儒家孝道思想對中國佛教素食傳統的建立，具有很大的影響。

三、蔬食有助於持戒，樹立苦行的修道形象，而且是德行的象徵。如慧遠的弟子曇順「蔬食有德行」；如《慧觀傳》附傳有法業「蔬食節己」，所以晉陵公主為他建造南林寺；慧猷「蔬食履操」，法珍「蔬苦弗改，戒節清白」，慧溫「疏苦並有高節」。蔬食者控制了自己的慾望，斷絕了俗世生活的習慣，無疑是道德操行高尚的表現。

四、蔬食有助於坐禪、誦經、持咒，是修道生活的助緣。如道恆「蔬食味禪，緬跡人外」；慧安「蔬食精苦，學通經義，兼能善說，又以專戒見稱」；普明「蔬食誦經，苦節通感」；竺僧顯「貞苦善戒節，蔬食誦經，業禪為務」；支曇蘭「蔬食樂禪，誦經三十萬言」；法緒「德行清謹，蔬食修禪」；慧通「蔬食持咒」；僧覆「學通諸經，蔬食持咒」。

五、蔬食與懺悔亦緊密相連。如僧遠在出家前「蔬食懺誦」，出家後蔬食五十餘年；僧侯十八歲時，便「蔬食禮懺」，出家後直至臨終，「魚肉葷辛，未嘗近齒」。

僧尼蔬食的出現，還受傳譯經律的影響。公元418年開始，《涅槃經》、《楞伽經》、《央掘魔羅經》、《梵網經》等，極大影響了禁絕肉食運動的開展。尤其是《十誦律》的譯出，在《十誦律》卷二十六中，佛陀制戒：「聽啖生肉飲血，應屏處啖，莫令人見」，因為得病而食肉，但是不應令人看見，無疑從另一方面說明佛陀不准許非病的比丘食肉飲血。

中國儒家孝道思想、服喪的規定以及道家求仙的修道方式，經義與戒律的規定，現實蔬食者的大量存在，為梁武帝提倡素食奠定了基礎。

梁武帝對僧尼斷酒肉的推動，不僅有經典、歷史的背景，亦有士大夫群體的支持。尤其是周顒、沈約等士大夫相繼提倡素食，對梁武帝影響很大。周顒是宋齊時期的文人，晚年熱心素食，而且力倡素食。沈約對素食的推動，在他的《懺悔文》、《捨身願疏》、《究竟慈悲論》中都有體現。

中國佛教素食傳統的形成，梁武帝是最核心的人物。梁武帝對禁斷酒肉的提倡，不僅有自身的生活實踐，還是齊梁佛教的現實需要。

齊梁時期佛教發展迅速。隨著寺院僧團勢力的發展，難免與君權產生衝突。梁武帝積極提倡佛教，導致寺院、僧尼人數急劇增加；另一方面，僧尼的弊病亦不斷出現。在士大夫對佛教提出改革的意見中，便有「僧尼皆令蔬食」，這是以蔬食作為持戒和道行的標準之一，成為改革佛教的關鍵性辦法。

從梁武帝自身來說，雖然他出身貴族，但是信仰佛教後，他的日常生活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能夠誓行不殺生、不飲酒、不肉食的菩薩戒。所以，他提倡禁斷酒肉，無疑具有巨大的號召力。

梁武帝以法雲法師等為代表，針對傳統佛教僧伽的流弊，提倡菩薩慈悲、嚴守戒行的新精神，以「斷酒肉」為實踐之始，來匡正佛教。所以，梁武帝是利用了一批明經、解義、持律的比丘，以戒律、法義的辯論，來導正僧伽流弊，將「斷酒肉」運動發展成為佛教內部的自覺，從而避開王權與僧伽的衝突。

從「斷酒肉」的整個運作來說，梁武帝、法雲法師等先後舉行了兩次法會，對斷酒肉進行公開辯論。法會經過策劃，《斷酒肉文》經過梁武帝與法雲等高僧的討論，而且具有深厚的歷史傳統與「食肉者斷大慈種」等證據確鑿的理論依據。經過兩次法會的舉行，通過法義與戒律兩方面的討論，在思想上進行統一，而且通過國家行政機構發布詔令，並且由當時佛教領袖負責傳布，從而在實踐上保證了「斷酒肉」政策的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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