討論：中國的「3000萬光棍」 問題

經濟學者又來談社會問題了。浙江財經學院教授謝作詩前不久在博客中撰文《「3000萬光棍」是杞人憂天》，用經濟學原理來解釋這個社會問題，拋出一系列「駭人聽聞」的觀點：「收入高的男人會先找到女人，因為出得起高價」；「收入低的男人怎麼辦？一種辦法是幾個人合起來找一個老婆」；「我甚至懷疑，允許同志合法結婚，可能也能緩解3000萬『光棍』問題」……這些觀點被媒體報道後，迅速引爆輿論場。「我寫《杞人憂天》，無非是反駁那些危言聳聽、宣稱『3000萬光棍』將引發嚴重社會問題的專家學者。」謝作詩表示，歡迎大家跟我辯論，但是要以理服人，不能上來就罵、不能只做道德審判。

法律讀庫今日播發浙江財經學院教授謝作詩的博客文章，以及北京大學人口所穆光宗的文章，供大家對照討論：

　謝作詩：「3000萬光棍」是杞人憂天

來源於浙江財經學院教授謝作詩的博客。

　　新聞報道稱，2020年中國將會出現3000到4000萬的光棍。人們似乎已經看到，3000萬光棍聚眾抗議社會不公，老年以後老無所依，孤獨終老，形成十分嚴重的社會問題。

　　真的會這樣嗎？

　　我不否認3000萬光棍的事實，但我否認一定會出現這樣嚴重的社會問題。

　　壞的經濟學會認為有「短缺」、「過剩」之說，但是好的經濟學認為沒有這回事。道理是這樣的，人為能夠控制貨幣價格，但是不能控制非貨幣價格，而真實的價格是貨幣價格和非貨幣價格的加總。你把貨幣價格壓低，那麼非貨幣價格就會上升，反之反是。你把火車票價壓低，那麼排隊購買、擁擠就會發生。排隊的時間、擁擠帶來的不舒服也是乘火車的代價，叫做非貨幣價格。最終乘車的代價沒有變化。你把最低工資拔高，那麼排隊、託人情找工作就會發生，工作的實際收入要把這些代價扣掉。最終工作的實際收入也沒有變化。

　　既然價格是調節供求的，重要的是實際價格，不是名義價格，而人為能夠控制貨幣價格，但是控制不了實際價格，那麼又怎麼會有「短缺」、「過剩」一說呢？

　　光棍的存在只是增加了女性的相對稀缺性，提高其價格，絕不意味著兩性的市場就不會出清，就會出現剩男。如此看問題，光棍及其相關的性問題也就變成了收入問題。

　　收入高的男人，會優先找到女人，因為他們出得起高價。

　　收入低的男人怎麼辦呢？一種辦法是幾個人合起來找一個老婆。這並不是我的異想天開，在那些偏遠的窮地方，就有兄弟幾個合娶一個老婆的，而且他們還過得其樂融融。

　　不願意合娶，或者法律不允許一妻多夫怎麼辦？那可能真的只能光棍了。但光棍不意味著他們就不能獲得性生活。由於3000萬光棍的存在提高了女性的性價格，這會增加其供給。

　　改革開放後，在一些沿海地方，男女比例嚴重失衡，但性的問題是不是就因此而不能解決呢？你聽說過搭夥過日子的嗎？聽說過幾個女孩子養一個男朋友的嗎？那幾個男人養一個女人不可能嗎？再說了，還有髮廊妹、站街妹……這些不也是解決性的途徑嗎？

　　性的問題，總是要解決，不能合法解決，就會非法解決；不能在陽光下解決，就會在黑暗中解決。3000萬光桿是既成的、短期改變不了的事實，而市場總是要以某種方式出清，問題只在於我們願意以哪一種方式出清。當然，我們也可以選擇既不允許一妻多夫，也不允許婚外性行為，那就只能接受社會不穩定了。非常幸運的是，這種選擇是實現不了的。

　　情緒宣洩不是科學。科學是能夠幫助我們理性推斷未來的東西。3000萬光棍未必帶來嚴重的社會問題，但一定會帶來性的自由。如真的帶來了嚴重問題，那也是法律、觀念的錯。

　　一切問題本質上都是價格問題、收入問題。如果我們真的擔心3000萬光棍，那就老老實實發展經濟吧。經濟發展了，王老五們收入高了，就會有東南亞的、非洲的姑娘嫁過來。

　　問題的另一面是，可能我們忽視了中國國情，誇大了3000萬光棍的事實。

　　眾所周知，中國存在嚴重的食品安全與環境污染問題。例如雌激素的使用就已經泛濫。除了女性大量服用的避孕藥，還有動物飼料中的各種添加劑。造成的後果難道只是女性早熟嗎？比如就有報道兩三歲的小女孩乳房就發育、來例假了。其對男人會不會也有影響呢？

　　雌激素泛濫，就算不減少男人的數量，會不會減少男人的性的需求數量呢？

　　一個有趣的現象是，我身邊是大齡女青年多，而不是大齡男青年多，托我介紹對象的多是女方家長，而不是男方。或許你會說你在城市，城市是大齡女青年多，農村是大齡男青年多；層次高一點是大齡女青年多，低一點是大齡男青年多，因為男人願意低娶，女人一般要高嫁。對此我無法反駁。但是為什麼廣場舞主體是大媽們，大爺們去哪裡了？不要說男人壽命短、女人壽命長，而且丈夫一般比妻子年齡大。能跳廣場舞的大媽們，她們的老頭還在的。可能的推斷只能是，老頭們沒有這樣的需要，也沒有這樣的體能了。期待醫學能給一個答案！

　　我甚至懷疑，允許同志合法結婚，可能也能緩解3000萬光棍問題。

穆光宗：3000萬光棍的背後是生命權的漠視

來源於《探索與爭鳴》雜誌，微信號：tansuoyuzhengming。原刊於該雜誌2014年第9期，原題為《漠視生命權：人口性別比失衡的背後》。作者穆光宗，北京大學人口所教授、博士生導師。

在可預見的將來，性別失衡的社會風險一定會放大、會爆發，影響中國未來的發展。可以說，我們面對的是近乎無解的大難題，原因在於成年女性人口婚配資源實在相對匱乏。

　　1980年，計生政策的出台就埋下伏筆，意料之外的人口問題轉型使得中國進入了人口學意義的風險社會。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關於控制我國人口增長問題致全體共產黨員、共青團員的公開信》頒布以來，出生人口性別比逐漸偏離正常值域(102~107)，一路攀升失調，1982年為108.5，1990年為111，2000年為120，2009年為119.45，2010年為119，2013年仍高達117.6，至今仍在高位徘徊。國際上長期觀察的結果顯示，在未受到干預的自然生育狀態下，出生人口性別比介於103至107之間，聯合國1955年設定的正常值在102至107之間。無論數據統計口徑如何、水平高低，不影響我們得出一個定性的結論：我國出生人口性別比的確出現了真實、長期、普遍、嚴重的偏高和失調態勢，而且是全世界出生人口性別比失衡最嚴重的國家。與此形成強烈對照的是，1980年以前的歷史數據表明，《公開信》之前我國出生人口性別比一直表現正常。我國1953年、1964年、1982年、1990年和2000年五次人口普查出生人口性別比分別是104.9、103.8、108.5、111.3和116.9，從1982年以來有明顯偏高勢頭。1960年代總出生人口性別比為106.66，1970年代為106.31，均處於正常狀態。這一現象令人深思，說明單一的生育觀念因素已經無法解釋出生性別比失調問題。

　　人口結構是基本的社會結構，平衡的人口性別結構、協調的人口年齡結構、和諧的人口社會結構是保障人口持續健康發展的三大結構性力量。人口性別失衡導致社會關係被撕裂、社會結構被破壞。在可預見的將來，性別失衡的社會風險一定會放大、會爆發，影響中國未來的發展。代價已經產生，而且是巨大的，我們現在能夠做的就是盡量減少代價。可以說，我們面對的是近乎無解的大難題，原因在於成年女性人口婚配資源實在相對匱乏。這也是「人口虧損」、「人口失衡」、「人口風險」、「人口衝突」的重要表現。

　　一

　　人口性別失衡有幾個概念，包括出生人口性別比的失衡、可婚人口性別比的失衡和老年人口性別比的失衡。從生命歷程觀點看，人口失衡的人口學效應包括隊列效應和時期效應，均為很強的負效應。現在我們談論的是「想像的痛苦和代價」，今後將感受的是「體驗的痛苦和代價」。

　　首先是女權被侵犯問題。從女胎平等的出生權被剝奪到女性的生存權和發展權被侵犯，將導致曠日持久的大面積的危害，如性暴力、性犯罪、性產業、性病等對女性的傷害。而歸根結蒂，是女胎平等的出生權利沒有得到很好的保障。《2012年中國衛生統計年鑒》顯示，1980～2009年中國共進行了2.75億例人流手術，其中女孩被人流比例更高。

　　其次是男權淪喪問題。2000～5000萬「被單身人口」問題出現——心情壓抑、全家不歡，其中少部分「失偶人口」還有可能發生「人口異化」，演化為「狼性人口」，對人生絕望，搭幫結夥，滋事生非，單身人口問題轉化為複雜的社會問題。根據原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參與的、2012年底發布的《2012~2013年中國男女婚戀觀調研報告》的數據，中國80後非婚人口男女比例為136∶100，70後非婚人口男女性別比高達206∶100。「剩男」現象極可能誘發大量性犯罪、性暴力、拐賣女性、騙婚等問題，嚴重破壞社會穩定，危及經濟社會的和諧發展。

　　再次是人口可持續發展能力受到挑戰問題。剩男問題因剩女問題進一步惡化了人口學意義的婚配失調現象，降低了婚內生育率，危及人口自身的可持續發展。從人口學角度來看，未來數千萬男性可婚人口找不到對象已成定局。在我國人口性別比持續、普遍、嚴重失調的大背景下，即使「剩男」自身抱有天大的樂觀心態，也無法化解嚴峻人口形勢下擇偶難、成家難、養老難等連鎖問題。2004年，美英兩位學者所著的《光棍：亞洲男性人口過剩的安全意義》一書，就將中國出生人口性別比的失調與安全問題掛鉤。2013年之後，中國每年的適婚男性過剩人口將在10%以上，平均每年約有120萬男性在婚姻市場上找不到初婚對象。

　　二

　　1980年以後出生人口性別比的失衡是一個歷史的必然。質言之，出生人口性別比的失衡在根本上是過於嚴格、狹小的生育選擇空間和過於強烈的偏男生育意願相互衝突，在B超等性別鑒定技術出現後選擇性人工流產的結果，是計劃生育政策、生育性別偏好和胎兒性別鑒定技術三個因素共同作用的產物，是嚴格控制人口數量的社會代價之一。而一胎化為核心和導向的計生政策難辭其咎。因為生育的決策和實現是需要選擇空間的，而強制性一胎化政策限制了多數家庭的「生育選擇空間」。如果沒有這個政策因素，可能中國也會經歷社會轉型過程中的自然失調，但不會那麼嚴重。計生政策的力量是剛性的，生育偏好的力量是柔性的，性別鑒定技術的力量是中性的。從力量的性質看，計生政策對出生人口性別比失調要負主要責任。計生政策不僅對放棄女胎這種選擇性生育行為有直接的影響力，而且對生命倫理還有巨大的破壞力，生育指標的做法使得一些沉默的生命被貼上了「不該出生」的標記。城市漢族人口普遍一孩、農村漢族人口普遍一孩半的政策，實際上默認和固化了男女出生不平等的事實，大量的強制性流產和墮胎更是踐踏了寶貴的生命權。可以說，強制性一胎化政策是加劇性別比失衡不可忽視的政策性因素。當然，完整地說，出生人口性別比失衡背後「性別市場選擇」的技術因素也不容忽視，在市場化的背景下，一個隱秘難於查實的B超市場極大地干預了出生性別比的自然生態平衡。

　　出生人口性別比持續、普遍和嚴重偏高的問題長期威脅著中國人口的生態安全。人口結構、人口關係是否平衡和諧對於人口能量的正負發揮起著關鍵的作用。持續至今的「以數為本」的人口治理觀已經過時，有悖人口發展規律。我們不是沒有找到問題的癥結，而是沒有那把劈開癥結的「斧頭」。

　　我國需要標本兼治，綜合應對：

　　一是要儘快完善人口生育政策。僅僅從維護人口生態安全的戰略需求出發，我國也需要儘早確立性別平等、城鄉統一、平衡發展的「自主生育+鼓勵兩胎」的生育新政，以性別平等來引領生育計劃、約束生育行為，通過擴展生育選擇空間來釋放公民緊張的生育心理、滿足基本的生育願望。有學者將湖北恩施、山西翼城、河北承德、甘肅酒泉四個「兩胎試點」地區作為一個整體計算就發現：2000年「兩胎區」0～4歲人口性別比為112，低於全國的120;2010年為112，低於全國的119。同時，用政策和制度的力量宣示「男女平等高於計劃生育」的命題和價值觀。「男女平等」與「計劃生育」要從衝突走向協同，關鍵在於政策的重新定位。前者高於後者，前者屬於宏觀的人權政策，後者屬於微觀的家庭政策。治本之策要還權於民，國家除了要控制生育性別的微觀選擇外，還應儘快退出對生育決策權的直接干預。生育數量和間隔的決策權應該回歸家庭，政府和社會則應主要做好避孕節育的服務和生育—養老的保障。此外，要進一步釋放生育許可權。在自然生育狀態下，多生是達到出生人口性別比平衡的唯一手段。「單獨兩孩」政策實施後，未必能使出生人口性別比恢復正常，但有望進一步使高出生性別比下降，因為生育選擇空間的拓寬對緩解出生性別比失衡會有一定幫助。

　　二是宣傳教育的重點在於淡化和消除強烈的性別歧視而不是溫和的性別偏好，傳統生育意願不是出生人口性別比失衡的關鍵，關鍵在於政策的擠壓。旨在恢復出生人口性別比自然平衡的「關愛女孩行動」，在過去的幾年中雖然下了很多功夫，但治標不治本，效果差強人意。筆者認為，特別需要關注的目標家庭有：第一胎是女兒的農村家庭有可能因為處在生育的邊界狀態而做出冒險的選擇，進行非醫學需要的性別鑒定和性別選擇;受到撫養能力的制約，貧困家庭有可能在第一胎就進行性別上的選擇;雙女戶家庭有來自家族內部的壓力，也有村民議論的外部壓力，可能繼續為「第三胎男孩」努力。

　　三是社會性別平等的要害是三大權利的平等，即平等的出生權、生存權和發展權，歸根結蒂是生命權的平等。性別平衡是人口長期均衡的重要維度，促進性別平衡最重要的是權利視角，中國要積累和激發性別平等的制度和政策力量。說到底，出生人口性別比失調問題是一個文化現象和文化問題，也是女性在男權中心的文化中的地位、價值和命運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