審視國學熱 ——兼論作為意識形態的儒學

國學熱與文化熱

談到「國學熱」，不由地想起「五四」。以反傳統著稱的五四運動爆發一個世紀了，然而，舉國上下卻正在回歸傳統。從大學紛紛成立國學院到教育部要求小學生唱京劇，從學前兒童咿咿呀呀背《論語》到企業家紛紛投身學費昂貴的「國學班」，弘揚傳統的「國學熱」方興未艾……

然而就在三十年前，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也就是改革開放的發軔期，曾經掀起了一場「文化熱」，其氛圍、訴求卻與「五四」完全合拍，而與「國學熱」針鋒相對：歐風美雨，深入人心，批孔孟，斥傳統，出國潮，西學熱，……以《河殤》為突出標誌的清算中國傳統，投入西方文明的熱潮，構成了只有「五四」才能比並的文化景觀。

在那個年代，即便是一些堪稱思想解放旗幟的文化大師，經過深思熟慮提出一些中國傳統的可取之處，通常也會遭到猛烈抨擊。如李澤厚師著《中國古代思想史論》，在「文革」後首次系統地探討了中國傳統思想文化，並對孔子等古代思想家給與了高度評價，這令一些年輕人深感失望，王蒙先生、劉再復先生等人對傳統的肯定也受到一些激進派的嘲笑。

今夕復何夕？歷史真的如此詭譎？短短三十年，中國人的文化訴求竟恍若隔世。

李澤厚師著《中國古代思想史論》

變化儘管巨大，其實不難理解。三十年改革開放所帶來的空前的經濟繁榮，國內國際的種種誘因和刺激，全球化時代捍衛本土文化價值的近乎本能的訴求，文明古國的深厚情結，又喚起了中國人對自己悠久歷史文化的自信和自豪，從而有條件有基礎也有需要重新估價自己的傳統，在市場化改革所經歷的精神震蕩中尋迴文化家園，確立人生價值，重建精神信仰。從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文化熱」實際上是「反國學熱」到今天的「國學熱」，正是中國人對自己的傳統文化從懷疑、反省、否定到尋覓、重振、回歸的歷程。

這是我們的文化生命所經歷的又一輪鳳凰涅槃嗎？

面對「國學熱」，「五四」精神真的已經暗淡無光，真的要被傳統吞沒嗎？

似乎出現了這種跡象。

「國學熱」在從「五四」往後退。

君不見，從耆宿大儒到販夫走卒，「河東河西論」「儒家文化拯救世界」論此伏彼起；「我們有的外國沒有，外國有的我們早有」的心態邏輯甚囂塵上；以所謂東方神秘主義貶科學甚至反科學，將科技妖魔化成為時髦。

而所謂「政治化儒家」則不遺餘力地攻擊現代民主理念，他們不僅要重建儒家在意識形態的統治地位，還要將儒家的倫理政治主張直接確立為國家的政治制度，政教合一的籲求，較之清末的頑固派猶有過之，真是語不驚人死不休。「國學熱」中對傳統的無分析的追捧，令人不由想起魯迅說的紅腫艷若桃花，流膿美若乳酪。某些人士正祭起傳統特別是儒家大旗，向著五四的旗幟：科學與民主開炮。

這樣的國學熱，是將國學變成民族前進的絆腳石，是將國粹變成國渣，繼續讓死人拖住活人。

更有甚者，「國學熱」不僅在從「五四」往後退，甚至在從孔子往後退。孔子的偉大貢獻之一就是開創了中華民族特有的理性精神。例如他將《易經》從算卦的書變成哲學的書，從和鬼打交道的書變成和人打交道的書（馮友蘭語），剔除了《易經》的神秘主義和蒙昧主義，空前地提高了〈易經〉的文化品位。但在國學熱中，各種國學班都有「易學大師」在裝神弄鬼地算卦，都有「風水先生」在給房地產老總上「國學課」，課程的內容當然只能是「左青龍，右白虎」云云，最後就在最高學府的課堂上玩起了「奇門遁甲」。 「氣功大師」過時了，「易學大師」、「風水大師」、「鬼谷子大師」、「奇門遁甲大師」又招搖過市。

此情此景，直讓人想起胡適描繪的上世紀二十年代的中國景觀：「這遍地的乩壇道院，遍地的仙方鬼照相」……

這樣的「國學熱」，是將國學惡俗化，商業化，痞子化，狗屎化，是在化神奇為腐朽。

尤為值得警惕的是，「國學熱」還在從改革往後退。改革開放三十年，不時有反改革的勢力沉渣泛起，開歷史倒車，搞得烏煙瘴氣。「國學熱」中亦有人打著維護和弘揚傳統的旗號攻擊改革開放，認為道德崩潰，信仰危機，貧富懸殊、腐敗猖獗，人性墮落等等，都是由於人心不古，而人心不古則完全是由於改革開放。於是主張回到五十年代，回到計劃經濟，甚至有人主張為「文革」翻案，為「四人幫」平反，再搞「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轉專政下繼續革命」。這種主張的荒唐一目了然，說起破壞、摧毀中華傳統文化，誰能厲害過文化大革命？

不言而喻，我們必須警惕和抵制這樣的「國學熱」。

我們應切記，繼承和弘揚傳統，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園，只能從孔子往前走，不能從孔子往後退；只能從「五四」往前走，不能從「五四」往後退；只能從改革往前走，不能從改革往後退。

從孔子往前走，就是要反對蒙昧主義，就是要啟蒙，而不是「蒙啟」（李澤厚師語）；就是要提倡理性主義，培育批判意識，高揚人文精神，將孔子的仁者襟懷創造性地轉化為新時代的文化生命。

從「五四」往前走，就是要同情地理解「五四」：「禮教吃人」的控訴錯了嗎？巴金的《家》錯了嗎？曹禺的「家」（《北京人》）錯了嗎？魯迅的《狂人日記》、《阿Q正傳》、《祥林嫂》、《孔乙己》、《離婚》錯了嗎？都沒錯！應充分肯定「五四」運動（包括其反傳統）的歷史正義性和必要性，在繼承「五四」的基礎上超越「五四」。

今天，中華民族的強國夢已經在很大程度上實現了，「中體西用」已經實現了，但「五四」的願景：科學與民主的實現還任重道遠。如何從中體西用轉化為西體中用，已經成了迫切的時代課題。

我們還是應該在五四精神的照耀下審視、繼承和弘揚傳統，也就是在民主和科學的引導下汲取我們的文化資源。

從改革往前走，就是要在改革開放的時代精神引領下弘揚傳統，建設精神家園。我們應清醒地認識到，傳統，即便是那些曾經非常好的東西，也必需在一種現代的思維方式、現代的文化結構、現代的價值度量、現代的生活態勢中調適、融合、消化、升華。中華文化的優秀傳統和改革開放的時代精神具有內在的一致性和互補性。傳統文化可以為改革開放提供寶貴的精神資源，改革開放又為傳統文化注入了勃勃生機。

這裡順便指出，對於改革開放，已經有必要再定義，再闡釋。所謂改革，就是全方位地改革舊體制，建立新體制；所謂開放，就是全方位地向現代世界文明潮流開放。改革開放，不能是權貴的利益再分配。從這個角度理解的改革開放，才是真正為中華民族帶來希望的改革開放。做一個文化表述，改革開放的目標模式，應該是西體中用，而不是中體西用。

已經有必要指出「國學熱」的升虛火，發高燒，應該給它降降溫，讓中華傳統文化的繼承和弘揚更理性、更健康、更文明，這樣我們才能建設溫暖可靠有前景的精神家園。

在過分地熱衷於「祭孔」的時候，還是有必要聽聽李卓吾的話：

「二千年以來無議論，非無議論也，以孔夫子之議論為議論，此其所以無議論也；二千年以來無是非，非無是非也，以孔夫子之是非為是非，此其所以無是非也。」

在盲目地執著於傳統的時候，還是有必要借鑒李大釗的批判：「總觀孔門的倫理道德，於君臣關係，只用一個『忠』字，使臣的一方完全犧牲於君；於父子關係，只用一個『孝』字，使子的一方完全犧牲於父；於夫婦關係，只用幾個『順』、『從』、『貞節』的名詞，使妻的一方完全犧牲於『夫』，女子的一方完全犧牲於男子」

在變態地沉迷於儒學的時候，更有必要記住日本人的羞辱：「支那人盲目以崇儒教，真枯死之國民。」

國學為什麼熱

我還關注的一個層面的問題是，國學為什麼能夠「熱」，這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電視媒體。由於《百家講壇》一類電視媒體通過「說書學者」的成功介入，所謂「國學熱」一下子在全社會掀起了高潮。

一點也不奇怪，電視作為當代社會的媒介驕子，其巨大的信息傳播能量足以左右民眾精神和社會心理，成為文化的主導者。它能夠化腐朽為神奇，也能夠化神奇為腐朽；能夠使「豎子」一夜成名，也能夠使「英雄」一敗塗地。君不見某些國家的政治也早已電視化，總統要想在政治上過關，首先要在電視上過關。以電視為代表的大眾媒體對「國學熱」的大眾化，固然功不可沒。但是在某些大眾媒體的慫恿下，對傳統文化的淺薄化和媚俗正以各種理由予以迴避、寬容甚至接受，特別是為了迎合某種陰暗、惡俗的趣味和追求連人類生活的價值底線都肆無忌憚地褻瀆，對此，我們的良知就應該保持警惕。

一段時間以來，一些人在散布大量令人咋舌的常識性錯誤誤導民眾的同時，專門替臭名昭著的暴君翻案，如煞有介事地為商紂王這樣的暴君塗脂抹粉，甚至稱頌秦始皇為「仁君」，說他焚書坑儒沒錯，因為坑的書生都是沒事找事，添亂，都很討厭（討厭就應該活埋，說出這種話的人還是學佛之人）。還有「說書學者」為了美化清朝專制政權，拍康雍乾這些開歷史倒車的死皇帝的馬屁，竟然對駭人聽聞的文字獄都曲為之辯，真是喪盡了知識分子的最後一點良知。

國家媒體公開宣傳偽科學和迷信

拍政治專制的馬屁之外，另外一種傾向就是庸俗化：例如有人說孔子讀書就是為了做官，做官就是為了拿俸祿。這種忽悠好像很實在，實際上完全是在媚俗，是將孔子庸俗化。「儒」這個職業原本是「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這是陳芝麻爛穀子的常識（一些人們總是像愛因斯坦發明相對論似地在電視上宣布一些在學界早已是陳芝麻爛穀子的常識），孔子的偉大處恰好在於他超越了一般的儒，他不僅把儒當作一個謀生的職業，他更從儒出發追求一種政治理想、社會理想、人生理想。如果說孔子讀書就是為了做官，那麼怎樣理解「『孝乎惟孝，友於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如果做官就是為了拿俸祿，那麼怎樣理解「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孔子固然要做官，「三月無君則惶惶如也」、「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甚至去見名聲不怎麼好但有權勢的壞女人，乃至遭到自己學生的誤解。但他絕不是為了自己升官發財，而是為了天下蒼生。否則怎麼能恓恓惶惶走天下，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如果說就是為了做官拿俸祿，為什麼還要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知其不可為而為之還能做上官嗎？還能拿到俸祿嗎？孔子為了實現自己的政治主張和社會理想幾次差點被餓死、被殺害，這種境界難道是那些一味地做官拿俸祿甚至利欲熏心、以權謀私者能夠企及的嗎？為了迎合市場趣味專門炒作所謂的「實在」來嘩眾取寵，已經喪失了起碼的文化良知。

令人擔憂的是，許多媒體還對此津津樂道，將其視為所謂幽默、智慧（其實連小聰明都算不上）。文化良知對這種現象的譴責，卻往往被媒體故意冷落，被奚落為假正經，被邊緣化。黃鐘毀棄，瓦釜雷鳴，成了大眾消費社會的常規現象。當然，生活中更需要的還是瓦釜，黃鐘一般只能擺在博物館裡。但瓦釜並不因此就成了黃鐘，或並不因此就可以欺世盜名、混淆視聽地自命為黃鐘。當然，還會有人又油嘴滑舌地來假民粹的老一套：我就是瓦釜呀，從來也沒有自命黃鐘呀！於是就在民眾被這假民粹蒙蔽而喝彩時，趕緊將原來賣不掉的爛冬瓜混到正時令的蘿蔔里打包兜售。

學術文化和大眾文化宣傳畢竟不是一回事，儘管各有各的價值，儘管二者也不是完全沒有關係。最荒唐的要求是學術要走向大眾，文化要老百姓都懂。這是典型的假民粹。你能要求「嫦娥」的總設計師對一個賣大蔥的講明白「嫦娥」是怎樣飛到月球軌道上的嗎？學術上的事，有許多是非專業人士無法搞懂也無需搞懂的，偏偏就有那麼一些人學術實在做不下去，跑到電視上「說書」，有了點知名度，立刻就雲山霧罩，自欺欺人，指指點點，忘乎所以，整得那些自甘寂寞、數十年如一日地坐冷板凳搞學問的人都好像犯了蔑視民眾的大罪似的。但有一點十分清楚，無論多少個非專業人士的追捧，都不會給你在學術的小圈子裡增加哪怕是一兩分量。

但同樣令人擔憂的是，某些高校竟然將和學術毫不沾邊的電視說書講故事當成了「學術指標」。例如某高校校長，專門領著「說書學者」到處招搖，為學校增添知名度；某高校某系的展示欄上，居然將上了電視說書講故事列為頭一條學術成就；某學術會議報道，居然將某某上了某某電視講壇的「說書學者」出席會議列為頭條。殊不知他們在電視上講的那些東西，連一篇學士學位論文的水平都達不到，應為那根本是不同性質的兩碼事（順便提議，那些打著講歷史講文化的旗號的「說書學者」們應該轉行到曲藝團工作，幹嗎還留在高校里呢）。目下中國的一些高校，冠蓋滿校園，就是缺少教育家，而追星、媚俗、欠債和學術腐敗，已成了一些高校的四大奇觀。對電視「說書學者」的追捧，或可算作一端。

然而還有等而下之者。任何文化現象一旦熱起來，就必然有矇事兒的混跡其間，就像倒票的黃牛黨一樣。

時下一些活躍於企業培訓領域的所謂「國學大師」，「國學應用大師」，其實根本不知國學為何物，連一點常識都沒有就敢胡言亂語，真的是不以為恥，反以為榮。

例如一個連國學的門還沒找到的營銷先生，搖身一變就成了「國學應用大師」，還自封為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的客座教授，但瞧他如何講道：「佛」字就是一個人字加上一個美元調過來，因此佛是最能賺錢的。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就連這樣一些低級的猜字遊戲，也完全是從別的地方抄來的。無知無聊無恥，莫甚於此。還有從台灣來的一個「國學應用大師」同樣令人不敢恭維（此公在電視上講《易經》，講得錯誤百出），一味迎合國學熱中某些國人的盲目崇古心理，故弄玄虛地搬弄點國學常識，毫無原則、毫無分析地拍傳統的馬屁。一提到中國傳統，什麼都好的不行，一提到西方文化，一切都壞的不行。其實他無論對西方文化還是對東方文化的了解都實在是半生不熟，膚淺至極，如他居然說：「西方的科學家是不太信服哲學的」「全世界最早知道什麼叫做整體概念的，是中華民族。西方一直到現在，還沒有辦法掌握整體概念」、「中國人的思想是整全的，不像西方人士是支離破碎的」，有一點西方文化常識的人，或者說頭腦稍微正常的人，能說得出這種話嗎？

曾仕強，被包裝的「大師」

總之，「國學熱」對重振民族精神、建設精神家園固然具有積極的作用，但亦應充分關注它的負面效應，警惕一些無行文人甚至江湖騙子兜售他們的「假冒偽劣」。摧陷廓清，匡正視聽，社會科學界的學者對此負有義不容辭的責任。

作為意識形態的儒學

對江湖騙子打著國學幌子誤人子弟固然應高度警惕，但是，重祭傳統文化特別是儒學的意識形態功能，將其作為牢籠思想、政治統合的工具，更值得警惕。

記得多年前，國學熱剛剛興起的時候，我曾指出要警惕儒學成為輔佐性的意識形態。目前看來，這個意向越來越清楚，越來越明確。政治家的考量勿需討論，一些所謂儒家學者乃至傳統文化宣傳明星的表現實在令人不齒。他們已經完全墮落為意識形態工具，儒學的聲譽將再一次被他們埋葬。

關於意識形態，無法展開討論。這裡只是申明，我既不採納馬克思、阿爾都塞乃至福柯、哈貝馬斯的觀點，將意識形態歸結為階級成見或權力意識，從而加以否定，也不採取所謂知識社會學的觀點，泛意識形態乃至取消意識形態。

阿爾都塞稱：馬克思主義之外的，馬克思自己1845年《德意志意識形態》之前的哲學，都是意識形態。

阿爾都塞弟子福柯認為自然科學也不免意識形態的侵蝕，馬克思主義也是一種意識形態。一步西方思想史在他筆下幾乎成了一部意識形態的新陳代謝史。

在福柯看來，知識無所謂「真」或「假」的問題，只有在一套特殊的權力關係中合法或不合法的問題。每一個社會都有他自己一套真理標準；合乎這個特殊標準的便是真理，否則便是錯誤。

我不同意這種絕對的相對主義，無論從歷史來看還是從邏輯來看，它都有致命的問題。

萊蒙德.格斯將意識形態分為描述的、肯定的、否定的三種主張，我傾向於描述性地理解意識形態。我對意識形態的理解是：以特定的道德價值為動力，以特定的政治訴求為核心，以宗教般的熱忱、信仰和使命感推行特定的思想文化理念，道德、政治、宗教有機組合，就形成了意識形態。我們還可以進一步給意識形態下一個簡潔的定義：政治化的訴諸實踐的思想文化就是意識形態。如貝爾所說：「意識形態是把思想轉化為社會動力。」 李澤厚師也曾指出「意識形態不是科學，而是包括著某種要求支配人們觀念和行動的信仰。」

我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考察作為儒學的意識形態。

現代社會，意識形態往往凝聚為或表述為各種主義，如民族主義、保守主義、自由主義、國家主義、社會主義、資本主義、無政府主義、倫理主義、歷史主義、科學主義，等等。古代社會，當然沒有這麼多主義，但作為道德、政治、宗教有機組合的意識形態，卻是從上古時代就已成型。我們驚異地發現，中國自古及今，就是這樣一個意識形態大國。

說中國是一個意識形態大國的基本依據，就是中國的文化結構。中國的文化結構從發軔期開始，就體現了政治宗教倫理的混合傾向，和意識形態的模式高度同構，基本重合。

主要由儒家提供思想文化資源的中國古代意識形態，正式成形於西周初年，它的頂層設計就是周公的制禮作樂。周公制禮作樂，改造翻新重組了夏商以來的宗教觀念、倫理價值和政治制度，通過天人關係的重新闡釋，創立了禮樂制度，為周朝確立了政治模式，奠定了意識形態基礎。禮樂制度經過歷史的洗禮和考驗，至孔子通過以仁釋禮，為這套制度提供了深厚的人性根基、心理依據，再經漢代政治權威的強化，所謂「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法互用形成三綱六紀，遂培育了強大的倫理政治學的意識形態系統，也就是所謂「禮教」。至宋明理學，更通過宇宙倫理學的建構，給禮教塗上了無比尊嚴和神聖的色彩。「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使禮教蒙上殘忍惡名，掩蓋了倫理絕對主義的訴求；「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則暴露了禮教沉淪為絕對君權的幫凶。

禮教籠罩中國古代社會兩千年，不是法律，勝似法律，不是道德，勝似道德，不是政治，勝似政治。作為儒家思想政治化後形成的國家意識形態，禮教的特徵恰好就是倫理宗教政治的有機組合。李澤厚師不止一次明確指出中國古代禮教的特徵就是政治宗教倫理三合一：「數千年中國的儒家禮教……將社會統治體制與精神信仰體制緊相捆綁造成了『宗教、政治、倫理三合一』」 、李澤厚師還指出了中國傳統宗教政治倫理三合一的深層原因：「中國上古由巫到禮是根本關鍵，這是一個極為複雜也極為重要的久遠歷史過程。從上古『聖王』（堯舜）開始，到周公『制禮作樂』最後完成。孔子再將巫術禮儀的內在心理加以理性化，使之成為既有理智又與情感緊相聯繫的『仁』，作為人性根本。這樣，巫的內外方面都理性化了。……這也是為什麼中國是宗教、政治、倫理三合一，倫理秩序和政治體制具有宗教神聖性的根本原因。」

余英時也曾明確指出中華文明為「道德-哲學-宗教意識的混合型」 。（76）

中國之所以成為意識形態大國，和這種混合型的文化性格具有內在聯繫。不言而喻，這種混合型的文化性格體現出一種強烈的倫理價值色彩和政治實用傾向，也就是意識形態性格。從思維模式的角度看，又體現為一種李澤厚師曾指出的實用理性。實用理性自然傾向於將任何學術思想實用化，也就是意識形態化。

從軸心時代的角度觀察，先秦作為中國思想文化的軸心時代，也就是定型時代，思想文化形成了第一個高峰。高峰的體現就是諸子百家，而諸子百家關注的全是實用的治世之道，諸子思想均帶有強烈的意識形態色彩，百家全都是提供意識形態的思想家，百家爭鳴就是爭相成為官方意識形態。因此司馬談論「六家要旨」云：「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也」 。

儒家思想經孔子發揚光大，孔子關注的就是理想的政治，理想的政治保障就是理想的道德，理想的道德的載體就是理想的人。內聖外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才，再鮮明不過地體現了儒家的思想特徵、意識形態擔當。儒家思想其實就是一種倫理政治學。孔孟荀都親自設計政治方案。孔子講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孟子講仁心仁政，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荀子講「群」，講「禮」，講「偽」，都體現出鮮明的意識形態特徵。

孔孟荀自己也熱衷於政治實踐，孔子云：「我豈瓠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君命召，不俟駕而行」、孟子荀子都是奔波天下，主張不被用，晚年才退而著書立說教學生。

墨家「兼愛」「非樂」「非攻」「尚同」「民有三患」等，更體現了強烈的濟世拯民的追求，設計了具體的政治方案。

法家不用說，就是一種政治哲學和政治技術學。看似大談辯證法的道家老子，他的辯證法也不是西方柏拉圖、黑格爾那種純粹思辨色彩的辯證法，而是人生辯證法。說了很多宇宙規律，諸如「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最後還是要落實到「柔弱勝剛強」「大智若愚」「以智治國國之賊」等處世智慧和政治智慧，強調了很多「反者道之動」「高下相傾，前後相隨」等，還是為「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附」「功遂身退」「少則得，多則惑」的人生辯證法、政治辯證法做理論鋪墊。

就連看似專門討論邏輯問題的名家，關注的也是政治問題，因此後來劉向談到名家時指出：「論堅白異同，以為可以治天下。」

但名家儘管也具有強烈的政治實用傾向，畢竟太關注邏輯，不太符合實用理性的文化性格，結果先秦之後就不見蹤影。

後世佛教西來，至唐朝形成眾多宗派，就主要的八大宗派來說，唯識宗的命運就很能說明問題。具有皇室背景，教祖又為佛教最高權威，但傳了幾十年就衰落了，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該宗太重邏輯，太講認識論，不合中國實用理性的文化性格應該是主要原因。

實用理性的文化性格，必然促進倫理宗教政治的有機組合，天然地帶有意識形態屬性。

深入考察中國思想文化的歷史，極而言之，甚至可以說中國有思想史，無哲學史；有意識形態史，無學術史。

僅從中國傳統文化的代表形態——儒學來說，它的意識形態功能具有兩重性。一方面它強調以道統制約政統，以儒家政治理想規範國家政治權力，講社會責任,講道德義務，講批評意識，講擔當勇氣，講抗議精神。從孔子的「修文德以來之」、「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孟子的「民貴君輕」、荀子的「從道不從君」到董仲舒的「堯舜不擅移，湯武不專殺」、范仲淹的「先天下之憂而憂」、朱熹的「格正君心」、王陽明的「破心中賊」，一直到顧炎武的「天下下興亡，匹夫有責」、王夫之的「論天下者，必循天下之公」，在歷史上留下了崇高悲壯的身影。但另一方面，儒家意識形態的負面性同樣在歷史留下了十分惡劣的影響。與道統抗衡政統相對應，道統配合政統、道統和政統同構、道統為政統提供意識形態辯解，乃至體制化儒生強化固化專制制度的種種努力，對兩千年專制帝國的所謂超穩定性，發揮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孔子的「吾從周」、孟子的為政「不得罪於巨室」，固然是對原始宗法社會遺留的血緣親情人道主義政治楷模的合情合理的嚮往，但他們的政治傾向體現出來的向後看的保守性也毋庸置疑。到了荀子，則明確地強化政統的權威，所謂隆君權，認為「天子者勢位至尊」，不可能發生堯舜禪讓的事情。

漢儒開始為專制帝國大規模地成系統地提供意識形態的服務。有的儒生如叔孫通為了進入體制，不惜違背儒家根本原則，以秦製為劉邦定朝儀，搞得劉邦喜出望外：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儘管當時有很多儒生不以為然，後來朱熹也嚴厲批評叔孫通的的儀「蓋只是秦人尊君卑臣之法」，但是這套朝儀還是兩千年一仍舊貫。叔孫通更主張：人主無過舉。後來成了皇帝的金科玉律。一位大儒就這樣從硬體到軟體為專制皇權做了意識形態的出色服務。

另一位著名大儒公孫弘除了為漢帝國建構意識形態系統，還以其個人品性從另一個角度代表了小人儒出賣原則虛偽無恥的醜陋面目。

史記評公孫弘：不肯面折廷爭。習文法吏事，而又緣之以儒術。嘗與公卿曰議，至上前，皆背其約以順上旨。

因此轅固生警告公孫弘：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

曲學以阿世，枉道以從勢，正是後世體制化儒家的常規表現。

漢代第一大儒董仲舒儘管強調以德治國，堅守儒家的道義立場，但也就是他確立了尊君卑臣、君權絕對的意識形態建構，這個建構是通過儒法互用來實現的。著名的三綱之說就是儒法互用的最著名的成果。董仲舒謂：王道之三綱，可求於天。三綱之說原來出自法家：韓非云：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順則天下治，三者逆則天下亂。

儘管董仲舒的春秋決議試圖沖淡法家嚴刑酷法的猙獰，「任德教而不任刑」，但卻為某種意義上說更惡劣的誅心、腹誹式審判提供了意識形態根據。

董仲舒對君權的伸張，根據也在韓非。韓非稱：有功則君有其賢，有過則臣任其罪

董仲舒則說：善皆歸於君，惡皆歸於臣。臣有惡，君名美。故忠臣不顯諫，欲其由君出也。

總之，「天下無不是的君王」，原始儒家那裡的君臣關係相對論，君臣各司其職論，特別是「民貴君輕」的儒學左派的原始民主的意識形態，到了董仲舒這裡，終於蛻變成君權絕對的專制帝國的官方意識形態。

同時顛覆的就是「天下為公」的意識形態傳統。

西周初年講「天視自我民視」，有法家傾向的管仲也認為天的意志就是黎民百姓的意志。

例如他和齊桓公的對話。管仲說：王者貴天。齊桓公仰望天空。管仲又說：這個天非蒼蒼之天，而是指百姓。

天下為公的觀念到了戰國末期還是正統意識形態。呂不韋稱：天下非一人之天下。齊王建面對阻止他去秦國作投降之旅的侍衛長，也承認，齊國乃齊國百姓之齊國。就連那個要二世三世千萬世家天下的秦始皇，也不敢公然顛覆這個意識形態，如他曾說：

吾德出於五帝，吾將官天下，誰可使代我後者？

但是，到了董仲舒這裡，關係就變得曲折複雜了。他主張：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民和天的關係就被君隔斷了，這其實是一種倒退，從西周講的「天命無常」倒退到「絕地天通」，就是從天意直接代表民意倒退到天子代表天意，儘管董仲舒也講屈君而伸天，要用天來制約君，但是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他真的要屈君而伸天了，就差點要了自己的命。

另方面，由於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家堂而皇之地獨佔意識形態的解釋權，從孔子開始的為己之學變成了為人之學，治己之學變成了治人之學，修身之學變成了利祿之學，也就開始了空前的墮落歷程，儒家主張的很多道德理念都成了利祿之具，例如孝，在漢代由私德變成了公德，所謂以孝治天下，成了典型的利祿之具。於是出現了很多「察孝廉，父別居」的偽君子。孝成為功名手段，不能不流於虛偽。漢末有守孝秀，守孝二三十年。從而引發魏晉「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反彈。

唐代儘管儒釋道平行發展，佛家理論最盛，道家地位最高，但從唐太宗開始的唐朝皇帝絕對不會忘記儒家的意識形態主導地位。唐太宗最重視《五經正義》，推崇編者孔穎達為關西孔子。孔穎達作為大儒則大談逆取順守，為太宗逼父弒兄抹平。唐玄宗親自注孝經，看中的自然是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看大儒韓愈提供的意識形態：「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做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民不出米麻絲、做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原道》）

這簡直已經透出法家的殺氣騰騰的氣味了。

宋元明不用說了，四書成為科舉考試的教科書，存天理，滅人慾、只有臣錯，沒有君錯，君王聖明，臣罪當誅，宋明理學的意識形態配合朱元璋這樣的獨裁者，將君權絕對推向頂峰，到了清代，終於有理學名臣李光地希望「治統」與「道統」在康熙那裡合二為一。政統吞併道統，康熙成了偉大領袖兼任偉大導師。

以上的簡略回顧告訴我們，儒家意識形態具有二重性，道統制衡正統的一面和道統配合政統的一面，但是由於專制皇權的政治淫威和利益誘惑，後一面卻是主流。儘管出現了一些君子儒不憚危難，體現了儒家的抗議精神和擔當精神，但是更多的還是小人儒投靠於體制，沆瀣一氣，助紂為虐，成了兩千年皇權專制結構的粘合劑。

想想看，東漢黨錮、北宋元祐、南宋偽學，明末東林、清代文字獄，操盤者哪一次不是飽讀五經的士大夫？

儒家的意識形態角色、歷史作用和它的思想結構不能說沒有聯繫，從而不能將原始儒家和體制化儒家截然二分，陳獨秀當年反對區別原始儒家和後世儒學不能說全無道理。現在為儒家辯護的人的慣用理由是儒家思想特別是原始儒家即先秦儒是好的，後來被統治者歪曲利用才搞壞了。但我們可以追問，為什麼統治者那麼喜歡利用儒家，而不是其他各家？

如清末民初思想家的批評：譚嗣同指出，統治者的任何倒行逆施「罔不託之於孔」；張勳復辟、袁世凱稱帝時，無不以孔子為意識形態符號，因此李大釗警告：現在又有人拚命在聖人上做功夫。

為什麼歷史倒退時，腐朽勢力總是喜歡祭孔，總是喜歡搬出儒家？

就因為儒的思想結構最有利於皇權專制主義的培育。關於儒的思想結構，迄今為止分析最透徹的是李澤厚師的仁學結構說。血緣根基、心理原則、人道主義、個體人格，貫之以實用理性，塑造了中華民族的文化性格。這是一個文化層面的解析，如果參之以政治權力的侵蝕和誘導，血緣根基成就宗法社會的自然基礎，孕育了儒家的權威主義、倫理主義、等級主義和群體主義，這種權威主義、倫理主義、等級主義、群體主義和血統論畸形結合，至今根深蒂固。心理原則成就人情高於法律的人治社會，到了今天，中國社會的現代法治建設仍舊格外艱難。人道主義往往成為微弱呼聲，將原始人道的理想化則導致復古主義。個體人格則或被扭曲，或被吞噬。實用理性的靈活性、隨意性、無原則性，經由政治操盤手的運作，形成了首鼠兩端、左右其手，毫無原則性乃至毫無廉恥感的實用主義。

權威主義、倫理主義、等級主義、群體主義、復古主義貫穿於實用主義，就是儒家的意識形態結構。這種意識形態結構特別適於成為皇權專制主義的思想文化符號。因此歷史上儘管道家對統治者的依附更露骨，佛家對百姓精神的馴化更有效，但綜合考量，還是儒家成了皇權專制主義的主導性意識形態。

宋末元初兩位大儒，一位許衡，一位劉因。許衡為元政權服務，有他的儒家意識形態理由：不如此，則道不行。劉因拒絕為元政權服務，也有他的儒家意識形態理由：不如此，則道不尊。

哪個解釋都有道理。但政治實踐告訴我們，不如此則道不行的冠冕堂皇，往往是為自己的苟且偷生、投機取巧、貪戀功名、喪失氣節的託詞。

我們當然還是要區別原儒和宋明儒、文化儒和政治儒、君子儒和小人儒，但政治結構的強大吞噬能力，卻使君子儒寥若晨星，小人儒爭先恐後。從孟子到方孝孺這樣的堅守義理、慷慨成仁的儒家、從王陽明到曾國藩這樣的入體制而超體制的偉大儒家，還是扭轉不了儒家的意識形態主流角色，體制的維護者和修補者。在政治環境更加嚴酷的形勢下，儒家如何自處？

政治結構一仍舊貫，政治模板相沿為用，權威主義、倫理主義、等級主義、群體主義、復古主義相整合的儒家，如何發揮正面的意識形態功能？

注意到官方對於馬克思主義和傳統文化關係的規範。馬克思主義作為主導性的意識形態和儒學為代表的傳統文化作為輔佐性的意識形態究竟是什麼關係？

我想起了李澤厚師的論述：「……中國知識分子和一般老百姓易於接受馬克思主義，將信仰、情感和理性調整到『宗教、政治、倫理三合一』的宇宙觀和人生觀的模式中，關注現實人生，成了與古代傳統某種『自然』的組接。但由於長期處於鬥爭環境，特別經由戰爭時期，對信仰統一的嚴格要求，完全埋葬了舊傳統在交融合一中仍然存在的寬容性、偏離性和異議性。當年儒生便可『出入佛老』，奉行多元的宗教性道德。獨一無二的現代政治宗教卻包囊一切，使人的行為、語言、思想、情感已無所逃於天地之間。」

現代儒家的表現令人極端失望。他們已經完全拋棄了儒家的抗議精神，擔當意識，成為公孫弘那樣的小人儒。

想起余英時對毛的評價：「毛澤東最後並沒有跳出中國傳統的政治格局的限制。而且更不幸地，限制著他的正是中國政治傳統種那一部分——君主專制。所以他晚年依仗的不再是正式的官僚系統而是相對於傳統的宦官、外戚之流的勢力；如康生正是魏忠賢型的人物，而江青和她的黨羽自然是諸呂、諸武一流的勢力了。以行為而論，中國歷史上的昏暴之君的特徵如遠賢臣、親小人、拒諫飾非之類，毛澤東實無一不備，而且其程度則遠過之。因為他所掌握的集權主義的權力結構是傳統帝王所望塵莫及的。」

耐人尋味的是，梁漱溟，這位「中國最後一位大儒」，曾經因提點意見被毛劈頭蓋腦地臭罵，嚴厲整肅，但他還敢向毛澤東要雅量，不可謂無風骨，但他至死都認為毛是周文王，毛的錯誤是偉大人物的偉大錯誤。

馮友蘭先生的晚年表現更令人深長思之。

在國家主義盛行，強勢個體以群體名義肆無忌憚地剝奪弱勢個體的社會情勢下，有儒家學者還在拚命渲染國家主義，強調群體主義，甚至將空前的結構性腐敗歸之於受西方個人主義影響，這樣的儒家其實已經墮落為腐惡勢力的幫凶。孔子在世，恐怕也要號召學生「鳴鼓而攻之」。

儒家如此自處，讓人情何以堪？

面對海內外當代儒家要復辟儒家政經體制的呼喚，我們要問：

1 人和人之間究竟應該是平等的，還是有等級的？

2 道德優越感的根據是什麼？

3 即便儒家倫理政治理想的訴求應成為目標模式，落實它的架構、保障它的體制如何建立？

特別是面對這樣的歷史事實：最缺德的政權每天都在為自己塗抹最道德的色彩；最無知無恥的小人每天都在將自己裝扮成大智大德的聖人。面對這種其來有自的倫理政治宗教三合一，儒家如何破解？儒家不能破解，因為這正是儒的主張。不導入現代憲政系統，不汲取現代自由民主法治的成熟經驗和模式，這個問題無解。因此，我反對中體西用的提法，認同西體中用，即以西方現代政經體製為體，以中國傳統為用。

儒家人文精神、政治抗議精神作為意識形態批判非常寶貴，但是作為官方意識形態、作為統治思想建構的歷史實在乏善可陳，並不光彩。從而，儒家思想體系絕對導不出現代憲政體制，儒家憲政論可以休矣。

趙士林先生此文談國學非僅僅限於國學。

目前國學確實堪憂，主要概括為：國學的商業化、庸俗化、萬能化和邪教化。

商業化是目前國學風起雲湧的主要推手，哪裡有錢哪裡就有奸商，在市場經濟時代一切都是生意，所以國學經濟只是以國學為幌子，以騙人為目的的商業行為。除此之外還有傳銷經濟、加盟經濟、企業管理經濟、成功學經濟、宗教經濟、靈修經濟，邪教經濟，即便是所謂的知識經濟--知識分享推薦書目背後也是金錢導向，別真以為他會推薦給你什麼好書，只是推薦利潤可能最大的那一本罷了。最近很出名的丁璇老師被爆出背後的河北傳統文化協會什麼之類都是商人開辦的，最出名的中國國學院辦得很大，其實也是幾個商人在國外辦的野雞協會辦的野雞組織，已經被民政部通報。中國國學院出去宣傳還是國務院傳統文化復興委員會，受文化部管理，當然都是假的。還有大量的類似國學院、這個那個協會論壇，名為宣傳國學，背後都是商人唱戲，宣傳國學同時捎帶辦班收費吸納捐款，名利雙收，何樂不為。商人念國學信佛是一個增加商業可信度的好方法。

有市場需要，但正規大學沒有足夠的市場供應，就一定有大批騙子組織趁虛而入。商業化最傑出代表當屬翟鴻燊和劉一秒。很多年前趙士林先生就有揭露翟的種種荒謬，眾多媒體也跟進報道。但這些年不但不倒，還越來越火真是若干年後中國文化史上可恥的一筆。翟鴻燊大師實現了初中文化傳銷賣盜版碟自學成為國學應用大師的勵志傳奇。

如果說庸俗化，當然要首推于丹。于丹老師把她的心靈於湯熬制到位，與《讀者》《青年文摘》里的小故事融為一體，苦口婆心，娓娓道來。連智者不惑，裡面的智就是知識的知都不知道，硬解釋為智慧的人就不迷惑，真和南懷瑾大師把暴虎馮河解釋成暴躁的老虎要跳過河有一拼。國學說到底是一門學問，不是心靈感悟，是有嚴格的傳承和學術標準的，不能拿自己的心靈感悟當作為無知的擋箭牌。于丹經常拿動物小故事來講解儒家道家思想，你糊弄小孩都不地道，你還忽悠學者。龍應台怒斥，這水平還能這麼火真是匪夷所思，同行告訴她，大陸觀眾就這水平。

國學的萬能化表現為狹隘民族自豪感，有一個郭博士自稱學貫中西，發現中國那個好，把西方文明一通貶低，哪個都沒中國傳統文化好，又搬出閹割的湯因比言論——中國儒家是人類的未來，人家下面可還說了要依靠西方管理。中國傳統文化主要就是狹隘的倫理道德，科學、管理一點沒有。說學習傳統文化，大清朝不比你強，怎麼樣的，大清朝腐敗不，剝削人民不，被人家干成那熊樣。傳統文化沒人信，那是用來愚民的好嗎，哪個官員信。日本的將軍哪個信武士道自殺了，自殺的都是士兵和低級軍官，這智力只能當小兵當不上將軍。中國的歷史、文化都是假象，只有升官發財和當官不顧老百姓死活是真的，沒有道德只有厚黑。

萬能化還體現在無所不能的易經和道德經上，趙士林先生講過一個事，說研究一輩子易經道德經的學者沒有發現天機，天機都讓文盲半文盲得到了。學生說，老師你不懂，你們學者腦子裡都被知識灌滿了，人家文盲腦袋是空的天機才能進去。如果那樣講，豬是不是更應該得到天機。當然這是段子。

這是一個騙時代，各類騙術從傳銷、電信詐騙、微信詐騙、加盟詐騙、街頭詐騙、保健品詐騙，文化騙子也是很大一個團體，而且很難打擊。騙子太多，正統思想反而沒市場，大家就喜歡心靈雞湯和胡說八道。100年以上的古董葡萄酒基本上都是假的，偶爾有真的也會被鑒定為假貨，因為品酒師的味覺標準是建立在假酒基礎上的。

中國文化的特質就是故弄玄虛，從中藥到武術，無一不是如此。有話不好好說，非說天機不可泄露，自己領悟。其實壓根就是說不明白，這味葯為何能治病全靠經驗，說陰陽五行都是忽悠。中國傳統文化是最適合搞神秘主義搞邪教的，忽悠大師南懷瑾擅長說點靈異故事，凈空陳大惠說陳曉旭心不誠才治不好病。

現在的國學很多東西已經邪教化，一個叫華恩華學的組織用做義工做善事給聽眾洗腦，又勸誘花錢加盟他的國學商業組織。南山空同本名黃保余原來是個語文老師，現在有一堆傳統文化組織委員什麼的，在網上把中國神話都講成真事，並稱道德經是老子用來練法力的，自己是高級靈魂轉世如何，開班斂財，學員贈紅包可以得遠程加持，上培訓班可以買房打折，網友戲稱想錢想瘋了。一個號稱北大教授的劉豐也是神棍一個，那個北大是一個企業託名辦的研究院，因為壞事干多了，被北大取締了，但一日為北大教授就終生為北大教授了，到處講他的廣義宇宙能量場。各類假仁波切、堪布、喇嘛、上師、大師、宗師，女如來佛轉世。這類神棍多了不說，三五千是保底的。中國人何其愚昧，與上多少學毫無關係，我知道幾個碩士、博士、大學老師都信這些。

現在市面上道教的那一套東西已經和西方靈學邪教完滿融合了，形成了有中國特色的邪教體系。西方很多靈修邪教、瑜伽邪教都喜歡用藏密的脈輪，道家的陰陽理論、辟穀理論。中國大陸的神棍融合台灣邪教和美國邪教的東西，借用辟穀打坐宇宙能量搞氣功2.0版，掛著道德經易經道家的羊頭，賣的是西方靈學邪教的狗肉。有的人什麼都信，信偽科學水知道答案、信吸引力法則、信能量層級、信凱史科技、靈修邪教、瑜伽邪教、催眠邪教、信外星人邪教，信宇宙能量，信遠程加持，信各種亂七八糟的修鍊，信各種價格不菲的靈性產品，上稀奇古怪的課程等等，就是不信科學不信現實，整天要覺醒，要到五維空間去。有的還遠赴印度合一大學，虔誠靈修者的聖地去拜一個李輪子式的印度神棍，有錢的還要到美國去學習專業邪教，美國3000多邪教，您也學不過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