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悟蘇東坡

（一） 蘇東坡做的肉叫「東坡肉」； 蘇東坡燒的魚叫「東坡魚」；（五柳魚） 蘇東坡沏的茶叫「東坡茶」；（七碗茶） 蘇東坡釀的酒叫「東坡酒」；（蜜釀酒） 蘇東坡吃的點心叫「東坡餅」；（為甚酥） 蘇東坡用的硯台叫「東坡硯」; …… 沒有一個文人像蘇東坡這樣具有旺盛的人氣了，他不但活在詩詞歌賦案幾尺牘中，還活在一個個普通百姓的生活里。他無疑是陽春白雪，但他在下里巴人中也能找到知音。這些以「東坡」為名的什件都可以在古文中找到記載，也可以在百姓中聽到傳說。何故？蘇東坡太聰明了，他是一個生命的哲人，生活的智者，而他高可凌雲的才華偏偏又是我們這個受到多少年文化浸染的民族的一種期盼。中國人評論一個文人，喜歡用的一個詞就是才華。才華二字寄託了中國人的嚮往，寄託了中國人的浪漫，寄託了中國人的敬佩。 中國人喜歡蘇東坡，而他的才華、他的道德、他的功績，也足以讓我們可以喜歡。於是，我們就會把所有的嚮往都寄托在這個人身上，所以才出現了「東坡肉」、「東坡魚」、「東坡餅」……不僅如此，我們還編造出了一個「蘇小妹」，編造出這個才女洞房夜難倒秦少游的故事，津津樂道。事實上，「蘇小妹」在歷史中是不存在的，我們說「蘇小妹」的才華，恰恰是為了襯托蘇東坡的才華。 中國古代文人中，受到後世喜歡的，蘇東坡絕對排第一。陶淵明太清泊了，他的心境不是一般人能體驗到的；李白太飄逸了，讓人有一種可望不可及的感覺；杜甫太沉重了，讓人不敢和他共沐風雨，生怕自己的命途也會沾染舛運；歐陽修太高貴了，連蘇舜卿、梅堯臣、王安石、蘇東坡都是他的後學門生，還能有幾個人敢和他並肩而立？ 所以我們喜歡蘇東坡，他讓人能看得見，摸得著，感覺得到，而他絲毫不亞於任何一個人的才華，讓我們喜歡的時候也能理所當然，心甘情願。儒家修鍊他的「蘇學」，道家渲染他的「煉丹術」，佛家頌揚他和佛印的友誼，你喜歡詩歌可以吟詠「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如果喜歡詞曲就低唱「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豪放派說他開「一代詞風」，婉約派說他是「一代詞宗」，畫家欣賞他的《瀟湘竹石圖卷》，書法家臨摹他的《黃州寒食詩帖》，而他官居高位讓人看到了成功的希望，屢遭謫貶征示人生坎坷，人生坎坷卻依然樂觀豁達又能給多少人希望和力量？ 蘇東坡太聰明了，清人程洪《詞潔》評論《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一詞：「自是天仙化人之筆。」這是說他的詞，我卻把它看成是在說他這個人。如果他只是天仙，可能還真的讓人敬而遠之，可他是天仙，卻偏偏又化作了人，化作了蘇軾蘇東坡。 （二） 有一個流傳甚廣的故事頗能體現蘇東坡的性情。蘇東坡參加進士考，在試卷上論述「賞忠之時，寧失之寬厚，在罰罪之時，當惻然有哀憐之心，以免無辜而受戮」時，他寫道：「當堯之時，皋陶為士，將殺人。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這種史實頗可證實明主賢君的用人之道，但判官梅聖俞閱卷至此，對有關堯與皋陶此事的記載有點模糊，卻不敢公然提出查問，蘇東坡得以封進士第二名。考試過去之後，梅聖俞問蘇東坡：「堯和皋陶這段話見於何書？我一時想不起在何處讀過。」蘇東坡說：「我杜撰的。」梅聖俞大驚：「你杜撰的！」東坡回答：「帝堯之聖德，此言亦意料中事耳。」 蘇東坡敢杜撰，是因為他的才華，他的才華讓他惦捻先賢猶不足，還要去杜撰先賢；梅聖俞忍讓蘇東坡杜撰，也是因為蘇東坡的才華，他的才華讓梅聖俞感覺這個人即便杜撰也有道理。所以歐陽修才說：「老夫當退讓此人，使之出人頭地。」然後又對兒子說：「三十年後，就沒有人再談論我了，那時談論的是蘇軾。」也難怪仁宗皇帝見到蘇東坡兄弟，高興地對左右說：「我為我的兒子找了兩個宰相。」 蘇東坡絕不是一個一直倒霉的人。嘉佑二年（1057），他赴京應試，一舉成名天下知。不僅如此，嘉佑六年應制舉，又以賢良方正直言極諫入三等。要知道，整個北宋入第三等的只有四人。那一年他剛剛25歲，可謂春風得意，風光一時。盛名之下，歷受了宋仁宗、真宗、神宗三代君主的「知遇之恩」。當蘇軾處於黨爭傾軋漩渦而進退維谷時，高太后還從貶地召回他，並以「拉攏」和「託孤」的口吻對他說，他之所以從貶地起複，實在是「神宗皇帝之意。當其飲食而停箸看文字，則內人必曰：『此蘇軾文字也。』神宗每時稱曰：『奇才，奇才！』」可是蘇東坡同樣具有所有真正文人具有的敏感和固執，他一生三次遭冤枉，十七次被貶，不能僅僅說是「小人」的誣陷。他以儒家「入世」「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王安石變法，他和王安石爭執於朝；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萬言書》主張變法，他就寫《上神宗皇帝書》，同樣洋洋萬言，反對變法。被貶黃州，在東坡務農之時還上書太守去除殺嬰惡俗，成立救兒會。在山東芝罘他只當了三天地方官，就是在這三天，他嚴懲貪官污吏，並為民請命，上奏取消官鹽。他不會掩飾自己的觀點，身在其位就要說出自己的感受，不但是在政治上，在生活中，交往中也是一樣。如果他諷刺別人寫的詩「就像吃了蒼蠅，必須嘔吐出來」算是玩笑；在風翔為陳太守作《凌虛台記》，說「然而數世之後，欲其求彷彿，而破瓦頹垣無復存者，既已化為禾黍荊棘、丘墟隴畝矣」算是性情；那他為王安石所寫的《制詞》，早就有人看出了「此雖褒詞，然其言皆有微意，覽者當自得之」。以蘇東坡的智慧，他能不知道這樣的「褒揚」會讓人看出破綻？可他還是要寫，這是蘇東坡的固執。 蘇東坡對什麼事情好像都不十分在意，而事實上，他一直固守著自己的思想，他可以在不能說話的時候不說話，一旦要他說話，他就要說心裡的話。這不是蘇東坡一個人的毛病，而是真正文人共有的通病。很多人注意到他在被貶黃州時寫過的《答李端叔書》的一段：「妄論利害，讒說得失，此正制科人習氣。譬之侯蟲時鳥。自鳴而已，何足為損益。軾每怪時人待軾過重，而足下又復稱說如此，愈非真實。」然後他又反省自己，說自己以前最大的毛病是才華外露，缺少自知之明，如一段樹木靠著瘦瘤取悅於人，一塊石頭靠著暈紋取悅於人，其實能拿來取悅於人的地方恰恰正是它們的毛病，它們的正當用途絕不在這裡，我蘇東坡三十餘年來想博得別人叫好的地方也大多是我的弱點所在。這是真的蘇東坡嗎？也許剛剛經歷了「烏台詩案」，剛剛從生死線走到黃州的蘇東坡一時會這樣想，但這不是他的本性，他的本性還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我注意到他的另一段文字：「吾儕雖老且窮，而道理貫心肝，忠義填骨髓，直須談笑於死生之際。……雖懷坎壈於時，遇事有可遵主澤民者，便忘軀為之，禍福得喪，付與造物。」（《答李常書》）「忘軀為之，禍福得喪，付與造物」，這才是蘇東坡。剛剛以文獲罪的蘇東坡知道文字的厲害，所以他在這封信的最後加了一句話：「看後燒掉。」這又是蘇東坡的天真，既然害怕別人出賣，還對他說什麼呀？如果他要出賣你，他會聽你的話「看後燒掉」嗎？ 天真與自然有時候是可以同解的，一生崇尚自然的蘇東坡一生天真。而這天真，並不是不解風情的愚昧，而是浮光躍金的性情。 蘇東坡「用之則行」，並且能把自己要做的事情做好，但他不「舍之則藏」，他那一顆智慧的心靈參透了人生，所以在不得意的時候也同樣不會丟掉自己的性情。 1101年，蘇東坡親手為自己打好了棺木，挖好了墓穴，然後平靜地走完了自己如夢的人生。 （三） 如夢人生，人生如夢，這是蘇東坡對人生哲理的界定，也是蘇東坡人生哲理的核心。 「庄生曉夢迷蝴蝶」，莊子之後，「人生如夢」得到了中國文人方方面面的詮釋。魏晉文人慨嘆人生如朝露，唐人李白在夢遊天姥，白居易從愛情角度去說人生如夢，李公佑宦海沉淪後做「南柯一夢」......蘇東坡呢？蘇東坡純粹從生命意義、生命形式、生命存在的感悟去探究人生奧秘。夢總是讓人想到逃避，想到無奈，想到虛幻，蘇東坡的「人生如夢」則是一種豁達的心態，激進的感悟，積極的試驗。 毫無疑問，蘇東坡是大儒，但他對佛、道同樣染濡均深，但他又不佛不道，他做的是兼容並蓄。儒家講究入世，佛家提倡出世，道家追求遁世。經歷了人生苦難世道滄桑，好道慕隱獨善其身的思想在蘇東坡身上起伏出入。這並不奇怪，更何況，佛、道哲學與文人思想結合，本就是宋朝文人心路的基本傾向，它體驗了文人的一種自醒、自覺和自重。而在宋朝，對佛、道的嚮往，將佛、道二經與文藝結合，生活方式更近佛、道，最成功最自然的並不是飄逸瀟洒的蘇東坡，而是嚴謹固執的王安石。如果說王安石對佛、道是一種敬仰，敬仰佛、道的節操、經義、生活方式，蘇東坡卻是一種欣賞，欣賞佛、道的超然、逸致和生命形式。以儒家精神擔綱，以佛家精神超脫，以道家精神養氣，這三句話，雖然有點籠統，但也能說出蘇東坡對三家的態度。在順境與逆境的變更中，在入世與出世的交互中，在激情與虛幻的轉化中，在儒、佛、道的碰撞激蕩中，蘇東坡得到了融會、整合與統一，從而達到天趣洋溢、生機浩蕩、超然無累、自足完滿的人生境界。 蘇東坡「人生如夢」的人生哲理不是突然有一天慘遭迫害悟出的，而是在他人生的旅途中逐漸成熟的。他早期的《和子由澠池懷舊》一詩中就有痕迹：「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復計東西！」「雪泥鴻爪」的名喻，一方面表現了他初入仕途的人生迷惘；另一方面，也暗含了他把人生看作悠悠長途的思想。他初貶黃州，寫下的《定風波》可以看作「人生如夢」的初步成熟：「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 料峭春風吹酒醒，微冷，山頭斜陽卻相迎。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也無風雨也無晴」，這樣的人生不是夢是什麼？ 正是有了「人生如夢」的感悟，他才在一貶黃州時苦中作樂：「雨洗東坡月色清，市人行盡野人行。莫嫌犖确坡頭路，自愛鏗然曳杖聲」；二貶惠州，又津津樂道惠州荔枝：「羅浮山下四時春，蘆橘楊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顆，不妨長作嶺南人」；三貶儋耳，在幾乎連溫飽都無法解決的情況下，還能從「總角黎家三四童，日吹蔥葉送迎翁」的純樸村俗中，體驗到「莫作天涯萬里客，溪邊自有舞雩風」的歡欣。感謝佛、道，雖然蘇東坡也有「萬事到頭都是夢」、「夢中了了醉中醒」、「身外儻來都似夢」的痛苦麻木、逃避現實的人生悲嘆，但佛、道思想的清曠達觀襟懷成了蘇軾在逆境中奮進的精神支柱。正是有了這樣的支柱，才讓蘇東坡找到了更多的熱愛生命的理由。因為熱愛生命，他才能仕途之失時依然堅守「長於東風約今日，暗香先返玉梅魂」；他才能在生活至艱時悠然自娛「南堂獨有西南向，卧看千帆落淺溪」。災難舛途沒有愚鈍他對生命的靈慧的感悟，艱難困苦不曾消磨他對生活的敏銳的洞察。相反，歷經種種之後，他更懂得收藏和珍惜一點一滴的快樂，活出了一派天真、一派精彩。 （四） 蘇東坡堅信儒家「修身、齊家、平天下」的三大鐵律，世道滄桑人生巨變又讓他不得不從佛、道中得到生活的證據。可他信佛嗎？信道嗎？信，但他只是從另一種思想中尋找寄託和超脫，他絕不是佛教徒，也不是道士。 如果說他和佛印禪師「向陽門第春常在，積善人家慶（磬）有餘（魚）」的故事屬於傳說；他帶著一個妓女入寺廟，並要方丈把木魚送給妓女算是無稽之談；他和佛印「遠公沽酒飲陶潛,佛印燒豬待子瞻。採得百花成蜜後,不知辛苦為誰忙」的故事卻是有憑有據。而他晚年多次流露出對「煉丹術」的不信任，又為他不可能成為道士作了注釋。想當年李白入道，圍著道觀疾走三天三夜，這種精神，蘇東坡是不屑有的。 李清照評價蘇東坡的文章：「東坡每事俱不十分用力。古文、書、畫皆爾，詞亦爾。」這是說他的文章？難道不是說他的人嗎？「不十分用力」而成大家，除了說蘇東坡聰明還能說他什麼？事實上，「不十分用力」正是蘇東坡的性情，也是他成為大家的必然。試想，如果蘇東坡事事斤斤計較，時時處心積慮，那還是輕曠神逸洒脫不群的蘇東坡嗎？ 蘇東坡的書畫俱有名氣，黃庭堅說他：「早年用筆精到，不及老大漸近自然。」又云：「到黃州後掣筆極有力。」 《黃州寒食詩帖》被後世稱為繼王羲之《蘭亭序》、顏真卿《祭侄稿》之後的「天下第三行書」。但他自己怎麼說的呢，他說：「我書意造本無法，點畫信手煩推求。」 蘇東坡《江城子·密州出獵》、《水調歌頭·赤壁懷古》開豪放派詞風，後來卻不復作，這固然和他人生的經歷有關，但是不是也有幾分「不再糾纏」的味道呢？ 蘇東坡與酒的關係最能反映他的性情。東坡愛酒，詩詞中的酒味絲毫不比李白的淡，但他的酒量實在不如李白。他在《東皋子傳後記》中言道： 「予飲酒終日，不過五合。天下之不能飲，無不在予下者。然喜人飲酒。見客舉杯徐飲，則予胸中為之浩浩焉，落落焉，酣適之味乃過於客。閑居未嘗一日無客，客至未嘗不置酒。天下之好飲亦無在予上者。」酒量淺而愛飲，飲而不癮，這不就是蘇東坡嗎？他說「閑居未嘗一日無客」，在《東坡八首》中他又說「我窮交舊絕，三子獨見存」，與他絕交的是舊時官場仕途的同仁，「一日無客」不至的「三子」是開酒鋪的潘丙，開藥店的郭遘，賣竹子的古耕道。蘇東坡並不一定要借酒消愁或寄情於酒醉，「客至未嘗不置酒」是他的一種禮節愛好，更是他的清逸超妙。蘇東坡後來到了海南也很喜歡酒，自釀自造自取自用，因而取名「真一酒」。酒是「真一」，天底下蘇東坡不也是一個「真一」嗎？蘇東坡哪能不理解其中奧妙，所以才在《真一酒詩》中說：「人間真一東坡老。」 宋朝有妓女陪酒的流俗，每有宴席，必召妓以助興，蘇東坡赴宴，常有歌妓請詩，蘇東坡十之八九不會拒絕，他的一生，居然為歌妓寫了180多首詩詞。但是蘇東坡好而不淫，我們很少能從蘇東坡的詩詞中讀到淫詞浪語，這與他的朋友，一向以句工詞險著稱的黃庭堅形成了對比。他在元豐六年（1083）為一個青樓女子寫下的《定風波·南海歸贈王定國侍人寓娘》筆調空靈輕曠，寓意悠遠回味，竟然成了他的代表作：「常羨人間琢玉郎，天應乞與點酥娘。自作清歌傳皓齒，風起，雪飛炎海變清涼。 萬里歸來年愈少，微笑，笑時猶帶嶺梅香。試問嶺南應不好，卻道：此心安處是吾鄉。」嶺南荒遠偏僻，生活艱苦，但是有了隨遇而安無往不快的心情，就可以把它當作家鄉，如白居易所言：「我生本無鄉，心安是歸處」，「無論海角與天涯，大抵心安即是家。」蘇東坡深深理解 「心安即是家」的含義，所以他不管什麼時候都不急不躁不慍不火。 蘇東坡「每事俱不十分用力」，不是因為不認真不努力不重視，而是因為「心安」。 （五） 黃州毫無疑問是蘇東坡人生的重要一站，不但是因為他人生第一次遭受磨難剛剛從死亡線上走來，也不單是他在這裡寫作了很多他一生重要的著作，還因為他在這裡得到了伴隨他一生也伴隨了他千古的雅號——東坡居士。 「東坡」這個詞最早被白居易頻頻使用，因為白居易也有一個東坡。白居易遭貶忠州（今屬四川），曾在城東土坡種花種樹，並命名「東坡」，所以才有了白居易很多關於「東坡」的詩文，《東坡種花》、《別東坡花樹》、《步東坡》，「東坡」二字被白居易反覆吟詠。 蘇東坡來到黃州，官餉停發，居家生活困難，幸得黃州通判馬正卿幫助，在城東求得「故營地」（荒廢放棄的軍營）50畝給他，蘇東坡就是靠這50畝地度過了艱難的四年生活，也是靠這50畝地讓一個名字成就了千古英名。 很多人在考察「東坡」來歷的時候不願承認「東坡」二字與白居易有關，說白居易之「東坡」實是閑適之情，而蘇軾之「東坡」則是生活之需，經濟基礎不同，使他們的心情不一樣，所以說蘇東坡與陶淵明的境況更為相似。這種總結恰恰忘了一點，那就是蘇東坡對白居易的敬愛。宋人周必大說：「本朝蘇文忠公不輕許可，獨敬愛樂天，履行詩篇。蓋其文章皆主辭達，而忠厚好施，剛直盡言，與人有情，與物無著，大略相似。」（《二老堂詩話》）蘇東坡與白居易是否 「大略相似」這是另一個話題，但蘇東坡詩詞中多引白樂天卻是有根有據，「東坡」受到樂天影響應是不假。 說蘇東坡與陶淵明境況更為相似，看來好像是生活狀況、經濟基礎相似，實際上，蘇東坡在黃州和陶淵明在南山更為相似的卻偏偏是心情，而不是生活。他們都親自耕作這不假，但不要忘了，陶淵明是自求歸隱，只要他願意，隨時可以再去吃那「五斗米」，而蘇東坡是被迫無奈，只要朝廷願意，隨時可以再取他性命。他此時的心情和白居易不同，和陶淵明也是不一樣。但是，白居易的閑適他不敢想像，陶淵明的洒脫他卻能夠嚮往。所以說，陶淵明是寄情于山水田園，蘇東坡是寄託於陶淵明。 這才有了《江城子》一詞：「夢中了了醉中醒。只淵明。是前生。走遍人間，依舊卻躬耕。昨夜東坡春雨足，烏鵲喜，報新晴。 雪堂西畔暗泉鳴。北山傾。小溪橫。南望亭丘，孤秀聳曾城。都是斜川當日境，吾老矣，寄余齡。」這首詞的前面有一個序：「乃作斜川詩，至今使人想見其處。元豐壬戍之春，余躬耕於東坡，築雪堂居之。南挹四望亭之後丘，西控北山之微泉，慨然而嘆，此亦斜川之游也。」他復又「 括」陶淵明《歸去來辭》成《哨遍》一詞， 「使家童歌之，時向從於東坡，釋耒而歌之，扣牛角為之節，不亦樂乎？」這一段話最重要的一句是最後四個字：「不亦樂乎？」 一方面，從精神上蘇東坡有陶淵明拋去熙來攘往的污濁世界，縱浪大化，不期生滅的感悟；另一方面，在黃州，他的確也過上了陶淵明一樣隱逸的生活。在經歷了冤獄生死之後，蘇東坡「樂乎」于田野鄉間，這是他靈魂的一個歇息。所以我們在蘇軾身上，常常也能尋到陶淵明的影子。有人統計，黃州期間，蘇東坡幾乎把陶淵明的詩應和了一遍，「只淵明，是前身」，可見蘇東坡對陶淵明的嚮往。而這嚮往，其實就是蘇東坡身處不幸的精神武器，他從陶淵明的身上看到了生活的另一種形式，生命的另一種樂趣。正是有了這種嚮往，才使自己沒有陷入極度悲觀失望之中而不能自拔。陶淵明歸隱以後，娛情詩酒、崇尚自然、盡享天倫、體驗農趣、撫摸傷痛、不忘憂思的文人雅士之情趣，應該會激起身處逆境中的文化巨人蘇軾的情感浪花。 但蘇東坡與陶淵明不同。陶淵明身處亂世，統治者篡弒頻繁，殺戮成性，門閥森嚴，政治極為黑暗。黑暗的現實已經逼出了像阮籍、嵇康這些放浪形骸的「竹林七賢」。陶淵明以決絕的態度，遠離塵世，有他的社會根源。蘇東坡卻處在一個偉大的時代，那個時代是中國歷史言論最為自由的時代，王安石變法也好，司馬光廢法也罷，他們都只有一個目的，就是為了國富民強。蘇東坡和他們的政治觀點時不相容，但他畢竟還有一顆激蕩的心，一腔凌雲的志，一身燃燒的情，一種積極進取的希望。所以他不會歸隱，所以他總是一腳走進隱逸的山水，一腳還留在他熱愛的人間。 （六） 感悟蘇東坡而不提到王安石是不可能的事情。 好像蘇東坡的倒霉時時和王安石聯繫在一起。「烏台詩案」的製造者李定、舒亶、何正臣，歷來被稱為王安石的「朋黨」。王安石也因此被吐了一千年的唾沫。在林語堂《蘇東坡傳》中，林先生甚至把王安石稱作「王安石那群小人」。 這千古奇怨，其實偏偏是千古奇冤。 歷史對王安石重用「小人」多有控訴，最後把重用「小人」的王安石也稱作「姦邪」。且不說「君子」與「小人」有時候是一繩之差，有時候又互相轉換，就說王安石為什麼會重用「小人」。歷史之中，最難的是什麼？是改革。王安石改革，朝廷地方有幾個人支持？改革需要人才，不要說沒有人支持你就無法改革，就是沒有人去執行你的政令，改革還能進行下去嗎？王安石一朝重權在握，投奔他的人難免會有「小人」，而改革之難，讓王安石必須重用他們。這樣一個實在太簡單的道理，可我們的學者學家偏偏視而不見。 蘇東坡與王安石初始修好，後來決裂，然後和解。在王安石死後，蘇東坡扭轉筆鋒，斥之為「或首開邊隙，使兵連禍結；或漁利榷財，為國斂怨；或倡起大獄，傾陷善良；其為奸惡，未意悉數。而王安石實為之首」。回顧蘇王同朝為官，蘇東坡曾對「新法」頗有支持；後來上「萬言書」，反對變法；蘇東坡被貶黃州，積極向王安石推薦秦觀，王安石回信「得秦君詩，手不能舍，葉致遠適見，亦以為清新嫵麗，與鮑謝似之」；王安石被貶江寧，蘇東坡前去看望，二人談佛說文，甚是融洽；王安石死，蘇東坡《制詞》，文采飛揚卻處處形褒實貶…… 蘇東坡斥王安石，這裡面主要原因是國家政治問題，他意識到，對王安石的評價其實是對「新法」的評價。但是由政治爭論而到人身攻擊，這裡面有沒有「小人」的成分呢？在王安石和蘇東坡的關係中，一味的斥責哪一個人是不是有失公允？ 說到底，這是文人的悲劇，文人和政治結合的悲劇。王安石是文人，蘇東坡也是文人。回顧兩人的關係，不難看出，他們最為融洽的時候是兩個人都被謫貶的時候，那時候他們惺惺相惜，敬重有加。一旦牽涉到政治，誰也離不開一副有色眼鏡。 「烏台詩案」歷來說王安石作祟，且不說王安石是不是「君子」，就說李定、舒亶、何正臣是不是王安石的「朋黨」，這些人擁護王安石改革就是王安石的「朋黨」了？那我們今天都擁護改革，我們又是誰的「朋黨」？這種推斷，實在牽強。而更多的學者學家在分析這件事的時候，甚至沒有把「黨」這個詞的含義搞得清楚。 再說「君子」與「小人」。我們不否認李定、舒亶、何正臣三人的小人行徑，但「新法」反對派攻擊李定「母死不守孝」，說連母親都不孝的人怎麼能當官，就有失寬厚，偏偏有點「小人」之嫌，因為李定根本不知道他的生母究竟是誰，他怎麼守孝？再說，即便不守又能如何？岳飛以為母守孝請辭回鄉還被朝廷差點治罪呢。舒亶卻是守孝的典範，他在任地方官時曾親手殺死一個喝罪了酒追打自己母親的人，變法的反對派會說他好話嗎？舒亶是宋朝狀元，從才幹上說，重用他並不過分。史書記載何正臣並不壞，而他九歲就被賜予進士出身也足足可以證明他的才華。 「烏台詩案」，千古冤獄，這裡面，不是一個「君子」與「小人」就可以概括的。蘇東坡冤枉，冤枉卻不是他的專利，也不是冤枉的極至。歷史中沒有被冤枉的文人有幾個？屈原不冤？賈誼不冤？韓愈不冤？柳宗元不冤？白居易不冤？岳飛不冤？王安石不冤？他同時代的歐陽修更冤，這個發現培養了那麼多大文豪的大文豪，這個宋朝文壇的領袖，這個扭轉了歷史文風的英才，兩次被冤下獄，兩次被貶，最後心灰意冷，六十六歲病死汝陰。他兩次被誣告，一次是有人告他姦淫自己的養女，另一次竟是有人告他姦淫自己的外甥女。 而誣陷歐陽修的人正是後來攻擊王安石的那些人。歐陽修也反對變法，但他與王安石一直關係甚好。恰恰是那些與他一起反對變法的人兩次誣陷他「姦淫」。 王安石詩云：「不畏浮雲遮望眼，只緣身在最高層」；蘇東坡詩云：「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如果他們兩個都能聽聽對方的勸告就好了。可惜，他們都是文人，無可救藥的文人。 以蘇東坡之才而無蘇東坡之功，這實在不是歷史的誤會，而是歷史的規律。 （七） 但是，歷史長河同樣不會因為蘇東坡無皋陶之功而掩蓋他的光輝，蘇東坡是「真一東坡」。 中國只有一個蘇東坡。 他多才多藝，才華橫溢，深厚廣博，詼諧幽默； 他感受敏銳，思想透徹，胸襟坦白，不拘小節； 他揮動如椽之筆，如同兒戲一般，所獵之處，盡收皮囊； 他高揚生命的旗幟，生機如春風吹綠，勤於勞作，情趣盎然； 他清高孤傲，飄逸不群，又謙虛謹慎，鄭重莊嚴，笑面磨難，率真自信； 他熱愛生命，關懷百姓，又享受生命，善待百姓，親切熱情、慷慨厚道。 「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兒。」 他本身是一個天仙，卻甘願來到了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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