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唐朝金銀器的製作思想及方法

考察唐代金銀器的裝飾圖案，不僅能加深理解器物及紋飾的演變，而且對其的製作思想及方法也能窺之一斑。

唐代金銀器的裝飾圖案特點是正確運用了圖案設計的法則；裝飾題材多表現貴族、宮廷生活內容；吸收、融合改造外來紋樣而創造了圖案裝飾新工藝。

首先，對稱與呼應、節奏與韻律、比例與權衡等圖案設計的法則，在金銀器圖案中都有明確的運用，從而恰當地確定了不同器物的圖案素材和整個紋樣的章法、格局，使圖案色調鮮明，結構完美，整體健康活潑，給人以深刻的印象。

石榴花結葡萄飛鳥紋銀熏球是運用對稱與呼應法則的最好例證。它是採用滿地裝的蔓草葡萄連綴紋樣進行裝飾的。若以十字線劃分上半球體的紋對樣，可以看出是一個四方對稱的圖案。圖案的4個區間之間，均是以鳥的相對或相背飛動姿態作為呼應。下半球體同樣鏤刻出蔓草葡萄紋，但在安排上恰與上半球體花紋位置交錯，從器形整體看又是一層呼應。上半球體強調了飛鳥，下半球體突出了葡萄，又造成了動與靜的呼應感。多方對稱、多層呼應的手法，使得熏球無論從哪個側面看都形成了紋樣的多變，也使得器物本身更加玲瓏可愛。

其次，節奏與韻律法則的運用，主要在碗、鐺類的器物上。碗的平麵線形與立麵線形都是比較單純的。為了豐富裝飾，唐代工匠將碗壁劃分成平行式或直立式的區間，使其產生了一種動律感。象海獸紋十四雲瓣銀碗用以雲紋的曲線處理立面，在口沿部分也造成曲折變化的邊線，看上去如同互相追逐，不停運動的雲朵，增加了裝飾的節奏、韻律。這種裝飾手法出入意表，結果卻給人以風格高雅的印象。

金銀器裝飾花紋中，有的取材於權要貴族現實生活的活動場面。如唐代掐絲綴珠馬車、，就生動地貴族的生活片斷。這些畫面顯然是為適應貴族的愛好而創作設計的。反映了「晉尚故實，唐尚新題」的風尚對金銀器裝飾工藝的影響。《明皇雜錄》曾詳細記載了李隆基用舞馬祝壽的情節。開元年間，宰相張說經常參加李隆基的壽典，親睹舞馬，因之也寫下了不少有關舞馬的詩詞。他在《舞馬千秋萬歲樂府詞》中寫道「聖皇至德與天齊，天馬來儀自海西。腕足徐行拜兩膝，繁驕不進踏千蹄。髬鬌奮鬣時蹲踏，鼓怒驤身忽上躋，更有銜杯終宴曲，垂頭掉尾醉如泥」。這匹舞馬正是在銜杯終宴曲時，做著徐行拜兩膝的姿態。唐代金銀工匠敢於跳越模仿古人舊稿的窠臼，在現實生活中尋覓新的題材，應當看成是唐代金銀器皿在裝飾內容上的一大特色。

唐代金銀器在器物成型方面，除了鑄造成型外，唐代主要使用錘擊成型的方法和澆鑄成型的方法。這種工藝不是我國古代的傳統工藝。但在西亞地區，早在公元前2000年就掌握了錘揲技法。因此，瑞典學者俞博、英國學者海瑞·霍吉斯都先後指出：由於接受了西方輸入的錘揲技術，從而使唐代金銀器製造工藝的發展進入了新的階段。唐代工匠純熟的掌握了捶揲技術和鏨花炸珠工藝，大唐宮廷之器，達到了很高水平，在我國金屬工藝發展史上具有重要意義。另外，在器物形制及裝飾紋樣方面，國內外學者認為，唐代金銀器不同程度地接受了波斯薩珊、印度、索格德(粟特)等多種風格影響。譬如薩珊式的立鳥紋、聯珠紋是唐代Ⅰ、Ⅱ期器物的主要裝飾紋樣，臨潼慶山寺鳳頭人面壺，摩羯紋是明顯的印度作風。蓮座等神話宗教紋也常在金銀器上出現。中國工匠把它與鴛鴦、鴻雁、孔雀等瑞鳥結合起來，轉變為祥瑞的象徵了，反映了中國古代藝術以圖行文的傳統。唐代碗底也有焊接浮雕式的附加裝飾圖片，這在西喬治亞的伊伯利亞王國顯貴墓葬的銀碗中也曾發現。關於外來風格傳入的問題，近年來國外學者力主粟特風格(索格德)影響最為顯著。法國學有悶沙杜拉·蘇衡·麥里幾顯——希爾瓦尼在《伊朗銀器及對唐代中國的影響》一文中，認為帶把圈足杯、八棱圈足等器物，「反映出某些東方的屬性，其產地很可能是中亞索格德地區。」因為公元7世紀到9世紀，索格德與中國關係甚密，中國的金銀器深受索格德貴金屬工藝的影響，同時，中國的貴金屬工藝對索格德也有影響。

中國和中亞、西亞等地在金銀器製造技術方面的交流，最遲在北魏時期就發生了。到了唐代，波斯人有時就在中國境內製造大量的工藝品，這些「奇器異巧」中自然有金銀器在內。而中國的金銀工匠也曾在中、西亞長期居留並從事生產活動。因此，唐代貴金屬工藝的發展和興盛，與外來技術的引進有著不可忽視的作用。

鎏金海獸水波紋銀碗——高3.6cm，口徑11.2cm碗為弧腹、喇叭形圈足。腹部有均等水波紋，其間鏨刻飛禽走獸，陪襯以花草山嶽，碗底貼焊突起海獸紋圓片。

鑲金白玉鐲——玉鐲以金合頁將三段弧形玉連接，可以自由活動，其中一處以金針為插銷，以關閉開啟便於佩戴。玉鐲唐時稱「玉臂環」，這種可以開啟玉鐲亦稱玉臂釵或玉臂支，省稱「玉支」。

何家村窖藏出土錢幣達30多種，既有當時流行錢幣，也有鎏金厭勝錢「永安五男」（左）和皇帝賞賜的金「開元通寶」，還有東羅馬金幣（中右）、日本元明天皇鑄造的「和同開寶」以及戰國齊刀幣（下），時代跨度達千餘年，涉及面東至日本海、西達地中海。

鎏金鸚鵡紋提梁銀罐——此罐通體魚子紋象徵多子多福；腹飾鸚鵡在唐代被稱為「神鳥」，其毛色多彩艷麗，能學人言，格外受人喜愛，為地方和鄰國向大唐王朝所進貢品之一。罐蓋內有墨書「紫英五十兩，白英十二兩」,可知此罐應為儲存藥物用。

鑲金獸首瑪瑙杯——瑪瑙雕成，材料應來自國外，造型與西方「來通」相似；產地與年代仍在討論之中，有人認為是八世紀的唐人仿製品，亦有人認為是七世紀之前的外來物品。

鎏金雙狐紋雙桃形銀盤——將器物製成桃形， 源於國人對這種果品的熟悉和喜好；白狐、玄狐在唐代屬上瑞。雙狐雙桃作裝飾迎合「益壽」、「壓邪」、「祈福」的民族心理和審美情趣，這件器物從造型到紋飾深受波斯薩珊藝術風格的影響，反映出唐代工匠在對西方金銀器藝術吸收借鑒的前提下更注重推陳出新，使之符合中國人的使用和欣賞習慣。

鎏金飛廉紋六曲銀盤——盤呈六曲葵花形，盤心處凸起並剔刻出一隻飛廉形象，紋飾獨特。飛廉紋在銀盤中出現，是唐代工匠汲取了外來器物單獨裝飾動物紋的做法，又融入本土飛廉創作而成，從中可以看出，唐人對外來文化的借鑒和取捨。

鎏金雙獅紋銀碗——此碗中心模衝出兩隻相對的瑞獅，雙口銜枝，腳下裝飾一株折枝花，邊緣為一圈繩索紋，繩索紋外加飾一周向內翻卷的波浪紋，紋飾均鎏金。獅子來自西方，在中國神化為瑞獸，雙獅周圍環繞繩索紋圓框，是薩珊銀器中經常見到的「徽章式紋樣」。

鎏金舞馬銜杯紋銀壺——造型採用北方游牧民族使用的皮囊和馬鐙的綜合形狀，壺身兩面以模壓手法各捶出一匹翹首鼓尾、銜杯匐拜的舞馬。提梁、蓋及舞馬紋飾均鎏金，金色銀光交相輝映，色調和諧富麗。此壺造型、紋飾別具匠心，製作精湛，舞馬形象栩栩如生，尤具風采，因其印證了史書中記載的玄宗馴養舞馬祝壽故事而彌足珍貴。

何家村窖藏金銀器——何家村窖藏中飲食器有碗、盤、碟、杯、壺、羽觴等130件，葯具有鍋、盒、鐺、瓿、石榴罐等49件，盥洗器有罐、盆、水器等14件，日用品有燈頭、熏爐、熏球、鎖鑰等32件，裝飾物有釵、釧、鈴鐺等40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