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歲經濟學家劉國光警告：社科院一些重要研究領域甚至有見底的危險！

我的一些回顧與展望——訪著名經濟學家劉國光研究員

《中國社會科學報》：我們知道，您是新中國首位赴蘇聯學習經濟學的留學生，您是何時來中國社會科學院參加工作的？

劉國光：新中國成立前夕直至去蘇聯留學前，我在南京中央研究院社會研究所工作。南京中央研究院社會研究所就是後來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的前身，新中國成立後隸屬新成立不久的中國科學院，改為中國科學院社會研究所，隨遷至北京，１９５３年更名為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１９５４年中國科學院搞學部委員制，專門成立哲學社會科學部，由學部來管理各研究所。

１９５１年，我被中國科學院選派到蘇聯莫斯科經濟學院學習。當時，社會研究所的巫寶三是國內研究收入分配最權威的經濟學家，他知道我被選派赴蘇之事後，建議我選擇國民經濟平衡專業作為研究領域，這是蘇聯搞計劃經濟最重要的手段。回國以後，我在經濟所曾擔任學術秘書、國民經濟平衡研究組副組長等職。

難忘四位學者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在社科院的工作經歷對您從事學術研究有哪些影響？在這些工作經歷中，令您印象深刻的人和事有哪些？

劉國光：粉碎「四人幫」以後，迫切需要繁榮與發展哲學社會科學。１９７７年，在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基礎上，組建了中國社會科學院。此後短短几年，成立了近２０個研究所，發展很快，有如雨後春筍。１９８２年我從經濟所調任院部領導職務，曾兼任經濟所所長，主要負責經濟片，直到１９９４年退職，改任社科院特邀顧問。可以說，我的大半輩子都在社科院工作。

在社科院，對我影響最大的要數孫冶方，事情很多，無法細述。孫冶方最大的特點是自己搞研究，也鼓勵我們搞研究，他來經濟所後，使得學術氣氛非常活躍。早在１９５７年末，統計局請來蘇聯專家索波里，講課內容正好是我所學的國民經濟平衡問題，時任統計局副局長的孫冶方讓我擔任這個系列講座的翻譯和講稿整理組的負責人。索波里的講課很有針對性，對當時調整國民經濟比例關係和研究價值規律很有啟發。１９５８年孫冶方到任後，讓我擔任學術秘書，協助他的工作；又從國家計委世界經濟研究室調來楊堅白，從武漢大學調來董輔礽，籌備國民經濟綜合平衡研究組，楊堅白任組長，我和董輔礽任副組長。１９５８年末至１９５９年初，我陪同孫冶方訪問蘇聯、捷克，歷時兩個月，廣泛接觸，回國後起草《訪蘇報告》。回國之後孫冶方就在經濟所內組建了數量組，可以說這是中國計量經濟學的搖籃。１９６０—１９６１年間，孫冶方組織研究人員撰寫《社會主義經濟論》，我們集中時間集中人員寫作與討論，我是主要起草者之一。孫冶方很欣賞我寫的其中一章，認為是整部書稿中寫得最好的。孫冶方的一系列學術活動，我都參加了。正因如此，在「文革」中，我們受到批判，孫冶方則遭受牢獄之災。我很欽佩孫冶方堅持真理、不畏權威、敢於突破的精神，使我在做學問上深受感染。

另一位是薛暮橋，是我黨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研究的元老之一。作為統計局長，他一直關注經濟所工作，促進理論研究結合實際，為實踐活動提供強大的支持。１９７９年，他代表統計局和經濟所的孫冶方一道主持在無錫召開的商品規律價值規律理論研討會。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學術會議，對於推動經濟理論創新的作用很大。這次會議我也參加了。改革開放以後的二十餘年裡，我與他有了更多的接觸機會，他對我的一些學術觀點也很支持。１９８８年３月，在參加中共十三屆二中全會期間，我作了「正視通貨膨脹問題」的發言，反響強烈，反對的聲音也很強烈，薛暮橋特來信贊同我的觀點並予鼓勵。同年１１月，薛暮橋、我和吳敬璉一同應邀與中央領導同志見面，談經濟形勢和物價問題，薛暮橋也反對通貨膨脹政策，主張不要物價「闖關」。他作為經濟學界老前輩，在這些方面給了我極大的精神支持與鼓舞。

再一位是于光遠，１９７５年「文革」還沒有結束，他到社科院經濟所把我們「這一伙人」要去計委研究所繼續研究工作。在當時條件下，那裡的環境可謂得天獨厚。正是在他的關懷下，我們得以先行恢復研究業務。對於這些事情我都感念不已。

還有一位是楊堅白。我們一起參加國家計委的調查研究工作，到遼寧、河南、山西調查，這些調研正逢「大躍進」之後三年恢復初期，感受很深，對我後來關於社會再生產和綜合平衡的理論研究很有影響，在調查研究方法上有很大幫助。

學術研究三段歷程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在經濟學領域勤懇耕耘七十載，取得了眾多獨創性的經濟理論成果，回顧您的學術生涯，有哪些重要的歷史階段？最令您欣慰的學術成果是什麼？

劉國光：我的學術研究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回國以後到改革開放初始階段，即５０年代後期至８０年代初，研究的是計劃經濟時期，以社會再生產、增長速度、比例、綜合平衡為中心，主要工作是將實際中進行的計劃經濟加以理論化，以中國的實際經驗為基礎，包含了正面經驗和反面教訓。到８０年代初期還在做這項工作。別人稱這是我在學術研究上的第一次「井噴」時期。

第二階段是改革的初期和中期，從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到２００３年或２００５年的改革中期。研究成果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一是關於計劃與市場的關係，改革也是從這裡突破的，最終實現由計劃經濟體制到市場經濟體制的根本性轉變，這方面成果是大量的；二是發展模式轉換，由粗放到集約、由外延到內涵的轉變，過去是靠規模、靠投資、靠人力物力消耗，以後要靠質量、效益，必須要向這方面轉變，這與後來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一系列實際做法都有理論上的關聯，包括調整產業結構、壓縮過剩產能、科技創新、供給側改革等。

上述兩方面的轉變彼此互為條件，相輔相成，不可或缺，需要同時著手進行。「雙重模式轉換」為十四屆五中全會做出「兩個根本性轉變」的決策部署作了先行的論證。

伴隨「雙重模式轉換」實際上還有一重轉換，即在經濟發展的調控機制上，也從綜合平衡向宏觀調控轉變。這是繼「雙重模式轉換」之後的又一重大轉變——既然經濟體制、運行機制都改變了，那麼，總量控制辦法也要與時俱進跟著改變。但是，這種改變只是形式上的，雖然操作方式變了，但宏觀調控和綜合平衡的根本精神高度一致，無一例外都強調平衡、取中、不走極端。

宏觀調控又是一攤領域，內容很多，我的中心思想是反通貨膨脹、反快、從穩；主張適度鬆緊、中性政策。這一系列理論與政策主張都跟宏觀調控有關，為宏觀決策提供強有力的理論支持與智力支持。

第三階段是在２００３年之後的反思階段。隨著改革不斷深化而來的，以２００３年的《八十心跡》、２００５年的《中國經濟學傑出貢獻獎答辭》以及《談經濟學教學與研究中的一些問題》等一系列文章為起點。主要有兩方面反思：一是反思經濟體制和發展方式，包括所有制、計劃與市場關係以及分配問題（如共富），目的是要堅持正確改革方向，鞏固已有的改革成果，進一步處理好改革與發展過程中暴露出來的問題；二是反思經濟學教學和研究指導思想，涉及馬克思主義被邊緣化、西方經濟學佔領主陣地兩大問題。這個階段的反思，同時也帶來我關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以及共產主義前景的積極思考，只是苦於腦體衰退，尚未完全整理出來。

年輕人要擔負起時代重任

《中國社會科學報》：今年是中國社會科學院建院４０周年，作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的老領導，您對我院未來發展以及年輕學者有何期望和寄語？

劉國光：伴隨著改革開放，社科院走過了４０年不平凡的歷程，堅持正確方向，不斷開拓創新，在鞏固馬克思主義陣地、完善哲學社會科學體系、服務黨和政府決策與經濟社會發展、提升我國國際話語權和影響力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貢獻。特別是在院黨組和王偉光院長的領導下，堅持馬克思主義真理，在大是大非面前敢於發聲、敢於亮劍，堅持正確的輿論導向，這些我認為做得都很不錯。

社科院的學科體系不斷發展壯大，每個學科的科研水平不斷提高，在國際國內具有重要地位和影響力，在智庫建設、特別是馬克思主義理論智庫建設方面取得一定成績，但參差不齊。一些重要研究領域甚至有見底的危險。以某研究所為例，從新中國成立初到改革開放初期，無論研究成果還是主辦的雜誌在國內經濟學研究中獨佔鰲頭，現在雖然也在發展，但相對落後了。（經濟學家圈註：這是在批評某個所啊，劉不高興了）我們要奮起直追，迎頭趕上，爭取躍進到前列；要力挽狂瀾有一番大作為，要繼續加強人才培養、充實研究力量，突出自身特色優勢。

藉此機會，我也想對青年研究人員提三點建議和希望。

一是學術研究要有問題意識。學術研究要腳踏實地，以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為導向，如果理論不能解決實際問題，最後會淪為空談。改革開放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伴隨著克服和解決現實當中不斷出現的問題而實現的，同樣地，面對新情況、新問題，需要提出好的解決思路和辦法，這些都需要理論支持。這是一個需要理論而且能夠產生重大理論的時代，需要我們青年研究人員去發現和挖掘。

二是希望青年研究人員多搞實際調查研究，深入實踐、深入生活、深入群眾，全面掌握實際情況，研究成果要有針對性，言之鑿鑿，方能字字珠璣、說話有分量。

三是希望青年研究人員切實擔負起社會責任，看問題要全面系統深入、不浮誇，自覺地和各種偏激的錯誤思潮作堅決的鬥爭。既要尊重歷史、珍視已經走過來的道路，又要目光遠大，志存高遠，不為眼前一時的艱難困苦所蒙蔽，不負時代的重託，一步一個腳印踏實地往前趕。（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研究員桁林協助整理本文）

劉國光簡介：1923年出生。江蘇省南京市人。經濟理論家。1946年畢業於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經濟系，畢業後考入北平清華大學研究院；1955年在蘇聯莫斯科經濟學院獲副博士學位。曾任中國國家統計局副局長、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1988年被波蘭科學院選為該院外籍院士；2005年被授予首屆中國經濟學傑出貢獻獎。是第八屆全國人大常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