磨墨 | 落魄唐寅

唐伯虎的風流才子形象不知始於何時，而明代小說家馮夢龍在《警世通言》中的一則《唐解元一笑姻緣》無疑使其「風流不羈」的造型成為流傳於民間數百年的一個標準定式。加之後人穿鑿附會，杜撰了其一系列的風流韻事，使原本落魄潦倒的唐伯虎在後人眼裡呈現出較多的喜劇色彩。

馮夢龍寫的《唐解元一笑姻緣》其實並非「原創」，明代筆記體小說中早已有「點秋香」的故事，只是主人公另有其人。而馮夢龍卻在小說中將此事「戴」在唐寅的頭上，絕不會毫無緣故，以我的猜想，不外乎有兩點：其一是想借唐寅「吳中四才子之一」的名頭。試想，唐寅詩文書畫俱絕，配之於一段奇妙姻緣，那必然是為人所津津樂道的才子佳人式故事。其二是出於對唐寅坎坷遭遇的同情。馮夢龍與唐寅同為蘇州人，生活的時代雖相距約百年，但這位前輩才子的不幸遭遇令人扼腕嘆息，附會一則「點秋香」的浪漫故事，雖無助於改變其悲劇宿命，但於那些仰慕、憐憫唐寅的後來人甚至於馮夢龍自己都是一種心理上的慰藉。

然而，歷史的真相是殘酷的。

唐寅出生於明憲宗成化六年，時屬庚寅年，故名唐寅，因排行老大，以伯仲叔季為序，即字伯虎（後更為「子畏」）。謂其庚寅年寅月寅日寅時生實則為好事者牽強附會而已。唐寅的出生地蘇州，在明代特別是成化年間，是一個繁華的江南都市，此處物華天寶，地靈人傑，科甲繁盛，多書香門第。而幼時的唐寅長於蘇州吳縣的一普通商賈之家，父母以經營酒肆為業。

不得不說，唐寅日後放誕不羈的個性大抵與年少時習慣於閭巷街頭、穿梭於燈紅酒綠不無關係，繁華而又柔靡的吳中氛圍讓唐寅的性格里多了一些輕狂，少了一份持重。

天資聰穎的唐寅十六歲上便以第一名補蘇州府府學附生，名動姑蘇。後來，祝允明在唐寅的墓志銘中寫道「（唐寅）童髫中科第一，四海驚稱之。」由此可以窺見唐寅年少之時才氣逼人，已非同齡人可以比肩了。在此後的近十年間，唐寅得以師從沈周、周臣等前輩大師作畫學書，又先後結交了好友張靈、都穆、文徵明、祝允明等文人雅士，十九歲上娶了出自書香門第的徐廷瑞之女，其生活可以說得上瀟洒、任情、適性。《明史》中記載：「（子畏）性絕穎利，與里狂生張靈縱酒，不事諸生業。」才華橫溢而又放誕任性，恃才傲物而又不忘流連歡場，唐寅「風流才子」的個性在這十年中表現得淋漓盡致，其「風流才子」之名大抵始於此時。史書未曾記載唐寅在這十年間有「應鄉試」之舉，以其「不事諸生業」及特立獨行、任性不羈的性格，這在情理之中的。

唐寅最初的不幸當屬在二十五歲上連遭父、母、妻、妹相繼亡故，原本適意的生活戛然而止。接連的喪親之痛使他深感禍福無端，死生無常，此後，唐寅意志逐漸消沉，生活頹然自放，幸好有好友文徵明和祝枝山的勉勵激發，才使其得以走出陰霾，重拾舉業。此時的唐寅對仕途的選擇可以說是矛盾重重，欲拒還迎。以我的臆測，沒有文徵明等人的規勸與影響，唐寅更有可能借酒消愁、浪蕩江湖。

文徵明此人與唐寅同齡，兩人結識於十三、四歲，同為沈周門下弟子，後同列為「吳中四子」。然而，就性格而言，倆人迥然相異，唐寅放達任性，文才輕艷，所行之事往往出名教之外；而文徵明耿介持重，自律甚嚴，如謙謙君子，所行所言均有法度。年輕時的唐、文二人相互砥礪，唐寅的出格和放誕，文徵明時有規勸，可以說，文徵明對唐寅一生的影響頗大。文徵明的父親文林對自己的兒子和唐寅二人均非常喜愛，文老先生的眼光可謂老辣：「子畏（唐寅）之才宜發解，然其人輕浮，恐終無成，吾兒它日遠到，非所及也。」

一語成讖。

祝枝山在《唐子畏墓誌並銘》中記述了唐寅赴應天府鄉試前一年「事時業」的情景：

「子畏曰：『諾。明年當大比，吾試捐一年力為之，若勿售，一擲之耳。』即墐戶絕交往，亦不覓時輩講習，取前所治毛氏詩，與所謂四書者，翻討擬議，祗求合時義。」

由「捐一年力為之」可見唐寅平時放浪形骸，不以科舉為意，以致學業荒廢，而這一年的發奮苦讀只能算臨時抱佛腳；而由此我們對唐寅悟性之高、才情之盛也可窺豹一斑，功名於他似乎唾手可得。「若勿售，一擲之耳」這一言絕佳，豪情之中透著任性與放達，破釜沉舟的決心背後還伴著的一絲不屑。

於是，經過一年的準備，明孝宗弘治十一年，時年二十九歲的唐寅赴南京應鄉試。幾乎毫無懸念，唐寅高中鄉試第一，數日之間，「唐解元」之名傳遍了整個應天府。

春風得意的唐寅於次年進京會試，不出意外的話，由貢士而進士，再由皇帝欽點入翰林，從而進入仕途，成就「治國平天下」的士人抱負。然而，在前面等待這位風流才子的不是令人艷羨的錦繡前程，而是改變其人生際遇的厄運。

躊躇滿志的唐伯虎與同鄉的富家子弟徐經一同赴京參加禮部會試，時任禮部尚書的李東陽和禮部右侍郎的程敏政擔任主考官。會試結束，還尚未發榜，卻已經滿城蜚語，整個京城的應試舉子中盛傳徐經賄賂主考官之一的程敏政，預先得到試題，而唐伯虎因與徐經的關係密切也被牽連其中。

此事驚動了朝廷言官，給事中華昶立馬上書彈劾程敏政鬻題，孝宗皇帝命李東陽複核程敏政所錄之卷，卻發現唐伯虎與徐經的卷子並不在錄取之列。按理說，事情已經真相大白，這所謂的「科場舞弊案」純屬誣陷，本該還當事人一個清白。但此後言官們又進行了多次「莫須有」的舉證，最終把事實真相攪得真假難辨。在查無實據的情況下，徐經和唐伯虎被削去仕籍，程敏政也蒙受不白之冤，出獄後憤懣而死。

其實這不是一次簡單的言官「風聞奏事」，而是一次朝臣的權術鬥爭，唐伯虎和程敏政二人無非做了無辜的犧牲品而已。

《明史·文苑二》是這樣記述的：

（寅）舉弘治十一年鄉試第一，座主梁儲奇其文，還朝示學士程敏政，敏政亦奇之。未幾，敏政總裁會試，江陰富人徐經賄其家僮，得試題。事露，言者劾敏政，語連寅，下詔獄，謫為吏。寅恥不就，歸家益放浪。

祝枝山對這樁科場舞弊案的記載與《明史》大同小異，但對這樁案子是否真有其事還是純屬誣陷則持保留態度：

時傍郡有富子，亦已舉於鄉，師慕子畏，載與俱北。既入試，二場後，有仇富子者，抨於朝，言與主司有私，並連子畏……同訊於廷，富子既承，子畏不復辯，與同罰……

自唐開科取士以來，科場舞弊事件層出不窮，但此案因涉及大名鼎鼎的風流才子唐伯虎，自然更為後人所關注。此案的關注點有三：一、主考官程敏政早在唐寅鄉試中舉之時便已經看好唐寅，程、唐二人的關係是瓜田李下、百口莫辯；二、儘管《明史》言之鑿鑿，那位「仇富子者」是否捏造其事並未可知。三、「子畏不復辯」背後的真相無法知曉，但其「不復辯」卻為自己蓋棺定論，無從翻身了。

「唐解元」的名聲太大，同來京城的徐經又是富家子弟，一個風流才子和一個紈絝哥們，兩人在京城太不懂得低調，經常攜手出入歡場、招搖過市，唯恐人所不知。然而京城不是蘇州，這裡的水太深、人心更為複雜。兩人輕佻放誕的舉動必然會在應試的舉子們中間引起反感甚至妒忌；況且，徐經來京時，「瓜田李下」地去拜訪程敏政，此中肯定少不了一些「見面禮」，而唐伯虎又不合時宜地以一枚金幣請程敏政作文，如此一來，這三人的關係就是跳進黃河也洗不清了。

最終，掌握士人生殺予奪權力的皇帝硃筆一揮，削去了唐寅的「解元」之名，革黜其「仕」籍，發配到浙江為「吏」。

古代的官與吏的地位可謂天壤之別，「官」由朝廷任命，古人學而優則仕，就是為了做官，以光宗耀祖；而「吏」則相當於官府中的「服役人員」，其身份與衙役走卒一樣底下，古人一時為吏，終生為吏，永無出頭之日。君不見《水滸》中的宋江一直以自身是「刀筆小吏」而自卑不已么。

革黜仕籍，終身為吏，對自視甚高的唐寅來講無異於奇恥大辱。現在仕途已經沒有任何指望，又不願意俯就皇帝之意去浙江當小吏，更無顏回見江東父老去忍受指責，可以說此時的唐寅已悲世厭世、心如死灰了。

走途無路的唐寅選擇了遊歷名山大川，以解心中塊壘，並於次年回到了蘇州。經歷大起大伏的唐寅此時已經看淡塵世，自號「六如居士」，六如者，佛教用語，以夢、幻、泡、影、露、電，喻世事之空幻無常。

回到蘇州之後，自然少不了同鄉的嘲諷和白眼，而續弦何氏不堪生活清貧，離他而去。此時，煢煢孑立的唐寅只得憑賣文鬻畫為生。其間，唐寅有一詩作：「不煉金丹不坐禪，不為商賈不耕田。閑來寫幅丹青賣，不使人間造孽錢。」孤傲的性格之外流露的儘是生活的窘迫。

可悲的是，這並不是唐寅人生的最低谷。

因科場案盡失顏面的唐寅雖遭遇窘境，而其自我舒展、放誕不羈的個性並未因此而收斂。

我們可以想見，剛回蘇州的唐伯虎屢遭街坊鄰里的白眼、親友故舊的責難，起初當是能避則避，深居簡出，時間久了，則愈發看得通透，逐漸不以為忤。唐寅性子裡頭的那種自以為是、玩世不恭絕不會容許他自己止於那種平淡、枯燥的苦行僧生活。至於種菊東籬、鍛鐵山陽之事，他是學不來的。正所謂積習難改、本性難移，今日所作之詩換了兩個銅板，盡拿去酒肆縱酒，次朝有權貴以數兩銀子購畫，則走章台、逛柳巷，不一而足。個性宣洩的背後自然是懷才不遇、絕意仕途的悲哀，而那正是文人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

在一個人孤寂、苦悶之時，唐寅定然會想到數百年前「奉旨填詞」的柳三變，倆人均才華橫溢而又無緣於朝堂，只能借填詞寫賦、吟詩作畫來托寄心性，而放歌縱酒、談笑風月的背後壓制了多少苦悶與無奈。想到柳永，唐寅心底生出來的必然是同病相憐、惺惺相惜之感。

所幸唐寅並未遭文徵明、祝枝山等好友的拋棄，三人時常在一起游山涉水、題詩作畫、酬唱應對。此時，失意落魄的唐寅雖然風流依舊，然而一改以往的從容自得，言行顯得消極、沉淪，且其藐視禮法、有悖名教的任性適情常為時人所非議。在尊禮尚禮、理學繁盛的明中葉，衛道士的口水則足以將其淹沒，文徵明等人自然是常加苦勸。

文、唐二人雖為好友，但性格迥異、志向有別，科場案之後，兩人的心境也已相差千里。所以二人的交往難免常生口角、時有齟齬，爭吵激烈時兩人甚至失和數年。唐寅在一篇《與文徵明書》對好友苦口婆心的規勸不以為然：

「……吾卿猶以英雄期仆，忘其罪累，殷勤教督，罄竭懷素。缺然不報，是馬遷之志，不達於任侯；少卿之心，不信於蘇季也。」

文徵明不以「科場案」為意，對老朋友的期望依舊，「以英雄期仆」；而唐寅心中疙瘩已無法揭開，自然我行我素。兩人相互的不理解，就好比司馬遷的理想不被任安知曉，李陵的心思不被蘇武理解一樣。唐寅在博功名之際由青雲直墜塵土，其痛苦確實非一般人可以體會，兩人的失和自然無法簡單的評判誰對誰錯。

然而上天眷顧，朋友的暫時離去卻為唐寅換來一位紅顏知己沈九娘。九娘原為蘇州青樓中的官妓，不僅長得端莊文雅，又善琴棋書畫，她欣賞唐寅的才情，又同情其遭遇。兩人在交往中互生愛慕，最後結為伉儷，這一年，唐寅三十六歲，九娘三十歲。九娘的出現改變了風流放浪的唐寅，也帶給了唐寅穩定的生活。生活雖拮据，但畢竟可以靜下心來研詩作畫。唐寅所作的流傳後世的仕女畫頗多，大都作於此時，此類畫中大抵都有九娘的風姿神韻。

沉澱下來的唐伯虎傾盡所有，為自己和紅顏知己購築了令後人津津樂道的「桃花塢」，自稱桃花塢主，桃花塢中有學圃堂、夢墨亭、蚊蝶齋等美景。在此舞文弄墨，夫唱婦隨，生活可謂愜意；加之時有文人雅士會集於此，曲水流觴，品詩論畫，此時的唐伯虎才不枉「風流才子」之美名。

唐寅此時所作的《桃花庵歌》是其詩作中的經典，時下關於唐寅的影視作品中常見吟誦，全詩畫面艷麗清雅，風格秀逸清俊，詩人狀若瘋癲的高傲，世人皆醉我獨醒的孤獨，懷才不遇的無奈，皆躍然紙上，現摘錄於此以饗讀者：

桃花塢里桃花庵，桃花庵下桃花仙；桃花仙人種桃樹，又摘桃花換酒錢。

酒醒只在花前坐，酒醉還來花下眠；半醒半醉日復日，花開花落年復年。

但願老死花酒間，不願鞠躬車馬前；車塵馬足富者趣，酒盞花枝貧者緣。

若將富貴比貧者，一在平地一在天；若將貧賤比車馬，他得驅馳我得閑。

別人笑我太瘋癲，我笑他人看不穿；不見五陵豪傑墓，無花無酒鋤作田。

有沈九娘相伴的這短短數年當是唐寅落魄之後最為舒心、愜意、安穩的一段歲月，這位紅顏知己給了唐寅最大的精神慰藉，加上女兒的出生，心裡也有了更多的牽掛，此時的唐寅已經人屆不惑，經歷了人生的起伏、世事的蹉跎，便少了年少時的輕狂，原本作為士子心裡頭的那功名宦途之念也塵封起來了。

借詩文書畫自娛、與九娘相伴終老，想必這是唐寅此時最大的祈望。然而，天不遂人願，九娘因操勞過度而離世，真是應了那一句「紅顏薄命」。九娘陪伴唐寅只有短短的七年，任憑誰都會責備上蒼的吝嗇、命運的不公。科舉的無望已經是這位才子莫大的屈辱，老天卻還偏要從他身邊奪去最能懂他、愛他、無條件給他支持的心愛之人，悲慟欲絕恐怕已經無法形容唐寅此時的心情了。

九娘雖出於青樓，其德其賢卻鮮有人可比。唐寅固然有才子之美譽，可在科場案之後，莫說前途黯淡無望，僅路人的嘲諷唾罵就已不堪忍受了。而九娘卻不以為意，在唐寅最窘困、潦倒、落魄的時候毫不猶豫地陪伴其左右，給他安慰和支持；婚後不僅要悉心照顧唐寅的生活起居、操持家務，還得拋頭露面，揣著唐寅的字畫去市集上換回油鹽醬醋，此類俗事，以唐寅的心高氣傲，自然是不願意親自為之的。有了九娘，唐寅沒有了後顧之憂，他的如椽大筆才為後人留下了更多的絕妙丹青。

然而九娘走了，唐寅再次陷入了人生的低谷……

靠賣文鬻畫謀生的唐寅帶著年幼的女兒，生活倍極艱辛。此時適逢明宗室寧王朱宸濠以重金「招賢納士」，密謀反叛。唐寅、文徵明等人皆在寧王的網羅之中，文徵明以病推託，而唐寅卻在猶豫中成了寧王的座上賓。此前，唐、文二人已經擯棄前嫌，再相和好，以磨墨度之，對於寧王延請入幕一事，倆人私下應當有過商議，而寧王的圖謀不軌，倆人該是不知情的，畢竟寧王身處南昌，離蘇州有千里之遙，其反叛密謀更不是一般百姓所能洞察的。文徵明之所以推託，估計只是其「不事權貴」的性子使然；而唐寅最終的應允多半是折腰五斗，為生計所迫而已。

《明史》對於此事的記載如下：「寧王宸濠厚幣聘之，寅察其有異志，佯狂使酒，露其丑穢。宸濠不能堪，放還。」

待到唐寅「察其有異志」，才發現自己誤入了「賊窩」。謀逆反叛是株連九族之罪，唐寅不願成為政權鬥爭的殉葬品，可這時要全身而退恐怕沒有那麼簡單了，一般的託辭藉口只會招來殺身之禍，叫苦不迭的唐寅只得仿效戰國時的孫臏，裝瘋賣傻，甚至在眾目睽睽之下「露其丑穢」。寧王朱宸濠當然不願意身邊有個瘋傻之人敗壞他的聲譽，這有悖於其招賢納士、籠絡人心、裝點門面的初衷，這個時候，他才同意將其「放還」。

然而，以磨墨看來，唐寅此次表演遭受的心理創傷遠甚於十多年前的科場案。他畢竟不是孫臏，也不是韓信，要放下深入到骨髓裡頭的那股傲氣來裝瘋賣傻、忍受屈辱，對他而言，這需要多大的決心啊！堂堂「風流才子」年少即已成名，現在卻淪落為「瘋流才子」，要靠詐痴佯呆，甚至露陰於大庭廣眾之下才能保住性命，因此被嘲笑、被諷刺、被唾棄，做人的尊嚴、傲氣消耗殆盡。試想，這樣的唐伯虎還能再振作起來嗎？這一年他四十六歲。

唐寅餘下的歲月幾乎是在貧病交加之中度過的，經年累月的縱酒加之心理上難以撫平的創傷使他的身體狀況越來越糟，生活上則靠祝、文二人以及後來的兒女親家王寵的周濟才勉強度日。

嘉靖二年的冬夜，五十四歲的唐寅掙扎著從病榻上爬起，提筆寫道：「生在陽間有散場，死歸地府也何妨，陽間地府俱相似，只當漂流在異鄉！」

寫完後不久便齎志而歿。

唐寅悲涼的一生讓人唏噓不已，借用一句「心比天高、命比紙薄」來形容這位後人眼裡的「江南第一風流才子」恰如其分。

寫完唐伯虎凄涼、落魄的一生，少不了嚼幾句「吳中四子」。

時下關於唐伯虎的影視劇中，「吳中四子」一同出場搞笑的場面頗多，其實就如同「點秋香」一樣不合於史實。吳中四子雖生活的年代接近，相互之間也有交往，但並非影視劇中可一同出場、年齡相仿的四位青年才俊。

四人中，唐寅和文徵明生於同年，祝允明（枝山）大二人11歲，而徐禎卿則小了9歲。據史料看，「吳中四才子」之名大抵始於徐禎卿作筆記體小說《新倩籍》（相當於唐、文等人的傳記）之時，徐禎卿時年17歲，而祝枝山37歲，唐、文二人也已26歲，此時，後三人成名已久。

就性格而言，唐寅與祝允明接近，洒脫、狂放、不拘小節，所以流傳下來的關於此二人的民間故事頗多，內容也多詼諧幽默；而文徵明則與徐禎卿相似，為人淳樸，治學嚴謹。文徵明後來繼承了老師沈周的「吳門畫派」宗師的地位，又享壽近九十，該是一儒雅大師的風範；徐禎卿是四人中唯一中進士的，雖為「吳中詩冠」，其詩論在當時影響很大，惜乎其「貌寢」，即醜陋，而又英年早歿，故而鮮有其流傳於民間的故事，以至於多數影視戲劇中以虛構的「周文賓」來代之。

如磨墨在上文述評唐寅時所提及的那樣，唐寅、文徵明和祝枝山三人交往密切，生活中相互多有照顧扶持，在才情上也相似，三人不但能詩，而且更擅於書畫，以多才多藝見稱。

在中國的書畫史上，唐、文二人的畫家地位遠勝於其書家地位。二人早年師從沈周，後來二人與其師齊名，成為「吳門畫派」的中堅力量，使「文人畫」走向極盛時期。後人多謂文徵明的繪畫才藝勝於唐寅，並以之後其畫壇宗師地位為證，磨墨認為並不盡然，文徵明享壽近九十，其流傳於後世的畫作自然更多，晚年的畫風更趨於精到、成熟，這對於任何一位書畫大家自是不言而喻的成長規律；而唐寅僅活到五十四歲，存世的畫當然不如文徵明多，以現存兩人的畫作做比，有失偏頗，況且，唐寅後來又師從職業畫家周臣，使院體畫與文人畫風格相融，同時他又能打破南北畫派的門戶之見，揚長避短，各取所長，自成一貌。所以，磨墨拙見，很難以孰優孰劣來簡單評判文、唐二人的繪畫才藝。

以書法而言，唐寅、文徵明和祝枝山三人的風格差距頗大。文徵明諸體俱工，尤善真書和行書，風格穩健，字裡行間一派儒雅氣息，正所謂「字如其人」，他的帖也是磨墨年輕時臨習得最多的，自然也是最愛的。祝枝山書法主要成就在於狂草和真書，特別是狂草，其風格也盡與其性格相似，汪洋恣肆，洒脫狂放，直追張旭、懷素，是明朝的草書大家。唐寅留存於世的書法並不多，行書《落花詩冊》可為其代表作，書法風格俊逸秀拔，中規守矩，有趙體字的神韻，與其放浪不羈的性格截然不同。據磨墨自身的喜好而言，三人的書法作比，文徵明勝。

四人的詩文成就，徐禎卿遠勝其他三人一籌，為歷史公認，無可辯駁。徐禎卿短短三十二歲的一生中，流傳後世的詩歌頗多，僅一句「文章江左家家玉，煙月揚州樹樹花」便可力壓三人。徐禎卿的詩歌風格多復古，與李夢陽等人同列為明中葉的復古派「前七子」。祝允明的詩風則最為接近徐禎卿，他雖未入「七子」陣營，但其詩歌的復古轉向非常明顯，如其《戴進風雨歸舟圖》：「黃陵廟下瀟湘浦，西風作寒東作雨。鷓鴣啼舌到無聲，誰管行人望家苦。柳州刺史幸不違，長沙太傅音塵非。翠蛾斑管在何處，萬古重華呼不歸。」文徵明的詩歌風格則又與其性格契合：整飭雅緻。如其《月夜登閶門西虹橋》：「白霧浮空去渺然，西虹橋上月初圓。帶城燈火千家市，極目帆檣萬里船。人語不分塵似海，夜寒初重水生煙。平生無限登臨興，都落風欄露楯前。」唐寅詩文以才情取勝，多不拘成法，非常口語化，時常摻有吳中俚語，上文所錄的《桃花庵歌》便可為證，其詞作更是如此，如其《七十詞》讀來更似隨意而為：「人年七十古稀，我年七十為奇。前十年幼小，後十年衰老，中間止有五十年，一半又在夜裡過了。算來只有二十五歲在世，受盡多少奔波煩惱。」以當時徐禎卿等「七子派」的標準，唐寅詩詞的格調絕對不高。

致親們：

已經快三個月沒有寫文字了，單位的瑣事讓人忙得喘不過氣來。修改了一下年初寫的《落魄唐寅》，紀念磨墨自己真正「不惑」之年的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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