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頤：亂扣「崇洋」帽子誤國——晚清悲劇啟示錄

　　竹竿與馬桶戰法

　　自從乾隆年間英國使臣覲見皇帝拒行跪拜之禮後，民間對此便有種種說法。一說英國使臣見到中國皇帝後懾於「天威」，不由自主雙膝下跪;另一種說法是洋人的膝蓋與中國人不同，根本不能彎曲，所以才沒有下跪。鴉片戰爭爆發時，有人想起這第二種說法，信以為真，因此提出「紅毛番」雖擅海戰，但由於膝不能彎，不擅地面戰爭，所以中國軍隊只要多準備些長竹竿即可，兩軍相遇時用竹竿將英人捅倒，他們便很難爬起來，中國軍隊自可輕易取勝。這種說法，對林則徐亦有相當影響。當然，他並不相信英國人是天生的膝不能彎，而是他們腿打繃帶使然。在戰爭爆發前夜，他認為「夷兵除槍炮之外，擊刺步伐俱非所嫻，而腿足裹纏，結束嚴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無能為，是其強非不可制也」。林則徐的認識尚且如此，他人便可想而知。如當時的名將楊芳，作為參贊大臣於1841年赴廣州防剿英軍。他到廣州後，認為英艦在水上浮行卻幾乎炮炮皆準，命中率反遠高於清軍在陸上固定的炮台，其中定有某種邪術。他篤信中國傳統，認為婦女所用的穢物最能「以邪破邪」，故想出妙計，搜集許多婦女所用馬桶載在竹排上，出防炮台。結果當然未能「破邪」，炮台為英軍所破。當時有人賦詩曰：「糞桶尚言施妙計，穢聲傳遍粵城中。」

　　「知己知彼，百戰不殆」。這是兵家常識，戰爭雙方無不想方設法了解對方的情況。但在近代中國，這條「常識」卻不適用，或者說是不準用。

　　林則徐、魏源為了解敵情而做的探索，反被視作大逆不道

　　身處與「夷人」作戰前線，林則徐當然要儘可能多地了解「夷情」，聘有專門的翻譯為他譯介有關情況，編譯成《四洲志》，對五大洲三十餘國的地理、歷史、政情作了初步的介紹，這也是近代中國第一部較為系統地介紹外部世界的著作。1842至1843年間，林則徐的好友魏源受林囑託，在《四洲志》的基礎上編成《海國圖志》，對「夷情」作了更詳細的介紹。但魏源在此書中仍堅持傳統觀點，面對現代地理學，他花了許多功夫，「考證」出「自古以震旦為中國，謂其天時之適中，非謂其地形之正中也」。即承認中國在地理上雖不居「正中」，但在文明教化、典章制度上仍是世界的中心。但他認識到「狄夷」在形而下的「器物」層面尚有所長，中國可以師法，所以對其先進的製造輪船火炮之術、練兵養兵之法，更有專門介紹，並明確提出要「師夷長技以制夷」。鴉片戰爭使林則徐、魏源等人對外部世界有了初步客觀的了解。

　　然而象林則徐、魏源這樣僅為了解敵情而編的《四洲志》、《海國圖志》便被視為大逆不道，認為「知夷」、「悉夷」本身就是罪過，「堂堂天朝」豈能去了解那些「蠻夷之邦」?他們甚至不得不對為「制夷」而「知夷」、「悉夷」百般辯解，也因為這種不畏浮議、敢於面向現實的勇氣，林則徐才被後人譽為近代「睜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僅僅「知夷」尚且如此，他們提出的「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政策，則必然遭到更加嚴厲譴責。

　　「師夷長技以制夷」是林則徐、魏源的重要思想。「師夷長技以制夷」今日看來是最平常不過的思想，在當時卻被認為是「潰夷夏之防」，甚至是「以夷變夏」的違禁背俗之作、驚世駭俗之論，受到時論的猛烈抨擊，成為「眾矢之的」。

　　所謂「潰夷夏之防」就是說「華夏」文化與「狄夷」文化間有一道「防線」，林則徐、魏源等使這條防線「潰敗」，最終會導致中國被「夷化」。而且，在中國被敵人打敗、群情激憤的情況下，反而要承認敵人有長處有優點，應當向敵人學習，不僅難被接受，更易被指責為媚敵、通敵，長敵人之志氣滅自己之威風。在這種道德嚴責面前，林、魏的「師夷制夷」之說「舉世諱言之」。林則徐因主戰獲罪，朝野有不少人對他深表同情，甚至敢於為其鳴不平，但是願意或敢為他負上「潰夷夏之防」之罪責而辯解者實在是少而又少，這頂帽子委實可怕。

　　廣州士紳梁廷楠是當時極少數對西方有所了解之人，林則徐到廣州後曾慕名親訪，咨以戰守之事，他也積极參与禁煙活動並發動當地士紳支持，在許多方面都與林、魏一致。然而，他也批評「師夷」之說是喪失國家體統的奇恥大辱：「既資其力，又師其能，延其人而受其學，失體孰甚」;「反求勝夷之道於夷也，古今無是理也」。不知梁氏的批評是出於外在的巨大壓力表明自己要與林、魏「潰夷夏之防」之罪劃清界限，還是內心確實如此認為。但無論哪種情況，都反映出了「師夷」之說面對的巨大壓力和孤立無援之境。

　　對現實的迴避，其實只能使現實更加嚴酷。結果，對中國人具有啟蒙意義的《海國圖志》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對中國的影響非常有限。然而這本書傳到日本後卻產生了極大的影響，短短几年就再版二十幾次，日本朝野正是通過這本書對世界大勢有了更多的了解，可以說這部著作對日本明治維新的發生起了相當重要的啟蒙作用。一部旨在啟發中國改革的著作，在自己的祖國備受冷落，卻在異邦大受歡迎，啟發了異邦的改革，並反過來不斷侵略中國，這不能不說是歷史的諷刺，是中國的悲劇。

　　甲午戰敗直接引發了戊戌維新運動

　　幾十年後，中國在甲午戰爭中慘敗於日本，直接引發了戊戌維新運動。維新運動有著深刻的社會、政治、文化和國際背景，而最直接的原因則是甲午戰爭中中國的失敗。由於歷史上日本長期學習中國文化，所以在甲午戰爭之前，國人一直視日本為「蕞爾島國」、「東夷小國」。但在歷時近十個月的甲午戰爭中，中國卻慘敗於向為國人所小覷的日本。號稱「東方第一」的北洋水師全軍覆沒，幾十萬中國軍隊潰不成軍，日軍在中國領土上肆意燒殺擄掠，清政府最終不得不簽訂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割地賠款、向敵乞和。

　　中國的失敗使國人痛心疾首、深受震撼，一些先進的有識之士如康有為、梁啟超痛定思痛，探索新的救國之道。他們認為，日本之所以能由「崎嶇小島」戰勝老大中華帝國，就在於向西方學習，變衣冠、改正朔、變法維新，實行君主立憲，所以中國的救亡強國之路就是要向敵人——日本學習。日本因學習西方由弱而強，中國要生存、要強大，應該而且也只能象日本那樣變法維新，學習西方。1895年 5月，康有為在北京發動著名的「公車上書」，公開提出只有學習日本變法才能強國的主張。在論證了變法強國的必要性之後，他提醒說：「日本一小島夷耳，能變舊法，乃敢滅我琉球，侵我大國。前車之轍，可以為鑒。」(《上清帝第二書》)在以後兩份給光緒皇帝的上書中，他一再提出要向日本學習：「以日之小，能更化則驟強如彼，豈非明效大驗哉?」(《上清帝第四書》)日本維新說明現在「圖保自存之策，舍變法外，另無他圖」。(《上清帝第五書》)梁啟超在風靡一時的《變法通議》一文中也對日本讚不絕口：日本在維新以前曾「受俄、德、美大創，國幾不國，自明治維新，改弦更張，不三十年而奪我琉球，割我台灣也」。

　　這些對敵人的誇讚、要向強敵學習的疾呼，使朝野為之一震，有的表示贊同，有的堅決反對，認為是大逆不道。支持維新的光緒皇帝則深為所動，在「百日維新」開始不久就命康有為進呈所著《日本變政考》。從1898年6月21日起， 康有為開始將自己所著15萬言、十二卷本《日本變政考》陸續進呈。光緒皇帝更是急不可耐，康有為寫道：「一卷甫成，即進上。上復催，又進一卷。」(《康有為自編年譜》)終於在近兩個月的時間內進呈完畢。《日本變政考》以編年的形式，對明治維新的內容、經過和經驗作了詳細的介紹、評說和總結，並結合中國情況向光緒帝提出變法的具體建議。在這本書中，他響亮地喊出「不妨以強敵為師資」的口號;強調「日本改定國憲，變法之全體也，總攝百千萬億政事之條理，範圍百千萬億臣民之心志，建斗運樞，提綱挈領，使天下戢戢從風，故為政不勞而後舉」。把定典章憲法作為變法的「總攝」，確是抓住問題的關鍵;在書後的「跋」中，他總結說，明治維新「其條理雖多，其大端則不外於：大誓群臣以定國是;立制度局以議憲法;超擢草茅以備顧問;紆尊降貴以通下情;多派遊學以通新學;改朔易服以易人心數者」。他斬釘截鐵地斷言：「我朝變法，但采於日本，一切已足。」

　　康氏的《日本變政考》對光緒皇帝產生了極大的影響，「百日維新」中發布的許多上諭、變法的主要內容都來自此書。

　　面對失敗，維新派提出要向敵人學習

　　在中國為日本打敗、舉國同仇敵愾之時，同樣熱血沸騰的維新派沒有僅僅停留在對敵人的譴責、痛斥階段，更不是簡單地否定侵略者包括體制在內的種種優長之處，而是冷靜地提醒人們看到敵人的長處，提出要向敵人學習，確實難能可貴。因為這既需要高人一籌的識見，對世界大勢、國際格局、國內形勢有理性、清醒的認識，更要有過人的勇氣。面對群情激憤，提出「以強敵為師資」往往會被斥之為「媚敵」、「賣國」、「數典忘祖」……會受千夫所指、舉世痛責。而維新派之所以有甘冒「天下之大不韙」，承認、分析仇敵的優點，進而提出向仇敵學習的勇氣，蓋因其對國家之愛至真至誠至深。正如梁啟超所說：「今夫所謂愛國之士，苟其事有利於國者，則雖敗己之身，裂己之名，尤當為之。」(《戊戌政變記》)此種愛國，才是更純粹、更深沉、更清醒、更理性、更負責、更有效、更值得敬重提倡的愛國主義。

　　從林則徐主張向打敗自己的敵人學習的「師夷長技以制夷」，到康有為明確提出「不妨以強敵為師資」，用詞不同，內在精神一脈相承。然而這種冷靜的愛國主義卻一次次被反對者扣上「以夏變夷」、「媚外」、「崇洋」、「賣國」、「殖民」等大帽，使其居於道德或政治的絕對否定性境地和劣勢地位，因而只有招架之功，反對者進而自己再以道德或政治的優勢地位對其作義正辭嚴的攻擊或批評。這樣，在近代思想概念的流變中，所謂「民族主義」便常常帶有相當程度的封閉排外色彩，實際應稱為「狹隘民族主義」。近代歷史表明，這種「民族主義」卻又偏偏對中國真正的繁榮富強起了巨大的阻礙作用，實際誤國匪淺，為害甚烈。對此應有清醒的認識和相當的警惕。可以想一想，究竟是楊芳堅守中國傳統的「馬桶戰法」能救中國，還是林則徐的「師夷長技以制夷」能救中國?歷史說明，近代中國的些微成就、終未亡國恰恰是許多不同時期、不同程度地主張「不妨以強敵為師資」的有識之士不惜負重謗而努力奮鬥的結果。

　　(作者為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