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富賢：人口政策調整或已到十字路口

——專訪《大國空巢》作者易富賢

　　易富賢

　　這是一個人和一群權威的博弈，也是個體公民與公共政策的對弈，歷時十多年，屢敗屢戰。自稱「湖南蠻子」的易富賢，一個從來沒有系統學習過人口學的藥理學博士、婦產科專家，卻一度成為人口行政機關、人口學者最頭疼甚至嫉恨的「鯰魚」。他的人口學著作《大國空巢》曾一度成為禁書，但如今不僅因對中國人口趨勢的正確預測而解禁，並成為暢銷書。這位遊走於交叉學科的雜家，屢屢言中中國人口領域的諸多趨勢和現狀，如今，他正在為人口政策的調整大聲疾呼。

　　日前，這位「名滿天下」也「謗滿天下」的湖南人到西安講學，記者與其進行了深入交流，擇其要點刊之，以饗讀者。正如出版《大國空巢》的中國發展出版社「編輯手記」所言，易富賢的觀點、結論未必能獲得普遍認可，甚至會被一些讀者視為極端，但爭論本身具有極大意義，真理往往是在多次爭論中凸現出來的。

　　一本禁書的前世今生

　　華商報：首先要祝賀您的《大國空巢》一書在大陸出版。這部人口學著作曾被網民稱為「第一禁書」，能否談談這本書的前世今生？

　　易富賢：2007年我的書在香港出版後，140多元一本，我買了一大堆給各地圖書館送，結果很多地方都不敢收。後來我找北大和中央黨校，北大包容性很大，就館藏了，在網上圖書館書目里可以查到。後來我去找其他圖書館，說北大、中央黨校都館藏了，你們怎麼辦？他們一聽北大、中央黨校都館藏了，說那好，我們收。現在211那些大學的圖書館基本都有館藏。後來有很多出版社想出版，可是拿不到書號。有出版社說能不能改成兩本出，一本不敏感的，叫大國興衰的人口因素。如果好的話，再出第二本。我說你們可能還是出不了，因為「易富賢」這個名字在那裡。

　　華商報：但為什麼時隔六年卻能夠一路綠燈出版了呢？

　　易富賢：因為最近幾年人口變化情況基本和我的研究是一致的。2007年高層對我不放心，認為我是非人口學界的，是個外行，還有三百多個人口專家反對我，而我是一個人。如果你是一個領導人，面對這個情況，也會認為這個易富賢是胡說八道。但是事實勝於雄辯。2010年進行了全國人口普查，普查結果和我研究一致。比如說2005年計生委預測2010年中國人口會達到13.7億，2006年國家人口戰略組，包括300多位人口專家、十多位院士，說2010年中國人口會達到13.6億。我在2005年說2010年中國人口會達到13.309億，在《大國空巢》一書中，我測算2010年中國人口是13.3285億。結果2011年全國人口普查結果一出來，是13.3281億，與我這個幾乎一模一樣。這個結果出來把我都嚇了一跳，因為結果和我的預測完全吻合呀。

　　華商報：所以轉折點到了？

　　易富賢：2011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出來後，中國社科院一個內部期刊向我約稿，寫過2萬字報告。後來發改委《改革內參》讓我寫了份十萬字的人口報告，後來濃縮成5萬字，後來又有個1萬字的報告，主要給中央高層看。去年2月份中國發展出版社向我約稿，它是國務院下屬的出版社，另外他們對我的稿子修改很少，我也注意了寫作方式。書的原稿基本就是那份十多萬字的報告，主要用事實說話，一些觀點引而不發，只把數據列出來，結果自己可以看出。後來這本書就出版了，新華網還將《大國空巢》評為十大好書。

　　華商報：這是不是釋放出計劃生育政策調整的積極信號？

　　易富賢：應該是一種信號。如果要調整計劃生育政策，首先要放開討論。現在高層如能調整這個政策，那是功垂青史。三中全會上調整這個政策，是個合適的時機。不調整的話，後果會非常麻煩。

　　看幾個數據就可以知道。根據國家人口普查，6-11歲的小學生源在1998年開始負增長，十年內減少了40%，初高中分別從2003年、2006年開始負增長，8年內減少40%。2008年後高考報名人數開始負增長，再繼續下去，加上港台大學和出國留學競爭，高校會因招不到學生而大量破產。中國20-39歲黃金年齡勞動力在2003年開始負增長，幾乎同時民工荒出現，近年來，各地民工荒全面出現，所謂中國「勞動力過剩」理論開始破產。2008年開始，17-20歲男性比例開始負增長，並將到2017年下降40%，這對於國防徵兵而言，會產生巨大影響，尤其軍隊獨生子女比例的居高不下，戰爭稍有犧牲，都足以引發反戰情緒。另外，性別比例失衡，大量光棍的出現也會引發婚姻家庭、社會穩定等諸多問題。一方面是年輕勞動力的持續下降，另一方面是60歲以上老年人的持續增長，這種不合理的「未富先老」的人口結構不但會極大加重財政負擔，甚至老無所養，而且會導致經濟前景低迷。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2011年12月14日就刊文認為，美國不必擔心中國超過美國，因為計劃生育會讓中國遭遇最嚴重的老年化危機。美國副總統拜登2012年也說：「考慮到獨生子女政策」，在未來20年，「中國根本不可能保持目前的經濟增長」。

　　華商報：其實，計劃生育已經在開始漸進調整，比如「單方獨生子女可生二胎」、某些地方執行計生政策比較寬鬆。您應該也看到了這些積極的變化吧。

　　易富賢：當下人口形勢已經非常嚴峻，我們面前是萬丈懸崖，再漸進地放開二胎來不及了，應該猛回頭，就像當年二戰時的敦刻爾克大撤退。各種過渡成本其實比完全放開的管理成本更高。如果平均每位婦女生2.3個孩子，才能保證人口不增加也不減少，保持正常世代更替和社會發展，而2010年我們出生率只有1.18，很危險了。2011年統計局數據顯示生育率只有1.04了。從經濟水平、發展水平、教育水平綜合判斷，停止計劃生育後，我們的生育率也只有1.7。即使停止計劃生育後，也只有最初的兩三年時間生育率會達到2.1到2.3，以後會降到1.7，20年後會下降到1.0左右。

　　華商報：一些城市市民生育慾望不強烈，但放開後農村地區的人口會不會反彈比較厲害呢？

　　易富賢：農村沒有人了，年輕人都進城了，進城的人壓力很大，比城裡人壓力更大，很多兩口子還分居。現在很多地方既不把農民當人公平對待，又把他們當超人，誇大他們普遍超生的意願。還有中國房價太高，生活成本太高，也是很多人不敢生孩子的重要原因。還有一些規律，比如社會越發達，婚齡、育齡越晚，不孕率越高；養育成本越高，生育意願越低，生育率也就越低。何況還有八分之一的人患了不孕不育，這個比例還會繼續上升。這些都導致即使停止計劃生育了，人口變化也不會是某些專家所說的可怕後果。餓了三天的人不可能把三天的飯一頓吃下去，被政策限制了30多年，大部分人的生育意願已經非常弱了。

　　華商報：有沒有具體的事例來證明您關於「停止計生人口不會報復性反彈」的觀點呢？

　　易富賢：可以看看國內一些允許二胎的試點地區生育情況。1985年國家特批山西翼城縣試點二孩晚育，2000年普查顯示，該縣生育率只有1.51，遠遠低於政策生育率。其他試點地區大同小異，甘肅酒泉只有1.4，河北承德只有1.6，湖北恩施只有1.47，生育率也全部低於政策生育率。可見，即使放開二胎也不足以恢復人口持續發展能力。

　　一個人的孤獨韌性之戰

　　華商報：作為一名很有前途的醫學博士，您這些年卻選擇了叫板「計劃生育」。為什麼會放棄那麼好的研究領域，在人口問題上執著跋涉？

　　易富賢：我當年去美國，從2000年開始零星地研究中國計劃生育，2002年進入婦產科領域開始系統研究。系統研究後我發現這個問題很嚴重。我知道這個情況後，如果為了自身利益放棄的話，那做不到。

　　華商報：就沒打過退堂鼓？

　　易富賢：假如你看到一個人要跳樓，你坐視不管會一輩子都內疚的。如果我知道不去說，為自己利益打退堂鼓，那我會一輩子內疚的。2000年時在美國，我確實想考醫生，在美國醫生收入很高，但如果考的話會非常忙，沒有精力去關注中國人口政策問題。對我個人而言，的確是一個很大打擊，我的同學朋友都覺得惋惜，因為我是病理學本碩博連讀，當時還比較少見。老師們都覺得我潛力很好，希望我能夠在學科上有所突破。看到我不務正業，我的國內導師，一個八十多歲的老教授還專門找到我當面罵我。

　　華商報：這十多年一個人的鏖戰很辛苦，尤其在一些基層，計生領域充滿艱險，有沒有害怕過？

　　易富賢：我是湖南湘西人，魏源、蔡鍔、陳天華都是我們附近的，我不怕，就像我們那裡的話說「要死卵朝天」。當年地方政府、領導把我描繪成「賣國賊」，說易富賢是家鄉的恥辱。我1999年出國後，十多年沒敢回國，因為地方說我回去就要抓我。2006年時，我的親戚因為我的原因被當地強制墮胎。當時中國媒體界、知識精英都支持計劃生育，對我並沒有同情。我常說「我本楚狂人，鳳歌笑孔丘」。（說到這裡，易富賢大笑起來）

　　華商報：網上有人這樣評價你，「易富賢是計生領域最吵的一個人」。的確，過去十多年裡，「易富賢」這三個字是人口政策領域最具爭議和非議的名字之一，力挺和反對的都很多。你覺得這十多年裡，支持者和反對者的比例有變化嗎？

　　易富賢：2003年我在大陸論壇發表文章時，遭到一邊倒的反對；2006年網路民意逆轉，支持增多；2008年開始網路民意一邊倒的支持。2009年我在人民網上有個停止計劃生育的方案，4萬多人支持，只有幾百人反對。網路民意是最先支持的，知識精英的支持比網民要晚些，大概到2010年的時候，知識界精英才逐漸形成共識，很多開始支持。記得2004時，我曾給很多學者寫信，除了茅於軾站出來支持我，其他要麼不理要麼反對。現在政府官員和精英在這個問題上，支持我的越來越多，當然他們不敢公開，但至少心理層面在支持我。

　　華商報：反對者之所以反對，一個原因是認為你是外行，不懂人口學。而你確實是醫學研究出身，有人認為你談人口學有些「不搭調」。

　　易富賢：我是個雜學者，事實上，我的這本書代表著一門新的學科，人口學本來就是一個交叉學科。人們一般認為人口學家發言權更大，但我覺得我的發言權比他們更大。

　　華商報：為什麼覺得自己比他們權威？

　　易富賢：人是什麼？人是生物。生物是誰？是生出來的，人會生老病死。生老病死誰有發言權？我是學醫的，是婦產科的，比他們有發言權。比如中國政策生育率有1.46，他們會說我們依照政策都有1.46，再加上超生的，怎麼可能結果只有1.2呢？他們想不通，無法解釋，因為他們不知道中國有八分之一的家庭沒有生育能力了，他們也不懂剖腹產、母乳餵養對人口素質的影響有多大。我剛好在這個新的領域的前沿，我懂這裡面的問題和動態。

　　華商報：從你過去的研究、文章和著作中，發現你呼籲立即調整計劃生育政策的聲音越來越緊迫？

　　易富賢：1820年中國人口佔世界人口的37%，現在只佔19%，每年出生人口只佔全世界11%，今後即使停止計劃生育，到本世紀末中國人口也將只佔世界人口的6%。中華文明是世界第一大文明，為人類文明做出了巨大貢獻，如果人口不斷減少，文明也會衰亡，對全世界都是一種災難。

　　一些觀念的顛覆性解釋

　　華商報：富人名人的超生問題很容易引起大眾輿論的關注，比如張藝謀超生問題。對於他們的超生，普通民眾往往從特權、不公角度來評價和批評。你怎麼看這種現象？

　　易富賢：在名人富人超生問題上，計生部門往往把民眾的憤怒轉嫁到他們頭上，其實大家都是受害者。只不過名人富人可能有其他一些可以逃跑的途徑，普通人會認為：他們可以逃跑，為什麼我們不能逃跑？事實上，應該是大家一起推進，把這個籠子打開，而不是大部分人去仇視名人富人的生育。研究表明，教育水平越高、生活水平越高，生育率越低，從整體而言，富人名人的生育率其實不高，據我所知，比如北大中文系、復旦大學很多教授，都沒有孩子。2006年計生委曾有人提出「應該允許富人名人超生」，因為富人名人超生少了，他們就罰不到款了，抓到一個富人名人超生罰款，比抓到一個農民超生合算多了，又能轉移大眾對政策的不滿。

　　華商報：當下思想界知識界左右分歧很大，但在停止計劃生育方面，似乎有著難得的共識？

　　易富賢：對於當下左右之爭，我不懂，因為我是研究醫學的、人口政策的。我覺得人口問題是「能不能活」的問題，意識形態是「如何活」的問題。「如何活」是可以爭論的，但「能否活」是個本質問題，只要有底線，都會要求停止計劃生育。中國「劃派」，划來划去很無聊，我覺得就應該用事實說話，我雖然不反感這種劃分、爭論，也尊重他們，但很不習慣。現在，像茅於軾、孔慶東等人在這個問題上也能坐在一起吃飯合影、達成共識。在反對腐敗、停止計劃生育這些大是大非上面，不應有什麼左右之分，應該合起來推動政府動起來，多關注問題才對。

　　華商報：這些年還有一個問題常常進入公共視野，那就是計生部門對超生家庭處罰的社會撫養費問題，這筆錢不是個小數字但卻從來不公開它的數額、用途。易富賢：中國從1980年到2010年，一共超生了2.2億個孩子，占同齡孩子的38%。這期間到底罰了多少錢？沒人知道。80年代超生罰款可能是兩三百，現在就沒底了，有的罰幾千，有的罰上百萬。而且只有一小部分上繳國庫，大部分都沒有上繳。那麼，徵收的社會撫養費到底是在撫養誰？

　　華商報：前陣媒體紛紛報道了這樣一個消息：今年全國畢業的大學生高達699萬，創歷史新高，就業壓力極大。在就業壓力沒有根本改善情況下放開計劃生育，很多人會擔心給就業雪上加霜？按照一般人思維，就業困難情況下，人越多會加重「僧多粥少」的程度。

　　易富賢：「人口多導致就業壓力」這個邏輯，其實和亞里士多德的「落體速度與其重量成正比」一樣。美國2007年人口3億，失業率是4.8%，巴西人口1.9億，失業率高達9.6%，還有阿根廷人口只有印度的3.5%，可失業率卻比印度高。生產為消費服務是強國發展的客觀規律，有多大人口就有多大消費市場就有多大需求，也就有多少就業機會。當下大學生就業難的關鍵因素不是就業人數過多過剩，而是經濟結構不合理、軟環境不完善，比如第三產業吸納的勞動力人口僅佔三分之一，而韓國第三產業勞動力佔比達到67.7%，還比如現在自主創新的大環境不好，創業率低，只能擠在就業一條路上。隨著中國年輕勞動力不足和老年化的加劇，消費、需求的擴大會更加艱難。計劃生育不但無助於降低中國的失業率，還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中國的失業問題。因為它減少了孩子的數量，從而減少了中國的內需，而內需不足是制約中國目前經濟增長的主要阻力。

　　本報評論記者 馬九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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