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文】他為何拒領諾貝爾文學獎

　　赫魯曉夫的兒子謝爾蓋在《赫魯曉夫下台內幕及晚年生活》一書中，曾憶及赫魯曉夫對帕斯捷爾納克的《日瓦戈醫生》的態度——兒子免不了帶一些「地下手抄本」給父親看。那時，有許多官方不讓出版的作品以手抄本的形式在莫斯科廣為流傳，當年作為蘇聯作協書記處書記、《新世界》主編的特瓦爾多夫斯基才向赫魯曉夫建議：「靠接吻是不能夠生孩子的。取消對文藝作品的書刊檢查吧！如果手抄本遍地都是，那是再糟糕不過的了！」

　　謝爾蓋的書中寫道：「有一次搞到一本帕斯捷爾納克的《日瓦戈醫生》。父親讀了很久：鉛字很小，字跡不清，紙又薄得幾乎跟捲煙紙一樣。有一次散步的時候，父親對我說，我們不該禁這本書的。當時我本該親自讀讀，書中沒有一點反蘇的東西。」

　　帕斯捷爾納克從1948年開始，用了8年的時間，終於完成了這一對蘇聯十月革命深沉思考的長篇巨作。帕斯捷爾納克的書寫成後，首先把手稿寄給《新世界》，這是蘇聯作家協會主辦的刊物，可見他當時並不認為這本書有什麼問題。可是《新世界》編輯部把手稿退回，並附了一封由當年蘇聯作協領導西蒙諾夫、費定等人簽發的嚴厲譴責的信：「你的小說精神是仇恨……小說中表明作者一系列反動觀點。」這無異於當頭一棒，打得帕斯捷爾納克暈頭轉向。

　　1956年6月，帕斯捷爾納克把手稿交給義大利共產黨員費爾特里內利，希望在西方出版。但3個月後，帕斯捷爾納克又有些後怕——把書交給西方出版在當時被看作是「為敵人提供反蘇的炮彈」。在這一背景下，意共領導人和蘇聯駐義大利使館都向費爾特里內利施加壓力，試圖阻擾該書的出版，但費爾特里內利頂住壓力，請人以最快的速度譯成義大利文，當年11月就在米蘭出版了。此書一經問世，馬上引起轟動。兩年後，瑞典文學院宣布將1958年度的諾貝爾文學獎授予帕斯捷爾納克。

　　西方的熱捧使蘇聯當局大為惱火。《真理報》發表了著名評論家薩拉-夫斯基的文章《圍繞一株毒草的反革命叫囂》。文章指出：「反動的資產階級用諾貝爾獎金獎賞的不是詩人帕斯捷爾納克，也不是作家帕斯捷爾納克，而是社會主義革命的誣衊者和蘇聯人民的誹謗者帕斯捷爾納克。」蘇聯作家協會宣布開除帕斯捷爾納克的會籍。後來成為克格勃主席、當時是共青團第一書記的謝米恰特內表現得尤為極端。

　　據謝爾蓋回憶：謝米恰特內是反帕斯捷爾納克最積極的鬥士。他在共青團成立41周年的大會上說：既然帕斯捷爾納克對蘇聯如此不滿，盡可以離開蘇聯到「資本主義樂園」去，並強烈要求政府褫奪帕斯捷爾納克的蘇聯公民權。此後就發生了學生集隊到帕斯捷爾納克的住宅鬧事，投擲石頭，砸爛門窗的事件。

　　1958年的冬天，對帕斯捷爾納克來說，真是「風刀霜劍嚴相逼」。迫於國內的巨大壓力，帕斯捷爾納克宣布拒絕接受諾貝爾文學獎。現在回顧當年帕斯捷爾納克致瑞典諾貝爾評獎委員會的電文，真是耐人尋味而又意味深長：「鑒於我所從屬的社會對這種榮譽的用意所作的解釋，我必須拒絕這份已經決定授予我的、不應得的獎金。希勿因我自願拒絕而不快。」

　　經過半年的心靈煎熬，帕斯捷爾納克寫下《諾貝爾文學獎》一詩：「我算完了，就像被圍獵的野獸。/自有光明與自由的所在，/可緊跟我的卻是追殺的喊叫，/我已經無法到外面去走一走。//漆黑的森林的池塘的陡岸，/還有被砍倒的樅樹的樹榦。/通向四方的路已經被切斷。/一切都聽天由命，隨它的便。//我可到底做了些什麼壞事，/我是殺人犯，還是無賴、潑皮？/我僅僅是迫使全世界的人/為我美好的家鄉俄羅斯哭泣。//但儘管已面臨死期，/我也相信有朝一日/善的精神定將壓倒/卑鄙和仇恨的邪力。」

　　儘管帕斯捷爾納克違心做出妥協，但並沒能換回當政者的寬容寬恕。在一連串慘毒的打擊下，帕斯捷爾納克身心受到極度摧殘，心臟病不時發作，僅僅離獲諾貝爾獎不到一年半的時間，1960年5月30日，帕斯捷爾納克在他的寓所溘然逝世。彌留之際，他說了這樣一句話：「認真地徹底死去。」

　　當時沒有舉行任何追悼儀式，報紙只發了一條簡短得不能再簡短的消息——「文學基金會會員帕斯捷爾納克逝世」，甚至連他是一位詩人、作家也不承認了。【詳細】

　　1958年10月23日，瑞典皇家文學院宣布將當年的諾貝爾文學獎授予蘇聯作家帕斯捷爾納克，表彰他「對現代抒情詩歌以及俄羅斯小說偉大傳統做出的傑出貢獻」。皇家文學院特彆強調評委會的評估是建立在得獎者的全部作品之上，而不是專註於某一部代表作。他們想通過淡化《日瓦格醫生》的影響，降低這次頒獎的政治風險。

　　《日瓦格醫生》是帕斯捷爾納克的代表作。此前11個月，這部無法在自己的祖國出版的小說在義大利同時以義大利文和俄文出版，引起了巨大的轟動，迅速被譯成了更多的文字。當瑞典皇家文學院作出決定之時，這部作品正雄踞西方各國暢銷書榜的榜首。

　　這是帕斯捷爾納克等待了12年的殊榮。他第一次被提名是在1946年。而隨後連續四年他每年都是呼聲很高的競爭者。然後是1953年，然後是1957年。1957年的獲獎者加繆用自己的獲獎來為落選的對手吶喊，再次提名他進入下一年度的競爭。

　　經過12年間的8輪角逐，這殊榮終於降臨到了他的頭上。帕斯捷爾納克馬上給皇家文學院發去電報，欣然接受這在他想來也同樣屬於他的祖國的榮譽。他的電文是「無限的感激，驕傲，感動，驚喜，不知所措」。

　　電報發出幾個小時之後，住在隔壁的蘇聯作家協會主席費定走進了帕斯捷爾納克的書房。簡短的談話之後，費定獨自從書房裡走出來。正忙於準備家庭慶祝活動的女主人發現，剛才還「無限地感激和驕傲」的丈夫，正癱坐在沙發上，面無表情。

　　費定的離去，帶走了帕斯捷爾納克電文中的前四個形容詞。祝賀的電話還在陸續打來，但此時帕斯捷爾納克的心境，只有「不知所措」可以形容。他已經清楚地知道，他的祖國無意與他分享這份特殊的榮譽。

　　帕斯捷爾納克獲獎後第二天是沉默的一天。第三天，沉默首先被從專業一翼打破。很有影響的《文學報》發表了一篇題為《國際反動勢力的挑戰》的社論和一封口徑統一的讀者來信。《日瓦格醫生》被定性為一個「墮落的」詩人對「十月革命的中傷」和「對社會主義的誣衊」。與此同時，莫斯科的一些文學專業的大學生走上了街頭，高喊「將叛徒趕出蘇聯」的口號。

　　第四天的炮火來自製高點。《真理報》發表了一篇題為《圍繞一部文學毒草的反革命叫囂》的署名文章，全盤否定了帕斯捷爾納克的創作。密集的火力來自四面八方，來自各行各業。帕斯捷爾納克成了人民的公敵。

　　第五天，蘇聯作家聯盟書記處召開緊急會議，聲討作家陣容里的「敗類」。帕斯捷爾納克不僅以缺席來維護自己的尊嚴，同時還給會議寫了一封措詞強硬的信。而緊急會議毫不猶豫地做出決定，將帕斯捷爾納克開除出蘇聯作家聯盟。這意味著帕斯捷爾納克將不再能夠用自己的名字在自己的祖國發表作品。

　　第六天。如果帕斯捷爾納克繼續堅持自己前一天信中的立場，等待他的只有兩個結果：或者「出去」（流亡）或者「進去」（坐牢）。這一天是帕斯捷爾納克一生中最漫長的一天。當兒子準備與他討論一下越來越緊的風聲時，面目全非的父親告訴他說：「現在一切都不重要了。」因為他清早已經給瑞典皇家文學院發了電報：「考慮到我所屬的社會對你們這個獎項的看法，我必須放棄這一我不配接受的榮譽。這是我的自願放棄，請不要見怪。」 1960年5月30日，也就是在他謝絕諾貝爾文學獎17個月之後，70歲的帕斯捷爾納克悄然謝世。【詳細】

　　1933年，蒲寧成為第一個為俄羅斯文學贏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然而許多人對蒲寧這一名字茫然無知。直到1965年蘇聯文學出版社才出版了《蒲寧文集》九卷集。當時蒲寧成為一個「去其糟粕，取其精華」，被「批判性接受」的作家。

　　事實上，蒲寧可說是俄羅斯文學承前啟後的人物。一向不輕易贊人的契訶夫對蒲寧十分賞識。高爾基更是對蒲寧的才華給予極高的評價、極熱情的讚揚。高爾基在給蒲寧的信中，常常流露出一種含蓄的溫情和感人至深的欽佩態度，他甚至願意把他在藝術界的泰斗位置謙讓給蒲寧。

　　諾貝爾評獎委員會在授獎詞中這樣評價蒲寧：「他繼承了俄羅斯19世紀以來的光榮傳統並加以發揚光大；至於他那周密、逼真的寫實主義筆調，更是獨一無二……這些才能都是他突出而神秘的天才所致，而使他的文學作品給人留下精美的印象。」而蘇維埃則認為蒲寧的獲獎是別有用心。於是，在瑞典皇家音樂宮的授獎儀式上，卻經歷了尷尬的一幕：當年的蘇聯駐法大使拒絕出席授獎儀式，而在授獎的莊嚴會場，竟史無前例地沒有懸掛得獎人所屬國家的國旗。由於蒲寧「自絕於自己的祖國，自己的人民」，被取消了蘇聯國籍。

　　與帕斯捷爾納克的獲獎形成鮮明對照的是，肖洛霍夫的獲獎，在蘇聯國內掀起了大規模的宣傳和熱捧。他22歲即發表了後來獲諾貝爾獎的重要作品《靜靜的頓河》第一部。此書出版後，肖洛霍夫遭遇了與他的同伴帕斯捷爾納克、索爾仁尼琴相似的命運，馬上遭到批判。當年許多著名作家、評論家抨擊小說歪曲了國內戰爭，偏離了蘇聯的革命文藝路線。只是由於得到了高爾基的鼎力支持，小說才得以出版。

　　肖洛霍夫表現出「過人的聰明」，他以某種妥協，避免與當權者正面衝突。遭到斯大林責難的《靜靜的頓河》，最終幾經波折，能於1941年獲得斯大林文學金獎一等獎，從中也可見肖洛霍夫「柔道」、「太極拳」的推拿功夫。

　　詩人利季婭曾憤然寫信給肖洛霍夫說：「您的發言把您置身於俄國傳統之外。可惜我們不能懲罰您；不過您已經受到足夠的懲罰了，罰您多年來創作力枯竭。」對於肖洛霍夫的功過是非，自有歷史公論。換個角度看，似乎可以說，肖洛霍夫是一個生不逢時的作家。他「過人聰明」的生存策略、「過人才華」的寫作分寸既是他的成功，也是他的敗筆。

　　索爾仁尼琴對自己的寫作有一種強烈的使命感責任感，他在勞改營期間就立下誓言：一定要將這裡所發生的一切記載下來告訴人們。為了那些不能夠活著回到人世間的無數生命，他覺得自己是他們其中的一位代言者。

　　1962年11月，經赫魯曉夫親自批准，索爾仁尼琴的處女作《伊凡-傑尼索維奇的一天》得以出版。這部蘇聯文學中第一部描寫斯大林時代勞改營生活的作品，立即在國內外引起強烈反響。

　　隨後，索爾仁尼琴遭到公開批判。1970年，索爾仁尼琴「因為在追求俄羅斯文學不可或缺的傳統時所具有的道義力量」而成為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但他未能前往斯德哥爾摩領獎，且隨之而來的不是鮮花和掌聲，而是傳訊、逮捕、流放……索爾仁尼琴在致蘇聯作家協會的公開信上說：「請你們擦拭一下刻度盤吧！你們的表落後於時代了。快撩開昂貴而沉重的帷幔吧，你們甚至還沒有發覺外面已經破曉。」

　　俄羅斯人評價索爾仁尼琴時有這樣一段話：「今天的索爾仁尼琴仍然是昨天的那個索爾仁尼琴。」高爾基有一句廣為流傳的名言：「我來到這個世界上就是為了說『不』！」索爾仁尼琴就是這樣一個永遠說「不」的人。【詳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