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礪鋒的唐詩札記：死生相隔的唱酬名篇

唐肅宗上元二年（761）正月七日，高適在蜀州作《人日寄杜二拾遺》：

人日題詩寄草堂，遙憐故人思故鄉。

柳條弄色不忍見，梅花滿枝空斷腸。

身在南蕃無所預，心懷百憂復千慮。

今年人日空相憶，明年人日知何處？

一卧東山三十春，豈知書劍老風塵。

龍鍾還忝二千石，愧爾東西南北人。

唐代宗大曆五年（770），流寓潭州的杜甫作《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見寄並序》：

自蒙蜀州人日作，不意清詩久零落。

今晨散帙眼忽開，迸淚幽吟事如昨。

嗚呼壯士多慷慨，合沓高名動寥廓。

嘆我凄凄求友篇，感君鬱郁匡時略。

錦里春光空爛漫，瑤墀侍臣已冥寞。

瀟湘水國傍黿鼉，鄠杜秋天失鵰鶚。

東西南北更堪論，白首扁舟病獨存。

遙拱北辰纏寇盜，欲傾東海洗乾坤。

邊塞西蕃最充斥，衣冠南渡多崩奔。

鼓瑟至今悲帝子，曳裾何處覓王門。

文章曹植波瀾闊，服食劉安德業尊。

長笛鄰家亂愁思，昭州詞翰與招魂。

兩位大詩人的唱和，不僅時隔九年，而且一存一亡，堪稱死生相隔的唱酬名篇。

杜詩序言中交代了寫作緣由：

「開文書帙中，檢所遺忘。因得故高常侍適往居在成都時，高任蜀州刺史，人日相憶見寄詩。淚灑行間，讀終篇末。自枉詩已十餘年，莫記存沒，又六七年矣。老病懷舊，生意可知。今海內忘形故人，獨漢中王瑀與昭州敬使君超先在。愛而不見，情見乎辭。大曆五年正月二十一日，卻追酬高公此作，因寄王及敬弟。」

所謂「已十餘年」「又六七年」，均為約略之詞。高、杜的生平行跡都比較清楚，這兩首唱酬詩的寫作背景如下：唐肅宗乾元二年（759）五月，高適出任彭州（今四川彭縣）刺史，六月到任。杜甫在秦州（今甘肅天水）聞知後，曾寄詩與之（《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適虢州岑二十七長史參三十韻》）。是年冬，杜甫來到成都，寓居城西之草堂寺。高適聽說後，即寄詩問候，杜甫作詩相酬。次年即上元元年（760）初秋，杜甫曾寄詩向高適求助：「百年已過半，秋至轉饑寒。為問彭州牧，何時救急難？」（《因崔五侍御寄高彭州一絕》）九月，高適轉任蜀州（今四川崇慶）刺史，杜甫曾前往相晤。上元二年（761）正月七日，高適作《人日題詩寄杜二拾遺》。是年冬，高適親往草堂訪問杜甫。蜀州距離成都不過百里，杜甫曾屢次赴蜀州訪問高適，高適則時時接濟杜甫，交往甚密。寶應二年（763）二月，高適就任劍南西川節度使，因與吐蕃作戰失利，於次年即廣德二年（764）正月被召回長安。此時杜甫在梓州（今四川三台）、閬州（今四川閬中）等地避亂，未能前往成都依之。當他得知高適被召回京後，曾作《奉寄高常侍》云：「今日朝廷須汲黯，中原將帥憶廉頗。天涯春色催遲暮，別淚遙添錦水波！」永泰元年（765）正月，高適卒於長安。噩耗傳開時，杜甫正在忠州（今重慶忠縣），乃作《聞高常侍亡》以哭之：「致君丹檻折，哭友白雲長。獨步詩名在，只令故舊傷！」由此可知，在杜甫入蜀以後的十來年間，他與高適這位故友相交甚篤。後人或云：「高在時，公頗不滿之，死後卻追思流涕者，公既篤於友朋，不肯自居於薄。」（唐元竑《杜詩攈》）未免求深而近曲。高適雖然沒有像嚴武那樣無微不至地照顧杜甫，但多半是機遇所致。只要看二人來往唱和之篇章，惺惺相惜之意滲透在字裡行間，不容歪曲。

人日即正月初七，隋人薛道衡《人日思歸》云：「入春才七日，離家已二年。」逢佳節而思鄉，乃人之常情。高適和杜甫都是中原人氏，都是客居蜀地，「遙憐故人思故鄉」一句，實乃同病相憐。異鄉逢春，縱然春色可人，亦會徒增感慨。況且正是海內多事之秋，愁眼看春，愁當幾何？杜甫作於上元元年（760）的《和裴迪登蜀州東亭送客逢早梅相憶見寄》云：「幸不折來傷歲暮，若為看去亂鄉愁。」作於廣德二年（764）的《登樓》則云：「花近高樓傷客心，萬方多難此登臨。」幾可視為對高詩「柳條弄色不忍見，梅花滿枝空斷腸」二句的註腳。「身在南蕃」以下六句寫的是誰？唐汝詢認為是高適自己：「因言我雖作蕃於蜀，無與於政，憂慮頗多，以帝不納匡正之言，邦國多難，官無常職，今之所居，蓋不謀其明歲矣。我向有高尚之志，卒老風塵。」（《唐詩解》）仇兆鰲則認為是杜甫：「下六憐故人。梅柳，人日之景。南蕃，蜀在西南。憂慮，長安經亂。卧東山，以謝安比杜。」（《杜詩詳註》）徐增則認為分指二人：「『一卧東山三十春』，言子美遇主之晚。『豈知書劍老風塵』，言我亦不得大用，而書劍老於風塵。」（《而庵說唐詩》）歧解紛紜，正因詩人有意略去二人境遇之差異而突出其相同者。高適身為地方長官，但時時調動，堪稱「流宦」；杜甫則是名副其實的「流寓」之人，二人皆有異鄉漂泊之感。高適因遭李輔國之讒而出為遠州刺史，杜甫則早就離開朝廷，二人都已無法參與朝廷政治，只能對江河日下的國勢心懷憂慮。高適早年客居梁宋，年近五十方得入仕；杜甫的仕歷更像曇花一現，久在草野，如今風塵遍地，二人都是書劍飄零，漸入老境。所以這六句應是高適自抒懷抱，但處處映襯杜甫，主客雙綰，堪稱投贈詩的絕妙結構。末二句分寫主客：高適比杜甫年長十餘歲，此時已老態龍鍾，卻仍安享太守祿秩，故自稱愧對四處飄泊的杜甫。孔子曾自稱「東西南北之人也」（見《禮記·檀弓》），高適用此語稱呼杜甫，既切合其真實經歷，又尊重其身份，措辭十分得體。此詩是高適晚年的精心之作，故徐增評曰：「法老氣蒼，學者須細心效之。」（《而庵說唐詩》卷六）

杜甫酬詩先用四句點明追酬之緣由：自蒙高適贈詩以來，自己居無定處，行李散亂，友人的詩柬也隨而沉埋書帙。今晨忽然入眼，灑淚讀之，往事歷歷在目，近如昨日。接下去的八句感嘆往事：高適「喜言王霸大略，務功名，尚節義，時逢多難，以安危為己任」（《舊唐書》本傳），杜詩用「壯士多慷慨」詠之，一語中的。下句說高適「名動寥廓」，亦非虛語。杜甫曾多次贈詩高適，「嚶其鳴矣，求其友聲」（《詩·小雅·伐木》），意甚虔篤，故曰「凄凄」。高適素懷輔君濟時之略，未得伸展，故曰「鬱郁」。高適贈詩是在成都附近所寫，且曾親往草堂訪問杜甫，故杜甫對往事的美好回憶皆與「錦里春光」相關，這與杜甫追懷嚴武的詩中寫到「錦江春色逐人來」（《諸將五首》之五）是同樣的道理。如今自身去蜀，故人早亡，故云「空爛漫」也。高適曾任刑部侍郎、左散騎常侍，乃天子近臣，故杜甫以「瑤墀侍臣」稱之，且嘆惜其已逝世。「瀟湘」句指自己漂泊湖南，「鄠杜」句指高適卒於長安。兩句分寫雙方，不但一存一亡，而且詞意相去甚遠：「瀟湘」在東南，「鄠杜」則在西北；「水國」乃卑濕之地，「秋天」乃高爽之境；「傍黿鼉」指自身漂泊江湖直與水族為伍，「失鵰鶚」謂高適奮擊如猛禽而遽殞長空（杜甫《奉簡高三十五使君》雲「鷹隼出風塵」），兩句之間張力極大，句法矯健不凡。下二句針對高詩末句大發感嘆：當年高適稱我為「東西南北人」，如今更與誰人論說？只剩下老病之身轉徙於江湖之間。於是詩人神思飛揚，分寫四方：遙拱北辰，乃心王室，然而寇盜進犯，勢若糾纏。東望滄海，欲挽海水以洗乾坤，可惜徒屬空想。西塞則蕃人連年侵擾，肆意縱橫。南方則因中原多故，衣冠紛紛奔逃而至。總之四海沸騰，竟無一方寧土！那麼詩人能到何處覓得棲身之所呢？深深的孤獨之感使他格外思念遠方的友人：既善文辭又好道術的漢中王李瑀，以及昭州刺史敬超先。然而全詩主題畢竟是追和高詩，於是末聯又重及高適：昔時向秀聞笛聲而懷故友，乃作《思舊賦》。敬昭州亦長於詞翰者，請你吟詩作賦，為招高適之魂！

如上所述，高、杜二詩皆是情真意摯，體現了爾汝無間的親密友誼。寫法皆是綰合雙方，或互相映襯，堪稱唱酬詩的一對典範之作。更可貴的是二詩的寫作竟然時隔十載，而且相隔生死。高適的原唱在其集中編於編年詩的卷末，杜甫作此詩後不到一年隨即離世，二詩雖非高、杜的絕筆之作，但都作於垂老之際。古人最重「生死之交」，高適和杜甫的這兩首唱酬詩，堪稱超越生死之隔的友誼頌歌。千載之下對照讀之，仍然感人肺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