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年,一批學者甘願為老杜賣命    錢江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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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專訪《杜甫全集校注》終審統稿人張忠綱36年,一批學者甘願為老杜賣命

    本報首席記者 王湛 通訊員 林雅琪

      本報首席記者王湛通訊員林雅琪

      「一個夏天,我到山東大學休假,他在威海,他一個人在那兒幹活,老頭穿著個背心短褲,拿著稿子寫滿了條子,在後期的審讀過程中也是不斷發現問題,工作幹得很細。」這是周絢隆對張忠綱先生的印象。

      周絢隆,是人民文學出版社副總編輯,他說,「我們是四個編輯,跟他做車輪戰,我們看完的東西他一個人來過(一遍),在這裡向他表示感謝和敬意。」

      張忠綱,山東大學教授、中國杜甫研究會會長,是《杜甫全集校注》的副主編,《杜甫全集校注》歷經36年的漫長歲月終於出版了,他說自己「百感交集、感慨萬千。」

      1978年初,人民文學出版社約請蕭滌非先生主持《杜甫全集校注》,山東大學組建了杜甫全集校注組,最初有11位專家參與。

      1991年的4月15日,蕭滌非先生溘然長逝。「2009年,山東大學重新啟動《杜甫全集校注》工作,並讓我擔任全書終審統稿人。」張忠綱說。

      「一是統一體例,一是最大限度的吸收20年來各方面的成果。稿子大部分是手稿,編校的難度很大。前言我看了三、四遍,因為前言一個字都不能錯。」張忠綱說,「從1978年到2013年底,歷時36年,當年還是風華正茂的年輕學子,我算年輕的,現在74歲,最年輕的朱寶清老師,現在也67歲了。」

      2013年12月29日下午5點多,《杜甫全集校注》清樣最後審校結束。

      張忠綱如釋重負,激動不已,遂賦《滿江紅·杜集校竣感賦》一闕:「卅六年華,為杜甫、嘔心瀝血。承遺志、斬荊披棘、壯懷激烈。何計俗塵名與利,豈能虛度風和月。爭朝夕、縱寢食俱忘,心頭熱。『村夫子』,詩界傑。工部老,寰中哲。集前賢精粹,取今新說。七百萬言成巨著,一千億載供評閱。喜全球、茅屋苦寒人,同歡樂。」

      複製了200多種杜集版本

      記者(以下簡記):1978年,人民文學出版社約請蕭滌非先生擔任主編後,《杜甫全集校注》的編纂工作是如何展開的?

      張忠綱(以下簡稱張):蕭先生帶領我們做的第一步工作,就是走遍杜甫曾經到過的地方。1979年5月至7月,我們在年逾古稀的蕭先生的率領和指導下,先後到河南、陝西、四川、重慶、湖北、湖南等地,對杜甫的行蹤遺迹進行了實地考察。1980年,又先後3次分別去魯西、魯南、陝北、隴右、平江一帶進行了補充考察。

      編寫工作的第二步,是到全國各地乃至世界各地複製杜甫著作的版本,這項工作一直持續到20世紀90年代。

      記:實地考察中印象最深的經歷是什麼?

      張:宋人云:「不讀萬卷書,不行萬里路,不可讀杜詩。」蕭先生非常重視實地考察。實地考察加深了我們對杜詩的理解,並收集到不少重要資料,為注釋杜詩解決了一些單靠書本所無法解決的問題。

      在實地考察過程中,有一件小事使我至今難忘。就是我們到西安後,有一天去參觀鐘樓、鼓樓和大雁塔,蕭先生讓同行的人去登鐘樓、鼓樓,而自己則留著體力準備去登杜甫曾經登過的大雁塔。

      大雁塔就是杜甫在《同諸公登慈恩寺塔》詩中寫的慈恩寺塔,是西安有名的古迹名勝。塔共7層,高64米,磴道紆曲,攀登頗為吃力。

      但73歲高齡的蕭先生卻一直登到最高層,憑高望遠,親身領略了杜甫在詩中所描寫的動人情景。他不但不感到疲憊,而且情緒高漲,興緻勃勃,同登者無不為之感動。

      記:校注組閱讀和搜集有關杜甫的研究資料長達6年,能講一講搜集資料的過程嗎?

      張:在中國古代作家中,杜甫作品的評註本是最多的,在宋代,已號稱「千家注杜」。《杜甫全集校注》用的底本是商務印書館影印的《續古逸叢書》第四十七種《宋本杜工部集》,這是今傳杜集全本最早的。又參校十三種宋元刻本及一種明抄本趙次公注殘本。

      鑒於「校注」任務之艱巨,校注組活動伊始,首先抓緊的一項基礎性工作,就是跑遍全國廣搜版本及有關杜甫的資料。諸如北京、上海、南京、浙江、吉林、黑龍江、山東、四川、重慶、湖南、陝西等省市和許多大學的圖書館或博物館,我們都不止一次地光顧過,複製和抄錄了大量的資料,有的是稀見的版本和著作。

      如北京圖書館(即今國家圖書館)藏明抄本宋代趙次公注《新定杜工部古詩近體詩先後並解》(殘存二十六卷)是海內孤本,當時不準看原書,只能看顯微膠捲,再翻拍出來,但當時北圖沒有放大的設備,而新華社有剛從日本進口的設備,於是我們又到新華社放大出來。

      又如北京大學圖書館所藏明代周甸所撰《杜釋會通》、吉林省圖書館所藏明代薛益的《杜工部七言律詩分類集注》、山東師範大學圖書館所藏清代趙星海所撰《杜解傳薪》抄本、南京圖書館所藏趙星海所撰《杜解傳薪摘抄》等,都是罕見的海內孤本。

      1980年代,美國耶魯大學的博士生車淑珊女士來山東大學從蕭滌非先生進修,我們又請她從耶魯大學圖書館複製了許多港台和海外的研究杜甫的著作。她到日本訪學時,又為我們複製了元代董養性所撰《杜工部詩選注》,此書國內早已不見原本,實為海外孤本,彌足珍貴。

      我們總共複製了200多種杜集版本,為校注工作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中途有學者去世

      記:《杜甫全集校注》中途停滯了20年,當時怎麼會中斷?2009年又是怎麼重新啟動的?

      張:1978年,人民文學出版社約請蕭先生主編《杜甫全集校注》,開始工作很順利。

      1991年4月15日,先生逝世後,因種種原因,校注工作進展遲緩,一度停滯。2009年初,鑒於《杜甫全集校注》是山東大學承擔的國家重點科研項目,須有始有終地完成,在時任校長徐顯明推動下,遂重新啟動「校注」工作。

      重新啟動之初,學校原已考慮讓校外人員擔任全書統稿人。但我們認為山大向以文史見長著稱,假手外人,有損山大的學術聲譽,我們作為編寫者也難以面對學術界。

      古人云:注詩難,注杜尤難。然杜集校注之難,實非親歷者不能知。我們作為親歷者,深知其難。杜集資料浩如煙海,體例完備,要求嚴格,光是我們制定的體例細則就有一厚冊,熟悉它亦非易事。我們決定自己完成。

      鄭慶篤老師力主讓我擔任全書終審統稿人。我考慮再三,最後答應下來。

      記:校注後期,有人去世,有人退出,給校注工作帶來了什麼困境?

      張:原由首都師範大學廖仲安等承擔的十五、十六兩卷,因李華去世和其它原因,至今未做;原由王佩曾承擔的十三、十四兩卷,因其於1994年去世,只完成了草稿,亟須增訂;因原七、八兩卷詩和文賦兩卷的承擔者中途退出,亟須重作。故又聘請宋開玉、趙睿才、綦維、孫微四位博士完成校注工作。

      「附錄」之《杜甫年譜簡編》、《傳記序跋選錄》、《諸家詠杜》、《諸家論杜》、《重要杜集評註本簡介》等,全由我重新編撰。

      記:後期很多工作都是由您一人完成的,工作量很大。您當時的工作狀態是怎樣的?

      張:重新啟動後的這幾年,我腦子裡想的就是杜甫一件事,往往是早晨六點鐘就起來審校書稿,一直工作到深夜,有時想起問題,夜裡三點又爬起來工作。因我常住美國,每年回國不能超過半年,常常是乘坐十二、三個小時的飛機,來往於大洋兩岸。數不清的手稿、修改意見的信件和電子郵件,在北京、濟南、威海、美國等地,往返寄發數十次。有記者問我,我的回答就是一句話:「專心致志做好一件事——完成《杜甫全集校注》!」

      一群甘願「賣命」的人

      記:能和我們談談蕭滌非老先生嗎?

      張:蕭先生畢生致力於中國古典文學的教學與研究,造詣精深,成就卓著。建國後,他側重於唐代文學研究,而以杜甫研究成就尤為卓著。他是全國最早、影響最大的杜甫研究專家之一。可以說,《杜甫研究》一書奠定了蕭先生在我國杜甫研究領域的地位,為他贏得了崇高的聲譽。

      蕭先生嘗教導我們說:「對於治杜詩的人來說,是無所謂甘苦的,都是甘,不以為苦。研究杜甫是一種樂趣。儘管工作很艱苦,但苦中有樂,苦盡甘來,苦也就是甘了。研究杜詩就是要有一股寢食俱廢的傻勁。說來也有點怪,世上就是有那麼—些人心甘情願為杜甫賣命。」

      蕭先生就是「心甘情願為杜甫賣命」的人。他八十六歲高齡仍手不釋卷,逝世前一個月,還在手不停批地審閱我們的杜集校注樣稿。臨終前,先生仍囁嚅著叮囑我們務必完成注杜工作。先生以學術為生命的執著精神,使我刻骨銘心。

      先生生前曾賦詩云:「但恨在世時,讀杜不得足!」這指的就是他主編的《杜甫全集校注》沒有完成,他沒有親眼看到《杜甫全集校注》的出版,這是他生前最大的憾事。所以我決心完成先師的遺願。現在《杜甫全集校注》出版了,「詩卷長留天地間」,先師亦可含笑九泉矣!吾願足矣!

      記:您喜歡杜甫嗎?您最喜歡的,他哪首詩?

      張:我不僅喜歡杜甫,而且深愛杜甫。杜甫不僅是偉大的詩人,而且是仁民愛物的仁者。杜甫己飢己溺的仁者胸懷,在有名的《茅屋為秋風所破歌》中得到了集中的體現。儘管自己居住的地方是「床頭屋漏無干處,雨腳如麻未斷絕」,「布衾多年冷似鐵,嬌兒惡卧踏里裂」,但他想到的卻是「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

      這就是一千二百多年前詩人杜甫的胸懷!

      難怪銳意改革的宋代大政治家王安石會在《杜甫畫像》詩中動情地說:「常願天子聖,大臣各伊周。寧令吾廬獨破受凍死,不忍四海赤子寒颼飀。……所以見公像,再拜涕泗流。惟公之心古亦少,願起公死從之游。」欽仰之情,溢於言表。

      這種崇高的精神,在當時難能可貴,對後世影響深遠,而且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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