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棣起兵造反，朝廷軍數次可擊殺，為何朱允炆屢次錯失良機？-今日頭條

作者：我方團隊成員張嶔。

公元1398年閏五月，明太祖朱元璋駕崩，二十一歲的皇太孫朱允炆即位，次年改元建文，這就是明朝第二個皇帝建文帝。

這位在位僅四年，被叔叔朱棣篡權成功的失敗帝君，在歷史上卻得評價甚高，朱元璋的遺詔里說他「明仁孝友」，可稱是仁德之君，清歷史學家徐元文也曾說他「若無篡逆之亂，必修德安民，開一代盛世也」。普遍的觀點認為，如果當初朱棣接受了朱允炆登基的現實，安心做一個藩王，朱允炆也必將成為一個堪比歷代仁君的好皇帝。

而觀其一生的「善舉」，事實也似乎如此，從建文元年（1399年）開始，朱允炆即大刀闊斧，對朱元璋時代的諸多制度進行更化改革，史稱「建文新政」。新政的主題恰如其年號「建文」一樣，與前代的「洪武」相對，施行重文臣，興儒學的「仁政」。即位第一個月即下令全國複查「冤案」，對洪武時代的幾次大案重新核查，力求「從寬」，赦免無辜者數萬人。許多被朱元璋流放邊關的文臣也得以提拔，甚至入主中央。進而修訂《大明律》，刪掉其中諸多苛刻刑法，中央到地方的各級官署更進行「機構精簡」，戶部和刑部下屬的各類司級機關從12個縮減到4個，但有些部門則進行「機構擴充」，如翰林院和國子監。官職級別也發生變化，六部尚書的品級從二品提高到一品，皇帝身邊則形成了齊泰，黃子澄，方孝孺三人組成的「參議」，即後來明「內閣」的雛形。賦稅政策也大做調整，改變了洪武時代對江南地區的苛刻重稅，改為輕徭薄賦。甚至曾一度在方孝孺的建議下改革國家土地制度，恢復西周時代的「井田制」。上述種種「善政」，六百年來史不絕書。有些政策固然理想化甚至不切實際，但諸如「內閣」等制度，文臣治國的理念，實際上也被後世皇帝接納並延續下來。歷代史家對其評價甚高，由此不足為怪。

既是「善政」，又為何招致戰亂呢？這就是靖難之役的「導火索」—削藩。

台灣歷史學家李敖曾在一篇文章里如此諷刺建文帝的削藩政策：朱允炆的削藩，正像北宋軍隊打仗，開始的時候捷報頻傳，斬獲連連，卻突然一個挫折，接著就是昏招連連，連戰連敗，最後敗到一發不可收拾。

說「削藩」，這是朱允炆在做「皇太孫」的時候就有的一塊心病，畢竟深知自己年紀幼小，諸藩王「叔叔」皆手握重兵，自然如鯁在喉。黃子澄曾寬慰他說：「漢景帝在位時，諸王也多不法，釀成七國之亂，可漢景帝派兵平定，立刻都土崩瓦解」。此言讓朱允炆稍稍心安，後來朱允炆也曾請教朱元璋，朱元璋反問他該怎麼辦，朱允炆思來想去答道：先用德爭取，再用禮規範，再不行就改封地，還不行就削藩，如果都不行，只能兵戈相向。朱元璋很滿意，贊道：「甚好，甚好。」

而觀朱允炆削藩，論開頭，也可為「好的開端」。早在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朱元璋撒手人寰後，即頒布「遺詔」，各地藩王所屬的文臣武士，除藩王的親身「護衛」外，皆由中央節制。初步掌控了各藩鎮的「軍政大權」，繼而朱允文與其老師齊泰，黃子澄密謀，採納黃子澄「斷燕王朱棣手足」的建議，先將河南周王與山西代王以「貪橫暴虐罪」逮捕，繼而周王被發配雲南。眾文臣窺得風向，紛紛見風使舵，上書力陳大規模「削藩」。「順應民意」下，建文帝再接再厲，洪武三十一年五月，珉王被召入京「切責」，湘王不堪忍受屈辱，憤然自焚。齊王被廢為庶人，關入大獄，數月之間連出重手，將當年向朱元璋陳述的「五步走」連貫動作一氣呵成，直鬧得諸藩國人心惶惶。

噩耗連連，「主要對手」朱棣也緊張，加緊招兵買馬準備戰爭，並與北邊的韃靼部落訂立盟約。建文帝也毫不落後，先策反了燕王府官員葛誠，成為自己耳目，繼而以防備蒙古為名，派親信將領張芮駐北平北面的開平，遣謝貴為北平指揮使，接掌北平軍權，里里外外對朱棣形成夾擊之勢。

建文元年三月，朱棣入京朝見，有大臣建議建文帝借故將朱棣捉拿，未被允准，繼而建文帝派宋忠率精兵三萬駐開平，五月，朱棣派兩個兒子朱高熾，朱高煦入京朝見，又有大臣「舊話從提」，要建文帝扣押兩皇子以挾持朱棣，再被拒絕。最終放虎歸山，歸家後，為掩人耳目，朱棣開始「裝瘋」，成日瘋瘋癲癲，做病入膏肓狀。七月，在得到葛誠密報朱棣已然籌謀起兵後，建文帝終下決心，命北平指揮使張信逮捕朱棣，誰知張信火線倒戈，向朱棣告密，朱棣果斷行動，先誅殺建文帝派在身邊的眼線葛誠，繼而火速舉兵，殺死建文帝駐北平親信張芮，謝貴，控制北平城，繼而殺退駐開平的宋忠的三萬精兵，正式舉起了「造反」大旗。

今人對這段「削藩」過程頗多非議，認為既然削藩的主要對象是燕王朱棣，就該從一開始直搗黃龍，先將朱棣削藩，而照黃子澄的方式，實為「先易後難」，到頭來朱棣毫髮未損，各藩國卻被「得罪光」。這個此時捷報頻傳的過程，素來被看做建文帝的敗筆之一。而在之間，兩次可以拘捕朱棣的機會皆被自己放過，更令後人指摘不已，稱之為「天予不取，必受其咎。」但仔細觀其過程，朱棣兩次覲見，第一次是諸藩王人心惶惶時，恰如齊泰所言：「擅扣燕王，恐激諸藩眾怒」。第二次朱棣兩皇子覲見時，黃子澄諫道「放歸二子，以德化感燕王，可成陛下美名。」在輕易不願釀成兵災的建文帝眼裡，這必然成為他的第一選擇。而說到「先易後難」的削藩選擇，對於行事力求穩妥的建文帝來說，也是必然會採納的。

但對照之前的漢朝「七國之亂」，以及後世的清朝「三藩之亂」，我們不難看到建文帝的最大「錯處」。三次「削藩」，共同的道理只有一句話：削亦反，不削亦反。既是無可迴避的戰爭，最重要的自然是戰爭準備，而這，恰是建文帝，及其「師傅」們最大的疏漏。直到戰爭打響後，建文帝還反覆告誡前線諸將，不要傷害朱棣，原因是「勿使朕有殺叔之名」。實在是讓人哭笑不得。

明建文元年(公元1399年7月)，燕王朱棣在北平舉兵造反，以「清君側」為口號，拉響了持續三年的「靖難之役」的大幕。

大戰驟起，朱棣先聲奪人，先敗宋忠的三萬精兵，繼而連克雲中，開平，懷來，上谷，永平，皆是建文帝事先安排的牽制朱棣的「防區」，此時盡皆攻克，如雷轟頂的建文帝，也迅速做出了反應，派出了以長興侯耿炳文率領的三十萬「中央軍」，出師討伐。

由此牽出了朱元璋為建文帝做的最後一個苦心安排—長興侯耿炳文。

耿炳文，鳳陽人，淮西舊將的老班底，大明開國功臣，靖難之役爆發時，時年六十五歲，可謂久經沙場。在漫長的三年靖難之役中，他留給歷史的只有短短一瞬，但他卻一度是最有可能改寫朱允炆命運的人。

之所以這樣說，還是由於他的作戰特點---擅守。朱元璋爭天下時，他曾受命鎮守江蘇長興達十年，其間數次以少勝多，擊敗朱元璋勁敵張士誠的瘋狂進攻。也因戰功為封為長興侯。在朱元璋麾下的各路英傑，乃至彼時中國的將領中，他是最擅打防禦戰的人，他不僅防禦經驗豐富，且軍事思想卓越，其提出的「以戰車克胡騎」的作戰思路，在明朝中後期被戚繼光，俞大猷，孫承宗等人發揚光大，成為明軍的主戰法。朱元璋留下他的苦心正在於此----一旦國家有事，一個耿炳文就足夠鎮守邊關。而從靖難之役的局面看，大勢更是清楚，起兵造反且部隊多騎兵的朱棣，最大的特點是擅攻，最有利的局面是速戰，一旦戰局拖向相持乃至寸步不前，就是朱棣的滅頂之災。對於耿炳文乃至建文帝來說，平亂的方式很簡單---守住，便是勝利。

但急於求成的建文帝給耿炳文的命令卻是「火速堪亂」。接著同年九月，耿炳文率軍在河北真定與朱棣激戰，朱棣先以夜襲的方式，相繼殲滅耿炳文屬下的潘雄，楊忠部，出戰遇挫的耿炳文收縮兵力，死守真定，數次擊退朱棣的進攻，終將局面拖入對「中央軍」有利的相持戰軌道。豈料後院起火，建文帝聞敗報後大怒，申斥耿炳文「一戰而摧鋒」，於同年十一月派已故曹國公李文忠之子李景隆接替耿炳文，率五十萬大軍北征朱棣。這個本可建立平叛奇功的老將，就這樣告別了靖難之役的舞台，兩年後，坐穩江山的朱棣，以「擅用宮廷物品違制罪」，將之賜死。

靖難之役中，建文帝的又一次獲勝機會，又這樣輕易的放棄。放棄的表面原因，是「帝師」黃子澄對李景隆的傾力推薦。君臣短視，急功近利，又怎能不敗。

建文帝很快為自己的短視付出了代價，建文元年11月，李景隆率五十萬大軍攻北平不克，被朱棣擊潰，繼而又在建文二年五月，在白溝河與朱棣決戰，以眾擊寡下，竟然在戰局相持階段臨陣崩盤，導致五十萬大軍全軍覆沒。用人不當的結果，很快就以戰場上的崩潰來「埋單」。北方戰場，幾乎敗至不可收拾。

好在危難時刻見英雄，先是山東布政使鐵弦死守濟南府達三月，硬是頂住了朱棣的攻勢，保住了山東不失，同年十月，新任大將軍盛庸率部在山東東昌與朱棣鏖戰，憑火器弓弩大破朱棣騎兵，殲敵一萬多人，興奮得建文帝忙向太廟告祭。次年二月，建文帝轉守為攻，派盛庸率三十萬大軍北征朱棣，雙方在夾河鏖戰，儘管盛庸敗陣，卻也殺掠朱棣部燕軍甚重，尤其搞笑的是，兩戰之中，朱棣數次陷入盛庸火槍隊的重圍，卻皆因建文帝「勿讓朕有殺叔之名」的訓誡，令朱棣平安突圍而去，否則這場慘烈的鏖戰，或許早已划上句號。

此時歷史再次給了建文帝機會，戰爭已經進行了近三年，雙方在山東，河北一線相持，互有勝負，誰也進退不得。但是在補給，資源，人心等各方面遠佔優勢的建文帝一方，在這種消耗戰里的位置顯然是有利的。拖得越久，朱棣就越入死地，久戰不克下，朱棣也曾心灰意冷，對謀士姚廣孝戲言說：「早知今日，不如歸家做一平頭百姓」。急得姚廣孝憤然大呼：「殿下，若敗我等恐連做百姓也不可得」。怒吼之下，方激起心灰意冷的朱棣的死戰之心。

絕境之下，朱棣鋌而走險，建文四年（1402年）一月，朱棣率輕騎繞開明軍山東防區，大迂迴直搗南京，兵臨長江沿岸宿州，明將平安火速回援，在宿州淝河與朱棣相持，雙方互有殺傷，而明將盛庸則抄後路，斷絕朱棣後援補給，明將徐輝祖（徐達之子）等人也率兵增援，將朱棣陷入合圍。前後夾擊下，朱棣屋漏偏遇連夜雨，軍中瘟疫流行，死傷大半，諸多將領也紛紛苦勸撤兵。又是方孝孺力阻，但這位籌謀叛亂多年的王爺，此時腹背受敵，終陷入走投無路的絕境，「瓮中捉鱉」，結束靖難之役，宛然就在眼前。

然而歷史卻在此時再次露出了他的黑色幽默，得知明軍連捷後，「大儒」方孝孺擔心「京城兵力單薄」，勸說建文帝回兵守衛京城，建文帝再次做出了錯誤的選擇。一紙調令，淝河一線「中央軍」盡撤，只留平安一支人馬與朱棣周旋，而此時，背水一搏的朱棣發動了最後一次決死的攻擊，結果平安部大潰，平安本人被俘，而撤退的「中央軍」，也被朱棣發動「騎兵的機動性」，於沿途盡數消滅。一紙調令，終親手毀掉了建文帝最後的「嫡系部隊」。然而就是朱棣節節勝利，連下蚌埠，泗州，揚州，兵臨京城下，建文帝慌忙令群臣出外「募兵」。並向「恩師」方孝孺繼續問計，這位幫了無數次倒忙的「大儒」吭哧半天，終蹦出一句：「長江自古天險，京城堅固，可擋百萬兵」。

但這次方孝孺說的是實話，京城尚有幾萬殘兵，出戰雖不能，據城防禦卻尚可。外出求救的齊泰，黃子澄也初見成效，幾支「勤王」兵正火速趕來。這是建文帝最後的機會---堅守待援，成敗的關鍵，是守住京城。而建文帝也堅定了這一選擇，他拒絕了群臣要求「遷都」的建議，下令整治城防，準備決戰。

防禦的重任，卻交給了一個最不該交給的人---李景隆。建文四年六月十三日（1403年），李景隆勾結朱棣，打開城門，燕軍兵不血刃破城。走投無路的建文帝在皇宮裡焚起一把大火，然後不知所終---這是他一生里犯下的最後一個錯誤，卻是最無可挽救的錯誤。

來龍去脈講完，或可對建文帝有一個綜合的評價。

他勤政愛民，寬厚仁慈，友愛親族，施行仁政，在位四年除「靖難之役」外，所作的一切似乎都符合「仁君」的標準。他所創立的制度，許多也為後世明朝帝君所延續，也似有遠見卓識，有關他的失敗，後人更多的歸結為方孝孺，黃子澄，齊泰三位大臣「腐儒誤國」，可細細盤點，削藩之時，瞻前顧後，猶豫不決，自失良機，大戰初起，發「勿讓朕有殺叔之名」的聖諭，貽笑大方，初戰失利，不由分說撤換了彼時中國最傑出的「防禦戰專家」耿炳文，啟用毫無作戰經驗的「花花公子」李景隆，戰場局面轉機時，卻誤信人言，發聖旨「瞎指揮」，斷送大好戰局，兵臨城下時，再次用人不當，最終徹底敗亡。觀這個素來被認為「可憐」的皇帝，累累昏招，卻正見其「可悲」之處。

而與他英年早逝的父親朱標相比，「寬仁孝友」「禮賢尊儒」，確實「形似」，治國經驗匱乏，缺少理政經驗，這是年齡造成的差距，也可在實際中錘鍊。最最缺乏的，恐怕就是朱標「外柔內剛」的本性，大是大非面前敢堅持，外面寬柔，內心果敢的朱標，是敗亡的朱允炆未曾學會的，步步昏招，實則來自於此。而這，恰是作為一個「聖君」，最應有的素質。

恰如海外華人學者黃仁宇對建文帝的評價：即使沒有那場戰亂（靖難之役），朱允炆也註定不是一個好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