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年：《江楚會奏變法三折》出爐記2

二、江楚商議起草與上奏　　在各省督撫商議聯銜會奏時，因張、劉兩人在主稿問題上互相推讓，致使長期沒有結果。鑒於此，在確定江楚會奏的方針後，張之洞建議二人各自先擬一稿，再互相參照商議，「如所見有異同，無妨更改，總期切實有益」。達成一致意見後，張、劉都開始組織幕僚起草文稿。　　在新政上諭頒布不久，劉坤一就擬邀請張謇（季直）、何梅生、湯壽潛（蟄先）、沈曾植（子培）到南京「代擬條陳」。後因何氏突然去世，劉坤一電告張之洞只邀張、沈、湯來寧「共相商酌」。張之洞也通告對方自己這邊將有鄭孝胥（蘇龕）、勞乃宣（玉初）、梁鼎芬（節庵）、黃紹箕（仲韜）四人協助起草。當時鄭、梁、黃三人為張的幕僚，均在武昌，勞乃宣則遠在浙江，張之洞雖一再電召，後因故終未成行（註：本來，勞乃宣得張之洞電約後，已允應約；但與此同時，山西巡撫岑春煊奏調勞氏赴晉並得到諭旨的批准，使他左右為難，「鄂約在先，而晉奉朝旨，事處兩難，徘徊不決，連夕小寐，心疾複發，因辭之」。張之洞致電勞乃宣，對他「因辭晉調，並輟楚游」表示非常遺憾，仍希望他來鄂「兼旬暫駐」。勞乃宣複電稱「宣實病，非託詞」，一時難行，「請勿待」。張之洞又致電勞乃宣，既然不能來，希望他將有關變法的高見「詳切電示」。勞乃宣回電「仍請勿待」。所以，為張擬稿的實際上主要是鄭、梁、黃三人。另外，張還廣泛徵求了治下司、道兩級屬吏的意見，並把有關變法的兩道上諭都通知了他們，希望能「按照上次諭旨內指飭事宜，各抒所見，條議具復，以憑匯核酌采」；同時告知，「現在急待復奏，務須於電到五日內開具條陳，由五百里排遞來省，一面將所議綱領先行電復」。據張之洞的幕僚陳衍稱，江楚會奏還曾採擇了他的《變法榷議》。可見，張之洞為復奏事徵集了多方面的意見。　　關於各自起草的情況，由於缺乏足夠的資料，我們難得其詳。大概的情形是，劉坤一那邊由張謇、沈曾植、湯壽潛各擬一稿，然後寄給張之洞，由張之洞結合自己這邊鄭孝胥、梁鼎芬、黃紹箕等人的意見擬出初稿，再互相商議定稿。從這個過程來看，張之洞雖然一再聲稱不願主稿，但事實上他做了主稿的工作。就劉坤一與張之洞的個人情況而言，除了資望較老以外，無論學識素養還是思想水平，行伍出身的劉坤一都實在無法與張之洞相比。對此，劉坤一還是有自知之明的。他在致王之春的電報中稱：「兄年衰多病，近益委頓不堪，一切因應事宜，多系香帥主政」。因此，江楚會奏變法之事由張之洞主稿也就很自然了。　　在起草折稿的過程中，儘管朝廷再次諭旨催促速奏，但張之洞仍然謹慎有加，並不急於下筆。他努力觀察各處的動靜，並試圖把握上面的意圖，以便做出恰當的抉擇。在與各省督撫約定各自單銜上奏後，張之洞主張：「分奏而大意相同，方見公論」。他仍然希望各處互通聲氣，保持大體一致的論調。比如，他曾致電湖南巡撫俞廉三，商請他將復奏變法稿「六百里飛寄一閱」，在讀完俞稿之後，他提出了自己的修改意見供俞參考。除了直接與各省督撫聯繫外，張之洞還通過耳目從西安「行在」探聽消息。他致電易順鼎問：「各省變法奏到者幾省？京官奏者幾人？望將最警動重大者示知。內意許可者何事？孫寶琦識見議論何如？雲門（樊增祥——引者）於此事有何定見？此外有何要聞？均速詳示」。易回電告知：「閩、浙、粵、滇、齊、豫奏到，浙主丁捐印稅，豫主抬槍八股，齊有慎出令，粵有裁內監一條，粵獨未交下。京官孫、薛、張、貽、陸、葛皆上，瞿請逐漸變通」。這些信息對張之洞無疑有著重要的參考意義。　　張之洞雖然是主稿者，但他在起草過程中隨時與劉坤一商量。如關於科舉變法事，張之洞主張「仿戊戌年敝處所奏已奉旨允准辦法」，將陶模和袁世凱「兩奏大意酌采敘入，以見科舉舊法必應變通」。劉回電說：「科舉改章，戊戌年尊處所奏辦法，甚裨實學，最為扼要，現在奏請改章，應以前奏為主……引證陶、袁兩奏，以見科舉改章，具有同心，尤易動聽」。張之洞還邀請為劉坤一擬稿的張謇和沈曾植到武昌面談，「商復新政諭旨，並籌興學事」。關於此次會談，當事人沈曾植說，張之洞「談興甚濃」。張謇記載他們與張之洞從上午8點一直談到下午5點，「所談甚多，惟小學校必可立」。可見，他們所談已不僅僅是折稿的起草，甚至已涉及新政的開展等問題。　　正是在吸取多方面的意見並與劉坤一不斷商議的基礎上，光緒二十七年(1901）五月初，在張之洞主持下完成了江楚復奏變法初稿的起草工作。有記載說：「（張）公薈萃眾說，斷以己意，日撰一條，月余始就」。五月中旬，張之洞將折稿由「專弁乘輪」寄呈劉坤一，希望劉「詳酌改定」。隨後張之洞又送去一份清稿，「以備咨政務處之用」，並提出原稿的幾處文字修改。劉坤一接到折稿後，只提出了一些細節性的修改意見，如認為洋葯加價三成過高，張之洞同意改為加價二成。同時，劉坤一致電張之洞大加讚許：「明公文章經濟，廣大精微，凡古今之得失，與中外之異同，互證參稽，折衷至當。竭兩月之力，成此一代典章，崇論宏議之中，猶復字斟句酌，賢勞獨任，感佩難名！夫變法莫重於學校，科第一折所陳，人人知為先務。第二折整頓中法十二條……及第三折採用西法十一條，莫不中時弊而切時宜」。　　關於折稿的具體內容，此不贅述。不過，這個時期的張之洞思想較為激進，他不僅主張「大變西法」，甚至還提出了「仿行」西方議院和「公舉」各級官員的思想，有人稱這是他的「中國官僚系統民主化構思」。但作為主稿者，他並沒有把這些思想都寫進江楚會奏摺。對此，可以從兩個方面來分析：一方面，張之洞對朝廷變法的動機與決心尚心存疑慮。如前所述，在新政上諭頒布之後，即有內意「勿多言西法」的傳聞，張之洞雖然從鹿傳霖處得到朝廷「決無成見」的說法，但鹿傳霖一句「不必拘定西學名目，授人攻擊之柄」的忠告，又使張之洞莫名其妙。此後，雖然他在思想上仍然表現激進，但在行動上又不得不持謹慎態度。在與各省督撫會商聯銜和與劉坤一商議江楚會奏的過程中，他一再推脫擔任主稿，即是例證。事實上，雖然朝廷宣布變法，但兩年前戊戌政變的陰影仍然籠罩在人們心中，這使人們不得不費心揣摩朝廷的意旨，以至於在規定的兩個月期限內竟然沒有一個督撫大臣復奏。向來善於知權達變的張之洞自然難以超脫這個基本的歷史情境。與此同時，張之洞還不時收到懷疑朝廷變法真意的信息，如山西巡撫岑春煊電告說：「煊意時局尚未定，此時不能議興革，奏入亦置之」。兩廣總督陶模也稱：「觀政府意，未必真欲變革」。而陶模關於議院主張的復奏上達後被留中「獨未交下」的事實，更強化了張之洞的疑慮心態。因此，在對朝廷的變法真意難以確切把握時，張之洞做此謹慎之態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正如時人的批評：「南皮變法折，均從極小支節上著筆，可謂善於逢迎矣」。這正是張之洞久歷宦海的老到之處。　　另一方面，也許是更重要的，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劉坤一定了江楚會奏的基調。在與各省督撫商議聯銜會奏的過程中，當張之洞向劉坤一、袁世凱等8位督撫大臣提出「仿行」西方議院主張時，劉坤一公開表示反對意見，他說：「議院意美法良，但恐事多阻格，未能照行」。後來江楚會奏時，劉坤一在將張謇、沈曾植、湯壽潛所擬的變法稿件寄給張之洞時曾致電說：「鄙見張、湯稿宏深博大，意在一勞永逸。惟積習太深，一時恐難辦到。沈稿斟酌損益，補偏救弊，較為切要，其中只科舉學堂分途考試、不廢八股尚須酌改耳。似可用沈稿為底本，再得我公斧政潤色，必卓然可觀。公前擬九條，皆救時良策，有沈稿所未及者，仍擬添入。江、鄂聯銜入奏，最為得體」。劉坤一主張以穩健的沈稿為底稿，表明他給江楚會奏定的基調就是不宜過激。限於條件，筆者沒有見到湯壽潛的擬稿，無法評論。而與湯稿同樣遭到劉坤一否決的張謇擬稿即《變法平議》，分6部42篇，是一個較為全面系統的變革方案，其中第一條就是「置議政院」，還有一條是「設府縣議會」，這頗像張之洞所說的議院。難怪劉坤一見到《變法平議》之後反應很冷淡，使張謇非常失望，「意緒為之頓索」。沈曾植的擬稿今也未見，但從他當時給張之洞的兩封信中可以看出其變法主張較為穩妥，比如他在第一封信中大談「保君權」、「存國教」；在第二封信中認為：「以禮義誠恪之心行新政，新政仁政也。以憤時嫉俗之心行新政，新政虐政而已矣」。劉坤一是江楚會奏的領銜，他向張之洞特別推薦的又是沈稿，這就決定了張之洞在江楚會奏中只能表述穩健的變法思想。正如在折稿完成之後，張之洞致函鹿傳霖所說：「弟識短才疏，豈知大計？昨會峴帥復奏變法三折一片，大率皆書生文章，俗吏經濟，作按部就班之事，期銖積寸累之功，了無驚人之談，亦無難行之事。自知撮壤消流，未必有裨山海」。既是謙辭，也有幾分實話。有趣的是，張之洞原先極力主張以變西法為第一義，「如不採納，再及第二義（即整頓中法）」，但在江楚會奏的變法三折中，次序恰好顛倒過來，整頓中法為第二折，採用西法為第三折，且後者晚奏一天。　　折稿修改定稿之時，離朝廷催促迅速上奏的諭旨發布又過去了近三個月之久，復奏之事已刻不容緩。早在四月中旬，袁世凱即致電劉、張，希望他們迅速復奏，使朝廷能在迴鑾之前舉行新政，以免各國「要挾」。他說：「迴鑾以前，如不先行新政，有大可慮者二：各國以現之政府守舊頑固，倘迴鑾後，各國要挾以更換執政，拒之不足，國體安在？可慮一。各國皆盼我變法，倘迴鑾後各國縷列多款，要挾照行，執政不敵，允則干預，可慮二……擬請兩帥或聯名電樞，或會銜電奏，如能將興學堂、改科舉等事，先行數件，則各國耳目一新，保全甚多，其弛張橫議之流，亦可稍斂」。五月底，江、鄂會奏摺稿修改就緒，張之洞就發折的方式與時間致電劉坤一說：「第一折由驛六百里。第二、第三折雙差齎遞，均請酌辦。能於初一二日拜發尤佳」。隨即，江楚會奏三折由劉坤一領銜於五月二十七日、六月初四、五日由南京發出。　　奏摺發出之後，張之洞又開始了解各處的反應，尤其希望得到政府的採納。他致電樊增祥說：「江、鄂折二十日內外可到，如蒙政府採擇，有決計願辦之事，宜在西安早為舉行，不必待回京後，庶早慰海內、海外望治之忱，且免到京後事多挈肘」。同時致電鹿傳霖說：「新政若有急須舉辦之事，務望稍候，江鄂奏到，俯賜採擇」。這時，梁鼎芬也到了西安，他不僅在慈禧太后召見時為張之洞美言邀功，而且密切關注朝廷內外對江、鄂會奏的態度，隨時為張之洞傳遞信息。他從鹿傳霖處得知懿旨有「整頓新政，照江鄂折，飭各省切實奉行」的意向後，就在第一時間裡向張之洞報喜，稱「此真吉祥盛事」。果然，當天（八月二十日），慈禧太后發布懿旨：「劉坤一、張之洞會奏整頓中法、仿行西法各條，事多可行；即當按照所陳，隨時設法擇要舉辦。各省疆吏，亦應一律通籌，切實舉行」。江楚會奏不僅得到朝廷諭旨的批准，而且還得到西方列強的認可，如來自上海的消息說，德國總領事「極佩服，欲譯德文」。可見，江楚會奏的批准，表明兩宮「迴鑾」之前在西方列強面前塑造一個維新政府形象的目的已初步達到。從此，清末新政正式開始進入具體實施階段。正如時人所說：「惟是中朝宗旨，實以江鄂為南針。江鄂之言不必盡行，而江鄂奏人之後，大局未必不從茲而定」。《江楚會奏變法三折》對歷時8個多月的關於如何變法的問題做了一個總結，使討論終於有了實質性的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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