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渝川：大清帝國為何由盛轉衰

《大清帝國》一書出自日本著名的清史學家增井經夫。增井經夫先後任職於日本大學、東京外國語大學、明治學院和金澤大學。這本書從政治、軍事、外交、經濟、思想、藝術等方面進行剖析分解，介紹了清朝近300年的歷史，在此基礎上解釋了兩大命題，一是清朝在哪些方面，達到了中國古代文明發展水平的最高峰，二是為何清王朝會從看似堅不可摧的鼎盛狀態，在一個並不算太長的時間內就發生了劇烈的衰落。

增井經夫在全書引言中就談到，使得清王朝走向鼎盛的兩大因素，即政治上的高度集權，繼明王朝粉碎了相權對於君權的威脅後，進一步將官僚組織的控制權集中在皇帝一人手中；其二，清朝前期，社會經濟復甦，藉助茶葉、絲綢等商品的外貿，讓大量白銀繼續流入中國，促進了經濟的繁榮。但這兩大因素在清中期（乾隆帝後期及之後），皇帝一人集權可以保證效率，但這也意味著巨大的工作負擔。事實上，乾隆帝的兒子嘉慶帝在執政後，就對繁重的朝政感到厭煩。這種狀況持續到太平天國戰爭，咸豐皇帝不得不承認皇權衰落，只有放權給地方大族和官僚集團，以地方自保自治的名義組織軍隊，才能抵禦太平軍。

從18世紀到19世紀，中國市場上流通的白銀中，七成來自海外輸入。而白銀經濟的活躍，直接帶動了商品經濟的發展，並形成了一定基礎的資本積累。但隨著鴉片被加入貿易，而中國絲綢的供給無法擴大數量，茶葉貿易帶來的收益同樣趨於平穩，18世紀末期開始，到鴉片戰爭之前，據統計，中國就流出了多達五千萬美元甚至更多的白銀，佔到流通量的三成，開始造成商品經濟走向凋敝。鴉片戰爭以清王朝戰敗告終，之後，列強更加肆無忌憚在中國傾銷鴉片，還帶來了其他工業品，中國白銀進一步加速外流，傳統經濟體系快速崩潰。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清朝在上升期和衰落期各自開端時，都曾與外國簽署條約，前者指的是《尼布楚條約》，而後者當然是《南京條約》。增井經夫指出，《尼布楚條約》凸顯了清代中國積極的大國意識，而到了1840年，這個王朝卻已經後退到只想藉助封閉來保全自己的，寡聞無知的可笑地步。

在清代，中國人口大量增長，城市、農村經濟的發展規模已經達到了傳統經濟體系所可能達到的峰值。農村經濟的灌溉體系被極大完善，大江大河水患得到有效治理，農業耕作水平也得到了提高；而在城市，北京和各省省會都出現了外省商人創辦的、商業性與政治性混雜的「會所」（會館），但工商業者之間的合作、交流也僅限於此，沒有據此發生更為緊密的聯繫，發展為強大的階層力量，或者促進更進一步的商業模式、融資方式的創新——他們依舊蜷縮在天子的羽翼下，成為官員的附庸。同期歐洲大陸和英國所發生的，銀行家和貿易商人主導甚至顛覆國家政治、國家間戰和關係的事情，在清代中國是絕對不可想像的。

《大清帝國》書中提出，進入清代，中國儒家思想變得相對僵化。毫無疑問，這與當時的政治與文化環境有關。特別是到了清代後期，政治、經濟秩序的紛亂，社會走向解體，反倒是導致思想體系的更趨保守。雖然這時期的考據學術成就驚人，圖書編纂事業的成績累累，但「儒家思想自身已經失去了呼風喚雨的能力，成為一種為政治穩定背書的僵化之物。」

《大清帝國》前五章敘述了明清易代到太平天國運動的200年時間內，清王朝走向鼎盛並之後發生衰落的過程。這本書的一大特色，是調閱了日本不同時期對於中國傳來的政局變動、王朝更迭的信息作出的政治反應的相關典籍。書作者在解釋明朝衰亡的原因時指出，十四、十五世紀，在歐亞大陸許多區域，都發生了農民暴動。明代中後期的農民起義之所以比以往朝代更為猛烈，是因為農民不僅背負統治階級的重壓，還有來自商品經濟發展起來的工商業者的重壓。實際上，明代末期，所謂閹黨與東林黨之爭，後者更多的代表新興工商業者的利益，拒絕承擔更多的稅負。

乾隆時期，清王朝進入統治的鼎盛時期。皇帝擁有足夠的權威和資源，來發起大規模征戰，而民間流通流域也非常活躍。再加上外貿的繁榮，此時再現了明代萬曆年間、唐代中前期的太平盛世局面。但相比過去，清王朝在政治和文化上更趨保守，這使得康熙、雍正等帝王雖然允許西洋傳教士進京為自己服務，卻斬斷了這個國家與外界的思想和文化交流。盛世之下，國家在慢慢走向衰落，嘉慶年間，清軍主力就已經在白蓮教義軍面前顯得戰力疲弱。

《大清帝國》後三章分別介紹了清代的社會經濟、學術和文藝。書作者著重強調指出，儘管清代中期的商品經濟發展到了相當繁榮的地步，包括廣東的貿易商和安徽、山西的商人，在國內外都有影響力，但他們缺乏機會成為中國經濟的領軍者。在談到清代學術時，書作者指出，當時的儒學體系變得更加精密，而天文學等科學學科也在緩慢發展之中，但發展速度遠遠落後於歐洲，也就缺乏轉入工業化的自主發展道路的條件。

鄭渝川：知名書評人、時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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