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亞研究】王晴鋒：印度聖牛觀解析

作者系浙江紹興人，中央民族大學世界民族學人類學研究中心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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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印度聖牛; 印度教; 不殺生; 理性選擇; 文化唯物主義

內容提要

聖牛觀深嵌於印度的歷史文化和制度結構之中,相關闡釋可概括為四種視角:宗教—神話、歷史主義、理性選擇、文化唯物主義,這四種解釋相互交織 難分伯仲。世俗性視角在闡釋聖牛觀的同時也解構了由吠陀神話和宗教建構的現代聖牛迷思。印度社會的人、牛與神之間是共生性而非競爭性關係,聖牛成為神聖與世俗、現代與傳統、宗教與經濟的聯結點。

完整標題：印度聖牛觀解析--基於宗教、歷史、理性選擇與文化唯物主義

在印度，母牛被視為神聖不可侵犯之物，大街小巷經常能見到四處徘徊、覓食的母牛。被印度教徒奉為「聖牛」的主要是雌性瘤牛，公牛以及水牛等其他牛種通常不具備這種神聖性。聖牛牽涉法律、經濟、宗教與政治秩序等，因此，印度的道德習俗、法律規範、學術話語以及政府機構等都極為關注它。印度聖牛的歷史與神話紛繁複雜，聖牛觀深嵌於印度的歷史文化和制度結構之中，與印度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在印度歷史上 聖牛還是政治動員和喚醒印度教徒集體意識的重要象徵，母牛經常成為不同教派間流血衝突的主要來源之一。從這種意義上而言 聖牛是神聖世界與世俗世界的聯結點，具有重要的宗教、經濟、政治和文化意義。

20世紀50年代中期，西方社會科學家曾認為，宗教信仰、受教育程度、職業、城鄉等因素影響著人們對母牛的態度和行為，隨著印度正式教育和科學技術的發展，人們對母牛的神聖觀將會逐漸消失。然而，半個多世紀之後，聖牛的光環不僅沒有在印度次大陸褪去，反而時有增強之勢，圍繞聖牛的爭論和衝突也仍在持續。這表明聖牛觀具有深厚的社會文化根源，並在印度社會的轉型過程中保持了相當的延續性和穩定性。本文旨在挖掘印度聖牛觀的深層意義，並從宗教—神話、歷史主義、理性選擇、文化唯物主義四個維度闡釋這種文化特性。聖牛乃印度文化重要象徵物，對其進行系統性闡釋，有助於更深入地理解印度。

1宗教-神話的闡釋

關於印度聖牛的宗教—神話闡釋認為，宗教及其相關文化傳統是產生聖牛觀的根本原因。根據古印度神話，梵天賦予祭司生命時，也賦予母牛生命，祭司為諸神舉行宗教儀式、誦經 母牛則提供酥油等祭品。在梵語中，「卡瑪赫奴」(Kamadhenu)是一切聖牛的統稱，被視為繁榮之源。卡瑪赫奴誕生於「乳海翻騰」(Samudra Manthan)的神話之時，也是提毗(Devi)的化身。所有的神都居住在卡瑪赫奴體內:她的四條腿象徵四部吠陀本集;乳頭象徵此世之四大目標，即正義、財富、慾望和超脫;角象徵三大主神，即梵天、毗濕奴和濕婆;眼睛象徵日神蘇利亞(Surya)和月神錢德拉(Chan-dra);肩部象徵火神阿格尼(Agni)和風神瓦尤(Vayu);等等。卡瑪赫奴還常與婆羅門聯繫在一起。

在印度人的觀念中，動物的神聖性根深蒂固。印度教神話里，很多動物充當著主神的坐騎。例如 創造之神梵天的坐騎是孔雀，保護之神毗濕奴的坐騎是鷹，毀滅之神濕婆的坐騎是公牛南迪。印度教諸神還常化身為各種動物及其結合體形式，譬如 毗濕奴的化身包括靈魚、神龜、野豬和人獅等。還有些動物本身即是神聖的，如神猴哈努曼、蛇神那伽(Naga)和象神甘納許(Ganesh)等，很多動物在宗教儀式中不可或缺。歷經數世紀的演化，印度教發展出一套動物具有神聖不可侵犯性的觀念，而母牛成為其中最神聖的動物，被視為生命之源。吠陀經典將母牛尊奉為宇宙象徵、萬物母親和食物之源等。在《摩訶婆羅多》中，毗濕摩說母牛畢生提供牛奶，乃人類再生父母。母牛的神聖性與克利須那神的崇拜直接相關，它是毗濕奴的第八個化身。因此，崇拜母牛成為印度教的傳統，宰殺母牛甚至等同於謀殺婆羅門。如今，印度還舉行每年一度的「母牛節」(Gopastami)，以慶祝、讚譽母牛。在這一天，人們在廟宇里將母牛洗凈、盛裝打扮，並提供各種供奉物，以求賜福。

母牛信仰的核心要義是「不殺生」的哲學觀。Ahimsa源自梵語，意為「棄絕殺戮」或「摒棄傷害之念」。這種哲學思想最早出現在公元前2000年以前吠陀時代的各種教義以及《奧義書》和印度史詩《往世書》里，並最終形成於公元800年至1200年之間。不殺生思想的傳播與公元前6世紀的耆那教有關，該教嚴格遵循不殺生倫理，信奉苦行修鍊能使靈魂擺脫業(Karma)的桎梏，從而積善成德，最終修成正果。同時期的佛教也倡導不殺生 釋迦牟尼強調人應心懷慈悲，善待一切生靈，反對戕害動物或以之獻祭。孔雀王朝時期，皈依後的阿育王更以佛教為國教。如今，耆那教徒仍忠實踐行不殺生原則，他們在全印度建立收容所，庇護老弱病殘的母牛。絕大多數印度教徒出於宗教教義視母牛為神聖不可侵犯，禁止殺牛的倫理成為印度教的核心文化特質之一。莫罕達斯·甘地曾說:「印度教的核心事實是母牛保護……它是印度教給全世界的禮物……印度教徒將根據他們保護母牛的能力進行評判。」在甘地看來，印度教保護母牛的原因完全不同於並超越於西方，因為母牛保護不是基於經濟價值，而是精神力量。母牛被視為印度教徒的身份標誌，最終成為現代印度的崇拜符號。

2歷史學派的闡釋

19世紀末，隨著印度教民族主義的發展和母牛保護運動的興起，不少歷史學家開始關注聖牛觀的演變。他們發現 即使對印度教徒而言，母牛也並非素來神聖。德里大學歷史學教授德威傑得拉·納拉揚·吉哈(Dwijendra Narayan Jha)曾出版專著《聖牛神話》(The Myth of the Holy Cow)，該書詳盡梳理古印度教、佛教和耆那教的宗教典籍中出現的殺牛和食牛肉現象，認為母牛並非從一開始就神聖，尤其是吠陀時期，食牛肉頗為普遍，吉哈還強調，食牛肉並非伊斯蘭教的「禍害性饋贈」，印度教徒錯誤地將聖牛神話追溯到吠陀時代，而該時期的母牛不僅被廣泛用於公共獻祭儀式，也在日常生活中被製成美食。吉哈的研究解構了印度聖牛神話，引起某些印度教極端主義者的憤恨，吉哈因此遭受人身威脅。

歷史文獻研究表明母牛信仰發端於公元3000年前的印度河流域。吠陀時期，母牛作為財富的象徵被讚頌，公牛則用於祭神並被食用。吠陀經典里，狩獵是基本的生計活動，包括牛在內的很多動物既被用於獻祭，也是日常食物。在古印度的農業社會裡，母牛也同樣象徵著財富，、《往世書》表明，母牛作為禮物更顯虔敬。古印度的好客禮節還表明，應以牛肉招待貴賓，這些尊貴的客人被稱為「弒牛者」(Go-ghna)。在《梨俱吠陀》中，一些涉及火葬的段落描寫了人們用牛皮和牛的厚脂肪塗抹在死者身上。《梨俱吠陀》里，正在產奶的牛禁止被殺，被稱為Aghnya，即「不可殺者」。但是，《梨俱吠陀》里的雅利安人不僅殺牛，而且食牛肉的現象也很普遍。恰恰因為牛是神聖的《耶柔吠陀》規定可以食用牛肉。《阿闥婆吠陀》中有一處甚至表明公牛成為死者的陪葬品。《摩訶婆羅多》中的大多數人物都是食肉者。在《羅摩衍那》里，羅摩娶西妲(Sita)時得到很多母牛作為嫁妝。此外，《摩奴法典》的制定者摩奴也並不視母牛為神聖物，沒有禁止食用牛肉。即使在阿育王統治時期，雖廣為倡導不殺生，但也未賦予母牛特殊地位 殺牛不是犯罪行為。佛法反對普遍意義上的動物獻祭，對母牛並無特殊感情。婆羅門的牛不可宰殺，並非因牛本身是神聖的，而是因為它是婆羅門的財產。

大量歷史文獻表明，吠陀時代的母牛既非神聖，亦非不可宰殺。吠陀之後的佛教經典中，很多關於火祭的描述繼續表明了這一點。吠陀時期雖允許食肉，但也有不少典籍鼓勵素食主義。譬如，《摩奴法典》雖出現活物獻祭，並稱食肉不是罪孽，但它同時也讚美素食和不殺生，戒絕肉食將得善報。4世紀初，一些印度教經典出現禁止殺牛的論述，並試圖使殺牛有罪化。在這一時期，印度教教義開始形成聖牛觀。大約5世紀時，印度社會出現文化轉型某些社會規範與習俗逐漸發生改變。佛教的廣泛接受，減少了對牛的殺戮，但即使在佛教鼎盛時期(大約公元前300年到公元1000年)，母牛也未完全被視為神聖不可褻瀆之物。直到12世紀，大量證據表明，宰牛仍是廣泛存在的事實，牛不僅被用於宗教儀式，也是日常食物。15世紀，隨著《薄伽梵·往世書》翻譯成印地語，克利須那教的影響力迅速擴大，母牛的神聖性才逐漸成為普遍事實。在印度歷史上，穆斯林從印度次大陸西北部入侵和印度本土婆羅門教的復興，對聖牛觀的形成具有重要推動作用。尤其是婆羅門教為了恢復其控制能力和統治地位，採取嚴格的教義，一方面實行等級分明的種姓制度，另一方面使母牛神聖化。

概而言之，在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帕農耕文明時期，公牛具有象徵性功能，但也是主要食物來源之一，母牛並沒有被尊為神聖。哈拉帕文明衰落後，吠陀時期的母牛通常與神相關聯，成為財富、繁殖的至尊象徵，但仍未被聖化。此後，中亞的雅利安人帶來了新的社會結構，其宗教體系成為現代印度教的基礎。在雅利安社會裡，獻祭是吠陀教的基石，母牛則是主要祭品。直到吠陀時代末，隨著不殺生思想的出現，耆那教、佛教以及後來的印度教接受了該觀念，逐漸形成母牛神聖性觀念。總之，印度教聖牛觀的出現相對較晚，經歷了漫長的歷史演變。歷史學派採取社會變遷的視角，表明歷史、政治、宗教和社會等因素共同促成母牛的神聖化。通過解析印度聖牛之世俗史，最終也解構了聖牛的現代神話。

3理性選擇的闡釋

聖牛觀的理性選擇闡釋包含兩種形式:經濟理性和宗教競爭。具體而言，母牛被確立神聖地位源自兩個因素，一是從古至今，牛在印度農業經濟和普通民眾的生活中具有無可替代的作用 即使是穆斯林統治者，如阿克巴(Akbar)、賈汗季(Jahangir)等也限制或禁止屠牛;二是聖牛觀的產生是印度教抗衡伊斯蘭教，及其與佛教、耆那教爭奪宗教地位的結果。

從經濟理性的角度看，母牛保護在本質上並非宗教狂熱。經濟人類學家認為，聖牛觀建立在經濟理性的基礎之上，這是廣義的功能主義闡釋。早期的雅利安人是半游牧民族，畜牧業是主要經濟基礎，母牛是最具價值的財產之一，部落之間經常為此發生爭鬥。《梨俱吠陀》中有很多關於祈禱的記載，大多是人們希望增加母牛。隨著生計模式逐漸從游牧轉向農耕，母牛的重要性愈加明顯。母牛能拉貨、耕田、犁地，還可以提供很多重要副產品，牛奶提供營養，凝乳和酥油等是日常飲食和宗教儀式中必不可少的;牛糞既可用作燃料，還具有防腐抗菌、清潔房屋等功能。即使在死後，母牛的皮毛、牛骨等依然有很高的價值。總之，母牛既具有儀式性的象徵功能，諸如表示純潔、保護、肥沃和多產等，還具有重要的經濟實用價值，能提供畜力、牛奶、牛肉、皮革和糞肥等。

聖牛觀還與印度歷史上的宗教競爭有關。古印度的婆羅門按照慣例是食用牛肉的，後來在佛教、耆那教和毗濕奴教的影響下，逐漸改變了這一習俗。《奧義書》認為，人的此世修為決定其來世的社會地位，他們質疑動物獻祭，以禁慾苦行作為自我實現之手段。這種觀念在佛教和耆那教的不殺生教義中得到充分體現，改變了原先的修行觀念與儀式實踐。通過踐行不殺生和禁慾苦行，耆那教與佛教反對吠陀社會及其獻祭儀式，對原有的吠陀秩序構成了威脅，並破壞婆羅門教的社會統治基礎。在生存脅迫下，婆羅門策略性地汲取了不殺生教義，成為虔誠的母牛崇拜者，並積極踐行素食主義。也就是說，母牛崇拜是印度教與佛教爭奪權力的過程中，婆羅門為了重新確立至尊地位而採取的策略。由於不殺生的信仰甚為流行，婆羅門轉變成母牛保護者並禁食牛肉，這不僅選擇了一種更流行的宗教教義，同時也使自身更能適應農耕體制。在婆羅門階層認可不殺生和母牛的神聖性之後，普通民眾接受母牛信仰仍經歷了長期的過程。宗教競爭論還認為，聖牛觀的確立也是印度教對11世紀至12世紀穆斯林侵入南亞次大陸做出的反應。在穆斯林統治時期，認同聖牛觀被視為對印度教的忠誠。禁食牛肉使印度教徒與穆斯林相區分，以抵制伊斯蘭教日益增強的影響力。因此，母牛崇拜是印度教應對伊斯蘭教和佛教等宗教力量興起的結果。

總體而言，宗教和政治因素滲透著聖牛觀的演進。20世紀上半葉的民族解放運動中，母牛保護成為反對英國殖民統治的重要政治工具。國大黨以反對殺牛作為政治動員手段，並將母牛升華為該黨象徵。民族解放運動的精神領袖聖雄甘地強烈反對殺牛，他對不殺生作了「非暴力」的闡釋，使之成為民族鬥爭的綱領性主張。在非暴力運動中，母牛成為象徵性的政治符號，對聖牛的情感被用於政治動員，號召民眾進行民族獨立鬥爭。在今天，母牛仍在宗教實踐和精神生活中扮演著無可替代的角色，各類政治實體和此起彼伏的社會運動致力於母牛保護。從理性選擇的視角看來，母牛情結在本質上並非精神和儀式性的表達，維持聖牛信仰的基礎是其自身的經濟價值及其背後的政治權力運作。綜上所述，聖牛觀的形成是經濟、政治過程的產物，它們共同啟動了印度聖牛的正當化進程，並在現實中不斷得到強化。世俗世界的理性選擇是促成母牛獲得神聖性的關鍵機制。

4文化唯物主義的闡釋

與理性選擇的闡釋相比，文化唯物主義更加強調生態適應。美國人類學家馬文·哈里斯(Marvin Harris)是文化唯物主義的倡導者，他試圖以科學的理論範式破解印度聖牛文化之謎。哈里斯主張結合主位與客位的研究方法解釋不同的社會文化體系，認為任何文化現象都有其客觀基礎，各種文化神秘主義的觀念與實踐都有其社會經濟成因。在他看來，「技術和生境(habitat)的物質條件能充分解釋當代印度農業生產過程的主要特徵」。因此，哈里斯反對屠牛禁忌和母牛崇拜的宗教化闡釋，而主要從生計、經濟、種姓策略、生態系統的適應性意義等物質和文化因素相結合的角度進行考察，指出貌似非理性的、非經濟性的屠牛禁忌背後實以生態系統為基礎，從而提供了另一種世俗化的解釋。

20世紀60年代，西方學術界頗為流行生態學和環境研究。聖牛是哈里斯用文化唯物主義作為分析策略的典型例證。在哈里斯看來，文化的思維模式和行為模式是人類適應環境的主要機制。母牛的神聖化不是妨礙社會進步的無知觀念，母牛具有無可取代的社會經濟功能，其他動物無法像母牛那樣為人類生存提供如此多的重要服務。禁止宰牛雖是宗教律令，卻有助於印度整個農業體系在頻繁遭遇旱災的季節里恢復生產禁食牛肉相當於抗禦自然災害的一道保險。數世紀以來人們逐漸形成了杜絕吃牛肉的習慣，最終被寫入宗教典籍成為戒律。另一方面，若無食牛肉禁忌，表列種姓將被剝奪牛肉這一重要的動物蛋白來源。母牛崇拜之所以成為重要的意識形態問題，是由於人口增長遠大於牛的增長，當牛的人均佔有量達到較高水平時，食牛肉將成為普遍現象。不殺生的觀念和禁食牛肉的飲食實踐有助於母牛最大限度地發揮其功用，並促進生態平衡。地方生態與經濟狀況會對母牛數量進行自我調適，因此，不是印度教神學體系而是生態系統催生了聖牛觀。印度教教義與其生態系統相一致，保護母牛本質上是一種生態策略。

有人批評哈里斯的理論是「技術—環境決定論」，指責他忽略歷史並簡化馬克思主義。很多人類學家和社會學家認為，情感、信仰和態度深刻影響人類行為。事實上，作為新馬克思主義者的哈里斯並沒有忽略意識形態在社會文化演進過程中的作用，相反，他認為價值觀對理解經濟系統頗為重要，也承認宗教和政治因素在屠牛禁忌中發揮著作用。但他反對將不殺生之類的印度教儀式或信仰視為基本生產系統之根本特徵，因為宗教和政治無法解釋為什麼是牛而不是豬、馬或駱駝等動物成為如此顯著的禁忌物。母牛神聖性的獲得並非任意選擇，而是印度次大陸生態適應的結果。哈里斯的文化唯物主義認為，「客位行為的生產方式和再生產方式，蓋然地決定客位行為的家庭經濟和政治經濟;客位行為的家庭經濟和政治經濟又蓋然地決定行為和思想的主位上層建築」。這便是基礎結構決定論原則。也就是說，基礎結構是解釋社會文化的首要因素，上層建築的解釋作用相對較小，但絕非不重要。意識形態通過共享的文化價值整合社會，而與特定生態系統相適應的社會結構則通過各種強制性的規範和組織限定特定的文化模式。哈里斯明確拒絕「環境決定論者」「經濟決定論者」等標籤，倘若非得加上某種標籤，他可能更適合「經濟蓋然論者」(economic probabilist)在解釋聖牛現象時，哈里斯強調技術—生態的首要性，屠牛和食牛肉的禁忌是對生態壓力做出的反應，而非源自不殺生倫理和宗教戒律，或者說這些並非終極原因。

5總 結

本文將印度聖牛觀的闡釋概括為四種視角: 一是宗教—神話的解釋，母牛在宗教神話中的崇高地位成為世俗世界母牛崇拜的正當性來源，該視角的闡釋者主要是婆羅門，他們試圖維護聖牛崇拜的傳統與合法性;二是歷史學派通過研究古印度社會的宗教典籍揭示聖牛觀的演變過程，指出母牛曾是儀式性祭品，牛肉甚至被用來招待貴賓，不殺生觀念逐漸使母牛被尊為神聖不可侵犯;三是理性選擇的視角，認為母牛的神聖性源自其經濟價值和儀式功能，同時也是宗教鬥爭的產物;四是以美國人類學家馬文·哈里斯為代表的文化唯物主義，該視角強調技術、人口和生態環境等世俗因素的作用，聖牛觀被視為印度次大陸生態環境的反映。

母牛在印度社會扮演著多重角色，本文提出的四種闡釋路徑對理解聖牛觀不可偏廢其一，在現實圖景中 這些因素相互交織、難分伯仲。大致而言，第一種視角是神聖性的解釋，後三種世俗性的解釋在闡釋聖牛觀的同時也解構了現代聖牛神話。總之，印度社會的人、牛和神之間是共生性而非競爭性的關係，聖牛成為神聖與世俗、現代與傳統、宗教與經濟的聯結點。正是基於這些複雜的社會根源，母牛在南亞仍將繼續被崇拜。（注釋略）

文章來源：《北方民族大學學報（哲社版）》2017年02期；首發國關國政外交學人微信公眾號平台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