杯中乾坤千古事，卧榻空聞柱斧聲---漫談宋太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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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與其把趙匡胤作為一個歷史人物來寫，還不如把他作為一個俠客來寫。看一看就知道，他的整個人生完全符合武俠小說的基本要素：出身武術世家，年少出家拜師學藝，闖蕩江湖。然後遇到了一些小俠客（義社十兄弟），拜了把子，還有英雄救美的典型情節（千里送京娘）。接下來加入了中原幫，經常跟著老大去砍別人（如東北幫，太原幫，還有金陵幫）。由於武藝好，砍殺的時候又賣力，所以扶搖直上，堂主舵主一路當上去，年紀輕輕就到了護法長老的位置。老大掛了之後，在眾兄弟的擁戴下當了新幫主。趙幫主英明神武，帶著弟兄們一路征戰，先後滅了成都幫、南海幫、金陵幫等，差一點就一統江湖。在個人修為上，趙幫主也是江湖幾千以來不世出的奇才，終成一代宗師（能夠排在他前面的也就達摩祖師和張三丰而已）。可惜，雖然趙幫主英雄一世，可最後卻為覬覦幫主大位，心術不正的弟弟所害，含恨西去。以致一統江湖的大業遽然而止—江湖從此進入少林武當南北爭雄的新時期。　　我們知道，在宋太祖留給歷史的主要政治秀中，都和酒有莫大的關係。因為首先他是在酒醒後被手下的將領們「黃袍加身」。接下來就是有名的「杯酒釋兵權」。到生命結束時的「斧聲燭影」，也是在和趙光義的對飲時完成的。事實上，宋太祖確實是一個豪飲的君主。　　和許多的有名君王一樣，趙匡胤生下來時「赤光繞室，異香經宿不散。體有金色，三日不變」。不過現在看來，趙家人雖不能免俗，但至少還是有一些事實根據的。就說那異香吧，太祖出生在洛陽夾馬營，洛陽可是產牡丹的城市。所以牽強附會把花香當做體香也是可以理解的，而且他小時候還有一個乳名「香孩兒」，證明也不是完全造假。至於體有金色，那就好解釋了，新生兒一般都有黃疸嘛。　　趙匡胤出生在軍隊大院，小的時候和朱元璋一樣，玩遊戲喜歡當首領。可見領導能力和領袖氣質不是天生的，就是需要從小培養的。21歲的時候，已經成婚的趙匡胤隻身出來闖天下。那時趙家多少也算一個中層幹部家庭，小日子過得還不錯，要謀個出身也不是難事。由此可見趙匡胤是一個生性豪爽、勇於冒險、有主見敢行動的年輕人。我們細想一下歷史，還真找不出第二個他這樣經歷成大事的人來。文人裡面有他這性格和氣質的，首推李白了。兩人都愛喝酒，要是湊在一起李白或許還能多當幾年官。　　從後來這位太祖爺的表現來看，這一年的遊歷生涯的確使他受益不少。首先是使他開闊了眼界，了解到老百姓的實際生活和需要；其次是讓他看到了國家發展的大勢，也找到了自己的發展方向；第三是磨練了意志，增加了社會經驗，為以後組建「義社十兄弟」這樣的自我保護性質的革命組織做好了思想上的準備。　　一般來說，一個人如果要成就大事，在和平時期最重要的是跟對人，站好隊。在戰亂時期，最重要的還是自己有能力。五代十國那會兒皇帝如走馬燈一樣的換，今天跟對了人，明天可能就是錯的了，所以亂世自己的能力很重要。和平時期倒是須會溜須拍馬—否則連為人民服務的機會都沒有。但如果一個人既有能力，又站對了隊，那等待他的就只能是—青雲直上。趙匡胤就是這麼一個人，他的能力自不待言，文武雙全，為人忠厚，一參加工作就是跟著柴榮這樣的明星老闆，想不發跡也難。　　在《水滸》的開頭說我們的這位太祖爺是「一條桿棒等身齊，打下四百座軍州都姓趙」。雖然誇張了一點，但是趙匡胤在後周的飛黃騰達那是掄大刀使大槍玩命掙來的。尤其是在柴世宗登上大寶的處女作「高平之戰」中，如果不是趙匡胤捨身護主、英勇殺敵，那一仗是個什麼結果還真懸。後來趙匡胤又從世宗征討南唐，平揚州、戰六合、下壽春，克泗州，都有他的一份功勞。最後柴榮北伐遼朝，趙匡胤也是一馬當先，立下赫赫戰功。所以說在亂世能力很重要，這樣才能保證你水裡來火里去的賺得戰功和人望。有了這兩樣別人才服你，才會有小弟來投靠你。　　當然，要成非常之事非常之業還得運氣好。趙匡胤的運氣也不錯，他的老闆柴榮北征回來不久就病死了。我們都知道，柴榮可說是一代明君，可惜天不假年，才當了不到六年的皇帝就掛了。如果再給他二十年，那麼歷史上估計就沒有後周，而是大周天下了。而趙匡胤呢，也只能老老實實的做一個開國名將—他自己後來也這麼認為。倘若我們要了解趙匡胤，那也只能去查《周史.趙匡胤傳》了。　　柴榮的死肯定使許多人蠢蠢欲動—五代那會子，大家都清楚槍杆子里出政權，誰會把一個七歲的娃兒放在眼裡呢。重要的還有柴家人丁凋落，連個輔政親王都沒有—情況基本上就如《笑傲江湖》說林家拿著《辟邪劍譜》是小孩子抱著金磚在大街上走—哪個不動心呢。何況現在柴家這孤兒寡母抱的何止是一塊金磚—人家手裡可是實打實的一座江山。趙匡胤自然也當仁不讓，他相比別人有許多的優勢，一是自己掌握了禁軍，二是有一幫子人馬願意擁戴他，三是他自己確實非常有能力。我們現在都知道，陳橋兵變，黃袍加身，自然是趙匡胤自導自演的一處成功政變了。理由很明顯，首先在那半年裡，京城的人事變動，尤其是禁軍的領導層變動幾乎完全是有利於趙匡胤的；其次，政變一發動，那遼朝入侵的事情就不了了之—契丹人真配合啊；第三，回軍京城時，那是城門大開，暢通無阻—有這麼迎接叛軍的嗎？第四，那個翰林學士陶谷好像有預見一般就準備好了周帝的禪位詔書，寫的真是條理清晰，文采斐然—沒幾個晚上構思只怕是難得完成的。第五，回到京城後去見宰臣，被范質責罵之後，趙匡胤也只是很慚愧的說：「違負天地，今至於此！」分明就是做賊心虛的表現—這麼大的事情哪是一天兩天可以完成的，又哪是手下兵將可以做主的。　　當初，為了防止唐末以及五代諸朝藩鎮驕悍，推翻皇帝的「悲劇」重演，柴世宗想方設法削弱藩鎮的兵力，重金招募精兵強將入守京城拱衛帝室。結果柴世宗死後，江山未失於強藩，卻被禁衛軍頭子撿走，真是天算不如人算，防不勝防。　　但是為什麼趙匡胤還要假惺惺的弄出一個自己毫不知情，迫於無奈的樣子呢。這主要是：第一，周室無虧於天下，兩朝皇帝在五代裡面都是英明之主，而趙匡胤建宋之時，德不足以綏萬邦，功不足以戡大亂；第二，哪個願意讓別人說自己是個強盜，欺負人家孤兒寡母呢，演這麼一出也算做歷史的遮羞布；第三，一位帝王，啥都有了，總是在乎世人後世的評價的，連朱溫那樣粗魯的屠夫都知道矯情的對唐朝皇帝的禪位推來推去，知書明理的趙匡胤怎麼也得做出一個樣子吧；第四，柴世宗待趙匡胤頗厚，這使得他心裡一直有愧；第五，不管趙匡胤怎麼得國不正，我們都得承認他是一個歷史上難得的仁厚之主。　　公正的說，後周之亡實在是最令人同情惋惜的，它在國家道德上沒有什麼虧失，前面的兩任君主即使放到整個中國的大歷史當中去都是難得的仁君和明君。國家也治理得好，國力也很強大。只是因為在亂世，主少國疑，就被剝奪了歷史的生存權，實在是可嘆可悲。　　雖然我們對後周充滿同情，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趙匡胤取而代之對於國家來說未嘗不是一件好事。在五代十國那樣的時期，哪個武將又是省油的燈呢。只要有點實力，逮著機會就想稱帝的人不在少數吧，畢竟當時大家都認可這條真理：天子者，兵強馬壯者為之，寧有種乎？如果不是趙匡胤，也必然有別的將領站出來搶這塊蛋糕。即使沒人反叛，但是皇帝小，不是出現權臣亂政，就是後戚與或者宦官干政。再說一朝天子一朝臣，主少國疑，那些將領們心裡誰沒個小九九啊。與其國家再次分崩離析，烽火四起，還不如有一個人站出來當家作主，這樣於國於民都是幸事。以當時的情況看來，趙匡胤無疑是最為合適的人選了。因為他既有這個願望，又有這個能力，而且採取的是最為溫和的方式。　　象趙匡胤這樣奪得政權的情況，接下來最緊迫的工作就是如何鞏固自己的統治。我們都知道五代時期藩鎮割據，武將飛揚跋扈，是中央權威不立，綱常不振的一個主要原因。而趙匡胤的天下又恰恰來路不正，自然更難以服眾。所以在登上皇帝寶座的第二年，就有了歷史上著名的「杯酒釋兵權」。有些人說趙匡胤急切了一點，可是兵權關係王朝存廢，晚解決當然不如早解決。而且兵權本應屬於國家和君主，在非常時期做一個正確的變革何罪之有？何況即使解除了將領們的兵權，並不是不用他們了。同時還免去了君臣之間的猜忌，對彼此都有好處。「杯酒釋兵權」可說是中國歷史上最富政治技巧，也最有人情味的問題解決方式。當然，一方面是因為宋太祖坦誠以待，同時還有許多倚仗這些將領的地方；另一方面也因為當時禁軍實際上已經掌握在趙匡胤手裡，將領們即使不願意，也無可奈何。這些因素也促成了「杯酒釋兵權」的成功，並成為一段千古佳話。　　平定了幾個威脅不大的叛亂，同時解決了兵權歸屬的心腹之患，宋太祖接下來的工作就是繼續推進柴世宗統一天下的未竟偉業。對於國家統一這塊大餡餅，如果說柴榮是那個開荒播種的人，趙匡胤則是耕耘收割的人，而趙光義就是那個吃餡餅的人。　　當時的情況是北有強敵，而原來漢民族的主要統治區域也是四分五裂。這就導致了一個問題，是先和強悍的契丹鐵騎干一仗，滅了北漢，奪回幽雲十六州呢，還是把南方這些小割據政權先收拾妥帖了，再進行北伐？其實，答案在柴世宗那裡就有了—那就是先南後北，從易到難。　　柴榮其實也是把南方那些小政權打得趴下了，才進行北征的。那時候，北漢已經被他嚇破了膽，同時北朝當政的又是有名的「睡王」遼穆宗，所以一開戰的效果很好。但個人認為，即使柴榮在世，那一次北伐最後的結果還是有很大的不確定性。畢竟，幽燕各州的戰略地位對於遼國也同樣重要，所以想遼國完全放棄這些州城幾乎是不可能的—事實上後來趙匡胤第一次攻打北漢，同樣是遼穆宗在位，遼國也是派了援軍的。在開戰之初後周能取得好的戰績主要是因為遼國沒有組織有效的抵抗，認識也不足。如果正式打起來，後周速勝的機會不大，主要是因為在人家家門口作戰，而且那裡的地勢也是易守難攻。其次是遼國軍隊的戰鬥力並不比後周的差。一旦戰事僵持下來就會對後周不利，因為師老兵疲，補給會是一個問題，同時北漢回過神來，也有從側面進行攻擊的可能。　　當然只是有這樣考慮罷了，我們還是承認柴榮是一個很霸氣，很有個人魅力的皇帝，上天已經在戰場上眷顧他許多次了，這一次說不定也有令人驚喜的結果出現—可惜這些都只是設想而已。　　而對於趙匡胤就不同了，他得國不正，如果和契丹人打起來，大敗而歸的話，就極可能把江山給丟了。這種事情很有可能發生，後唐後晉不就是很好的例子嗎。後來即使國家統一了，國力有了巨大的提高，在澶淵之盟前還不是大多數大臣都主張遷都？把南方先平定了，就有了更加雄厚的物質人力基礎，也免去了後患，再去征討的就會更有把握一些。雖然宋朝軍隊的表現一直為後世所詬病，但在宋太祖手裡還是很有戰鬥力的，而且那些約束將領和軍隊發展的條條框框也是以後在趙光義手裡才逐步走向極端的。當然，趙匡胤個人的性格氣質也決定了他會選擇先南後北的策略。　　終宋太祖一朝，除了北漢，還有那個事實上已經被吞併了吳越，閩之外，大半個中國算是統一了。可以想像，以他的軍事才幹和政治能力，如果老天再給他十年的話，那麼收回在遼國手裡的幽雲地區也在情理之中了。連續兩位有雄才大略的皇帝都在盛年離世，終使得恢復漢家軍威的前景化為泡影，而且這一拖就是四百年。　　當然在征戰統一的同時，別的事業也沒落下，都在緊鑼密鼓的進行。根據趙普提出的「稍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的十二字方針，宋太祖分別從政權、財權、軍隊這三個方面來削弱藩鎮，以達到強幹弱枝、居重馭輕的目的。　　在「稍奪其權」方面，宋太祖陸續派遣文官到地方州郡擔任長官，以取代跋扈難制的軍人；並在知州之外設立通判，兩者共掌政權，互相牽制，分散和削弱了地方長官的權力。在「制其錢穀」方面，趙匡胤設置轉運使來管理地方財政，並規定，各州的賦稅收入除留下其正常的經費開支外，其餘的一律送交京師，不得擅留。這樣，既增加了中央的財政收入，又使地方無法擁有對抗中央的物質基礎。在「收其精兵」方面，趙匡胤將廂軍、鄉兵等地軍中的精銳將士，統統抽調到中央禁軍，使禁軍人數擴充到幾十萬，而地方部隊只剩下一些老弱兵員，只能充當雜役，缺乏作戰能力，根本無法和中央禁軍抗衡，這就摧毀了地方反抗中央的軍事基礎。　　同時，禁軍還實行更戍法，經常戍邊換防。這樣既可以使士兵「習勞苦，均勞役」，又不致於使禁軍久駐一地，與地方產生密切的關係。對於禁軍的各級將領也經常調換，目的是使「兵不識將，將不專兵」，「兵無常帥，帥無常師」，使士兵與將帥之間不可能產生過於密切的關係，不致於形成五代時那種牙兵悍將。　　太祖通過對藩鎮權力的剝奪，對武臣的壓抑，改變了五代時期藩鎮割據、朝廷寡弱、武人跋扈、文臣無權的狀況，提高了中央的威權。在中央內部，太祖又著手分割宰臣的權力，為宰相設置了副相參知政事，來分散和牽掣宰相權力。宰相和參知政事統稱為執政，而軍政歸於樞密院，其長官叫樞密使，樞密院與執政合稱「二府」。財政大權另歸於三司，其長官叫三司使，號稱「計相」，這三者地位都差不多，都直屬於皇帝。通過對相權的分割，防止了大臣專權。我們都知道，在宋以前皇帝和宰相討論事情時，宰相是可以坐在皇帝面前的，就是「坐而論道」。但到了宋太祖手裡，這個制度就被他給廢了，這也是他加強君權的一個具體體現。這些措施使宋代君主獨裁體製得到了空前的鞏固和加強，為結束唐朝中葉以來的藩鎮割據局面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同時維護了國家的統一，促進了社會經濟發展。但這些措施也使得官員增多，開支增大，權力互相鉗制、地方實力削弱，埋下日後積弱的種子。　　宋太祖提高文官地位和待遇，同時因政治改革增加了大量的官員，雖然消去了武將的威脅，但大大增加了財政開支，為宋朝冗員之患之肇始。這直接造成了三個不好的結果，一是增加財政開支，二是降低了辦事效率，三是為以後的政治改革添加了阻力。在北宋中後期，針對這種情況先後有「慶曆新政」和「王安石改革」，可最後都因為阻力過大而不了了之。　　和大多的開國君王一樣，宋太祖對民生一直很關注。當天下初定的時候，他馬上就實行了寬減徭役的政策，以便農民休養生息，發展生產。建隆二年，宋太祖明令免除各道州府徵用平民充當急遞鋪遞夫的勞役，改用軍卒擔任。三年，又免除征民搬運戍軍衣物的勞役。若州縣不遵令行，百姓可以檢舉。在五代之亂後，連年的戰亂使田地荒蕪嚴重，土地是立國之本。因此宋太祖下令，凡是新墾土地一律不徵稅，凡是墾荒成績突出的州縣官吏給予獎勵，管轄區內田疇荒蕪面積超過一定畝數的，要給予處罰。趙匡胤剛當家僅僅兩年，就下令在黃河沿岸修堤築壩，並大量種樹，以做防洪時用。其後多次就黃河的修治下達最高指示，例如在建隆三年（962），趙匡胤下詔說：「沿黃、汴河州縣長吏，每歲首令地分兵種榆柳，以壯堤防。」每年的正月、二月、三月，是黃河堤壩的例修期，年年都會加固維修，加固了堤壩還綠化了環境，兩全其美。這些措施都大大促進了當時社會生產力的提高，也相應提升了國力，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　　提起宋朝，我們一般都會想到它的文治和經濟都很不錯。以現在的觀點看，宋朝統治者的經濟學素養確實是不錯的。突出的有兩點，一是宋朝是對土地「不抑兼并」，二是不歧視不壓制商業發展。這兩點不是孤立的，是互為補充，互為促進的經濟政策。漢民族是一個典型的農耕民族，歷朝歷代都以農業為國本。在絕大多數統治者眼裡，農村秩序要穩定，農民生活要有保障，就必須保證農民手裡有土地，那水到渠成的就會打擊土地的兼并行為。而商業活動在那時又被認為不能生產出實質的東西，是社會生活的寄生蟲，剝削者，所以理所當然受到歧視。同時農民被約束在土地上，就不會鬧事，而且這種小農經濟一是壓制了商業的發展，二是對商業發展的需要也不多，所以統治者可以把商人踩在最底層。　　但我們都知道，土地的集約化經營是生產力發展的必然趨勢，也是提高勞動生產率的必要手段。可是土地的集約化就必然導致土地被兼并，那麼沒了土地的農民怎麼辦—解決不好就會成為流民，然後成為流寇。所以要解決這些農民的的生計問題就要把他們安置到城市裡面去從事商業。商業發達了就意味著流通搞活了，流通搞活了就可以發揮生產的比較優勢，進一步促進生產的發展，生產的發展反過來又促進商業更加發達。這樣就使得經濟進入一個良性循環—當然，那時的人們可能沒有把經濟作為一門學問來研究，但宋朝的政策的確是起到了這方面的作用。　　但問題是那時候的商業發展程度遠遠不夠，也就是遠遠不能完全吸收那些失地的農民，如果碰到鬧災荒的年份，那流離失所和破產的農民就更多。怎麼辦呢，這就到了我們熟悉的宋朝兵制問題。我們知道，與歷朝的徵兵制不同，宋朝實行的是募兵制。除了平時補充兵員外，遇有荒年災歲，更是大量募兵，以便把破產脫離土地的農民招募到軍隊中來。宋太祖對這種做法有個很特別的解釋。他對趙普說：「吾家之事，唯養兵可為百代之利。蓋凶年荒歲，有叛民而無叛兵；不幸樂歲變生，有叛兵而無叛民。」使「天下曠悍失職之徒，皆為良民之衛矣」。我們看到，與其說這是募兵制，還不如說是用經濟手段解決農民問題。它不是為了國防服務，只是為了維護社會安定團結。所以宋朝的軍隊實際上就是穿上軍裝的農民—以這樣的出發點來建設軍隊，其戰鬥力可想而知。　　錢穆先生有過一段論宋朝募兵制的話，個人深以為然，現在抄錄下來：「論到募兵制，本來也非全要不得。在某種地方某種情形下，募兵也很有用。但須有一確定的敵人做目標，而且非打不可，在幾年內，定要把敵人解決，在這種情形下，募兵可以刻意訓練，及鋒而試，或許比全國皆兵制還好些。東晉的北府兵便是募兵，也曾建了奇功。但宋代的國防精神是防禦性的，不敢主動攻擊，用意始終在防守。把募兵制度與長期的防守政策相配合，這卻差誤了。一個士兵募了來，輕易不脫行伍，直養到六十歲，還在軍隊里，其間只有二十歲到三十歲這十年可用。三十歲到六十歲這三十年，他已老了。而且在軍伍十年，精神也疲了。這樣的軍隊，有名無實，於是只有再招新的。因此軍隊愈養愈多，紀律又不好。隊伍多了，雖不易捍禦外侮，卻很能引起內亂。宋人最怕唐末五代以來的驕兵悍卒，但宋代依然是兵驕卒悍。國家不能不給他們待遇，而且須時時加優，否則就要叛變。政府無奈何，加意崇獎文人，把文官地位提高，武官地位抑低。節度使閑來沒事做，困住在京城，每年冬天送幾百斤薪炭，如是種種，把他們養著就算。養了武的又要養文的，文官數目也就逐漸增多，待遇亦逐漸提高。弄得一方面是冗兵，一方面是冗吏，國家負擔一年重過一年，弱了轉貧，貧了更轉弱，宋代政府再也扭不轉這形勢來。」　　其實募兵制是個好東西—現在大部分發達國家都是這個制度，但宋朝這個募兵制並不是為了使得軍隊朝職業化方面發展，只是為了「養兵」而已。而且宋朝也沒有設計一個合理的退役制度，這隻能使得靡費國家錢糧，可結果卻是兵越來越多，戰鬥力卻越來越低。當然導致宋朝軍隊沒有戰鬥力的原因還有統治者著意貶低軍人的社會地位，使宦官監軍等。蔡襄在英宗治平初年（l064年)曾說：「是天下六分之物，五分養兵。」可見，「養兵」已是北宋最大的社會負擔。雖然宋朝的經濟還算是搞得比較好的，可是因為治軍理念不對，使得物力用錯了地方，經濟實力沒有轉化為強大的國力。　　以上這些都是就整個宋代來說的，有些只是宋太祖開了一個頭，可後來的皇帝們都奉之為圭臬，把事情走向了極端。如宋太祖也是一個反腐倡廉的積極分子，也非常支持高薪養廉。據《續資治通鑒長編》記載，宋太祖在一份詔書中說：「吏員猥多，難以求其治；俸祿鮮薄，未可責以廉。與其冗員而重費，不若省員而益俸。」宋太祖這個賬算得精明。因此，宋王朝開國之初實行的是一條精簡官員編製、合併州縣、提高官吏待遇的政策。宋朝的「冗官」之弊並非開國時造成的，而是宋真宗以後的事。又如宋太祖「重文」是針對五代的「輕文」而言的，目的是要調整當時那種畸形的文武關係，改變那種由武臣獨擅政權的局面，進而擴大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統治基礎。所以在「重文」的同時，他並不歧視武將。只是後來的統治者因為「武功」都不強，加上「祖宗家法」的慣性，使得「右文抑武」成了國策。就如同儒學的發展一般，孔子編了幾本書，裡面還是主張「因材施教」的，哪知到後來就被人弄出八股文這樣禁錮思想的異類呢。　　宋太祖還有一個為世人稱道的就是仁厚寬和，善待士大夫。總的來說無論是對臣下，還是前朝皇族，或者歸降的王公大臣，宋太祖都是很寬厚的。當然我們也承認，他有很大殺孟昶的嫌疑。可能出發點就是孟昶還是比較有才幹的，年輕時也是銳意進取的，在蜀地還有比較大的聲望。當然，他還有一個男人們都比較垂涎的老婆。我們說宋太祖人比較好，但並沒有說他是菩薩，是唐僧。至於柴家的幾個兒子，個人認為應該不是他起意害的。第一是如果要殺的話，在政變的時候就殺了，因為那時柴家的影響最大。反倒他趙匡胤坐穩了江山，那幾個小孩子已經沒有了什麼影響力，卻去殺了，這不是聰明人趙匡胤的做派。其次，如果真有「勒石三戒」這回事，那麼他也大可不必這麼欲蓋彌彰了。第三，這樣的事情如果不是底下的官員妄揣聖意，邀功請賞，就應該是那些一同起事的將領官員們不自安所為。不管怎麼說，趙匡胤都算是一個很有道德感的君王，對這一點有異議的人應該比較少。　　如果你是一個文人，那麼你可能最希望生活在宋朝—確實，在歷朝歷代中，宋朝是最優待知識分子的。「勒石三戒」第二條，就是不準殺士大夫，是一條祖宗家法。雖然宋太祖刻意提高文人的社會地位，但這只是對唐末以來藩鎮割據，武將專權，社會斯文掃地的一個撥亂反正，也是一個穩定成熟的社會必要的理性回歸。終宋太祖一朝，社會秩序基本上恢復到了一個正常而穩定的狀態。因為積弊太深的緣故，難免有些矯枉過正，這也是很正常的。一是上百年中央缺乏權威的現象要在短時間裡扭轉過來，自然需要稍顯過猛的政策手段。二是宋太祖得國不正，這多少也使得選擇策略的時候會過頭一些。但在太祖當政期間，有宋一代那些諸如冗官冗兵，軍隊戰鬥力不強，猜忌歧視武將的現象並不是很明顯。而且有些措施即使過了頭，那麼接下來的皇帝們也應該進行調整。可是繼位的趙光義和他的子孫們非但沒有調整那些不合時宜的政策，而且還在執行過程中變本加厲，走得更遠，這就大大違背宋太祖當時的初衷了。　　所以我們就必須來談一下宋太祖和他弟弟趙光義的關係了。　　宋太祖通過兵變奪得天下時，自己三十三歲，他的大兒子趙德昭九歲，趙光義二十一歲。在那樣一段刀光劍影，時局動蕩的歲月里，無論是基於對政權的控制，還是考慮到萬一自己有所不測帝國繼承的問題，宋太祖對這個趙家除了自己外唯一能做事的弟弟自然是深為倚重。我們知道，宋太祖是一個非常仁孝的人，加上趙光義也確實為趙宋王朝的鞏固和發展做出了很大的貢獻，所以宋太祖一直都對這個弟弟非常好。而且在很長一段時期內，也必須承認趙光義就是國家實際上的接班人。　　所謂國有長君，社稷之福，尤其是在五代那個皇帝換得比較勤快的年代，這應該是一個社會共識。而且宋太祖就是從孤兒寡母手裡奪得的江山，對於這一點應該認識更為深刻。況且在那個時候。誰又能保證這個日後的大宋不是一個「後宋」呢。所以當時王朝的生存最重要，而能為之提供有力保證之一就是有一個強有力，能夠左右大局的儲君。這一點，從趙光義在太祖朝所起的作用以及擔任的職務就可以看出來。　　但問題是，天下這份家業畢竟不是幾畝田的小事，即使再大度寬厚的人，都還是希望把這個天下人巴巴望著的位子傳給自己的兒子。這不單是一個主觀願望的事情，對於客觀條件來說，把大位傳給兒子的條件也慢慢成熟了。首先是趙宋王朝經過宋太祖十多年的經營已經初步穩定下來，並且發展勢頭強勁，可說已是天下歸心；其次，這個時候宋太祖的兒子已經長大成人，也不存在主少國疑的困擾；第三，兄終弟及畢竟是非常情況下不得已而為之的安排，而在正常情況下子承父業才是正途。　　而且我們也可以再分析一下，趙光義的地位事實上並不是鐵板釘釘的帝國繼承人。第一，雖然趙光義這時擔任開封府尹，這是承五代之制，前期是作為儲君。但後期就在發生變化，這一是由於趙德昭和趙德芳兄弟的逐步長大，另外還在於開封府尹本身就只是一個準儲君，是五代那樣亂世的一個權宜安排；第二，開封府尹不能和皇儲劃為等號，還可以從後來趙廷美擔任開封府尹，卻因罪被囚的反應可以看出來。如果開封府尹是皇儲，這可是動搖國本的大事，可對於這個事情朝野反應平平，可見不能把兩者等同起來；第三，據《宋史．田重進傳》記載，光義想結好作為宋太祖侍衛步軍頭領之一的田重進，派人送去酒菜。可是田並不接受，來人告訴他這是晉王送的。但田重進卻說，我只知道天子而不知道晉王。如果趙光義的儲君地位已經明確的話，田重進就算不接受也不會說出這樣的硬話來。第四，我們都知道，後來真宗被冊立為太子時，萬民歡悅，因為這是天下太平的標誌，從這裡也可見開封府尹並不就等同於皇儲。　　在宋太祖當政後期，趙光義的地位已經受到威脅了。有兩件事情可以說明這個問題，一是在開寶六年，趙光義「加委同平章事」（班列宰相之上），但在他得到晉陞的同時，他原來的相權也得到分化，趙廷美兼任侍中，趙德昭兼任同平章事，兩人都成了決策層的主要成員；二是開寶九年三月，宋太祖率群臣巡幸西京洛陽，隨後便有遷都之意。雖然在趙光義及眾大臣的強烈反對下，此事暫時作罷。但我們可以認為遷都一方面自然是為國家的百年大計著想，另一方面何嘗不是宋太祖借遷都來改變趙光義在開封一人獨大的局面。　　當然，趙光義自己也感受到了這種威脅，否則他就不會去結交田重進和內侍王繼恩。一個準皇儲去結交皇帝的侍衛首領（以前的親信將領）和內侍，那隻能說明他的地位岌岌可危。且一個地位受到威脅的准皇儲結交最靠近皇帝的人，難道只是為了固寵？他難道不知道威脅自己地位是皇帝的兒子？兄弟之情怎可敵父子之情，而在江山社稷的繼承人選擇上，幾個親信又豈能使君王捨棄兒子而選擇弟弟？所以，趙光義動作的用意是不言自明的了。　　這就到了該說說我們熟悉的「斧聲燭影」的時候了。　　從上面可以知道，如果說是趙光義害死了自己的兄長，那麼他是有這個動機，也是在做了相關準備工作的。個人認為，宋太祖無疑是被自己的這個弟弟害死的了，主要理由有這麼幾點：　　首先，在正史中沒有記載趙光義即位的相關遺詔。雖然在《宋會要輯稿》及《宋史?程德玄傳》等書中有這麼一份詔書，但那是不可信的--否則他就不必在六年後又搗弄出一份所謂的《金匱之盟》的東西了。同時太祖猝死，宋後命王繼恩召德芳，也說明無遺詔這回事。　　其次，關於金匱之盟的真實性。如果真有這麼一份重要文件說明自己即位的合法性，那麼在登基之後就應該馬上公布，以塞天下悠悠之口。可是這金匱之盟折騰到六年後才弄出來，更可笑的是作為當事人的趙光義自己不知道，倒是一個外人趙普很清楚。而且這份文件在《太祖實錄》的原始版里沒有，到修訂之後才出現，可見真是彌天大謊。就這份的內容來說，一點也經不起推敲。杜太后去世的時候是建隆二年（961年），這時宋太祖不到三十五歲，而趙德昭已經有十歲了。難道杜太后認為自己這個「萬歲」兒子連四十五歲都活不到—到那時趙德昭已經二十歲了，即使登基也不會出現主少國疑的情況了。而趙廷美就比德昭大四歲—稍有正常智力的人都知道這個方案是怎樣的糊塗而不具備操作性。而且宋代已經是封建社會的成熟期，繼承之昭穆制度早就深入人心，杜太后的這種安排實在是令人匪夷所思的。　　第三，宋太祖駕崩的那天晚上，趙光義做了些什麼呢。他從皇宮回來後，就整整看了一個晚上的書。我們應該都不會相信這位即將登上大寶的太宗皇帝會那麼愛學習吧，他一定是在等什麼人，或者等什麼事情發生。　　第四，第二天早上宋太祖去世了，宋皇后急忙要王繼恩去喊德芳。可王繼恩自作主張去了晉王府，因為他知道「太祖傳國晉王之志素定」。看來這王繼恩不但是個忠臣，而且還是一個干臣。那就讓我們來看看這位王公公以後的事迹，二十一年以後趙光義（已經是宋太宗了）去世，這時明明已經有了太子，他卻和李皇后謀立長子趙元佐。難道他這次又知道「太宗傳元佐之志素定」？　　第五，我們來看一下宋皇后這個人。宋皇后出身五代著名世家，顯貴無比。為人「柔順好禮」，是宋太祖親自選定的。史稱她每當太祖退朝，「常具冠帔候接，佐御饌」，足見她與宋太祖是相敬如賓的夫妻。即使後來趙光義不喜歡她，也沒有能夠從她身上挑出什麼毛病來，可見她的為人應該是很不錯的。那麼我們應該是相信王繼恩，還是相信這位賢良溫婉的皇后呢。　　第六，關於宋皇后命王繼恩召德芳，我們還可以往後退八百多年—即道光帝的即位。當時清朝繼承人實行的是極為嚴密成熟的秘密建儲制度，可是在沒有找到遺詔的情況下，嘉慶皇后鈕祜祿氏下一道懿旨讓旻寧即位（道光不是他的親兒子，而她自己也生了倆兒子，這也是道光帝一生都很感激這位母后的原因）。可見即使在秘密的情況下，對於皇帝有意於誰，作為一起生活的皇后來說都是清楚的。與皇帝感情融洽的皇后不知道，而一個內侍卻知道皇帝要誰接班，這怎麼也說不過去。　　第七，王繼恩跑到開封府的時候，發現左押衙程德玄正坐在開封府門外—這麼大冷天這麼早他等在這裡幹什麼。說是晉王派人晚上喊了他三次，既然如此，那就應該進去嘛。我們必須了解的是這位程德玄醫術相當的好。我們再想想，後來的李煜、錢俶、劉鋹等降王之死，如出一轍，都是中毒而死。好像歷史上懷疑最多的還是趙光義毒死了宋太祖—精通醫務的人才很重要啊。　　第八，王繼恩和程德玄進去之後，趙光義躊躇了許久。他可能是考慮到宋皇后要王繼恩去喊趙德芳，手裡或許捏著宋太祖的密詔什麼的。可是王繼恩卻迫不及待的說：「事久，將為他人有」。既然太祖「太祖傳國晉王之志素定」，而趙光義又是權傾朝野，又有何懼？可見傳國與趙光義不是出自宋太祖的本願。　　第九，趙光義進去之後，宋皇后非但愕然失色，甚至於恐懼到以母子身家性命相求，這難道不說明一些問題嗎—一個先帝的遺孀竟要求自己的小叔子保全性命！　　第十，趙光義即位之後，那時已是開寶九年十月，按慣例一般都是第二年才改元。可是這個趙光義馬上就把這隻剩下兩個月的天寶九年改成了太平興國元年，如果不是做賊心虛，何至如此。　　第十一，雖然有了那個正名的金匱之盟，但文件上順下來的帝國繼承人：趙廷美、趙德昭和趙德芳，都相繼不得善終。「德昭不得其死，德芳相繼夭絕，廷美始不自安」—趙廷美為什麼從兩個侄兒的不正常死亡上感到「不自安」呢。　　第十二，造了一個金匱之盟後，又弄出了宋太祖對左右生前曾經說過：晉王龍行虎步，必為太平天子，福德非吾所及也。這話一看就很幼稚—只要看看他趙光義自己的表現就是了：太宗冊立太子，大赦天下，京師之人見到太子都歡呼道：「真社稷之主也！」太宗得知後很不高興，馬上召寇準說：「四海心屬太子，欲置我何地也？」。自己對兒子都這般猜忌，宋太祖倒是仁厚，在沒有明確繼承人的情況下，就這般大嘴說弟弟以後當皇帝如何威風了，這話三歲小孩都不會相信吧。　　第十三，宋皇后病死後，謚為孝章皇后，但是這個皇后的靈柩就被停放到燕國長公主那裡，大臣也不按照對待皇后的規矩來成服治喪。這就是趙光義所說的：「共保富貴，無憂也」？大臣王禹偁就在背後說：「後嘗母信儀天下，當遵用舊禮。」結果，王「坐謗訕，罷為工部郎中、知滁州」（《宋史．王禹偁傳》）。　　以上應該足以說明宋太祖的的確確就是被趙光義所毒殺的吧。之所以下這麼大工夫分析「斧聲燭影」的真相，就是想推出一個結論：宋朝的悲哀不在於宋太祖右文抑武的政策，而在於它開國的兩位帝王都得國不正，這導致一些矯枉過正或不合時宜的國策非但沒有得到調整，而且還走向了極端。　　而且趙光義因為謀取皇位而使出的兩招到最後都反過來使他很傷腦筋，一是金匱之盟出來後，他就只能殘酷的把屠刀砍向了自己的弟弟和侄兒。二就是遷都的事情—因為自己反對遷都，導致北宋終因此而亡國。　　因為遷都對於宋朝實在關係重大，所以重點討論一下。　　當年宋太祖巡幸洛陽的時候，就準備遷都。可是朝臣們都反對。也難怪，就像買房子一樣，都得考慮子女上學，以及自己上下班是不是方便等問題。現在要遷都—你皇帝倒是方便，自己搬過去住就是了。可大臣們不同啊，他們在開封都有偌大的家業，這可是不容易搬的。當然大臣們不會這麼說，他們自然會找出許多冠冕堂皇的理由來。鐵騎左右廂都指揮使李懷忠諫道：「汴京（開封）得運河漕運之利，有通往江南之便，每年從江淮運來百萬斛米供給京師數十萬軍隊。而且東京根基已固，不能動搖。」　　我們都知道汴京之所以會成為首都，主要是它的交通發達，漕運方便，而且周圍物產豐饒。但在冷兵器時代—尤其是在外有北方異族威脅的朝代，作為首都它有一個致命的弱點。這是因為開封地處平原，用一句古代術語就是「四戰之地」，很不安全。這也是宋朝強幹弱枝，冗兵現象嚴重的一個基本原因。所以宋太祖堅持說：「遷都洛陽，乃權宜之計；長久之計當定都長安，我將都城西遷。為據山河之險，裁汰冗兵，依周、漢故事，統治天下。」顯然，宋太祖遷都決心已下，群臣的諫阻都不能動搖。從這裡看出宋太祖時很有眼光和見識的。洛陽北有黃河，南有中嶽嵩山，西有秦嶺、澠池、函谷關等險要之處，東有咽喉要地成皋關（即虎牢關），周圍地勢平坦，水土豐美，交通極為便利。與開封相比，洛陽「南有宛葉之饒，東壓江淮，食江湖之利」，乃歷朝古都，根基深厚，經濟水平發達，軍事可攻可守。　　當然我們都知道在當時長安更適合作為首都，那麼宋太祖為什麼還要在中間搞一個臨時遷都呢。這裡面可能主要是因為：首先，宋朝立國以後一直在進行戰爭，而且當時還有北漢沒有統一進來，國力有限。因為唐末以來的戰亂，長安已經是破敗不堪，而洛陽的情況則好很多，所以把都城先遷過去，看情況再走下一步。其次，宋太祖肯定也知道這遷都會遇到很大的阻力—想想當年魏孝文帝遷都就知道了。所以他選擇了離開封很近的洛陽，這樣搬家比較容易，大伙兒的積極性可能會高一些。第三，他當時已經著手準備攻打北漢，這就意味著要與遼國開戰。他第二次攻打北漢時，迫於遼國「圍魏救趙」的支援策略而退兵，這使得他意識到遷都的緊迫性。第四，當時趙光義已經任開封府尹多年，在開封已形成了一股巨大的勢力。而宋太祖的大兒子趙德昭也已二十五歲了，這個時候還不把接班人的事情逐步解決好，怕以後會出亂子。　　我們知道反對遷都最為激烈的莫過於趙光義了，這可以理解，遷都對於他來說最為不利。不管宋太祖有沒有通過遷都來解決趙光義在汴京尾大不掉的考慮，趙光義是肯定會這麼想的。這也是促使他回來後加緊行動的一個原因—雖然宋太祖暫時放棄了遷都，可隨時都會再提出來的。他在反對遷都時說了一句關鍵的話：安天下者在德不在險，使得宋太祖值得暫時放棄了遷都的念頭。　　但我們都知道宋太祖絕不是那種迂腐的人，所以不會真的被一句「在德不在險」束縛了。他之所以讓步是因為：第一，他從趙光義和大臣們的反應看到，遷都的時機還不夠成熟，還需要做思想工作，還需要造勢；其次，宋太祖本人是一個很有道德感，也是非常希望把治國提高到道德高度的君王。趙光義的話把他逼到了牆角，這使得他一時難以找到反駁的理由；第三，宋太祖一直還是很相信趙光義這個弟弟的，對他也是很有感情的。他可能想通過更為溫和的方式來解決這個問題，避免因為決策過快導致趙光義及大臣們的強烈反彈；第四，宋太祖肯定認為自己身體棒棒，而且他那時也確實是春秋正盛，肯定以為自己再活個十年二十年沒問題，所以他認為自己有時間來慢慢解決這個問題。　　從宋太祖遷都的初衷看，他對開封的地理位置導致冗兵現象有深刻的認識，同時也從中可以看出他的雄心壯志。我們可以想像，如果再給他十年時間，宋太祖一定會把遷都、平北漢及收復幽雲十六州這些事情辦好。那麼宋朝就不會是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個樣子了，它肯定是一個文化經濟高度發達，武功也極盛的朝代。因為右文抑武在當時是很有必要的，但這並不是因為他在將領們面前不自信所致。所以遷都洛陽或長安，據山河之險，也就沒那麼必要總是擔心武將們作亂了。那些不合理的兵制、抑武及牽制措施也會得到相應調整。　　宋太祖給人感覺就如同一個鄰家大伯，說話很直爽，很多時候都是站在別人的立場上看問題。其實，作為一個開國君王，他肯定有非常嚴厲的一面。宋太祖說過一句很有名的話「犯吾法者，唯有劍耳」，可見他對不法行為也是毫不手軟的。他待臣民確實很仁厚，不嗜殺，不濫殺，但是也殺過一些貪瀆的官員。而且對於自己的治國計劃，他都一直都在有條不紊的加以推進。所以對於遷都，裁汰冗兵，收復幽雲地區這樣關係國家長遠發展的大事，宋太祖一定會堅持不懈的進行下去。　　有人認為宋太祖應該以霹靂手段解決趙光義的問題，可是這顯然違背他的做人原則。對別的臣下他尚可以做到推心置腹，寬容以待，何況是對和自己一起奪江山、打江山的弟弟。即使逐步以柔和的方式削奪趙光義的權柄，他都可能感到很愧疚。畢竟趙光義作為多年的准皇儲，為大宋朝的穩定和發展做出了重大的貢獻。而且如果宋太祖斷然處置趙光義，那些跟隨他打天下的功臣會怎麼想，何況趙光義擔任國家的二把手那麼多年，勢力遍布朝野，也很容易激起事變。所以他只能採取漸進的溫和的方式。　　可惜他等得，趙光義卻等不得了。　　當然，就宋太祖去世時情勢而言，最理想的還是趙光義接班。主要是因為其時趙光義勢力最大，即便德昭兄弟當了皇帝，肯定會發生一次類似明朝「靖難」的宮闈之變。國家會因此出現大的動蕩，弄不好遼國和北漢加以干涉，宋朝又有分裂的可能，老百姓又會遭受戰火兵燹之苦。其次，就當時的執政經驗和能力而言，趙光義肯定是要強過趙德昭兄弟的。　　可因為趙光義得國不正—使得大宋朝開國的兩位君王都得國不正，就導致一些矯枉過正的措施沒有得到調整，反而走得更加過頭。這和明成祖朱棣取得天下的情況有類似的地方，本來明太祖以嚴刑峻法治國，建文帝上台後就加以調整，實行仁和寬簡之政。可是朱棣奪得江山後，馬上把朱元璋的殺戮作風發揚得更為光大—這顯然和他得國不正有關。還有一點就是，一般人都知道汴京作為都城肯定不如洛陽和長安，可因為趙光義自己一句「在德不在險」，把自己和子孫後代遷都的可能都封死了。他自己或許還認為能夠把幽雲十六州收回來，而且肯定對自己的軍事才能很自信，所以當時沒有把遷都當回事。一旦北伐失敗，自己坐到那個位置上，估計就理解自己的老哥了。可這時他肯定不會提出來遷都，而且誰要遷都他也必然要猛烈反對。他的子孫們那就更加不可能了，一是沒有出現過幾個雄才大略之輩，再說也不可能在自己的老總祖宗臉上扇耳光啊。　　所以，個人認為，趙光義終因一己之私葬送了大宋王朝。　　首都不牢靠，加上經濟搞得比較好，使得宋朝統治者一直樂意於用經濟方式來解決軍事問題，無論對外還是對內，都熱衷於「招安」。典型的「銀兩換和平」，這也可以理解為一種人本主義吧。　　宋太祖一直以唐太宗作為自己的學習榜樣—唐宗宋祖，歷史也往往把他們相提並論。下面把這兩位歷史上非常有作為的君主做一下簡單的對比：　　第一，宋太祖二十一歲出來闖天下，用了十一年左右的時間從士卒奮鬥到高級將領。唐太宗十八歲從父起兵，幾乎從一開始就是唐王朝征戰天下的核心人物。　　第二，宋太祖在登基之前一直都是作為將領作戰，因為他的領導柴世宗是一個喜歡親征的君王，使得他很少有機會作為主帥單獨領兵出戰。奪得天下後，宋太祖也很少親征。而唐太宗從一開始就是方面軍的主帥，是他打下了唐王朝七成的江山，對唐王朝的建立和鞏固可說是功莫大焉。當上皇帝後，唐太宗單槍匹馬在渭河邊會過突厥的十萬兵馬，晚年還親征高句麗。　　第三，宋太祖以禁軍首領的身份通過溫和的政變奪得別人的江山，並善待前朝皇族。唐太宗以親王身份通過血腥政變奪得政權，殺兄屠弟，將兄長和弟弟的家人屠戮殆盡，並霸佔弟媳，逼迫父皇退位。　　第四，宋太祖登基時外有強敵，國家四分五裂，且作為國家重要屏障的幽雲十六州陷於敵手。對手遼國不但佔據了有力地形，還早已建立了較為成熟的封建制國家，整個社會基本穩定成型。唐太宗稱帝時，國家統一，但外部也有強大的異族敵人。但唐太宗運氣比較好，登基兩三年後，突厥發生內訌，又遇到天災，得以較為容易的被平定。其時突厥基本上還不能算一個國家，只能說是一個強大的部落聯盟，結構比較鬆散，戰鬥表現也幾乎是歷朝以來北方民族裡最差的。　　第五，宋太祖是歷朝武藝最好的皇帝，自創了我國六大拳術之一的「太祖長拳」，還發明了雙節棍，是中華武術史上大宗師級別的人物。唐太宗箭術在當時應該排名第二—按照歷史記載，第一應該是他老爸李淵，武藝也很好，但應該遠沒達到宋太祖那種水平。　　第六，宋太祖出生於中原的中低級軍官家庭，深受農耕文化影響，為人為君相對沉穩內斂，仁厚務實。唐太宗來自當時頂級的王公貴族家庭，有胡人血統，為人當政大氣張揚，豪邁進取。　　第七，宋太祖去世時，基本上統一漢民族本部，扭轉唐末五代以來藩鎮割據，武將擅權擅立的局面，初步奠定文治基礎。唐太宗去世時，四夷賓服，萬國來朝，文治武功，臻於極盛。　　第八，宋太祖手下的文臣武將主要是趙光義、趙普、曹彬、潘美、石守信及王全斌等幾個，在歷史上的知名度並不是很高。唐太宗的凌煙閣二十四功臣，放到哪個朝代都可以一統天下。　　第九，宋太祖的接班人是自己的弟弟，自己被毒殺，身後老婆兒子被人欺凌。唐太宗自己得以善終，接班人是一個文質彬彬的兒子，最終導致江山淪為他姓。　　第十，宋太祖在位十六年，唐太宗在位二十六年。　　通過比較，我們還是應該承認在功業方面，宋太祖要稍遜唐太宗一籌。這主要是他的基礎沒那麼好，同時他的執政時間短的緣故。我們可以相信，如果再給宋太祖十年的時間，他應該是可以取得唐太宗那樣政績的。　　想來還是覺得無論人品能力，趙光義真是去乃兄遠矣。　　宋太祖行武出身，卻能善待士大夫，傾心文治，「祖宗以來，未嘗輕殺一臣下，此盛德之事。」（《范仲淹年譜?慶曆三年》），實在是難能可貴。對待臣下能夠推心置腹，坦誠以對。對百姓也是一片仁愛之心：「江南捷報至，群臣皆賀，上獨泣謂左右曰：宇縣分割，百姓受其禍，思布聲教以撫養之。攻城之際，必有橫罹鋒刃者，此實可哀也!」有這份為人君之胸懷者，古今罕見。　　宋太祖當政期間，基本上結束了唐末五代近兩百年來國家分裂動蕩的局面，讓老百姓不再受戰火兵燹之苦，得以休養生息。國家也有了穩定發展的基礎，民族的文化創造力有機會得到激發和釋放，使華夏文明和經濟發展達到了盛唐之後的又一個高峰，這些都有力的提升了我們民族的內涵和品質。所以，宋太祖是完全當得起「內聖外王」這一評價的偉大君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