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航海時代 | 葡萄牙人對「香港」的入侵

葡萄牙人征服馬六甲（1511年），很大程度是為了香料群島的香料。不過在這條東方航路上，香料可不是唯一能夠帶來巨大利益的商品。最起碼來自中國的瓷器與絲綢，同樣是歐洲人夢寐以求的奢侈品。公元1514年，在穩定住馬六甲局面後，在中國商人和季風的幫助下，葡萄牙人派出的探路船隻，完成了他們的第一次中國之旅。然而這個完全不被帝國官員了解的歐洲國家，並沒有獲准登陸。三年之後，葡萄牙人決定在珠江口選擇了一處離島，以用實際行動試探中央帝國的反擊力度。

珠三角地緣結構

作為中國在南海地區的門戶，珠江口是葡萄牙人此行的海上終點。在日後的歷史中，位於珠江口東、西兩側的香港、澳門兩個港口城市，成為了西方殖民者在古老中央之國留下的最深烙印，以至於在今天的中國的行政序列里，存有「兩個特別行政區」。不過很多人不知道的是，500年前葡萄牙探路者們最初選定登陸區，並不是在現在的澳門，而是在香港。彼時的香港、澳門並沒有今日的風光和政治地位。其中香港是東莞縣境內的一個小島；澳門則是隸屬於香山縣。後者也是孫中山先生的故鄉，並因此而改名為「中山」（1925年改為中山縣，1988年升級為地級市）。造就香港、澳門特殊歷史及政治地位的，是二者的地理位置及結構。作為一個標準的喇叭形灣口，位於珠江口灣底的廣州，因其扼守東、西兩江交匯處，且南通大海的中心地理位置，自2000多年前秦征南越時起，就已確立起嶺南地緣政治中心的地位了。

珠三角二級城市圈地緣結構示意圖

儘管從長江口到太倉，到福建泉州一帶的東南沿海城市，歷史上都曾經為中國的海上貿易作出過重要貢獻，但廣州的地緣優勢，決定了它在面對南中國海的貿易中，一直承擔著門戶作用。與大陸僅僅相隔一條海峽的「離島」，是歐洲殖民者建立海外統治基地的最愛。這樣的離島即可享受貿易之便，又在安全上有最大的保障，尤其是在海上實力佔優的情況下。如果勢力繼續擴張的話，再以離島為跳板，向對應的陸地海岸擴張。英國在香港、檳城的擴張就是典型案例。

為了對接這個門戶，同時又不至於引發保守帝國官員的擔心，無論葡萄牙人、英國人，還是其它西方人，如果想獲得一個貿易支點，最好的辦法都是在這個喇叭形彎口的外口處，尋找一處離島。作為一個海洋貿易的支點，除了靠近大陸以外，還需要具備天然的避風功能。由於珠江口坐北朝南的走向，能夠承擔港口功能的水道，需要在南向有陸地進行遮擋。觀察香港與澳門的位置，就會發現它們的這一共同特質。

香港地圖

今天我們所說的「香港」，內部分為三塊：香港島（港島）、九龍，以及新界。其中最為核心的，也是英國人最初通過《南京條約》所獲取的是「香港島」。只是後來隨著此後清王朝的持續衰弱，英國人得以將殖民範圍延伸到港島對面的九龍、新界地區。從地理結構上看，九龍-新界整體呈現為半島結構，「深圳河」與「深圳灣」是這個半島與大陸地區的海陸分割線。在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之後，為了承接香港的經濟輻射，深圳河之北也應運而生了中國四大一線城市中最年輕的「深圳市」。

屯門與屯門海戰

人選定的登陸地帶叫作「屯門」。在看著港片長大的一代人腦海中，這個地名多半會聯想起「色魔」來。今天的「屯門」是隸屬香港新界的一個區，但在明朝，屯門概念的範圍要比現在大得多，簡單點說，今天整個包含新界、九龍、港島三個分區的「香港」乃至深圳在深圳灣的沿海地帶，都可以被歸入「屯門」概念。從名稱和地理位置來看，你應該能感受到這是廣州和珠江流域的海上門戶。

葡萄牙人在古屯門選定的「離島」，並不是後來被英國人選定的「香港島」，而是港島之西面積更大的「大嶼山」島（具體為西側的大澳）。由於隸屬當時的「屯門」境內，葡萄牙人將這座島嶼命名為「屯門島」。不過在今日香港，與左近的港島相比，大嶼山則要安靜和原生態的多。1998年啟用的「香港國際機場」，算為這座港人周末渡假之地，帶來了一絲現代化的氣息。

從建港的角度看，香港島北沿的維多利亞港，其實比大嶼山要更合適做離島基地的，只不過代表整個歐洲初控中國的葡萄牙人，暫時還不敢太過深入水道。如果遇到攻擊，離大陸更遠的「大澳」會更有利於葡萄牙人向外洋撤退。事實上在葡萄牙人到來之前，大嶼山便因為上述地理特點，成為了走私商人們交易的場所。在大嶼山建立據點的葡萄牙人，並沒有放棄從外交層面，打通貿易通道的努力。包括那些走私商人為謀得庇護，與地方官員所做的灰色交易，葡萄牙人也同樣都做過，並繼續向「屯門」其它地區試探性擴張貿易據點。

總得來說，廣東地方官民對於葡萄牙人的到來，整體並不排斥。畢竟這樣可以為他們帶來更多貿易利益。然而葡萄牙人明顯的「蕃人」身份，很難不讓身處華北的保守帝國中央官員產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想法。因此在權衡之後，明王朝決定徹底驅逐這些葡萄牙人，讓帝國的東南海岸繼續回到一個可控的程度。以葡萄牙人過往的經驗來看，如果不能和平獲取貿易權，甚至壟斷貿易權的話，他們也絕對不會放棄，用武力迫使對方屈服的嘗試的。公元1521年，在做好充分備戰後，明朝軍隊向葡萄牙人的據點發動了兩次攻擊，史稱「屯門海戰」。在第一次攻擊遭遇失敗後，第二次攻擊取得了大勝，總計6艘葡萄牙船隻中，只有三艘逃出生天。只不過在戰爭過程中，葡萄牙人的技術優勢，也讓明軍的指揮官大為驚嘆。海戰的勝利，更多是基於地利與人和優勢。在具體的作戰方式上，火攻及派出「水鬼」鑿船成為了致勝的關係。

在近代中國形容西方列強優勢時，最常用的一個詞就是「船堅炮利」。雖然中國在這個歷史轉型期所面臨的問題，絕不僅僅是技術上的不足，但在「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師夷長技以制夷」之類的思維影響下，中國歷代王朝，其實都並不忌諱在技術上向外族學習的。戰國時期趙國的「胡服騎射」，以及晚清開啟中國工業化進程的「洋務運動」，便是典型案例。不過真正要說向歐洲人學習技術的開端，卻是「屯門海戰」之後的明朝。

加萊船與佛郎機

在屯門海戰中，葡萄牙人靈活快速的「槳帆船」給廣東軍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地中海，槳帆船被稱之為「加萊船」。除了使用帆以外，細長的船體兩側還如蜈蚣足般排列有船槳，使之能夠快速和靈活的航行。在古希臘、羅馬，乃至威尼斯稱霸地中海的過程中，槳帆船一直都是海戰的主角。雖然中國人也很早就使用帆、槳，甚至還創造性的發明了可以控制方向、提供動力的「櫓」，但鑒於沒有地中海那樣的戰爭環境，中國船在近戰性能上並沒有地中海式的槳帆船那麼優越。

加萊船

很快，葡萄牙槳帆船那狀如蜈蚣的排槳技術，便被運用到了明朝守軍的船隻之上。以此為特點，結合中國硬帆技術營造的新船式，被稱之為「蜈蚣船」。在後來的歷史中，這一船型特點也被東南沿海的走私商人所借鑒，以利用其靈活快速的特點，躲避官軍的追捕（又稱「快蟹船」）。然而更利於遠洋的卡瑞克帆船，包括後來升級版「蓋倫船」，卻並沒有為明朝所仿製。

這一定程度，是因為中國帆船本身在遠洋性能上也還不錯。由於資源有限，從斯瓦希裏海岸到中國的南海，葡萄牙人所能夠調用的卡瑞克帆船數量不超過30艘。同時馬六甲蘇丹國的殘餘力量，仍在試圖奪回馬六甲，因此葡萄牙人實際並沒有餘力，向中國派出它的主力戰艦。在這種情況下，遠洋中國的葡萄牙艦隊實際是以以更容易建造的槳帆船及從中國商人手中購買的中國式帆船所組成。不過即使是後來有機會觀察到更先進的遠洋船隻，中國方面也沒有進行過仿製，究其原因，蓋因為中國方面的目的只在近海防禦，並沒有遠洋的打算。

僅僅有了「快船」，還不足以提升明朝水師的戰鬥力。在古希臘、羅馬時代，用艦首切割對方的排槳，是一種行之有效的戰鬥模式，但歷史推進到16世紀，決定戰爭結果的，已經變成了分列於船弦兩側的火炮了。葡萄牙人的火炮技術，同樣給明軍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個讓很多人無法接受的事實是，作為火藥的發明國，中央之國此時在火藥武器的設計製作上，已經大大落後於西方了。

葡萄牙人所使用的火炮被當時的中國人稱之為「佛郎機」，不過需要注意的是「佛郎機」一詞同時也是明朝對葡萄牙人的稱呼。追根溯源的話，這個標籤來自於「法蘭克」（Frank）。公元8世紀，隨著阿拉伯帝國擴張至伊比利亞半島，以阿拉伯人、柏柏爾人為主的穆斯林政權，一直延續到15世紀末，隨著「收復失地運動」的結束才算完全退出西班牙。由於北非的摩洛哥是這些穆斯林跨越直布羅陀海峽的跳板，因此歐洲人遂將之統稱為「摩爾人」（摩洛哥人的意思）。同時由於西班牙的淪陷，西歐的法蘭克成為了這場基督教聖戰的前線政權與民族。於是相應的，歐洲人在阿拉伯世界，也一度被籠統的打上了「法蘭克」的標籤。

經由阿拉伯商人的傳播，「法蘭克」之稱也被中國人所知曉，並在漢語轉譯中變成了「佛郎機」。鑒於「機」字本身就有機械之意，所以本應被稱為「佛郎機炮」的火炮，很多時候便直接簡化成了「佛郎機」。需要注意的另一點是，佛郎機一詞原本代指的並不只是葡萄牙，只不過葡萄牙人是中國人在大航海時代最先接觸到的歐洲人，所以後來與之各方面相近的西班牙人甚至初期的荷蘭人，常常也被這個標籤所覆蓋（為示區別，行文中會以「佛郎機炮」一詞來代指對應的火炮）。

佛郎機

就早期火炮乃至火槍的發展史來說，前裝都是一個必經階段。無論在中國還是西方，最初的火炮製造，炮筒都呈現為底部封閉、鑿有點燃引信的小孔的筒狀。在實戰中，必須先從炮口處裝填火藥，再裝置入炮/子彈。這種前裝方式有一個最大的問題，就是必須等到炮筒冷卻後才能再行裝彈，從而導致射速非常的慢。比如公元1453年的君士坦丁堡之戰中，土耳其人為破牆而專門製造的幾門重炮，雖然能夠將700公斤重的石彈，發射到1500米遠之外，但每天僅能發射數發炮彈（且移動不便）。

所謂「佛郎機炮」最大的創新則是後裝。具體的做法，是將炮身分解為大、小兩個部分。由於中國人當時將槍炮統稱為「銃」，因此這兩個部分又被稱之為「母銃」、子銃」。簡單點說，母銃就是炮管，子銃則用來預裝將火藥與炮彈（可以是單個實心彈，也可以是鐵沙、彈丸），在發射時將子銃鑲入母銃後面預設的凹槽，銃口相接形成一個整體。在一個大銃可配備3-4支小銃的情況下，這種預裝彈藥的方式，使得火炮的射速大為提高。因為這種裝配方式，明朝仿製的佛郎機炮，也被稱之為「子母炮「當然，這種流行於大航海時代初期的後裝火炮，同樣亦有它的不足之處。一則受限於這種現場裝配方式，佛郎機炮的本身的重量不能太大；二是子銃與母銃之間做不到嚴絲合縫，致命火藥所產生的動能浪費很大。這兩點都限制了這種早期後裝炮的威力和射程，以至從15世紀中葉起一直到19世紀後期，在口徑和射程上可以做到更大的前裝炮，重又成為了世界戰場的主角。

西草灣海戰

屯門海戰結束後的第二年（1522年），不甘失敗的葡萄牙人再次組織了由5條軍艦、300餘人所組成的艦隊進入珠江口，準備以武力索回前次被俘的葡萄牙人。早有準備的明朝水師這次並沒有等到對手進入珠江口，而是在珠江口西，今廣東台山市境內的「甫草灣」（史書記名為「西草灣」）一帶以優勢兵力截擊。倉促應戰的葡萄牙艦隊沒有能夠預料到的是，中國軍隊此時已經仿製出了部分佛郎機炮並投入戰鬥。

西草灣海戰最終以葡萄牙艦隊的再次慘敗而告終。2艘葡萄牙船隻、20餘門佛郎機炮，以及42名葡萄牙人被明軍俘獲（另有35人戰死）。這些繳獲的佛郎機被迅速送往了北京。相比於在海上貿易問題上的猶豫，帝國中央對於火器的態度倒是非常的積極。這源自於明朝本身重視火器使用的傳統。一身戎馬的永樂大帝深知，騎、射為游牧力量的來源。在無法戰略性補上「馬」這塊短板的情況下，發展遠程武器是抵禦騎兵衝擊的重要手段。在火器成熟及大量裝備之前，承擔這一重任的主要是「弩」。

公元1410年，明朝軍隊在南征越南（安南）的過程中，提升了自己的火器技術，永樂大帝隨之組織了以火器為主的「神機營」。作為明軍的主力之一，神機營甚至被列入禁軍三大營之列（另兩營為「五軍營」、「三千營」）。對火器的一貫重視，使得佛郎機的仿製品很快成為了提升明軍戰力的特種武器，並在陸防、海防兩線發揮重要作用。在16世紀的萬曆援朝之戰中，這些西式火器亦對侵朝日軍造成了重大殺傷。

常無欲以觀其妙 常有欲以觀其徼

地緣看世界

作者：溫駿軒，70後，長於以歷史為脈絡，地緣為角度，解析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