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人導演中為何只有李安沖奧成功(圖)

李安和本·阿弗萊克是本屆奧斯卡最大贏家，一個「奇幻漂流」，一個「政治驚悚」，它們的獲獎給中國電影人哪些啟示呢？奧斯卡「小金人」為誰而笑

　　又到了奧斯卡頒獎時。紅毯，走秀，帥男靚女，星光熠熠，吸引全球十數億影迷，都將目光聚焦到美國西海岸的好萊塢。　　本屆奧斯卡最令全球華人振奮的，就是李安戰勝美國大導演斯皮爾伯格，第二次將最佳導演「小金人」攬入懷中。當李安從好萊塢老牌影星簡·方達和道格拉斯手中接過「小金人」時，以他那標誌性的微笑朝天幕瞥了一眼說：「謝謝電影之神」，然後向合作者一一致謝；特別是他在台下尋找「少年派」的飾演者時說的一句話：「蘇拉·沙瑪你在哪兒，你是我的奇蹟，你是我的小金人！」把全場嘉賓都逗笑了。　　最佳影片《逃離德黑蘭》則享受了一種特殊待遇：由美國第一夫人米歇爾通過大屏幕向該片導演兼主演本·阿弗萊克頒獎。這部以上世紀七十年代末伊朗人質危機為背景而創作的電影，滲透著美國式的個人英雄主義色彩。這類電影在今年的奧斯卡提名中尚有《林肯》《刺殺本·拉登》，可見奧斯卡也是很講「主旋律」的。　　雖然李安的獲獎被外媒說成「爆冷」，本·阿弗萊克的《逃離德黑蘭》引發了伊朗媒體的批評，但公平地說，李安對東西方文化的融合和把握；《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和《逃離德黑蘭》在藝術上的成功，對我們的電影人還是頗有啟發意義的。　　　　　　　　　華人導演中，為何只有李安沖奧成功

　　奧斯卡，是中國電影人的一個夢。　　2011年，張藝謀的《金陵十三釵》沖奧未果。陳凱歌、馮小剛的電影也曾傳出沖奧消息。中國電影人一直為此而努力。但迄今，華人導演中只有李安夢想成真。　　原因很複雜，也很簡單。　　複雜的是，奧斯卡有其審美的「潛規則」，如反娛樂性；強調演員與角色的反差；選材上注重勵志、傳記和殘疾主角，以及電影自身的運氣、緣份等。當然，也不排除評委對某些外語片的意識形態岐見。　　簡單的是，電影的主題、電影的語言一定要是普世的、開放的，能為世界所接受、所理解。　　李安就做到了這一點。　　此次因《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第三次拿下「小金人」的李安，在接受鳳凰衛視採訪時說：「我的左腦是中國思考模式，右腦是美國思考模式。兩種思考模式並存，想法就一定與眾不同。」　　李安在台灣出生和長大，23歲到美國留學，畢業後有長達6年「吃軟飯」的經歷。當時，他與妻子蟄居紐約，妻子每天出去上班，他留在家中編寫劇本、接送孩子，無聊時就看看報紙、練練英文。妻子說，他有活乾的時候生龍活虎，待在家裡就像個「死人」，她不願拿一個「死人」當丈夫。然而正是這段看似「賦閑」的日子，為李安後來的電影創作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今天，當我們看到他在奧斯卡頒獎典禮上，用一口流利的英語發表獲獎感言時；當他在好萊塢片場指揮一幫金髮碧眼的老外，拍攝《冰風暴》《綠巨人》《斷背山》《少年派的奇幻漂流》時，就會認同他的「左腦」「右腦」的說法——他既有台灣本土的文化背景，也有中華文化和美國文化的背景，使他能在東西方兩種文化中間左衝右突，遊刃有餘。多元文化背景、在美國生活的經歷、能講一口流利的英語，這是李安優於張藝謀、陳凱歌和馮小剛等大陸導演的地方，也是他能沖奧成功的重要條件。　　李安有一張頗富親和力的臉，儒雅，內斂，謙虛，是個「好好先生」，也有人稱他為典型的「食草男」。記得五年前他來津宣傳電影《色戒》時，對媒體的提問有問必答，臉上始終掛著平和的微笑，完全沒有國際知名導演的架子。記者發布會後去五大道參觀時，他饒有興趣地詢問著小洋樓背後的名人故事，為他未來的拍攝物色適合的外景。　　「拍片時大家都會聽我的，在台灣，在大陸，在好萊塢都是如此，不曉得為什麼，可能就是所謂的天分吧！」而好人緣，也是李安能與來自不同國家和地區的電影人精誠合作、在好萊塢站穩腳跟的原因之一。 當然，更重要的是，他的電影具有能同時征服東、西方觀眾的力量。　　從《卧虎藏龍》到《少年派》——　　　　　　　　　　　　　　要學會講述「全球故事」

　　一個印度少年和一隻孟加拉虎在太平洋上的奇幻漂流，驚險的故事加上美輪美奐的3D視覺特效，對李安來說已經是一個難以完成的任務了，卻還要表現原作的深刻哲思——關於宗教、信仰、生命與自然的討論。　　幼時的派信仰過印度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父親卻告訴他：什麼都信，就等於什麼都不信；而科學是認識外部世界的真正鑰匙。派把手伸向籠中的老虎，想與之交友，父親卻告誡他叢林的生存法則。雖然海上脫險後派感謝老虎，「因為有了你我才有了生存意志」，老虎卻並不領情，頭也不回地返回了叢林。這些具有象徵意義的情節中，有不少值得思考和品味之處。　　數年前，當卡梅隆的3D電影《阿凡達》問世時，人們曾以為，這就是頂峰，很難超越了；而李安不僅步其後塵，而且有所超越：卡梅隆的《阿凡達》是科幻片，表現的是宇宙中並不存在的外星生命，可以天馬行空，任意想像；《少年派》不同，表現的是現實世界，所有特技效果都要以自然和生活為依據，這就無形中增大了技術難度。而李安將所有這一切（包括那隻栩栩如生的數碼虎）營造得天衣無縫，令人嘆為觀止。　　奧斯卡6000評委之一的中國影星陳冲，在得知李安捧得「小金人」後這樣總結道：「大師似乎只應生產作品，李安卻一次次突破重圍，突破自己，總能把他的主題表達到極致。」可謂一語中的。　　李安能戰勝之前呼聲最高的好萊塢大導演斯皮爾伯格，未必說明《少年派》在藝術上高於《林肯》，二者並不具可比性；但有一點是李安獨樹一幟的，即他有「左腦」和「右腦」兩種思維方式，能成功地將文化隔閡帶來的劣勢變成一種優勢，在東西方文化的臨界點上找到自己的位置。　　想當年，李安的《臥虎藏龍》首奪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時，西方評論認為片子拍得不是地道的中國功夫片；華人圈裡則認為影片太西化，是拍給外國人看的，等等。對此，李安認為，電影本身就是「泊來品」，剛傳入中國時被稱為「西洋鏡」；電影不論誰拍，基本上都是先模仿西片，之後與本地文化及製作條件結合，才漸漸產生了一種本土性。所以，他認為《臥虎藏龍》打破了東西方文化的樊籬，撞開了好萊塢這座無形的「牆」，恰恰是一種世界語言的勝利。　　正如評論家張頤武所說，李安是一位善於講述「跨文化」故事的華人導演，他跳出中華文化的局限，適應了全球電影工業兼容並包的特性，內地電影人也必須學會講述這種「全球故事」。　　奧斯卡也講「主旋律」——　　　　　　　　　　　　電影不應只有娛樂

　　本屆奧斯卡另一個大贏家就是長著一臉胳腮胡的美國帥哥本·阿弗萊德，他執導和主演的「政治驚悚片」《逃離德黑蘭》獲得最佳影片獎；而美國第一夫人米歇爾的視頻連線，則強化了獎項的政治色彩。此外，獲得最佳影片提名的還有《林肯》《刺殺本，拉登》，都是美國式的「主旋律」電影，這一現象值得關注。　　《逃離德黑蘭》是以1979年美國駐伊朗大使館人質危機事件為藍本創作的。在這次事件中，66名美國外交官和平民在伊朗伊斯蘭革命中被扣做人質，還有6名外交官躲入加拿大使館，面臨生命危險。其間，一位精通偽裝技巧的中情局特工托尼·門德茲策划了一個營救方案，以拍攝科幻電影《Argo》為名，成功將6人帶離德黑蘭。影片是否被政治化我們姑且不論，僅從題材選擇和藝術角度來說，就有一些值得學習借鑒之處。　　首先，從題材選擇上說，好萊塢電影人從不迴避重大敏感題材，儘管這類作品創作難度較大，把握不好還會面臨風險，就像這次《逃離德黑蘭》獲獎後遭到伊朗媒體攻擊一樣。　　其次，在藝術上，《逃離德黑蘭》一反當下好萊塢動作大片的驚險炫技手段，更像一部上世紀80年代風格的電影，敘事平緩，老實本分，當然也不乏緊張刺激，懸念迭起。影片還將一些紀錄片鏡頭與電影鏡頭剪輯到一起，讓觀眾覺得真實可信。　　電影，做為一種動態的影像藝術，擅長真實再現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好的歷史片、傳記片，不僅具有藝術價值，還具有一定的認識價值和文獻價值。因此，一個嚴肅的有社會責任感的電影人，是一定不會放棄這一電影類型的。反觀國產電影，近年來除了獻禮片《建國大業》和《建黨偉業》外，似乎只有馮小剛表現出對重大題材的興趣，從《唐山大地震》到《一九四二》，真實再現了人在重大自然災難中的生存態度和歷史命運。但從總體上說，電影編導們更樂於製造輕鬆好玩又有豐厚票房的娛樂大片，以迎合時下電影觀賞群體的需要，所以，去年創下最高票房紀錄的電影，不是《一九四二》，也不是《十二生肖》，而是《畫皮2》和《泰囧》。迴避「主旋律」，重娛樂而輕藝術，這難道不值得我們反思嗎？

　　由「全場起立」想到的——　　　　　　　　　　　　　對藝術要有敬畏心理

　　忽然想到本屆奧斯卡頒獎典禮上的一幕：當主持人宣布最佳導演獲得者為李安時，全場起立，熱烈鼓掌歡呼，那情景真的很激動人心。　　這是對李安的致敬，也是對電影的致敬。　　電影可以愉悅觀眾、引導觀眾，觀眾也應尊重和理解電影。想當年，張藝謀的《金陵十三釵》沖奧時，電影還未上映，便有學者出來吐槽，把這部影片說得一無是處。看過之後才發現，《金陵十三釵》是一部相當不錯的藝術片，製片方和導演為此花費了大量時間、金錢和心血，這種氣質和水準的電影在中國並不多見，又在衝擊奧斯卡，我們的同胞為什麼就不肯捧場呢？正常的文藝批評是永遠需要的，但要實事求是，有理有據，而不要一語定乾坤。你想，連自己人都說不好，人家還會說你好嗎？　　對電影藝術多一些敬畏，對電影人多一些寬容和理解，我們才會更成熟和理智，奧斯卡才會離我們更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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