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愛蘇東坡—書卷飄香伴我行之五（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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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愛蘇東坡

文/木棉

小序：一直偏愛蘇軾，所以題目非這麼嘩眾不可了。既然是偏愛，就說不上理由，或許是心靈深處的先天投緣吧，無需理由。早想寫蘇軾，每一屆講到蘇軾時，都有這份衝動，可惜總沒成文。一直擱下來，等關於蘇軾的文字讀得多了，反而不好下筆了，不知道該寫些什麼。蘇軾太厚重了，無論從哪一個側面哪一個細節去咀嚼，都意味無窮，這使我難以下筆。終於能靜坐下來，寫就寫吧，全當熱愛的證明。

一、被摧折之痛：「世事一場大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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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蘇軾的《念奴嬌·赤壁懷古》，總會看到一些設問：詞句「人生如夢，一樽還酹江月」，是否反映了詞人消極的人生觀？我臆想，很多老師會帶著學生大談消極積極，唯恐詞中情調影響到年輕人的樂觀向上。

其實，說「人生如夢」消極，是一個滑稽的說法。蘇軾寫這句話，壓根不是要表達什麼人生觀，更不是要把一種什麼消極的積極的東西傳達給別人，他的詞句，僅僅是自己人生經歷的一種真實寫照和感觸而已。「人生如夢」，是蘇軾被摧折之痛的呻吟。

詞作寫於「烏台詩案」被貶黃州的時期。之前，蘇軾差點兒一命不保，他真正體驗到了掙扎於生死邊緣的苦痛，貶至黃州，人生落差太大了，之前之後，遠若天壤，這最真實的體驗，便是恍然如夢的感覺。

提及「烏台詩案」，人們向來要為蘇軾抱屈，以為那真是一場「莫須有」罪名的陷害，事實並非如此。蘇軾絕不是一個單純的文人，他與政治攪裹太深，被排擠甚至被置於死地，在政治漩渦中，似乎是早晚的事。可以說，蘇軾遭遇「烏台詩案」，是一種必然。因為君王的賞識，因為他的才智，因為性格上的恃才放曠，更因為從未改變的對朝事的憂戚，因為他一直沒有放棄過的直言陳事。

王安石推行新法，蘇軾屢屢上書論新法不利，並且常常不是婉曲泛論，而是不避其嫌，就事論事，針鋒相對。王安石本來已經反感蘇軾與自己政見相左了，蘇軾仍然不避其惡，堅持己見，甚至在皇帝下詔叫翰林學士和知制誥、史館、昭文館、集賢院的官員商議政事的場合，也照樣上折發表宏論，表達對新政的意見。尤其在朝廷任人方面，上書言君王「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與王安石據理力爭，反對因實行新法驟然晉陞新人，致使質樸之風日減，取巧之人日多。陳詞激烈，到了力請「陛下哀憐拯救」的程度。

不僅如此，蘇軾看到王安石輔助神宗處理政務時過於獨斷專行，故意在考試進士策問時出題，以「晉武帝平吳因獨斷而成功，苻堅進攻東晉因獨斷而滅亡，齊桓公專任管仲而成就霸業，燕噲專任子之而失敗，事情相同而效果相反」作為題目，惹得王安石大怒，叫御史謝景溫論奏他的過失，只可惜窮加審查而一無所得。

蘇軾的確是以一種士大夫的責任感對事論事，並沒有與新法對立的主觀意圖，處朝尷尬時，也曾有意避讓，請求外調任職，做了杭州通判。但外調期間，他仍然有抗新法的行為，他深諳令民戶自報田畝數、據以徵收賦稅的「手實法」無利於民，便拒不遵從，不久，朝廷因為此法不當取締了。在新黨眼裡，蘇軾確實一度成了推行政令的一大障礙。

在湖州任職時，因為有些事對百姓不利而不便直說，他便用詩來諷刺，以求有益於國家。御史李定、舒亶、何正臣摘取他章表中的話，並且引申附會他所作的詩說是誹謗皇上，逮捕進御史台監獄，想處以死罪。說他誹謗皇帝，無非是想借皇帝之手處置蘇軾。諷刺時政，那倒是確有其事的。好在神宗對他頗為憐惜，加之親友多方營救，保住了性命，貶至黃州，作了黃州團練副使。

蘇軾確實是因言出禍的。黃庭堅曾批評蘇軾說：「東坡文章妙天下，其短處在好罵。」《宋史》記載，（蘇軾）「忠規讜論，挺挺大節」，所以「為小人忌惡擠排，不使立於朝廷之上」常因文字之禍，無妄之災，飽嘗貶謫他鄉之罪，領受顛沛流離之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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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軾不僅評說對新政的意見，舊黨上台，他雖敬重司馬光的人品，但於政事，卻並不是簡單認同，他甚至反對舊黨對新法的全盤否定。舊黨主事，他好不容易升遷中書舍人，司馬光要改「免役」法為「差役」法，蘇軾因差役法多弊，認為司馬光「知免役之害而不知其利」，直言相陳，令司馬光不悅。後來又在政事堂條陳不可，使司馬光尷尬忿然。蘇軾就是那種秉公直言的率真之人，他見司馬光不高興便說：「（當年）公為諫官，爭之甚力，……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耶？」好在司馬光是君子，一笑了之。蘇軾知道自己的言論不會受到舊黨採納，請求外調，讓司馬光很是怨怒，有了逐罷不用的念頭。當時諫官多為舊黨，都厭惡蘇軾太過耿直，爭相尋找蘇軾瑕疵加以病詬，雖然瑕疵很難尋到，尷尬的蘇軾畢竟難於立身朝中。

蘇軾從沒有放棄過進言，越職進言也是常有的事，就算是沒有實權，只作主上侍讀，也常常進讀古訓，反覆開導，希望主上有所覺悟，並且在論及時事時，陳說舊當執事中的諸多弊端，諸如賞罰不明，善惡無勸，治水不當，賊寇猖獗，還擔心這些事情會「浸成衰亂之漸」。如此這般，當軸者自然恨之。

蘇軾是個獨立的角色。他既不屬於新黨，也不能算舊黨。或者說，他是兩邊不討其好，只顧言說自己的主張。如果蘇軾在新舊兩黨的爭鬥中三緘其口，或許真的可以免去災禍，《宋史》記載有人發表議論說：「蘇軾稍有隱晦，雖然不被重用，也應免去了災禍。」意即蘇軾只要管住嘴巴，稍有些韜光養晦，哪怕不被重用，也不至於招致災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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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蘇軾會三緘其口不去言說嗎？

當然不會。一方面是才學使然，有見識不能表達，對才俊來說是一種折磨；一方面是性格使然，蘇軾何等人，蘇轍在為兄長寫的《墓志銘》中說：「其於人，見善稱之如恐不及，見不善斥之如恐不盡，見義勇於敢為，而不顧其害。用此數困於世，然終不以為恨。」蘇軾自己也在《思堂記》表達過自己的意思：「言發於心而沖於口，吐之則逆人，茹吐則逆余。以為寧逆人也，故卒吐之。」他直言陳說，是真正快人快語，要他三緘其口，必如骨鯁在喉，不吐不快。

但我認為，蘇軾的不吐不快，更是因為他把自己的生命嵌入政治太深的緣故。蘇軾這樣的士大夫，掩蔽雙眼逍遙世外不問時事是根本不可能的。

蘇軾是有大志向的人。他年僅十歲時，母親授書，講到漢代名士《范滂傳》，因范滂德義高厚不願牽連他人而訣別母親慷慨赴死的情節慨然太息時，蘇軾就問母親：「軾若為滂，夫人亦許之否乎？」太夫人說：「汝能為滂，吾顧不能為滂母耶？」蘇軾小小年紀，聞古今成敗，輒能語其要義如此,蘇軾母子的這番對話後來竟成為千古美談。蘇軾勤學奮厲，有當世志，令母親極為欣喜，她讚歎道：「吾有子矣！」他到了弱冠之年，便能學通經史，屬文日數千言了。

《宋史》記載，蘇軾在少年時代，《慶曆聖德詩》流傳到蜀地，蘇軾就歷舉詩中所說韓琦、富弼、范仲淹、歐陽修等賢人去問老師。老師覺得奇怪，說：「童子何用知之」，蘇軾竟然答：「此天人也耶，則不敢知；若亦人耳，何為其不可!」可見他與當代賢人相併列的志向。

關於蘇軾的文字記載中，幾乎都要提及他的科考事迹，一篇《論刑賞》，叫當時的主考官歐陽修驚喜稱異，竟以為是自己的得意弟子曾鞏所作，為避嫌疑才評其第二。後來再以《春秋》對義時，穩居第一。歐陽修見到蘇軾複試文字後，大加讚歎：「老夫當避此人，放出一頭地。」

蘇軾深受幾代君王賞識，宣仁後與哲宗起用他時說，「此先帝意也。先帝每誦卿文章，必嘆曰：『奇才，奇才！』但未及進用卿耳。」一番使蘇軾不覺失聲痛哭的話中，可見他深得君王之心。

蘇軾絕非只會紙上談兵的文人，他一生屢被謫遷，幾乎每到一任，都勤政恤民，政績斐然，深受愛戴。蘇軾是有政治抱負和政治才能的，政治也幾乎成了蘇軾一生的情結。

蘇軾也絕不只是一個寫寫詩詞文賦聊以消遣的文人，他以務取實用、不為空言的精神，對中國古典之文化、人物一一立論，據《本集》考索，計有：《易論》、《書論》、《詩論》、《禮論》、《春秋論》、《中庸三論》、《伊尹論》、《周公論》、《子思論》、《孟軻論》、《宋襄公論》、《秦始論》、《漢高論》、《管仲論》、《孫武論》、《樂毅論》、《荀卿論》、《韓非子論》、《留侯論》、《賈誼論》、《晁錯論》、《霍光論》、《揚雄論》、《士燮論》、《諸葛亮論》、《曹操論》、《韓愈論》、《思治論》、《正統論》、《續朋黨論》等等，繁不勝載。（木齋《蘇軾評傳》）

這樣一個蘇軾，能三緘其口韜晦不言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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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軾，這樣一個胸有韜略，又心存抱負的人，經歷了生死考驗，從恃才放曠的無限優越，從親近帝王之側的備受賞識，從受人追捧的炙手可熱，突然被命運推向死亡邊緣，掙揣著撿來性命，攜老帶雛，寄身於偏僻之地，旁落荒寂之所，這樣的境遇，怎能不給人一種恍然如夢的感慨呢？！蘇軾的人生，簡直就是一場大夢，夢醒之痛，痛何如哉！

在《念奴嬌·赤壁懷古》中，為什麼三國英雄如此眾多，他卻偏偏只寫周瑜？固然因為赤壁之戰是周瑜絕作，更為重要的是，周瑜這個年輕才俊儒將，其才智其風光其豪情，與被謫貶詞人何等相似，嘆乎其才，英雄相惜啊！可是周瑜赤壁建功，留名於世，自己卻在最好建功立業的年紀，被摧折幾死，這又是怎樣的殘酷和傷痛啊！

人生如夢的詞句，是天壤落差的感慨，這份感慨在《西江月》里，表達得更單純明白：

世事一場大夢，人生幾度新涼？夜來風葉已鳴廊，看取眉頭鬢上。

酒賤常愁客少，月明多被雲妨。中秋誰與共孤光，把盞凄涼北望。

人生如夢，與其說是悲觀心態，不如說是蘇軾被摧折之痛。令蘇軾自己也沒想到的是，這份疼痛並沒有在黃州結束，相反，黃州只是一個開始，蘇軾歷典八州的一生，一直在品著人生如夢的酸楚凄涼。

二、處逆境之韌：「一蓑煙雨任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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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一蓑煙

雨任平生。

料峭春風吹酒醒，微冷，山頭斜照卻相迎。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

也無風雨也無晴。

蘇軾的《定風波》同樣寫於黃州期間。道中遇雨，同行皆狼狽，獨他不覺，逍遙漫步，雨後緣事而發寫下此詞。這首看似輕描淡寫的小詞，是蘇軾一生處逆境之韌的最好寫照。蘇軾一生屢遭風雨，但他逆風而行，渾然不怕，鎮定自若，悠遊自得。「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體現出世人少有的生命之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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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按常理想像蘇軾，總以為他遭遇黃州之痛後，高呼「人生如夢」，從此沉淪。人們想像中的蘇軾，是詩詞文賦書畫才情高絕的蘇軾，正是這些想像掩蓋了對他政治才能的了解。讀者稍作留心就會發現，無論《宋史》，還是蘇轍寫的《墓志銘》，記錄蘇東坡時，並沒有太多渲染他的遭遇，也沒有渲染他的文學造詣，更多的是記錄他的政績，他的言論，他對朝廷政事的憂戚。他的心靈世界更多的表現詩詞文賦，那是無意中留給後人的財富；他的行動一直在踐行士大夫的政治作為，在詮釋士大夫身處逆境中一種不屈不撓的堅韌。

在朝中，他不顧利害，屢屢上奏進言；外調離朝，還不忘留下言辭懇切的書表；外調任職，幾乎可以說每到一任都政績卓著，深受黎民愛戴。

新政盛行「青苗、免役、市易」等，浙西還兼行「水利、鹽法」，法令太多，也頗急切，蘇軾注重「法以便民」，使百姓賴以少安。

任通判杭州，處事得體，吏民敬畏愛戴，等他離任時，吏民仍稱之學士，不直言其姓。

徙知密州時，司農下令實施新法，不時施行者以違制論，蘇軾知其不利於民，不以實施，沒有多久，因為此法不當，便被朝廷廢除了。「密人私以為幸」。在密州，還巧使小計，欲擒故縱，剷除暴卒，安定一方。

自密州調至徐州，大水圍城期間，蘇東坡奮不顧身，搶救城池，為治水患，身先士卒，幾十天過家門而不入，與士卒們一同住在城牆上的棚子里，築長堤，安民心，令徐人感念至深。

徙知湖州，蘇軾因外補之職不便言事，看到不便於民之事，不敢漠視，「緣詩人之義，託事以諷，庶幾有補於國」，憂戚朝政，心切如此。

奔赴筠州看望弟弟子由後，北上經金陵，會晤賦閑鄉間的王安石，自己都已無法言事了，竟然還與安石議論時事，建議王安石上奏言事。其憂戚朝事，心誠如此。

蘇軾再次執事杭州時，遭遇大旱，飢疫並作，蘇軾奏請朝廷，免供米，降米價，使民免大旱之苦。還募錢捐款，建造治病場所，積貯錢糧，防備疫病。秋天大雨，西湖泛溢，蘇軾帶領百姓取葑田積之湖中為長堤，以通南北，便利行者。堤成，植芙蓉、楊柳其上，望之如圖畫，成就一番美景，杭人名之「蘇公堤。」可謂政績斐然。在杭州任職期間，奏請朝廷，整頓市場，遏制庸僧猾商招誘外夷邀求厚利，民獲交易之利，而無侵撓之害。二十年間兩度執事杭州，百姓感激其功德，家裡掛有蘇軾畫像，飲食間必祝頌，還造了生祠以報答，其深受百姓愛戴如此！

執事惠州，率眾造橋，以濟病涉；推廣秧馬（種植水稻時，用於插秧和拔秧的工具），建造水磨；施醫散葯，救死扶傷；深受惠人敬愛。

即便被置於死地貶至儋州，仍輻射能量，留存福祉。王國憲在《重修儋縣誌敘》中評價蘇軾說：「儋耳為漢武帝元鼎六年置郡，閱漢魏六朝至唐及五代，文化未開，北宋蘇文忠公來瓊，居儋四年，以詩書禮樂之教轉移其風俗，變化其人心。聽書聲之琅琅,弦歌四起,……辟南荒之詩境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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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路的坎坷險境之中，蘇軾有過猶豫和彷徨嗎？有過，「歸去來兮，君歸何處？」（《滿庭芳》）蘇軾無時無刻不在經歷出世入世的困獸之鬥，後《赤壁賦》里的那個「攝衣而上，履巉岩，披蒙茸，踞虎豹，登虯龍，攀棲鶻之危巢，俯馮夷之幽宮」的自己，不正是一直涉身險境的自我嗎？那「橫江東來，翅如車輪，玄裳縞衣，戛然長鳴，掠予舟而西也」的孤鶴，不正是心靈深處那個渴望超拔世俗的自我嗎？那個「羽衣蹁躚，過臨皋之下，揖予而言」的神秘道士，不正是「道」對自我心靈的呼喚嗎？

蘇軾的孤寂，是歷經喧嘩之後的深刻孤寂。《卜運算元》里的幽人與孤鴻，便是置身荒野的刻骨之冷，是心靈無處投放的徘徊悵惘：

缺月掛疏桐，漏斷人初靜。誰見幽人獨往來？縹渺孤鴻影。

驚起卻回頭，有恨無人省。揀盡寒枝不肯棲，寂寞沙洲冷。

所幸的是，蘇軾並沒有在顧影自憐中沉淪，沒有在自怨自艾中頹敗，更沒有在看破紅塵中混世，他以常人難以想像的堅韌，抵禦了常人難以想像的折磨，不僅沒有因愈來愈遠的流放呼天搶地，相反，卻活出了別樣人生。

《宋史》高度肯定了蘇軾的大用之才：「器識之閎偉，議論之卓犖，文章之雄雋，政事之精明，四者皆能以特立之志為之主，而以邁往之氣輔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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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軾之堅韌，還表現在他因文字出禍卻從來沒有放棄過書寫心性，並以此為樂。更為難得的是，一次次的打壓，將他的生命一次次沉澱，坐冷板凳的他，更多了一份沉靜練達，讀書作學問，使他的學術，達到了別人難以企及的高度。

蘇軾抵達儋州（今海南儋縣），生活之苦難，更超過黃、惠二州。初到時，暫租公房蔽身，公房年久失修，下雨時一夜三遷。後來他在桄榔林中自己動手搭茅屋，自命為「桄榔庵」，他在庵中「食芋飲水，著書以為樂」。在「食無肉，病無葯，居無室，出無友」的海南，蘇軾沒有停止過寫作，據《海外集》統計，蘇軾居瓊期間工寫出詩一百七十四首，散文一百二十九篇，賦五篇，頌十八篇，銘四篇，平均近兩天寫出一篇（首）。蘇轍《墓志銘》中有記，他完成了父親遺命作《易傳》9卷。自己又作《論語說》5卷，居海南，又作《書傳》13卷，《志林》5卷，蘇轍說他「推明上古之絕學，多先儒所未達」。既成三書，蘇軾撫之嘆曰：「今世要未能信，後有君子當知我矣。」至其遇事所為詩、騷、銘、記、書、檄、論、撰，率皆過人。

好個打不垮的蘇軾！好個活著自己的追求和志趣的蘇軾！《宋史》有一句話說的真好：「假令軾以是而易其所為，尚得為軾哉？」如果蘇軾因為避禍而韜光養晦三緘其口，如果蘇軾因為輾轉流離而怨天尤人易其心志，蘇軾便不是蘇軾了。

蘇軾對自己所做的一切格外清醒。蘇轍太了解自己的兄長了，他說，「孔子謂伯夷、叔齊古之賢人，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公實有焉。」蘇軾的結果，是自己明白的結果，是自己追求的結果，哪怕山高路險，哪怕百折九回，哪怕死寂荒涼，哪怕柔腸百結！

尼采說：「要愛命運。」讀者大可不必為蘇軾嘆惋，他的人生，苦難與韌性交織的生命，正是他一切魅力所在。

三、胸襟之曠：「是處青山可埋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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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獄中示子由》中有兩句：「是處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獨傷神。」後一句不免凄涼，我更喜歡第一句，甚至覺得，用它來形容蘇軾的曠達心胸再確不過。

我熱愛蘇軾，其中很大一個因素是蘇軾的豁達超拔。

蘇軾的豁達個性似乎與生俱來，此個性在《賈誼論》中表露無遺，他認為賈誼「其後以自傷哭泣，至於夭絕。是亦不善處窮者也」，並大加感慨，「嗚呼！賈生志大而量小，才有餘而識不足也！」他極其欣賞賈誼的才智，卻否定他的黯然自傷。

黃州一難，生死之劫，蘇軾既未消沉，又未怨世，他親自蓋房，家徒四壁而謂之「雪堂」，寫下有滋有味的《雪堂記》；住地偏僻，坡陡路滑，他取白居易《東坡種花》詩，自號東坡居士，居其自樂；生活拮据，缺糧少菜，他便親為農夫，開荒種地，維持家人生計；大麥紅豆為飯，別人苦不堪言，他卻作詩《二紅飯》，食之自香；黃州豬肉賤價如泥土，「貴人不肯吃，貧人不解煮」，東坡偏把它做成一道佳肴，美其名曰「東坡肉」，留下永久佳話；煮一道蘿蔔白菜薺菜大頭菜雜燴菜羹，名曰「東坡羹」，自覺有味；有肉無酒，親自釀造，作詩《蜜酒歌》，不飲自醉；生活貧寒，缺衣少食，他不以為苦，作《節飲食說》，趁勢養生。如此隨遇而安隨緣自適自得其樂，天下之大，有幾人能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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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置惠州（嶺南）期間，只帶著兒子蘇過，「瘴癘所侵，蠻蜒所侮，胸中泊然，無所蒂芥」。（《墓志銘》）還詠出了《惠州一絕》：「羅浮山下四時春，盧橘楊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全不見遠謫蠻荒之苦。

以瓊州別駕安置昌化，「昌化，非人所居，食飲不具，藥石無有」，艱苦如此，人不堪其憂，蘇軾卻「食芋飲水，著書以為樂，時從其父老游，亦無間也」。（《墓志銘》）其心無塵滓透明澄澈如此！一句「攜兒過嶺今七年，晚塗更著黎衣冠」，簡直就把自己當成了黎族一員了。在儋州，與黎族百姓親密無間，「總角黎家三小童，口吹蔥葉送迎翁。莫作天涯萬里意，溪邊自有舞雩風」（《被酒獨行，遍至子云威徽先覺四黎之舍三首》），辦學吟詠，不亦樂乎！

這就是蘇軾，一個所到之處創造快樂、盡享快樂的樂天派，一個在任何絕境中都活得浪漫快活的悠遊才子！

他吟詠「橫看成嶺側成峰, 遠近高低各不同」（《題西林壁》），這不僅是一種哲理，更是一種智慧，一種心胸。

他吟詠「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水調歌頭》），是一種冷靜坦然，更是一種自我勉勵與自我超越。

他吟詠「一點浩然氣，千里快哉風」（《水調歌頭》），是一種瀟洒快意，更是一種浩然大氣。

他吟詠「白髮蕭蕭滿霜風，小閣藤床寄病容。報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輕打五更鐘」（《縱筆》），是一種超然安適，更是一種心無塵滓的寧靜。

他吟詠「萬里歸來年愈少，微笑，笑時猶帶嶺梅香。試問嶺南應不好？卻道：此心安處是吾鄉。」（《定風波》），那個面含微笑的人，竟然就是飽經滄桑磨難的蘇軾；那個遠涉嶺南的遷客，正是心胸放達四海為家的蘇軾。好個「此心安處是吾鄉」！好一番恬淡自適的雅趣閑情！好一份無愧生命的深厚與熱烈！

蘇軾的豪放曠達，得益於他思想的博雜。據記載，蘇軾弱冠時期，讀《莊子》，嘆曰：「吾昔有見，口未能言，今見是書，得吾心矣。」他智慧通達，融匯三教，而以儒為骨。他悠遊於儒道佛三教之中，雖然看透人生之空漠，但又始終善處人生；勘破紅塵，卻始終不舍紅塵，始終保持著對人生的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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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悠遊超然的心境，在《赤壁賦》里，得到了突出的顯現。

《赤壁賦》中的主客問答，與其說是主與客，不如說是蘇軾的兩個自我，一個遭遇煎迫悲觀怨嘆的自我，一個超越怨尤曠達豪放的自我，兩個自我打架，兩個自我講和，最後達成了心靈的和諧通達。

悲從何來？源自扣舷而歌，歌子的內容與屈原騷賦大有淵源，一些詞句化用楚辭而來，吟者失意，悲從中來。悲者有三：其一，彼時孟德，一世之雄，而今安在？盛衰無常，功業湮沒於世，生命價值虛無；其二，人生如小小蜉蝣寄於天地，如滄海一粟渺小無助；其三，人生苦短，長江無窮，欲永恆而不得。

何以解憂？也有三。其一，唯「我」之存在，方覺萬物之美，變換視角，審視萬物，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其二，「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盛衰有定，不強求，順天命，棄患得患失，取淡定坦然；其三，江上清風，山間明月，乃造物者無盡寶藏，寄情山水，享受自然，自得其樂。

如果說，遭遇困頓的那個自我對生命進行否定，把一切推向虛無，那麼，另一個自我則能轉換眼光，辯證處世，忘懷得失，超然物外，隨緣自適，抵抗虛無。理性的自我把失意的自我從人生無常的悵惘中解救出來，這正體現了蘇軾豁達的宇宙觀和人生觀。

蘇軾一生「歷典八州」，「身行萬里半天下」，杭州，密州，徐州，湖州，黃州，英州（嶺南），惠州（廣東），儋州（海南），北回途中病逝於常州。沒有發自內心的寬慰舒展，沒有博取各家的圓融通達，無論如何也不能在絕境中把生命活到66歲，且活得那樣光華四射！

四、歷練之深：「九死南荒吾不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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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三父子，都是大文豪，詩賦傳千古，峨眉共比高。」這三父子，就是唐宋八大家中的三父子：蘇洵，蘇軾，蘇轍。他們「共比高」的著名篇章是《六國論》。父子同題為文的時候，還是蘇家春風得意的時候，細心的人會發現，那時的文章，薑是老的辣，文是爹的好。蘇洵《六國論》論六國之事，刺當世之弊，妙語連珠，警句迭出，史料翔實，論理充分，一句「為國者無使為積威之所劫哉！」有補時政，耐人尋味。蘇轍的《六國論》縱觀天下諸侯形勢，著眼軍事戰略，議論韓、魏兩國軍事上的戰略地位，提出論點：「蓋未嘗不咎其當時之士慮患之疏，而見利之淺，且不知天下之勢也。」有理有據，令人服膺。唯有蘇軾《六國論》，讀來無甚高論，甚至滿篇是少年得志的優越感，高高在上，精英意識強烈，鄙視賤民才智，認為把人按三六九等「區處條別，使各安其處」，尤其「智、勇、辯、力」這四類「天民之秀傑」，「分天下之富貴與此四者共之，此四者不失職，則民靖矣」。至於那些耕作奉養官府的，都是一些愚蠢而沒有什麼作為的人，即使想反叛，沒有人去領導他們，也是做不成事的。

蘇軾的這些議論經不起時間的考驗，在我看來，三父子的《六國論》，唯他的最上不了檯面拿不出手。

當然不是說蘇軾早期的所有文字都不好，但一定可以說，不經過苦難的歷練，絕不會有歷史上那個不朽的蘇東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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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候很奇怪，毀棄一個人的東西，與此同時也在成就著一個人。蘇軾因新舊兩黨政治鬥爭而攪裹碾壓，斷送了他的政治前途，但歷史將他拋向荒野的同時，也賦予了他常人難以想像的歷練，一番鍛造，一番蒸餾，蘇軾便成了文學史上的純粹和永恆。

烏台詩案之前，蘇軾何等受皇帝器重，何等受人追捧叫人艷羨，但日甚一日的謫貶，將他從眾人聚焦的簇擁中拋向荒野僻壤，他在巨大落差帶來的巨大痛苦中，承受著難以想像的孤獨與寂寞。

「漂零江海，身非己有，未知歸宿之地，其敢必會見之日耶！臨紙哽塞，言不盡意。」這是《與友人范元長書》中的傾訴，那份飄零中的心酸哽咽，難以自持。

「得罪以來，深自閉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間，與樵漁雜處，往往為醉人所推罵，輒自喜漸不為人識。平生親友，無一字見及，有書與之亦不答，自幸庶幾免矣。」這是《與李端叔信》中的記載。寫信時，蘇軾未必能料它會傳下來。那不為人知的孤獨，侵染在字裡行間。因為落難了，怕有牽連，再無親友頻繁的書信問候，自己扁舟草履，與農夫漁樵無異，常常被醉人推搡辱罵，心裡卻暗自高興，終於沒有人認識我蘇軾了。蘇軾似天上明星降落民間，終於肉體凡胎沾滿泥土味素樸真實了，唯有這一番降落，讓他真誠反省。「平生文字為吾累，此去聲名不厭低，塞上縱歸他日馬，城東不鬥少年雞。」（《十二月二十八日，蒙恩責授黃州》）他心平氣和，接受現實。

「某垂老投荒，無復生還之望。昨與長子邁訣，已處置後事矣。」這是《與友人王敏仲書》中的絕望，一個一直心懷夢想的人，終於在垂老之年仍投置荒野，怕是生還的希望都沒有了，於是已經和兒子交代後事了，這是怎樣的慘痛啊。

「衰病枯槁，百念已忘。」這是《與謝民師書》里句子，與「心似已灰之木，身若不系之舟」是同樣的心情，同樣的感慨。人生何止一夢！蘇軾一生，多少次起落升降，又多少次夢醒斷腸啊！

「芒鞋不踏利名場，一葉輕舟寄淼茫。林下對床聽夜雨，靜無燈火照凄涼。」（《雨夜，宿凈行院》），是滿含遠謫蠻荒、風雨飄搖中的孤獨、冷寂與凄涼。

「鶴骨霜發心已灰，青松合抱手自栽，問翁大庾嶺頭住，曾見南遷幾箇回？」（《贈嶺上老人》），是兩鬢如霜心似灰的無奈與滄桑。

「心似已灰之木，身若不系之舟。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自題金山畫象》）是一生顛沛流離、心如死灰、不堪回首的自嘲和對命運的深徹嘆惋。

這些歷練，使蘇軾的生命更多了幾分韌性和通達，他大赦北還渡瓊州海峽時寫了這首詩《六月二十日夜渡海》：

參橫斗轉欲三更，苦雨終風也解晴。雲散月明誰點綴，天容海色本澄清。

空餘魯叟乘桴意，粗識軒轅奏樂聲。九死南荒吾不恨，茲游奇絕冠平生。

詩中「九死南荒吾不恨，茲游奇絕冠平生」尤令人感佩，被折磨得如此之慘烈了，竟然不生怨恨，也不覺遺憾，反覺得自己此生有幸一覽天下奇絕風景呢！這是怎樣的氣度啊？這是顛沛流離賦予蘇軾的一種大氣魄！

這一切，表現在文字上，便是蘇東坡文學的成熟和深厚。蘇轍在《墓志銘》中提到，蘇軾曾對他說：「吾視今世學者，獨子可與我上下耳。」兄弟二人的詩文不相上下，等到蘇軾謫居於黃之後，「杜門深居，馳騁翰墨，其文一變，如川之方至，而轍瞠然不能及矣。後讀釋氏書，深悟實相，參之孔、老，博辯無礙，浩然不見其涯也」。這便是歷練的結果。

宋代的朱弁在《曲洧見聞》里寫道：「東坡文章，至黃州以後，人莫能及，惟黃魯直詩，時可以抗衡。晚年過海，則雖魯直亦瞠若乎其後矣！或謂東坡過海雖為不幸，乃魯直之大不幸也。」魯直自己亦云：「東坡嶺外文字，讀之使人耳目聰明，如清風自外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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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東坡被歷史怎樣定位？我們看看這兩段文字：

其一：蘇軾（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號「東坡居士」，世人稱其為「蘇東坡」。北宋著名文學家、書畫家、詞人、詩人，美食家，唐宋八大家之一，豪放派詞人代表。其詩，詞，賦，散文，均成就極高，且善書法和繪畫，是中國文學藝術史上罕見的全才，也是中國數千年歷史上被公認文學藝術造詣最傑出的大家之一。其散文與歐陽修並稱歐蘇；詩與黃庭堅並稱蘇黃；詞與辛棄疾並稱蘇辛；書法名列「蘇、黃、米、蔡」 （蘇軾、黃庭堅、米芾、蔡襄）北宋四大書法家之一；其畫則開創了湖州畫派。

其二：蘇東坡的詩，蘇東坡的文，蘇東坡的字，蘇東坡的畫，在當時所造成的「轟動效應」，「流俗翕然，爭相傳誦」，「宣傳中外，孰不嘆驚」 。帝王都成了他的追星族，放下美麗的后妃，陶醉在他的詩文中，讀到激動處，夜起徘徊。當時的高麗人，日本人，派人常駐都城開封，不惜重金，高價收購有關蘇東坡的一切出版物。公元9世紀的後半葉，那是一個文學上的蘇東坡時代。「東坡之文，落筆輒為人所傳誦」，「士大夫不能誦蘇詩，便自覺氣索」，而且「禁愈嚴而傳愈多」，「傳於人者甚眾」。一直到今天，900年來，像一塊兀立不動的文學基石，支撐著中國文學史。（李國文《蘇東坡之死》）

這就是留存千古的蘇東坡了。

每讀東坡，感慨萬千。要多少坎坷，才能驗證出生命的豁達與韌性？要多少磨難，才能鋪墊出一種生命的厚重與高度？走近東坡，感受生命的堅韌；對話東坡，領略生命的豁達；讀懂東坡，仰望生命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