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訪中國民間藏書樓

06-11

芷蘭齋室內景

五經萃室內景

天祿琳琅今日室內情形

瑞雪映襯下的櫻桃溝中的仿古建築石檜書巢

芷蘭齋室內景

作為學者，韋力有很多頭銜：故宮博物院故宮學研究所兼職研究員、復旦大學中華古籍保護研究院特聘研究員、首都師範大學國學傳播研究院學術委員、全國古籍評審工作專家委員會專家……而他最喜歡的稱呼，也許是「藏書家」，最愛乾的事，也許是尋訪藏書樓。

「一定有前輩尋訪過古代藏書樓，可惜沒留下系統的記錄。從上世紀末到本世紀初，我基本調查清楚了古代藏書樓的現存情況。」韋力說。在十幾年前出版的《書樓尋蹤》中，他記錄了80餘座藏書樓，連門牌號都記了下來；在今年出版的新書《書樓覓蹤》里，又有160餘座藏書樓被重新發現。

私家藏書樓始於何時？韋力以自己的尋訪經歷判斷，是秦代的二酉洞。秦始皇焚書坑儒，大儒伏勝冒死搶出一千餘冊典籍，歷盡艱險，藏於湖南沅陵縣的一處山洞中，經學火種得以保存。後人用「書通二酉」來比喻讀書甚多、學識精湛。韋力把二酉洞看作伏勝的藏書樓，也是中國私家藏書樓的開端。

有這樣一個略顯悲壯的開端，中國的藏書樓在滾滾的歷史長河中總顯得風雨飄搖，尤其到了清代，藏書集於大成，也毀於旦夕。但關於藏書樓的傳奇從未消散，藏書樓，是文人的精神家園，也是文人的精神堅守。

藏書家對民族歷史的傳承有汗馬功勞

尋找藏書樓，是一個費時費力費腦子的大工程。韋力一般的策略是，先查藏書樓的名字，查到後接著查地方志和地名辦，了解大致方位；然後找當地朋友了解，那一帶有無遺迹，老街區是否尚存；查完資料，串出一條線，最後韋力會親自去一趟，跑上十天八天，一條街一條街地打聽。

韋力說：「古代沒有影像，可是中國人對民族的歷史如此熟悉，都是源於文獻。我們要感謝書的保留者為此付出世代的心血，讓後人得以讀到這些書。我們為中華民族的歷史驕傲，卻常常忘了把歷史留下來的藏書家們。尋訪藏書樓，是向藏書家致敬，他們對民族歷史的傳承有汗馬功勞。」

韋力所找到的藏書樓，四分之三都處在江浙一帶。清代藏書家徐時棟，並不算最知名，但論執著，他可能排第一。

徐時棟建的第一個藏書樓，名叫「戀湖書樓」，後改名「煙嶼樓」，藏書量達十萬卷。然而，咸豐十一年（1861年），太平天國攻寧波，徐時棟帶全家避難，把書藏到了建嶴山的金岩山洞內，卻不知怎的被附近寺廟的僧人燒來取暖，損失慘重。

同治元年（1862年），太平軍攻入寧波城，「煙嶼樓」第二次受損。當時，徐時棟為了「備份」藏書，還在寧波城西門外建了一個「城西草堂」，可是同治二年（1863年），「城西草堂」失火，藏書被燒了個一乾二淨，「劫灰十萬卷」。

至此，大部分人可能對藏書已然沒有信心，但執拗的書生就是不認命，三毀三建，又在「城西草堂」舊址上再起藏書樓，命名為「水北閣」。終於，這座藏書樓無災無難，直到徐時棟去世後，仍完好保存了38年。

徐時棟「屢敗屢戰」，卻並沒有將藏書鎖起來秘不示人。同治七年（1868年），他參加了《鄞縣誌》的編寫工程，為了方便工作人員查閱古籍資料，他乾脆把編輯部搬到了自家的「水北閣」中。

和徐時棟一樣，很多藏書家藏書，並不僅為了「藏」，而是為了更好地「用」。甚至，清末的啟蒙也可以說是從藏書始。比如，康有為，現在年輕人的第一印象是來源於高中課本的維新派領袖，但很少有人知道，他還是一位藏書家。在「萬木草堂」，他搬來了藏在南海老家的古籍，還大量購買西學著作，供弟子們學習。1898年，戊戌變法失敗，康有為所有財產被查抄，藏書的一部分被焚燒，據傳多達300多箱。

中國實業和慈善事業的開創者、曾經的中國「首富」盛宣懷，在江蘇常州建有藏書樓「愚齋」。他的藏書觀非常開放，認為貽之子孫不如公諸同好。在日本收書時，他在日記中寫道：「余志在備將來開辦圖書館，公諸同好，與收藏家不同，故和漢新舊，不拘一格。惟山海壤流，愧無以裨助學界爾。」

1910年，位於今天上海淮海路附近的「愚齋圖書館」落成。可惜，目錄尚未編完，盛宣懷就病逝了。此後，盛家後人將愚齋藏書全部捐給了民國政府，再由政府分藏於由盛宣懷參與創辦的南洋公學、聖約翰大學和山西銘賢學校。

他搶救了《四庫全書》，他的藏書樓無跡可尋

韋力說：「藏書樓的命運和人一樣，聚散離合。」

縱觀歷史，藏書樓的毀壞無外乎四種原因：第一種是朝代更迭。戰火硝煙，書與藏書樓俱遭滅頂之災；第二種是家族興衰。在古代，書是重要財產的一部分，雖然祖先抱著「子子孫孫永寶之」的美好願望，但若子孫不肖，藏書四散，也無可奈何；第三種是達官貴人的強取豪奪。有的藏書家名聲太大，藏書頗受覬覦，文人終究擋不住權貴；第四種比較特殊，是有系統地毀書，太平天國曾設立專門的「燒書官」，挨家挨戶燒書、燒書板，而太平天國的主要活動範圍又在藏書最為興盛的江南，文人淵藪，蒙此大難。

最讓韋力念念不忘的一座藏書樓，是「晚清四大藏書樓」之一的江南丁氏八千卷樓，鼎盛期，這裡曾聚書20餘萬卷。這座藏書樓也許遠沒有私人藏書樓天一閣和皇家藏書樓文淵閣那麼赫赫有名，然而，如果沒有丁氏兄弟，藏《四庫全書》的江浙三閣，將徹底煙消雲散。

《四庫全書》成書後，分藏於「北四閣」與「江浙三閣」。然而，乾隆皇帝沒有想到，僅僅過了70多年，咸豐十一年（1861年），「江浙三閣」中的最後一座，杭州文瀾閣，在李秀成破杭州後亦遭焚毀。

第二年，在杭州城西避難的丁申、丁丙兄弟，在逛書店時偶然發現，用於包書的紙張竟然是落難的《四庫全書》，紙上乾隆的御印清晰可見。丁氏兄弟決定：要一頁一頁地把文瀾閣《四庫全書》找回來。

半年後，他們共找到8689冊，占文瀾閣藏本的四分之一，剩下的四分之三，他們決定抄。從寧波天一閣、盧氏抱經樓、汪氏振綺堂、孫氏壽松堂等十數個江南藏書名家處借書，丁氏兄弟招募了100多人，以八千卷樓為「辦公地點」，抄了2.6萬餘冊。經過七年努力，終於使文瀾閣「琳琅巨籍，幾復舊觀」。光緒八年（1882年），文瀾閣重建，丁氏兄弟把補抄後的《四庫全書》全部歸還，八千卷樓歸於寧靜。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丁氏後人因生意經營不善，不得不將全部藏書低價售予江南圖書館（現藏於南京圖書館）。

書散了，藏書樓也湮沒於歷史。據史料記載推斷，八千卷樓的位置在現在的杭州上城區直大方伯巷92號邊上。民國時期曾任浙江民政廳長的阮毅成在《三句不離本杭》一書中記述，自己曾多次往訪丁氏故居，「花樹山石尚有存者，然乏人管理，極為凌亂」。所以，至少在1945年時，八千卷樓尚存。1947年11月11日，國立浙江大學醫學院附屬醫院建立，由此推斷，八千卷樓消失於1945年~1947年間。

現在，八千卷樓的遺址上有一棵掛著「樹齡117年」銘牌的廣玉蘭樹，據說是丁丙當年親手種下的。韋力並沒有將八千卷樓收錄於《書樓覓蹤》里，但他經常跟人念叨：「丁氏兄弟救了《四庫全書》，現在卻連他們的藏書樓都恢復不了。」

念念不忘，願有迴響。

有人藏書，有人散書，唯有斯文不滅

韋力在書中記錄的藏書樓，都是找到的結果，還有很多，去找了，但什麼也沒有。更讓韋力難過的是，「有的藏書樓沒有被列為文保單位，去的時候由於舊城改造，已經變成了一堆瓦礫」。當地人對站在廢墟前懊喪不已的韋力說：「你不早來，前兩天還在呢。」

藏書史研究學者范鳳書曾在《中國私家藏書概述》中統計，全國著名的藏書家有4715位。到了韋力尋訪的時代，所余不足十分之一。「我不能阻止大的進程，只能拍一些照片留存下來。如果有一天，我們又重新重視古代藏書樓，又想重新恢復建造，至少我有翔實的資料可以提供。」韋力說。

什麼時候重建藏書樓，我們不知道。不可否認，隨著時代變遷和技術發展，藏書樓的社會實用功能已經消失，1912年以後，藏書以公共藏書為主，即便藏書樓仍在，但沒有了圖書館的功能，和名人故居一樣，更多是供人憑弔與參觀。

韋力說：「說到斯文不滅，相信這個詞的人，都是樂觀主義者。這本書記錄的，只是我眼中的中國書人書事。」

在歷史上，絕大多數藏書家都為了保全藏書不遺餘力，但其中也有一個另類，他愛書，更愛散書，他就是清代著名詩人袁枚（1716~1797）。有資料稱，袁枚建於隨園內的「所好軒」，藏書最多時達到40萬卷，是除了南潯劉承幹以外的第二大私人藏書家。

才子散書，散得大張旗鼓，還專門寫了一篇文章《散書記》：「天下寧有不散之物乎，要使散得其所耳，要使於吾身親見之耳。」這位「隨園主人」表示，散書第一要散得有價值，第二要自己親眼看見。

至於為什麼要散書？袁枚解釋，古人藏書如此費錢費力，最終也因為各種原因被毀，既然如此，不如給皇宮，那樣更保險，不如給朋友，朋友還感謝我，我也開心。說干就干，袁枚把自己的藏書一部分給了正在征書的《四庫全書》館臣，另一部分給了親朋好友，很快，六七成書就這麼四散了。

隨園位於今天的江蘇省南京市上海路與廣州路交叉口。韋力找到位置後，發現此處已經變成了通體玻璃幕牆的隨園大廈，只留下了隨園的名字，而無一絲舊跡可尋。不過，袁枚若在世，可能也不會太過介懷。

乾隆十四年（1749年），30多歲的袁枚就辭官到了南京，買地建園。當時的有錢人建園林，都喜歡用高高的圍牆把私產圈起來，而唯獨袁枚的隨園沒有圍牆，任人自由出入。這位才華橫溢的才子賣食譜（《隨園食單》）、賣著作（《隨園全集》），賺得不亦樂乎，甚至吸引了來自琉球的客人前來買書。

這樣放達的藏書家，讓藏書的歷史又多了一種更為現代的思路。

責編：賈志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