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魯迅與四個女人撲朔迷離的情感1(圖)

在很長一段時間裡，魯迅是個禁欲主義者。他把自己默守成一棵仙人球，肉身苦澀，緊緊收攏；滿身長刺，攻擊人生。引用弗洛伊德創作論來說，「力比多苦悶」是文藝創作的原驅動力。魯迅的苦悶，粗略地說是源自社會苦悶與個人苦悶。我在揣想，如果沒有朱安與那樁增添無限苦惱的舊式婚姻，如果許廣平早20年在魯迅生涯中出場，魯迅的人生底色是不是要溫暖許多，他的「刀筆吏」生涯會不會少去許多桀驁？但丁在《神曲》中唱：偉大的女性，將引領著我上升……

一、魯迅與朱安

1906年，魯迅在日本三番五次接到母親催歸完婚的電報。魯迅回說，讓姑娘另嫁他人為好。母親電報的內容改為：母病速歸。孝子魯迅匆匆回國，等待他的當然是一場婚禮。這位生性開朗、喜讀小說的母親魯瑞，一生與魯迅情感極好，唯獨在兒子婚姻這件事上，做了她應該做又萬不該做的強迫。

光緒三十二年農曆六月初六(1906年7月26日)，桀驁不馴的青年魯迅，被裝了一條假辮子，頭戴禮帽，身著禮袍，一套新郎行頭，木然迎親。新娘朱安的腳怯生生從轎簾中伸出來，中等大小，半天懸空，急欲著地。而繡花鞋終於不慎掉地，鞋頭塞有一大團棉花。她舊式女人的小腳露餡了。

揭開蓋頭，魯迅看到一張狹長的臉，臉色萎黃，顴骨凸出，前額高而近禿，發育未足，似有病容。當夜，魯迅坐了一宿，徹夜未眠。此後幾天皆在母親房中看書、入睡。4天後，魯迅便借口「不能荒廢學業」，與二弟周作人啟程回日本，一走3年。傳統婚制把他請進了婚姻的城堡，但他把朱安當成「母親送給我的一份禮物，我自當好好供養。但愛情是我所不知道的」。從此，兩人分別陷身婚姻的墳墓，一人在裡頭，一人在外頭，只有荒原與冷雨，兩人都吞噬了無盡的苦澀。

1909年8月，魯迅回國。1910年7月，回紹興，後任紹興師範學校校長。雖身在紹興，魯迅卻以公務纏身為由，回家次數寥寥，實則有意迴避朱安。彼時魯迅剛剛30歲，當為一個男人的猛虎之年。但他心境寂寥，形容枯槁，時時「囚發藍衫」，抽煙買醉，貌若其《酒樓上》伶仃溺飲的回鄉青年，陷於苦悶的人生、灰暗的命運。他在寫給好友許壽裳的信中說：「仆荒落殆盡……又翻類書，薈集逸書數種，此非求學，以代醇酒婦人者也。」自嘲中道出肺腑之言。話中可見逃避婚姻的禁慾者魯迅對待女人的態度——女人如醇酒，可解萬古愁，欲求之，卻禁之。他如同一個苦行僧，承擔著存在與禁慾的絕望，而把「力比多」轉移到整理故紙堆，鬱郁心事，寄託青燈黃卷，後編成《古小說鉤沉》。而朱安在周家年復一年獨守空房，無望地等待又等待，身體與青春一起枯萎埋沒，一直到心如枯燈，命若苦瓜。

1912年，魯迅受蔡元培之邀，由南京轉北平教育部任職。前幾年，他住在「S」會館的「補樹書屋」里，據《吶喊自序》說，「那裡弔死過一個女人……夏夜，蚊子多了，便搖著蒲扇坐在槐樹下……晚出的槐蠶又每每冰冷地落在頭頸上。」可見際遇寂寥。魯迅在漫長的沉寂中潛入歷史，抄古碑，拓片……他的枕下，一度藏有一把匕首，尋思「去自己死掉……」到1919年錢玄同等人來找他，他終於呼嘯而出，為新文藝吶喊助威，寫出《狂人日記》等篇章。

1919年11月，魯迅用賣掉紹興老屋的錢，購置了北京八道灣的一座三進式四合院。作為周家長子，魯迅有大家庭理想。他把母親與朱安接到北京，安排在中院。二弟周作人一家、三弟周建人一家，分住在大且宜於兒童遊戲的後院。這時，魯迅與朱安徒有其名的婚姻已經維持了13年。魯迅年近40，朱安年已43，蹉跎難以言表。

魯迅繼續堅決地抵制著朱安。據郁達夫說，此時正當壯年的魯迅為壓抑性慾，特意穿單褲睡硬板床。魯迅自己也有這樣的說法：一個人如果不得已過單身生活，不合常態，生理變化不免導致心理變化，變得偏執，變得世事無味，人物可憎。

1923年，魯迅與周作人反目割席，憤而出走，搬到磚塔衚衕。搬家之前，魯迅問了朱安的去向——是留在八道灣，還是回紹興朱家？朱安黯然回答：「八道灣我不能住，我獨個人跟著叔嬸侄兒侄女過，算什麼？紹興朱家我也不想去。你搬到磚塔衚衕，橫豎總要人替你燒飯、縫補、洗衣、掃地，這些事我可以做……」言語十分自卑凄苦。

1924年5月，魯迅借債重新購置了西三條衚衕21號，即「我的後院有兩棵樹，一棵是棗樹，另一棵也是棗樹」之居所。兩人同在一個屋檐下，日常見面，形同陌路，日日無話。飯間對話，也無非問菜味鹹淡如何，答應者或點頭，或曰「是」與「不是」。朱安為魯迅做了棉褲，魯迅棄之不穿，後來周母叫孫伏園勸說，他依然不穿——魯迅之禁慾，居然禁慾到一條胯下之棉褲！母親問他朱安有什麼不好？魯迅只搖搖頭回答：和她談不來，談話沒味道，有時還自作聰明。魯迅舉了一個例子：有一次，我告訴她，日本有一種點心很好吃，她說是的，是的，她也吃過的。其實這種點心不但紹興沒有，全中國也沒有，她怎能吃到？

魯迅與許廣平在上海定居後，曾一度與朱安同住的俞芳問她以後怎麼辦？朱安激動又失望地說：「過去大先生待我不好，我想好好服侍他，一切順著他，將來總會好的。」又打了一個比方：「我好比是一隻蝸牛，從牆底一點一點往上爬，爬得雖慢，總有一天會爬到牆頂的。可是現在我沒有辦法了，我沒有力氣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是無用。」又說：「看來我這輩子只好好好服侍娘娘(周母)一個人了，萬一娘娘歸了西，從大先生一向的為人看，我以後的生活他是會管的。」——這時，朱安真如一隻蝸牛落地跌傷了。魯迅有了海嬰後，朱安面露喜色，為自己「無後之錯」略微感到解脫。還想著，自己死後，有海嬰給她燒紙，送庚飯，送寒衣，閻王不會認為她是孤魂野鬼，罰她下地獄，讓她挨餓受凍……

1944年，唐弢等人為保存魯迅遺物，勸阻出售魯迅藏書，到北平逗留。由魯迅學生宋紫佩陪同，去拜訪朱安。此時的朱安，已是白髮蒼蒼，敝衣霜容，生活貧苦。朱安禁不住沖著來人說：「你們總是說魯迅遺物，要保存，要保存！我也是魯迅遺物，你們也得保存保存我呀！」

這是她唯一也是最後的一聲吶喊，猶如杜鵑滴滴啼血。她曾經是魯迅的禮物，最後，她成為魯迅的遺物，而從來不是一個人，一個妻子。嗚呼悲哉！雖兩人都是一個時代的犧牲品，但朱安無疑承受了加倍的冷遇與痛苦。其一種冷遇與痛苦，直接來自魯迅。魯迅雖曾說自己也是「陪著作一世的犧牲」，但他後來有許廣平與周海嬰；而朱安做了一輩子無怨無尤的家僕，坐了一輩子無夫無子的冷宮。終其一生，魯迅對她敬重有餘而形同陌路。在一生受囿於舊婚姻囹圄的女性中，朱安是妻性最不解放、境遇最悲苦的一個。

(附：這時期，魯迅寫作《吶喊》、《野草》，有滿腔的憂憤與苦悶，希望與絕望。此間，他寫及的女性形象多為很有生物爆發力的，並且語感緊繃，姿態壓抑肅然。)

二、魯迅與羽太信子

學者孫郁說：在魯迅的個人生活中，有兩件事對他的打擊是沉重的。一個是他的婚姻生活，一個就是與弟弟周作人的失和。從八道灣遷至西三條衚衕，是魯迅大家庭理想的破滅，從此，他與多年相敬相親的周作人，永遠地分手了。

魯迅與周作人，一直兄弟怡情，魯迅對二弟的照顧與啟蒙，真真切切地「長兄如父」。周母曾說：「三兄弟住在一起十分友愛，曾經不止一次當著我的面說，兄弟永不分家。」關於魯迅與周作人的失和原因，疑雲重重。但大致上，直接導因是因為：羽太信子。

1923年7月19日，周作人給魯迅遞來一封絕交信：

魯迅先生：

我昨天才知道——但過去的事不必再說了。我不是基督徒，卻幸而尚能擔受得起，也不想責誰——大家都是可憐的人間……以後請不要再到後邊院子里來，沒有別的話。願你安心，自重。

作人

七月十八日

兄弟兩人此段時間裡的日記都語焉不詳。周作人事後撕去兩頁日記，對個中原委，周作人說：「不辯解。」「大凡要說明我的不錯，勢必須先說對方的錯。不然也總要舉出些隱秘的事來做材料。這都是不容易說得好，或者不大想說的，那麼即使辯解得有效，但是說了這些寒磣話，也就夠好笑，豈不是前門驅虎而後門進了狼嗎？」

多年來，有眾多學者或好事者紛紛揣測魯迅與羽太之間的瓜田李下，但不免是局外人的饒舌。

羽太信子，日籍女子，當年魯迅與周作人留學日本寄住「伍舍」時，羽太是他們的使女。據說，此女出身貧寒卻性喜奢侈。1909年，周作人與她結婚，1911年，攜妻歸國。較之朱安，羽太信子肌膚豐美，略有幾分姿色。又據說，患有歇斯底里症與臆想症。癔病發作時，如譫如囈。

在魯迅好友許壽裳和三弟周建人的回憶中，兄弟失和的原因，大抵是因為信子持家揮霍，又不滿魯迅的「家長」地位，而「啟孟(周作人)真昏」，聽信婦人讒言。當年魯迅在教育部的薪金每月300元，還有講課、稿費等收入，周作人也不輟筆耕，兩人的收入比一般職員的收入，已高出10多倍，但家用仍然時時拮据，月月虧空。魯迅整日勞頓，出門坐的是黃包車。而作人與信子一家，出入動輒轎車，奴僕成群，極盡奢華。魯迅曾感嘆，自己黃包車運來的，怎敵得轎車運走的？

魯迅從八道灣搬出後，昏迷高燒數月。直到1936年臨終前，給母親的遺書中還在說：他是被八道灣驅逐的，死不瞑目。而周母說：大先生和二先生的不和，完全是老二的過錯，大先生沒有虧待他們。魯迅的憂憤，曲折地寫在新編歷史小說《奔月》中，發表時，筆名為宴之敖。他解說，「宴」，從家，從日，從女；「敖」，從出，從放。他是被家裡的日本女人驅逐出去的。小說中，把嫦娥刻畫成一個抱怨吃「烏鴉炸醬麵」而獨自吞服仙藥奔月的女子，意在諷刺那位一味貪圖享樂的二弟媳。

羽太信子是魯迅家庭生活里一個打不開的死結。魯迅遭遇到一個黑匣子彈弓；而沒有這個彈弓，魯迅不會急遽走出早先的大家庭理想，能否遇見許廣平，將是無法預測的命運。

(附：這時期，他寫《故事新編》，多含沙射影，有諸多難言苦楚，諸多激憤與復仇。《故事新編》，是他對生活、人生、時局的隱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