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軍:論陝西文學的代際傳承及其他

2007年11月17日，陝西文學界在延安舉辦了紀念路遙逝世十五周年的學術研討會，隨後，又在西安召開了「陝西文學三十年研討會」。在這兩次會上，我聽到了人們對路遙創作成就的高度評價，也感受到了人們對陝西文學現狀和未來的焦慮，對陝西文學的殷切期待。這也引發了我對陝西文學的一些思考，——陝西是我的「父母之邦」，「野人懷土，小草戀山」，我對它有著無邊的眷戀，而對於陝西文學，我更是願它飛英藤茂，龍躍鳳鳴，「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荊山之玉」。　　在當代中國文學的版圖上，陝西文學無疑是一個重要而醒目的構成部分。不僅現在是這樣，半個多世紀來，一直是這樣。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延河》，乃是一份具有全國影響的雜誌，曾經發表過《百合花》、《新結識的夥伴》、《飛躍》、《憶》和《創業史》等引起關注的作品；而陝西的小說家、散文家、詩人和批評家，也都是人材濟濟，不可小覷的。　　如果歷史地考察，我們便會發現，陝西文學是只有「當代史」而沒有「現代史」的。由於遠離「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中心，由於經濟的落後和文化上的封閉，所以，陝西文學的「現代」階段，幾乎是一片空白：既沒有成立有影響的文學社團，也沒有創辦有影響的文學雜誌，更沒有產生有影響的文學家。　　二十世紀的陝西文學，開始於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中期，準確地說，形成於陝北紅色根據地政權穩固以後。正是藉助「解放區文學」的資源和助力，陝西文學才得以成為中國當代文學的重鎮。　　這樣，對陝西當代文學的全面研究，就應該把至少「五十年」的歷程做為一個整體。如果將考察的內容，僅僅限定在最近的「三十年」，那麼，我們對陝西文學的研究，就是不完整的，就必然要把第一代的陝西作家排除在外，就無法完整地描述陝西文學的發展過程和代際傳承。　　從代際構成來看，陝西文學五十年，薪火相傳三四代：柳青、杜鵬程、王汶石、李若冰、胡采、魏鋼焰等人為第一代；路遙、陳忠實、賈平凹、李天芳、高建群、程海、曉雷、王蓬、京夫、文蘭、葉廣芩、谷溪等為第二代；馮積岐、朱鴻、寇輝、楊爭光、方英文、紅柯、愛琴海、邢小利、張虹等為第三代。陝西的第四代，即「70後」和「80後」，我了解不多，也就不好判斷，不知是否仍然盤龍卧虎，蓄勢待發，——據說，似乎有些後繼乏人，青黃不接。　　在我看來，第一代和第二代的陝西作家之間，有著較為正常、積極的代際影響。杜鵬程的《保衛延安》屬於很難繼武其後的軍事文學，但是，他的工業題材小說《在和平的日子裡》，卻充滿了一種別樣的激情和格調，對莫伸等人的工業題材寫作有過不小的影響。王汶石的結構精緻、巧妙的短篇小說，對第二代作家的結構意識和敘事經驗的成熟，也起了積極的作用。比較起來，柳青的《創業史》對陝西小說寫作的影響，遠比別的作家要大、要深刻。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沒有柳青，陝西文學就是另外一種樣子。沒有柳青，陳忠實和路遙的創作，就很難達到現在的這個水平。就文學性來看，柳青所達到的境界，也是不容低估的：通過細節和對話來描寫人物心理和性格的技巧，樸素、省凈而不乏詩意的語言，從容不迫、疾徐有度的敘事態度，——這些，今天小說家比得上的恐怕還不是很多呢。　　但是，由於特殊的時代原因，具體地說，由於爭取戰爭勝利和奪取政權的現實需要，陝西文學一開始就是政治的文學，甚至可以說是戰爭的文學，一開始就自覺地服從於形勢的需要和政治的指令。柳青的《地雷》、《種穀記》、《銅牆鐵壁》和杜鵬程的《保衛延安》等小說，都屬於這樣的作品。這個時期的陝西文學雖然表現出記錄時代風雲的政治熱情，雖然具有很強的完成時代使命的責任感，甚至不乏樸素的才華和令人覺得親切的生活氣息，但是，從整體上看，它還沒有在文學的意義上形成自己的文學精神和文學傳統，還沒有確立穩定的具有現代性的價值理念。　　從積極的方面看，從第一代作家開始，陝西文學就強調切切實實地「深入生活」，就充滿熱情地刻畫能夠「代表時代精神」的嶄新的人物形象，從而形成這樣一些值得肯定的成就和經驗：　　一是強調體驗生活，強調從生活實感出發展開寫作，這使陝西的文學充滿鮮活的生活氣息；　　二是形成了較為成熟的寫實經驗，柳青和路遙、陳忠實的小說都體現出一種追求細節真實和描寫生動的自覺意識，分別代表了自己時代寫實主義寫作的最高水平。　　三是充滿責任意識、道德激情和利他傾向，力求有益於世道人心，尤其路遙的小說，做為我們這個時代在激情、理想和詩意表現上最有力量的作品，已經極大地影響了無數青年讀者，——這是陝西文學的驕傲和光榮。　　其實，陝西第二代作家在代際超越上的經驗和問題，也是值得研究的。文學發展既是一種「前喻文化」現象，即前代作家對後代作家發生影響的過程，但也是一種「後喻文化」現象，即後代作家擺脫前代作家的「影響」而另闢蹊徑的過程。如果說，在創作的開始階段，陝西第二代作家像第一代作家一樣，都無一例外地寫過一些「緊跟形勢」的應景之作，但是，隨著「改革開放」時代的到來，他們便開始艱難地超越第一代作家的局限，開始了對第一代作家的缺乏個人視境的寫作模式的超越。　　路遙是一個視野開闊、知識豐富的作家。他不僅在第二代陝西作家中讀書最多、學養最好，而且是他們中間最會思考問題、最有哲人氣質的人。雖然路遙具有自覺地接受一切優秀文學影響的開放態度，但是，俄羅斯文學對他的影響無疑是最大的。可以說，他的作品裡的道德詩意和利他精神，他對底層「平凡的世界」和「小人物」的關注，都與俄羅斯文學的精神是相通的。他固然虔誠地學習柳青的文學經驗，樂於做「柳青的遺產」的繼承者，但是，他也在清醒地克服柳青的局限。在柳青筆下，人物的個性和情感的豐富性，常常被時代性和階級性約減到蒼白的程度，《創業史》里的許多人物，如梁生寶、郭振山、高增福、徐改霞等，大都呈現出一種簡單的性格特徵，缺乏成熟的性格和充分發展的內心生活。例如，在《創業史》里，梁生寶從來不曾有過自己的思想、願望，從始至終都是按照外在的社會指令來生活和行動，比如，梁生寶接受當時流行的觀念，認為「私有制」乃是萬惡之源，一切與「私」沾邊的情感和行為，都是醜惡和不道德的：「私有財產——一切罪惡的源泉！使繼父和他彆扭，使這兩兄弟不相親，使有能力的郭振山沒有積極性，使蛤蟆灘的土地不能盡量發揮作用。快！快！快！儘快地革掉這私有財產制度的命吧！共產黨人是世界上最有人類自尊心的人，生寶要把這當做崇高的責任。」（柳青：《創業史》，第一部，第264頁，中國青年出版社，1960年6月）這種對「私有財產」的理解顯然是簡單的，有害的，甚至是反人性的，它所導致的後果，便是對人的自由的限制，是對人的合理要求的剝奪，是對人的內心世界的嚴重扭曲和傷害，因為，「私有財產」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個人在生活和行動上享有多大的獨立性和自由度，也與個人的幸福感密切相關。同時，反對「私有財產」必然要求限制個人的權利，把一切謀求個人發展和個人利益的努力視為不道德的行為，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個人與集體、自由與服從之間的緊張關係。例如，徐改霞想到城裡當工人，也算是積極響應「工業化」的號召，但是，儘管如此，她的內心卻仍然覺得不安，仍然產生了強烈的內疚感甚至罪感：「啊啊！分配給渭原縣的名額只有二百八十個女工，報名的突破三千了。光城關區就有一千多報名的。根本沒上過正式學校的，都湧進城來了嘛！有些閨女，父母擋也擋不住。有些是偷跑來的！」（柳青：《創業史》，第一部，第440頁）站在這千百個報名的女孩中間，徐改霞深深地自責起來，覺得自己進城當工人的想法是自私的、可恥的，甚至因此怪罪起一直在這件事上幫助她的郭振山，最後，當「穿灰制服的女幹部」王亞梅告訴她「工人比農民掙得多，所以才會有盲目流入城市的想像」時，可憐的改霞簡直羞愧到了無地自容的程度、痛苦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　　……她想哭。自己多沒意思！難怪那天在黃堡大橋左近菜地草庵跟前，她一提想考工廠，生寶就冷淡她了。她是該被冷淡的，甚至是該被鄙視的！……唉亥！俗氣！真箇俗氣！兩年前五一節在黃堡鎮萬人大會上代表全區婦女聲討美帝的徐改霞，竟給人這樣的印象！在城裡能找到一個沒人的僻靜地點嗎？改霞要認真地哭它一場！（《創業史，第一部，第447－448頁》）　　但是，在路遙那裡，情況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人生》中的高加林無疑可以被看做另一個時代的徐改霞。他面對的同樣是農民的後代進城的問題，同樣面臨著進退去留的抉擇，同樣面臨著忍受給予的生活還是與命運抗爭的抉擇，同樣承受著巨大的道德考驗和尖銳的心靈痛苦，然而，路遙極大地擺脫了那種僵硬的道德律令的壓抑和拘執，而是站在同情的立場，來處理一個悲劇性的衝突：個人自我發展的合理要求與這種要求的時代性壓抑之間的尖銳衝突。同時，路遙還真實而尖銳地提出了這樣一個被長期忽略的問題：在反對、消滅「私有財產」的過程中，我們是不是讓農民承受了太多的痛苦？是不是讓他們付出了太大的代價？是不是讓他們放棄了太多的自由？　　雖然，有時候，路遙也從道德上批評高加林，但是，他又是多麼愛他和同情他啊！如果說徐改霞是一個簡單而蒼白的人物，那麼，高加林卻是一個複雜而真實的人物，用路遙自己的話說，就是「要給文學界、批評界，給習慣於看好人與壞人或大團圓故事的讀者提供一個新的形象，一個急忙分不清是『好人壞人』的人」（《路遙全集》（散文·隨筆·書信），第19頁，廣州出版社、太白出版社，2000年9月）；如果說，我們從徐改霞身上看到了柳青對於時代的過度順從和盲從，那麼，我們從高加林身上看到的就是路遙對於變化中的「城鄉交叉地帶」生活的獨立觀察和深刻思考。如果說，柳青的著眼點在抽象的時代經驗，而且幾乎只是根據「時代」的「宏大」經驗和權威指令的嚴格規約來寫作，那麼，路遙的著眼點就在具體的個人經驗，而且主要根據包括自己在內的具體的未被「時代」陰影遮蔽的個人的經驗來展開敘事。　　當然，毋庸諱言，路遙的寫作還沒有達到成熟和深刻的高度。他還沒有成為一個知識分子，仍然缺乏徹底的批判精神。所以，他的寫作就更多地停留在經驗的層面，而沒有進入真正思想家和批判者的高度。路遙一方面在寫具體的人，寫他們的艱難和堅韌，但是，另一方面，他又想對那個抽象的「時代」唱讚歌，所以，最後，他便在某種程度上把柳青的局限也「繼承」了下來。總之，直到寫作《平凡的世界》的時候，路遙還仍然是一個處於成長和展開過程的作家，無奈天不假年，使英才早逝：「如何靈祗，殲我吉士？誰謂不痛，早逝即冥；誰謂不傷，華繁中零。」（曹植：《王仲宣誄》）這不僅是陝西文學的巨大損失，也是中國當代文學的巨大損失。　　陳忠實的寫作模式轉換意識的覺醒，來得比較晚些。直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他的寫作基本上還是在一種隨順時代的慣性推動下進行的，不同的是，與第一代作家比起來，他稍微多了些問題意識，而這種問題意識，決不比「時代」提供給他的更多、更尖銳、更深刻。但是，虔誠的態度和廣泛的閱讀拯救了他。據他自己在《創作經驗談》里說，為了學習寫作的經驗，他曾經化了很多時間細緻地閱讀莫泊桑和契訶夫的小說。而到了八十年代中期，對於自己寫作的強烈的危機感，使他產生了徹底改變寫作模式的強烈衝動。他說：「到了1985年，當我比較自覺地回顧包括檢討以往寫作的時候，首先想到必須擺脫柳青和王汶石。我曾在一篇文章里寫到這段經歷，概括為一句話說，一個業已長大的孩子，還抓著大人的手走路是不可思議的。……但有一點我還捨棄不了，這就是柳青以『人物角度』去寫人物的方法。」（陳忠實：《尋找屬於自己的句子——<白鹿原>寫作手記》，《小說評論》2007年第6期）他讀了大量的書，深入地閱讀了涉及心理學、哲學、社會學、歷史學和犯罪學等內容的著作，尤其細緻地研究了包括《百年孤獨》在內的優秀作品的結構方式和敘述技巧。他坦率承認《古船》和《活動變人形》對自己的影響。他接受「文化心理結構」的理論，把這當做使他「獲得了描寫和敘述自由」的關鍵。他終於實現了對第一代作家寫作模式的超越，實現了對自己的寫作困境的超越，終於寫出了一部厚重的可以做「枕頭」的小說。　　《白鹿原》的成功在於它很好地解決了「可讀性」的問題，在於它塑造了許多足以不朽的人物形象，在於它所包含的對民族命運的危懼悲呻的憂患，在於它對中國文化前途的凄涼在念的關懷。但是，陳忠實的超越，也是未臻至善之境的。《白鹿原》無疑是二十世紀後五十年中國長篇小說最重要的收穫，但是，如果放在整個世界文學的比較視境里，我們就可以發現陳忠實這部作品的問題：狹隘的民族意識、缺乏更為深刻的思想、缺乏更為超越的批判精神、缺乏現代性的價值建構。　　賈平凹寫作模式轉換的經驗支持，來源於這樣幾個方面：一是民間文化，主要是民間的逸聞、傳說、野史，以及當下的「段子」和民謠等等；一是中國古代的小品、筆記小說和包括《金瓶梅》在內的著重於表現世態和風情的小說；一種是包括沈從文、孫犁在內的「南方氣質」的寫作，他早期的作品所表現出來的比較清純的意境和比較雅秀的文體，大多得益於對沈從文和孫犁等「水性氣質」寫作的模仿和學習，——遺憾的是，「凈手剪指甲，做鞋泥里踏」，他最後竟然完全落入了「狎邪小說」的歧途，墮入了「戀污癖」的爛泥塘。在有的人看來，這也許是一個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現象。其實，細細一想，也不奇怪。這是因為，就中國文學的現代傳統來看，賈平凹與以魯迅為代表的「五四」文學是非常隔膜的，甚至是格格不入的，因為，我們不僅在他的作品裡看不到現代性的啟蒙精神，看不到對中國舊傳統的理性的批判態度，而且，他對舊文人的趣味和生活方式，始終抱著一種認同和肯定的態度；就世界文學的偉大傳統來看，賈平凹對俄羅斯的充滿在教激情和拯救精神的文學是排斥和拒絕的（賈平凹曾一篇訪談文章中明確表示他不喜歡俄羅斯文學），對英國的充滿幽默氣質的文學、德國的充滿理性精神的文學、法國的充滿浪漫激情的文學，他都是隔膜的，不感興趣的，他認同的外國文學作品，多是《尤利西斯》這樣的另類小說，他認同的外國作家，也多是語言風格接近中國的「水性氣質」文學的作家（例如海明威）。　　站在「世界性」和「人類性」的高度來看，賈平凹的創作只是一個過渡時代的地區性現象，換句話說，儘管他一時可能會成為巨大的新聞話題，但似乎很難成為一個世界性作家，而他的作品似乎也很難對人類的精神生活產生積極的影響。他只屬於他的「時代」，或者準確地說，只屬於他的時代的「市場」和「媒體」。　　從文化氣質來看，陝西文學可以分成三種形態，即高原型精神氣質、平原型精神氣質和山地型精神氣質。路遙所代表的高原型精神氣質的文化，具有雄渾的力量感、沉重的苦難感、淳樸的道德感和浪漫的詩意感，但也有價值視野不夠開闊的問題。它與陳忠實受其影響的關中平原型精神氣質的文化不同，後者具有寬平中正的氣度、沉穩舒緩的從容，但在道德上卻顯得僵硬板滯，缺乏必要的寬容和親切感；它也與賈平凹等陝南作家受其影響的山地型精神氣質的文化迥然相異，後者屬於這樣一種氣質類型：輕颺、靈脫、善變，但也每顯迷亂、淫麗、狂放，有鬼巫氣和浪子氣，缺乏精神上的力量感及價值上的穩定感和重心感。　　現在來看，隨著路遙的去世，陝北高原型精神氣質的寫作顯然已漸趨消歇；以陳忠實為代表的關中平原型精神氣質的寫作，似乎也處在一個停滯階段或者說轉型過程；而比較活躍的，是陝南山地型精神氣質的寫作，只是這種寫作聲勢不小，但成績不大，不僅如此，這種模式的寫作，甚至還有很多的問題，面臨著巨大的危機，——這應該引起我們的警惕和研究。　　就整體的情況來看，陝西文學既是輝煌的，但也是殘缺的。它的經驗，值得我們重視和研究，但是，種種的問題，也應該引起批評家的注意和分析。一味地唱讚歌，而不注意研究問題，其結果最終會把陝西文學導入歧途。　　是的，如果用更為嚴格的尺度來衡量，我們就會發現在陝西文學中曾經長期而普遍地存在的一些問題，那就是，依附性大於主體性，「時代性」大於「現代性」，服務性大於啟蒙性，肯定性大於否定性。換句話說，陝西文學普遍缺乏啟蒙意識，缺乏批判精神，缺乏獨立的價值立場，缺乏對「現代性」的探索熱情。他們要麼滿足於亦步亦趨地做自己時代的「歌手」和「書記官」，要麼徹底退回到純粹私人的生活領域，滿足於自哀自戀的「私有形態寫作」。更為嚴重的情形是，有些陝西作家，始終沒有徹底擺脫「小農」的狹隘的根性，心胸褊狹，目光短淺，對於現代的都市文明，充滿偏見和敵意。　　具體地說，陝西文學的問題，較為嚴重地表現在以下六個方面：　　第一個問題，是缺乏完全獨立的人格精神和高度自覺的批判精神。從與現實和權力的關係來看，陝西作家整體上表現出一種隨順的姿態。面對現實，他們往往傾向於選擇簡單地認同甚至讚美的態度，而不是做生活的冷靜的觀察者和批判者。柳青、王汶石的寫作，終其一生，沒有擺脫這樣的局限；陳忠實《白鹿原》以前的作品，大半是順應現實的；路遙的《平凡的世界》則分裂為兩個世界：一個是真實的，一個是虛假的；一個是「平凡的」，一個是「非凡的」；一個是讓人覺得親切的，一個是令人覺得隔膜的，——正是後面這一部分，減損了他的這部小說的影響力，破壞了小說的內在的完整性。　　第二個問題，是缺乏距離感，這既指時間的距離，也指情感的距離；既指與外部世界的距離，也指與自我的距離。距離是產生美的前提條件。對於試圖包含複雜的生活內容的史詩性作品來講，作者與自己將要處理的對象和題材內容保持適當的距離，實在是一件必要的事情。司馬遷就與他深受其害的冷酷的劉漢政權，保持了足夠大的情感距離，否則，我們就看不到「成一家之言」的《史記》了，就看不到對無賴劉邦的摘心取肝的刻畫了。但是，很多時候，陝西作家似乎傾向於縮短與外部世界的距離，縮短與自我的距離。像《創業史》、《新結識的夥伴》、《信任》、《滿月兒》、《秦腔》都是與外部世界距離太近的作品，《廢都》則是與自我距離過近的作品，這些作品的問題最終都表現為缺乏敘事作品所必不可少的真實和準確、客觀和公正。　　第三個問題，是缺乏理想主義和科學主義的啟蒙精神。沒有理想之光的照亮，就沒有文學的燦爛輝煌。偉大的文學不僅寫出了生活所是的樣子，它還致力於寫出生活當是的樣子。文學既是人類克服生活的無意義感的手段，也是人類通往精神上的理想世界的途徑。一切偉大的文學，都有一個自己的烏托邦，或者說，都有一個屬於自己理想圖景。理想主義和科學主義必然指向啟蒙主義，指向對現實中存在的庸人主義和愚昧現象的反思和批判。所謂啟蒙，就是揭開一層層的遮蔽物，使人們知道什麼是好的，什麼是壞的；什麼是必須拒絕和告別的，什麼是應該嚮往和追求的。所以，啟蒙最終指向光明、美好，指向一個更為理想的世界。啟蒙精神是一種現代精神，具有燈與火的作用，是可以照亮世界和溫暖人心的。它要求作家，既要勇於面對黑暗，面對外部世界的黑暗和自己內心的黑暗，又要創造光明，要像魯迅那樣充滿破毀「鐵屋子」的激情，要「肩住黑暗的閘門」，放別人到光明的地方去，讓他們「合理地度日」，「幸福地做人」。它要求作家要有科學精神，而不是做迷信和無知的奴隸。　　然而，遺憾的是，陝西作家中，除了朱鴻、寇輝等少數第三代作家，似乎普遍缺乏這種啟蒙精神。有的作家喪失了最起碼的科學精神，缺乏最起碼的理性精神，因此，在作品中津津有味地渲染反科學的事象，不遺餘力地渲染神神道道的怪異事象。甚至在現實生活中，有的作家也傾向於用神秘主義的方法來解釋生活。西方有句話：over simplification is always an insult to intellect.翻譯成漢語的意思是：過分的簡單化是對人類智力的羞辱。充滿迷信色彩的神秘主義，就是對世界的一種過分簡單化的認識，因而，是對人類智力的羞辱。用迷信的方式解釋一切，是認識領域的典型的懶漢主義行為，是極其有害的，因而是要不得的。最近，讀到賈平凹的長篇新作《高興》，發現他對生活的理解，對人物的塑造，都是簡單的，虛假的。賈平凹小說在描寫人物、敘述情節上的虛假和隨意，就與這種嚴重的「簡單化」有著直接的關係。因此，他如果想克服自己創作上的問題，就必須在自己的內心培養科學主義的精神，點燃理想主義的火焰，從而使自己的作品成為能夠照亮人心的啟蒙性質的作品。　　第四個問題，是階級意識和民族意識大於人道主義精神。人道主義是一切偉大文學的精神基礎。真正的文學總是充滿對人類的摯愛，對人類命運的關注，對一切人的熱切的同情，對人類平等和最終解放的追求。按照簡單的階級鬥爭理念展開敘事的人，是不可能具有博大的人道精神的，因而就不可能對所有不幸者都給予溫柔的憐憫和同情，例如，柳青不僅對姚士傑這樣的「階級敵人」缺乏起碼的平等態度，而且對素芳這樣的「被污辱與被損害的人」也顯得很冷漠，甚至多多少少還有點歧視。寇輝的《黑夜孩魂》（《延河》2002年第4期）就極大地超越了柳青，他像葉賽寧在《狗之歌》中一樣，表現出一種極其富有人性內容的態度，從而使他的這篇小說成為一個不容忽視的優秀之作。陳忠實的《白鹿原》則將民族情感置於人道主義之上，在敘述民族衝突的時候表現出一種簡單化的態度和立場，——如果與蕭洛霍夫和羅曼·羅蘭比起來，陳忠實在這一問題上的殘缺，就顯得更加明顯和嚴重。在缺乏人道主義精神上，問題最嚴重的，當然還是賈平凹。他在《廢都》中出於發泄壓抑的情緒的消極需要，將幾乎所有在小說中出現的人物，都置於一種被羞辱、被傷害的境地，簡直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詳見拙著《時代及其文學的的人》，第39－75頁，中國工人出版社，2004年8月）。　　第五個問題，是反都市文明成為一種頑固的精神姿態。對現代都市文明充滿誤解、恐懼和敵意，乃是很長時間裡陝西文學中普遍存在的一種文化傾向。對於城市，這些「農裔城籍」的作家，充滿一種既愛又恨的複雜心理，——他們通過寫作進入城市，但是，又覺得自己與城市很隔膜，所以，便以農村作參照來打量城市和城裡人，覺得城裡人並不像農村人那樣活得自由和自在、健康和真實。這樣，雖然已經定居在城市，做了城裡人，但是，這些農村出身的作家，卻樂意把「我是農民」掛在嘴上。他們藉此顯示自己對城市的排斥態度。然而，這與其說顯示著一種虛妄的傲慢，毋寧說是表現著對於自己的「農民」身份的強烈的焦慮和自卑。於是，貶低和否定城市，在某些作家那裡，便成了一種捍衛內心「尊嚴」的策略和方式，進而成了一種堅定不移的文化立場。他們甚至常常用動物主義原則，來貶低、羞辱和對抗城市。例如，在《廢都》里，都市裡的人連動物和植物都不如，因為，他們跑不過意志「普通的羚羊」，也不如「一棵草耐活」，而「只有西京半坡人，這是人的老祖宗，這才是真正的人」（《廢都》，第253頁，北京出版社，1993年6月）；賈平凹總是用動物作尺度來衡量人：「如果把人放在遼闊的草原上，放在崇山峻岭，那人就不如一隻兔子，甚至一隻七星瓢蟲！」（第254頁）在《廢都》中，賈平凹甚至把牛當做拯救人類的新「基督」。在賈平凹的筆下，牛比人強大，也比人智慧，因此，它要把自己的生活強加給人類：「……牛在這個時候，真恨不得在某一個夜裡，闖入這個城市的每一個人家去，強姦了所有的女人，讓人種強起來野起來！這種衝動它是有過一次的。」（第254頁）　　公正地說，《廢都》在對自我情緒的暴露上是大膽、坦率的，但是，僅有無所顧忌的勇敢和無畏，顯然是不夠的，是不可能寫出一部優秀的作品的。創作偉大的作品當然需要勇氣，但更需要剋制，需要達到較高境界的教養、深刻的思想和豐饒的詩意，尤其需要開闊的精神視野和追求現代文明的激情。然而，用魯迅的話來說，在內容上，《廢都》「……所感覺的範圍頗為狹窄，不免咀嚼著身邊的小小的悲歡，而且就看這小小的悲歡為全世界」，從藝術層面來看，它的「技術是幼稚的，往往存留著舊小說的寫法和情調」（魯迅：《<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導言》）。我實在不明白，面對這樣一部失敗的作品，面對一個如此嚴重的文化病象，為什麼有的批評家不僅視而不見，無動於衷，而且，還要大吹法螺，好話說盡？我同樣不明白的是，為什麼有的批評家過去將《廢都》貶得一錢不值，現在卻將它吹到了天上？　　第六個問題，是文學批評嚴重缺席。我曾在《真正的批評及我們需要的批評家》中說過這樣一段話：「從功能和作用上看，文學批評通過對作家、作品及思潮現象的分析和評價，積極地影響著讀者的閱讀和作者的寫作，維護文學肌體和社會精神環境的健康。批評會潛在而有力地影響一個時代的文學風氣和精神氣候。」（李建軍：《時代及其文學的的人》，第315頁）是的，沒有真正的批評，沒有尖銳的質疑和不滿，作家創作中存在的問題，就不會被揭示出來。如果批評家與作家之間的友誼，被降低為低俗的互相吹捧，被等同於文過飾非的話語交換，那對文學來講，簡直是糟透了！　　無疑，陝西的文學批評在對陝西作家的研究和評論上，是做出過成績的。但是，陝西第二代批評家與作家之間的關係太好了，太親密了，常常好到了可以把文學放在一邊的程度，親密到了再拙劣的作品批評家都能看見「突破」、「超越」和「傑作」的程度。長此以往，面對陝西作家的問題，陝西的批評家基本上處於失語的狀態，——與第二代作家同代的批評家不便批評他們，比第二代作家晚一代的批評家則不敢批評他們。不僅如此，有的批評家甚至通過虛假的傳記寫作等方式，製造神話，縱容作者，遮蔽真相，誤導讀者，造成極為消極、有害的後果，——這是極為嚴重的失職，甚至是不能容忍的瀆職。　　我希望陝西的批評家尤其第三代批評家，能夠切切實實地履行自己的職責，即通過認真的、冷靜的批評，揭示陝西作家的經驗，剖析他們創作中的問題。這樣的批評，才是有尊嚴的批評，才是有價值的批評，才能使陝西文學配得上它所享有的盛名，才能對得起讀者對它的尊敬和信任。　　關中大儒張載有幾句非常著名的話，馮友蘭先生在幾篇文章中五體投地地三複其言，稱之為「橫渠四句」：「替天地立心，替生民立命，替往聖繼絕學，替萬世開太平。」元好問則在《送秦中諸人引》中說：「關中風土完厚，人質直而尚義，風聲習氣，歌謠慷慨，且有秦漢之舊。」的確，陝西是一個文化積澱深厚的地方。陝西的文學之樹，如何才能植根於傳統的厚土，開放出現代文明的燦爛花朵，凝結出可以被人類共享的豐碩果實，這既是陝西文學的研究者應該關心的問題，也是我對陝西作家的殷切期待。

2007年12月10日夜，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