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中國超級富豪們熱衷於將孩子送到國外？| 長報道

▲參加真人秀節目《公主我最大》的Weymi Cho (左)和她的朋友們

溫哥華HBIC TV推出以中國女富二代為主題的真人秀節目《公主我最大》（Luxurious Lifestyles of the Ultra Rich Asian），希望藉此呈現溫哥華亞裔富二代的生活型態。相關宣傳影片上傳youtube不到24小時，已接近4萬5點擊率。一項中國銀行與胡潤報告的研究發現，百分之六十的中國富人要麼正在遷往西方國家的過程中，要麼在考慮這樣做。中國人正以每年大約450億美元的速度轉移財富。並且不僅是金錢，越來越多他們的後代，也被送往西方國家接受教育、創業和社交。2月22日，美國《紐約客》刊出了雜誌編輯JiaYang Fan的一篇長文《黃金一代》（The Golden Generation）。這篇文章從歷史、社會等多種角度解析了中國富豪們的移民熱和送子女出國熱。她在文中提到，貧窮和落後的記憶在中國人的集體意識中始終存在，「你父母年輕時越窮，他們越想為孩子營造更好的環境。」他們渴望擁有一個受過西方教育的孩子，希望孩子能夠接觸到自己所無法接觸的文化和政治資本。而討論富二代，是國家在逐步走向成熟時，國民對一國未來精英的憂慮。

編譯 | 陳睿雅

來源 |《紐約客》

作者 | JiaYang F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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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一個清涼的星期天早晨，Weymi Cho駕駛著她的新車來到溫哥華市中心，在我住的酒店處把我捎上，這是一輛紅色真皮座椅的白色瑪莎拉蒂GT跑車。前一天夜裡她只睡了兩小時。她的公寓新裝了一台卡拉OK機，她和一些朋友們整夜唱歌、喝尤烏·里括香檳酒，這處公寓價值四百萬美元，可以看到城市的海港。Weymi 20歲，身材瘦削，大眼睛，如瀑長發及腰，在當下的場合里，她穿著一件真絲迪奧襯衫。她有矜持的、近乎貴族般的氣質。剛過10點，我們要去購物了。

Holt Renfrew，巴尼斯百貨商店（Barneys）在溫哥華的近似物，Weymi習慣周末常去的地方之一，儘管她知道其局限性：「它不比拉斯維加斯，那兒明顯有更好的選擇。」當我們抵達商店，她解釋道。Weymi的英語有微妙而明顯的口音，當我切換到普通話時她如釋重負。她的話語點綴著歐洲品牌名稱，被用來充當貨幣。一個女傭的月工資，可能是一雙Roger Vivier緞面高跟鞋的價格。外出一晚會花費掉半隻麂皮絨Birkin包。在Weymi的上個生日，三月，不到一個小時，酒水就花費了她大約4千美元——超過兩個Fendi手提包。

商店裡，Weymi認出了一個以前的同學，她們都曾就讀於溫哥華的一所時裝學院，她在這裡當售貨小姐。她談到中國顧客的態度。「他們把這兒當超市，」她說，「一件三千美元的外套就像一盒牛奶。」另外一個售貨小姐加入對話，感嘆道，這樣的揮霍否定了任何排外的意義。Weymi同意。「我甚至不忍直視Chanel包，」她提到一點，「每個人和他們的姨媽如今都有一個boy bag。」

Weymi14歲時搬到溫哥華，上寄宿學校。她的家庭在台灣擁有一個成功的半導體生意，她在台灣長大，父母來自大陸。她和姐姐上的是國際學校，為出國留學做準備，整個夏天她在美國或澳大利亞旅行。「我爸爸總是想讓我們的英語要好，」她告訴我，「永遠是計劃將我們送到西方國家。」

去西方國家是很多中國新貴的計劃。過去十年，他們席捲而至紐約、倫敦、洛杉磯之類的城市，搶購房地產，引發了關於不公平和全球化財富的焦慮。富裕的中國人成為公眾想像力的常客，正如20世紀90年代的俄羅斯富人，以及在此之前幾十年裏海灣國家的富人們。華人在溫哥華的存在特別明顯，多虧了在環太平洋地區的城市位置，宜人的氣候，輕鬆的生活節奏。中國的新貴們視這座城市為避風港，不僅是他們的金錢，還有越來越多的他們的後代，他們來到這裡接受教育、創業和社交。

中國富人的孩子被稱為「富二代」。在一個貧窮和節儉曾是常態的文化里，他們的奢侈變得臭名昭著。去年，中國首富之子在網上發布照片，他的狗帶著兩支金質蘋果手錶，前爪各一支。網路論壇上，網友們抱怨著富二代「炫耀的並非他們所掙得的東西」，而且「他們怪誕的炫耀對於中國社會的倫理道德觀是一劑毒藥」。習近平主席提到過「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人士、特別是年輕一代致富思源、富而思進」的需求，而且政府近來為70個富翁的孩子們開辦了研修班，讓他們接受中國傳統價值觀和社會責任的速成課。

然而富二代依舊令人著迷。一些最流行的中國電視劇，例如《百萬新娘：無悔的愛》，以及《冰與火的青春》——劇情聚焦富二代，他們的愛情生活可以鞏固或危害家族財富。還有一檔富二代真人秀節目，《公主我最大》（Ultra Rich Asian Girls of Vancouver），Weymi參與其中。

這個由普通話和英語所拍攝的節目，線上播出，被世界各地的中國人熱切觀看。它記錄了6個年輕女孩的生活，炫目的名牌和尖銳的白眼在令人迷惑的快節奏剪輯里展開。女孩們瘋狂花錢來證明自己的地位，然後對他人的炫耀表示不屑。第一季結束時，一個女孩被指責為犯下恐怖的罪行——試圖用假的愛馬仕包和非名牌服裝來冒充富家女。第二季在洛杉磯取景，其中的兩個女孩正在尋找奢華的別墅。

對暴發戶的鄙視態度並不局限於中國，但中國的版本很特別。多虧了共產主義的遺產，幾乎所有的財富都是嶄新的財富。沒有可以模仿的舊貴族，沒有如何花錢的模板。我問了《公主我最大》中的一些女孩，作為嫉妒和責難的目標是一種什麼體驗。「在節目的網路論壇里，人們總是，像是『為什麼他們炫耀成那樣？』」Weymi聳聳肩，說：「我不認為我在炫耀。我只是在過我的生活。」

▲ 王思聰在微博上發布照片，他的狗帶著兩支金質蘋果手錶，前爪各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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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物過後，Weymi和我去到一家高檔的泰國餐廳，拍攝節目第二季的最後一集，為了節目餐廳已被清空。我們早早到了，我同節目的創作者Kevin K. Li聊天。Kevin，37歲，生於溫哥華的一個講粵語的家庭，他為這座城市許多的網路節目工作。他告訴我，他曾設想這是一檔「富人和名人生活方式」、《長大》，以及《真實主婦》的混搭節目。他說：「我猜測，如果我們好奇這些孩子的豪華生活，那麼，加拿大、美國和亞洲的人們也會想。」

演出很容易。Kevin拍了一個簡短的宣傳片，一個朋友的朋友展示了一系列的包、駕駛了蘭博基尼。「一家當地媒體播出後它就像病毒一樣傳開了。」他告訴我。人們開始用採訪請求轟炸他。「富二代的主題現在時機成熟。每個人都會好奇，每個人都有話要說。」

漸漸的，表演的其他成員抵達餐廳——彷彿Helmut Lang，Alexander McQueen，以及玫瑰金iPhone的遊行。她們是Diana，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和亞洲研究專業，23歲，在日本、韓國、菲律賓和香港生活；Chelsea是她學校里的朋友，是卡司中唯一的已婚女性，她最近有了自己的第一個孩子，但看上去苗條無比，她穿著一件粉紅色的娃娃裙，覆蓋著精巧的羽毛，搭配高聳的Gucci高跟鞋，給人以搖搖欲墜的小鴕鳥形象；Ray，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的金融專業學生，她帶來同樣是富二代的男朋友；Pam，26歲，女孩兒中她年齡最大、最犀利。女孩們等待著拍攝開始，她們細緻地察看著每一個人的著裝和配飾細節，她們的神態間既有溫暖也有競爭，彷彿持續消費的生活培養了一種親密。

在這一集里，Kevin出場了，他要主導一個關於女孩兒們這一季經歷的圓桌討論。但實際的圓桌是否可取，爭論出現了。Chelsea擔心桌子會遮住服裝太多部分——「早知道我們就在下面穿睡衣了」——但Kevin的眼睛在構圖。「我知道你希望的是什麼樣子，」他同情地點點頭，「但我們有六雙腿，看起來會很凌亂的。」

這一集從香檳祝酒開始，之後Kevin拋出一系列乏善可陳的問題：Diana為期一天的低預算生活實驗感覺如何？（不好。）在洛杉磯選購房屋呢？（很好的別墅，但位置不太好。）Kevin問女孩們和其它階層的人約會會有什麼潛在困難？輕微的暫定後，Diana說：「會很難。我之前做過，它就是」——她花了一秒鐘撫平劉海——「就是大家都感覺到尷尬和不舒服。」

這是討論中不和諧的時刻之一，但攝像鏡頭以外的交談更說明問題。某個時刻，Diana並不只對某一個人地宣佈道：「我要去修整我的臉。」她聽說最近韓國發明了一種整形手術，叫3-D塑形（3-D molding）。無創，各種各樣的支架和其他設備用來把臉型塑造成亞洲文化認可的橢圓形。

Weymi幫腔道：「上一次，我和爸媽還有姐姐去韓國，我想做，我爸媽不讓我做。」

「這是高科技，」Diana漫不經心地說，「而且很自然。恢復只需8個月。」

我問為什麼她這麼年輕還要忍受這樣的過程，Diana用一種接近於憐憫的困惑表情看著我。

「為了一張更美的臉，當然。」她說。

▲ 加拿大溫哥華富二代真人秀《公主我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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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約1/3的中國財富屬於僅僅百分之一的人群。當中國的窮人仍然聚居在世界經濟中的發展中國家時，最近一份報道指出中國的億萬富翁比美國更多。傑弗里·溫特斯（Jeffrey Winters）是西北大學的一個政治教授：「中國正在發生的事情構成了人類歷史上財富分層最為迅速的出現之一。」他對我說。溫特斯，《寡頭政治》（Oligarchy）的作者，指出中國是少數國家之一——俄羅斯是另一個顯而易見的例子——極端的財富分層在共產主義革命中被消除了，而之後再次出現。正如俄羅斯，中國突然形成的新的寡頭政治，意味著那裡有許多超級富豪，他們還不熟悉根深蒂固的貴族們悄悄保護財產的方法。「不論文化或年紀，傳統的貴族從長久的經驗里知道，財富隱蔽、少見是更安全的。」溫特斯說。但新貴們，正如托斯丹·凡勃倫（Thorstein Veblen）理論，通過炫耀性的消費彰顯財富。

一項中國銀行與胡潤報告的研究發現，百分之六十的中國富人要麼正在遷往國外的過程中，要麼在考慮這樣做。（「富裕」被定義為身家超過1000萬元人民幣——大約150萬美元，這在中國是一筆可觀的財富。）中國人正以每年大約450億美元的速度轉移財富。大多數的錢已進入房地產。據美國房地產經紀人協會，中國買家已成為美國住房市場最大的外匯來源。

有錢的人因各種原因離開中國。有人擔心污染。其他人想為孩子確保一個良好的教育。周雪光是斯坦福大學的社會學教授，他曾在中國獲得學士學位，他告訴我：「中國教育系統中的比賽是眾所周知的殘酷，」他接著說，「好學校有那麼多位置，一定程度上，你有多少錢並不重要——你進不去。」不過，對於富裕的中國人，移居國外最根本的原因是，財富在中國岌岌可危。比起焦慮，對國家經濟增長的放緩和股市動蕩的擔憂在加劇。超過一定程度後，沒有培養政府官員的支持，或者有時是買通支持，生意很難再取得進步，官員們常常在被競爭對手唆使煽動的情況下被反腐清掃出局。

庄思博（John Osburg），一個在成都常年研究成功商人的人類學家，他告訴我：「擔心始終存在，如果與自己關聯密切的官員在反腐運動中倒台，他們也會受到牽連，甚至沒收財產。還有一個顧慮是，商業競爭對手如果和政府中某些人關係更好，可能運用他們和政權的裙帶關係來打壓對手。」他知道有人將中國的福布斯年度富豪榜視為詛咒。「在名單上的人們，連續幾年來，在一年或兩年內出現，然後成為某種犯罪調查的目標，或者在腐敗醜聞里被打倒。」他說。

在溫哥華，Weymi提到這種焦慮的普遍性：「我有些在上海的親戚是官員——都是乾淨的，當然——告訴我他們朋友的故事，他們正為最近的腐敗打擊力度而煩惱。在中國，重要的不僅僅是你做的，還有你的關係網。」

尋求移民的中國富人數量如此顯著，這是第一次。幾千年來，統治階層傲然孤立。「人們現在把中國視作新興經濟體，但是在1810年前，它有兩千年都是世界主要經濟體。」哥倫比亞大學專攻精英的社會學教授沙姆斯·可汗（Shamus Khan）告訴我。「在此之前，中國的精英非常保守，看待外國人眼光勢力。他們認為歐洲的精英是落後人群，覬覦中國文化。」西方人冒險旅行，從中華帝國獲得珍貴的商品——瓷器、茶葉、絲綢，而中華帝國視自己為世界的中心。

只有到了19世紀，西方才明顯超過中國，特別是軍事技術領域。因中英貿易不平等而爆發的鴉片戰爭，導致了恥辱的失敗，以及最終，帝國終結。「中國與全球化的第一次相遇帶來了自身的崩潰，此後這個國家從未完全恢復，」可汗說道，「中國新一代精英的出現，恰是中國第二次與全球化接軌，具體維度如何逆轉，這會非常有趣。」

▲ 據《2016胡潤全球富豪榜》，北京十億美金富豪人數達100位，首次超越紐約成為世界最多十億美金富豪居住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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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攝後緊接著的Party，持續到凌晨。Ray和她的男朋友指向一個男人，這個男人知道每一個人。他擁有一輛阿斯頓·馬丁——這本身不是一個區別，因為他們都在考慮買一輛，但這輛的特別之處在於，它是最新一部007電影里幽靈黨同款的阿斯頓·馬丁，而且是加拿大BC省僅有的一輛。

這個人是Paul Oei，一個能說會道、滿頭銀髮、50歲的人。當我介紹了自己，他立即拍了一張自拍照發到Instagram——這是他慣常打招呼的方式。然後他遞給我3張商務名片。第一張確定了他是有機生態中心有限公司的創始人和CEO，一個堆制肥料的公司，也是這個節目的贊助商；第二張，溫哥華華裔小姐選美比賽的主席；第三張，加拿大Manu移民和金融服務公司的負責人。Oei10年前成立的Manu，提供移民策略、投資和中國公民移民國外如何適應的建議。對於想要在溫哥華立足的富二代，他是一個值得信賴的推手和非官方的大使。

Oei說，如此多的中國人想要搬到溫哥華，Manu可以容納更多的潛在客戶。「他們毫不猶豫地置業，」他說，「這裡非常便宜，比如說，比起紐約、洛杉磯、香港，或日本。首先，購買房地產非常划算，然後，第二，這些人有這麼多錢，他們想要多樣化，把錢放到安全的國家。」

我問他，他合作的那些人是否可視作中國的百分之一。「我不會說他們是百分之一，」Oei回答，「更多像是介於百分之一和百分之二的。」他的客戶往往在地區製造業城市得到了蓬勃發展，而最富有的人來自北京、上海和深圳。「金字塔最頂端有政治支持或聯繫，」他說，「他們不需要轉移財富。」

幾天後，Oei帶我去最近開在溫哥華市中心的一家中國餐廳吃晚餐。停車場里的賓利和勞斯萊斯，以及廣闊的海濱景色，給我一流賓客的印象，北京烤鴨，88美元。Oei一邊從小陶罐里倒出香菇湯，芳香四溢，一邊進一步闡述了那些決定紮根加拿大的中國家庭的目標和態度。初期，他們經常認為這是一個暫時的安排。「當他們到了，最初一兩個月，他們想回去，」他說，「這個新世界太無聊了。」轉折點通常在一年半以後。「經常是孩子，畢業了，然後他們說：『我愛加拿大。這兒就像天堂——我不想回去。』」

餐廳的老闆，胡媛（音），順便經過我們這桌來跟Oei打招呼。一個四十多歲的女人，面頰飽經風霜，舉止簡潔，她曾是北部城市西安的一個成功的餐廳老闆，來溫哥華兩年了。當我問她怎麼決定過來的，她微笑著搖搖頭。「我丈夫來溫哥華旅行，然後他的哥們兒們把他拽去開放參觀日（open houses），」她說道，「接下來我知道的就是，我們在這個城市簽約了產權契約。」儘管昂貴，但她沒有覺得這是她留在這座城市的承諾。這似乎是針對中國經濟變化莫測的保險。

讓她思考留下的是她的11歲兒子。她告訴我，他正在參加洛杉磯少年高爾夫錦標賽，她正在計劃為了兒子逐漸向東搬遷。胡女士略帶幾分自豪地解釋了她開餐館的計劃，洛杉磯，拉斯維加斯，然後最終，紐約。我問為什麼是紐約，她吃驚地看著我：「為了我兒子，當然。東北部是所有頂尖大學的所在地，那是他將來會生活的地方。」

胡女士的當務之急是她這一代人的典型，中國第一波企業家。社會向市場經濟過渡的過程中，他們積累了大量資本，足以在一種新的特權氛圍中撫養子女，而獨生子女政策的遺產，讓父母期望的那束目光緊緊追隨子女。此外，貧窮和落後的記憶在集體意識中始終存在。我記得Ray曾告訴我：「你父母年輕時越窮，他們越想為孩子營造更好的環境。」聲望和實用性的思考刺激了他們渴望擁有一個受過西方教育的孩子。同樣相關的還有Oei的觀察，他的客戶們在中國不是最富或最有關係的人，他們希望孩子能夠接觸到自己所無法接觸的文化和政治資本。討論富二代，是國家在逐步走向成熟時，國民對一國未來精英的憂慮。

▲庄思博（John Osburg），一個在成都常年研究成功商人的人類學家關於中國商人的著作《Anxious W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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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溫哥華，我遇到了Andy Yan，他是一個城市規劃師，關於城市的房地產市場做了大量的研究。我們開車去了西點格雷，最貴的區域之一，它俯瞰布勒內灣。（通常，最合意的房地產在西部，朝向大海，國際貨幣潮將長期居民推入內地。）這是一個明亮而涼爽的下午，當我們駕駛著經過一個又一個枝繁葉茂的街區，我們見到的僅有的車輛是養護車。「感覺這兒像一個電影場景。」Yan說。我們經過的房屋，是可以看到水的宮殿，呈現出對舊世界的歐洲魅力剪切、黏貼的作法：法式窗戶兩側有科林斯柱，覆蓋著都鐸式的屋頂。Yan指了指站在許多安全門旁的獅子雕像：「這是一個大破綻，主人是中國人。」

Yan生於溫哥華，他的家庭來到這裡將近一個世紀。他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學習了城市規劃，然後在傑出建築師譚秉榮（Bing Thom）那裡得到了一個工作——譚是溫哥華本地人，他的家庭最初來自香港，Yan的工作是監測城市房地產繁榮帶來的影響。最近一項研究，Yan發現在三大高端西側街區出售的單戶住宅，70%是由中國人購買的。許多房屋的居住者將自己描述為家庭主婦或學生——27%的受訪者，其房屋平均價值305萬美元。這個發現讓Yan將之稱為「宇航員」家庭安排。房屋的購買者，通常是丈夫，他們在亞洲生活和工作，掙錢很快，然而他們將家庭成員安置在加拿大，為了將錢轉移到社會和政治穩定的地方。Yan為溫哥華這樣的地方創造了一個短語「對沖城市」：他們是用來防範國內波動的地方。

過去六年，溫哥華獨棟住宅的價格上漲了75%，平均190萬美元。同時，家庭收入中位數幾乎沒有改變。當地人的經濟差距並沒有消失。去年，一位憤怒的29歲女人發布了一張自拍，標籤是#沒有一百萬。數百名溫哥華的其他市民紛紛效仿。

David Eby在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省立法議會上是溫哥華-灰岬選區代表，他告訴我最近他會見了小區的居民協會。「所有的交談都是關於大陸的錢。焦慮很多，從某種意義上說，大陸買家購房，但不回饋社區或融入其中。」

壓力之下，溫哥華市長羅品信，提出了豪宅稅和房地產投機稅。他建議提高投資性房產空置稅，要求對國際投資和缺席的業主進行「更好的跟蹤」。但似乎這些措施不太可能實施。房價上漲，普通加拿大人發現自有房屋價值攀升。聯邦政府中的許多人，包括總理賈斯廷·特魯多，主張對具體措施保持謹慎，以免打壓房產價值。此外，富有的國際買家意味著更高的稅收。「國家對稅收上癮了。」Eby告訴我。

我問譚秉榮相關的變化。房地產繁榮，當然，對建築專業來說不錯，但如今譚快70歲了，發生在他家鄉的事情令他困擾。「我生意很好，我在溫哥華房地產上賺的錢，比我工作一輩子的都多。」

譚對消費已經有效地代替生產成為溫哥華的成長性行業表示擔憂。「城市變成了一個旅館。」他說。他反對——國家授予居留權以換取投資的做法——他稱其為「銷售國籍」，包括加拿大和美國在內。「我認為任何國家都應該反對這個，因為你不是在購買最好的人，」譚說，「他們不在自己的國家投資。沒有歸屬感。但這是世界趨勢。它正在英國發生，正在法國發生，正在澳大利亞發生。任何地方。」

▲ 加拿大溫哥華富二代真人秀《公主我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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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識是富二代正在準備繼承父母的事業，但並不一定是這樣。節目中的一個女孩告訴我：「我爸爸不願意讓我殺了他辛苦創辦的公司。他跟我說：『如果你沒有能力來接管，你最好是每月拿月收入，把管理權交給別人。』」父母經常提供給孩子一筆錢，讓他們去創辦自己的小企業，考驗他們的商業才能。Weymi的父母允諾她50萬美金，去創辦一本介紹奢侈生活方式的雙語雜誌，雜誌會免費發放到高端商店，培養客戶的排他性。「我沒有計劃通過它來掙很多錢，」Weymi說道，「但我的朋友都很同意：這是一個非常Weymi的項目。」Ray的男朋友，雖然還沒有畢業，但正計劃在溫哥華的市中心開一家迴轉壽司餐廳，父母入股的金額客觀。「我計劃所有的菜單都在ipad上，不僅可以點菜還可以玩遊戲。」他告訴我。

我在節目里遇到的所有女孩，唯一一個有工作的是Pam，她興緻勃勃地在每周70小時的工作時間裡擠入3次演出。她是這個節目的製片人，在她叔叔開辦的拍賣行里工作，經營著自己的模特經紀公司。一個上午，我陪她從一個工作到下一個。我們在一個臨時搭建了跑道的服裝店碰面，她正在為一個慈善活動面試模特，然後乘車去了拍賣行。她顯然很享受這種節奏。「做朝九晚五的工作，太無聊了，你無法跟人打交道，」她大笑著說，「我最大的缺點是，完成枯燥的任務對我很困難。」她引用了一個成語，虎頭蛇尾。

Pam精力充沛。她講話，常常在英語俚語和滿是諺語的普通話之間切換，讓人聯想到一個分割屏幕上的人。她從哈爾濱來到溫哥華，上中學。15歲前，她給自己租了一個屋子。她告訴我：「如果我一直待在中國，我覺得我會被保護得很好。遠離我的家庭讓我能更珍惜他們的犧牲。」Pam回憶起大學時她等待一筆5萬5千元美金的轉賬。幾天後，她打電話給媽媽，媽媽說銀行有點小的手續問題。之後，一個親戚透露了她媽媽的生意瀕臨破產。「像是，第一次，我真正地了解到我媽媽多麼不想要我擔心。我不敢想我是多麼的粗心啊。」

我們駛入了一個購物中心，在寫著「VANDERFUL拍賣公司」的標誌牌前停下——「精彩（Wonderful）」和「溫哥華(Vancouver)」的雙關語。paM帶我走進一個陳列室，滿是水墨山水畫、瓷馬雕像、精美雕刻的紅木茶几。她是這家公司的營銷總監，作為公司商務中唯一的英文交流者，她花了兩個月時間把拍賣目錄從中文翻譯成英文。參觀倉庫時，Pam指著玻璃櫃里的一個小的彎曲竹板，說，這是給書法家休息手臂的。「你稱它什麼？」她低聲說，然後不好意思地說，自己最終用英語把它渲染為「手肘升降機。」「商務翻譯，」她點點頭，「比人們想像的還難，而且英文詞典里不是什麼都有。」

這個感嘆我常常在溫哥華聽到，它似乎表達了一種令人羨慕的國家化生存伴隨而來的錯位。當我們在一個精緻的清代櫃檯前停下來，我問Pam她是否想過在中國工作。她考慮著這個問題，手指在柜子面板上雕刻的孔雀身上移動。

「事實上，我不確定現在我還能完全融入那裡，」她慢慢地說，「我缺少父母的中國商業訣竅。西方人都是直截了當。但是，當你在中國談判條件，重點是沒有說出的東西，同時隱藏和暗示你真正想要的東西。在中國，我被對待得像個幼稚的小孩，有時我覺得自己像個外星人。」Pam和很多她的朋友，十幾歲就移民，在兩種文化中生存。加拿大人，和西方人一般，高深莫測。他們的父母曾希望孩子能擁有的文化資本可以是難以捉摸的。但在中國發生令人眼花繚亂的變化之時離開中國，讓他們在那兒也是外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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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ymi有一天晚上和我吃晚餐。第一次，她穿著隨意——及膝長的羊毛開衫，sensible flats，沒有化妝——我們前往一家風格簡約的中國餐廳，叫小四川，地點是里士滿，遍地是加拿大出生的中國人，和法拉盛、皇后區很像。Weymi駕駛的時候，我問她比起亞洲是否更喜歡溫哥華，她說是的。她輕輕敲了一下方向盤，說：「就像這個：當我在這裡開車，需要轉彎，我打開我的轉向燈，然後轉彎。這是世界上最普通的事情。而我在亞洲，我亮出我的信號燈，然後人們馬上，不是減速，而是全都加速然後攔住我的路。太令人發狂了，然後，一小會兒後，我也變得像那兒的每一個人了。當我在亞洲，我就不打轉向燈。我就這麼做。你沒有辦法。」

小四川比名字所暗示的更大。幾乎在那兒的每一個人都是中國人，當我們進去的時候，Weymi朝一桌吵鬧的年輕人揮手。「在這個小鎮上，每個人都認識彼此。」她心不在焉地說。我們點完菜後，她問：「你想看我和賈斯廷·特魯多的合照嗎？」她瀏覽著自己的手機。「當時他還不是總理，然後我只是叫他一起照照片。我喜歡賈斯汀。實際上，我喜歡大多數的加拿大政客。」但是，她說西方人在一些例如大麻和死刑的問題上太自由了。（中國比其他任何一個國家處死的人都多，每年超過1000人。）

我們吃的時候，談話轉移到不平等，以及它在中國和加拿大可見的程度。「你去過東哈斯汀嗎？」她問，指的是一個相當於貧民窟的臨近溫哥華的城市，周圍是時尚的酒吧和百萬美元的公寓。「那就是你看到的極致。但大多數情況下，每個人在這兒的生活都還不錯，」她停頓了一下，「至少，比中國好很多。」她回憶起去上海時，誤入棚戶區，裡面是從中國農村來的外來務工者們，然後她談到中國南方，雲南的貧困地區，她媽媽出生的地方。「當我小的時候，我媽媽會告訴我他們以前有多窮，」她說，「那是一種讓你恐懼餘生的貧窮。」Weymi的外祖母和姨媽洗衣謀生。「她不想像她媽媽或姐姐一樣，總是閑言碎語地說著村裡比自己富裕一點點的人，」Weymi放下筷子，「這是典型的鄉下人的雞毛蒜皮的小事，但如果她留在那裡，那就是她的一生，」她搖了搖頭，深呼吸，「我的意思是，你可以想像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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