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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雲「九一三」》

 「九一三」事件發生至今已經30多年了,儘管事件的性質和主要情節已成定論,但圍繞林彪出逃的前因後果仍有某些疑問,在人們心頭解之不開,揮之不去。......  這一方面是由於有些疑團和迷霧,當初就客觀存在,30多年來從未廓清,也無法廓清,因為主要的當事人都已消失,死無對證;另一方面是由於徹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黨實事求是的作風得到了恢復,有些過去講得不妥的地方恢復了歷史的本來面目,有些過去沒有披露的材料現在披露了出來。一、關於林彪手令  9月8日,林彪在北戴河寫下了「盼照立果、宇馳同志傳達的命令辦」的手令,林立果拿著它作為尚方寶劍,在「小艦隊」內部下達命令,開始了謀害毛澤東的陰謀活動。林立果把這個「手令」給江騰蛟看過,江騰蛟還作了誓死效忠林彪的堅決表態。但是,據張聶耳在《風雲「九一三」》一書中講:「江騰蛟在羈押中兩次講,他所看到的手令,與公布的這份周宇馳臨死前撕碎後拼上的不一樣,字體不像。」

  對於江騰蛟的說法,有兩種可能:一種是手令本來是一個,江騰蛟慌亂之中,看走了眼,誤以為有兩個手令。另一種是江騰蛟看得仔細,確實有林彪親筆寫下的和林立果、周宇馳偽造的兩個手令,林立果、周宇馳偽造林彪手令的目的是借林彪這桿大旗來欺騙、蒙蔽包括「小艦隊」在內的他搞陰謀活動所需要的一切人。

  也有人說,手令有兩種:豎寫和橫寫的。中央文件和「兩案」公審時公布的是豎寫的手令,而胡萍和關光烈則說看到的是橫寫的手令。胡萍看到過周宇馳練林彪的簽名,他認為手令是周宇馳模仿、偽造的。關光烈在林辦時,聽到葉群曾布置秘書們學林彪的字,林辦的李根清學了,學得還很像。據此,關光烈認為,手令是林立果模仿、偽造的。(2000年9月9日舒雲採訪關光烈筆記)

  林辦秘書中唯一看過手令的是於運深,他沒有對手令的真偽提出過疑問。他看到的是豎寫的手令。他看到手令一事是他在「九一三」後主動向專案組交代的。(張雲生、張叢堃:《「文革」期間,我給林彪當秘書》,香港中華兒女出版社2003年版,第758頁)

  至於手令的內容,究竟所指什麼,應該作何理解,倒有文章可做。如果孤立地看,確實看不大明白,也容易產生歧義。但是,如果聯繫當時的背景看,應當不難理解其真實含義。

  張寧在《塵劫》(香港明報出版社1997年版)中認為,林彪從來不用小、中號紅筆書寫,而是用紅油筆,這個被撕碎的手令是別人模仿的。(孫一先:《在大漠那邊》,中國青年出版社2001年版,第354頁)但張寧不是林彪辦公室的秘書,她怎麼會熟悉林彪的書寫習慣呢?再說,即便一個人的書寫習慣再固定,誰又敢說沒有一次例外呢?

二、關於《「571」工程紀要》

  國內外曾有人懷疑《「571」工程紀要》的真實性,這是沒有根據的。《紀要》確有其事,從空軍學院繳獲的《紀要》明白無誤地是於新野的筆跡。疑點在於,林彪是否看過這個《紀要》?目前披露的材料,尚沒有證據表明林彪親自看過這個《紀要》;但反過來,也沒有證據表明林彪沒有看過這個《紀要》。(張聶耳:《風雲「九一三」》,解放軍出版社1999年版,第320頁)從「小艦隊」成員的口中,有過《紀要》留在北戴河的交代。但留在北戴河是林彪親自看過呢,還是葉群親自看過?這仍需要尋找過硬的第一手的證據。

  不過,有一點可以肯定,《紀要》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林彪的某些思想和語言,它是林彪和毛澤東發生嚴重分歧和尖銳矛盾後的產物。

  三、關於林彪最後的心態

  林彪自中共九屆二中全會後情緒低落,在北戴河消沉到了極點。但是不是幾次想到了死呢?大鷹在《「九一三」事件始末》中寫到林立衡與林立果9月7日下午的一次談話,其中說林立衡問首長亦即林彪知道暗殺主席嗎?林立果回答說「他同意」,並說「他現在不想活了。這些都是他的主意」。圖們在1994年8月10日的《中華讀書報》上撰文說,林彪曾對李文普交代:「北戴河的房子不要蓋了,反正我活不了幾天啦!把這個門改到東邊就可以了。」9月11日12時30分,內勤聽到林彪說:「反正活不了多久了,死也死在這裡,一是坐牢;二是從容就義。」如果林彪真的想到了死,他很可能什麼事都敢下決心干。言不離「死」,很可能是他末日的悲鳴,是他自知自己的陰謀難以落實而預先發出的無可奈何的哀嘆。一個患上政治抑鬱症的人,對死亡的看法往往是異於常人的。

  林彪太喜歡、太信任、太看重兒子林立果了,林彪又長期形成了被葉群控制的習慣。而葉群和林立果,平時有矛盾,關鍵時刻又意見不一致,一個哭哭啼啼要跑到國外,一個摩拳擦掌要和毛澤東硬拼,林彪被攪得心煩意亂,最終一度猶豫動搖,舉棋不定。晚年、病態中的林彪,其判斷形勢、作出決策的心智,由於受感情因素和利益驅動的干擾和制約,已經大打折扣。

  據知情人透露,林彪乘車從96號別墅下來駛往山海關機場,一度曾命令隨車的警衛參謀李文普中途停車,但被葉群、林立果所攔阻,林立果為此開槍打傷了企圖執行命令的李文普。林彪為什麼要停車?難道是他經過激烈思想鬥爭後要改變主意嗎?事實究竟如何,唯有請當事人中僅存於世的李文普出來說明真相了。(1987年秋訪問紀登奎談話記錄)

八、關於林彪座機是否返回過山海關機場

  張寧在《張寧:自己寫自己》一書中說,林彪座機起飛後20多分鐘,又聽到了飛機返回的聲音。「96號樓的人都聚集在坡頂向機場方向遙望,只聽得飛機在機場上空轟鳴盤旋,大家都認為飛機回來了,一定是想降落……飛機向蓮花峰飛來,在96號樓上空盤旋,久久不離去,大家仰望著它,最後看它在空中畫出一個形似問號的線路,然後向北方飛去,再也沒有回來。當時大家解不開飛機為何在空中畫問號的謎,後來得知機場關閉的消息,不但山海關機場關閉,當時相關的機場也關閉」。(張寧:《張寧:自己說自己》,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第256~257頁)

  張寧的說法意思很明白,林彪座機曾經返回想降落,但機場關閉,落不下來,只好遠走高飛。

  《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中介紹「九一三」事件時,引用了類似張寧的這種有代表性的觀點:「較近的一篇非官方文章對"九一三』事件的有關描述提出疑問,集中討論了以下問題:為什麼林彪夫婦不按事先安排的那樣往南飛呢?

  該文認為,林彪一家並沒有立即放棄原先設想的南逃廣州、另立中央的計劃,畢竟,他們只要飛三個小時,就可以實現該計劃。文章指出,這架三叉戟飛機在空中飛了近兩個小時,而這樣一架飛機從山海關飛到溫都爾汗要不了一個小時,因此,三叉戟飛機實際上首先往南飛了約10分鐘時間,然後調頭返回山海關,但發現山海關機場已遵照周恩來指示關閉。

  為什麼林彪一夥放棄南逃計劃不得而知,但該文暗示,是周恩來不讓林彪著陸,以迫使他飛往蘇聯,這樣他就站在了人民的對立面,成為國家的叛徒。」

  張寧的說法可置疑之處不少,比如,三叉戟飛機不是直升機,它怎麼可能圍繞96號樓久久盤旋呢?

  外國人的說法更是經不起推敲,且不說林彪座機起飛後周恩來命令地面指揮所向空中呼叫,說飛機只要回來,不論在哪個機場降落,周恩來都親自去迎接,就拿關閉機場的禁空令下達的時間來說,也不合邏輯。

  據當年在空軍指揮所協助李德生處理林彪出逃事件的作戰參謀朱秉秀證實,中共中央政治局的禁空令是1時56分開始到2時20分左右下達完畢的,如果林彪座機真的想返回北戴河機場,至少沒有禁空令的障礙。(轉引自《北京日報》2001年4月30日,第16版)

十一、關於林彪及林彪座機是否一度想返回,但上面不讓林彪降落

  這其實就是說林彪對外逃曾有過猶豫動搖,甚至一度萌生回心轉意念頭的問題,但最後是被「逼」跑的。

  當晚,跑與不跑的主動權完全在林彪手中。他如果不下決心跑,是沒有人能逼他跑的。如果他下決心從天上再返回降落,也一定能夠降落。且不說周恩來通過地面塔台向飛機呼叫,說256號專機無論在哪裡降落,他周恩來都到機場去接;就是不和周恩來說,悄不聲響地在北京、廣州、大連、山海關等機場降落,也完全沒有問題。因為在林彪專機沒有越境之前,中央壓根沒有下達「禁空令」,不存在「逼」他出逃的問題。

  有人根據256號專機墜毀前曾由蒙蘇邊境折返,是向東南方向亦即中國方向飛,便得出林彪試圖返回的結論,其實大謬不然。其一,向東南方向飛,是轉彎選擇地形,屬迫降前的正常動作,因為飛機降落的規則是通場、一轉彎、二轉彎、三轉彎,然後落地。其二,那時油料已經不多才迫降,如果返回中國,不是明擺著找死嗎?其三,還有一種未經證實的說法:256號專機企圖由蒙古進入蘇聯國境前,曾與蘇方聯繫,蘇方警告說,不許入境,否則擊落,這才使256號專機放棄降落伊爾庫茨克的意圖,改為就地迫降。這種說法顯得過於勉強。

  不過,有兩個情況卻值得研究。一是前面提到的李文普最初交代的林彪在汽車上一度命令停車,但被葉群、林立果所阻止;二是256號專機出境前,在位於中蒙邊境的貝爾廟上空轉了一圈。倉皇逃命,按說應當抓緊時間,不顧一切地飛往蘇聯,為什麼會轉圈呢?轉圈不會是選擇降落,潘景寅很清楚那裡沒有機場,只能是越境前最後的思想鬥爭,只是不知道究竟是林彪還是潘景寅在進行思想鬥爭。(2001年9月12日空軍參謀長梁璞談話)

十二、關於林立衡的報告及其對林彪的態度

  9月12日晚林立衡幾次向中央報告林彪那裡準備出逃的情況,是有功的。這一點,中央一直是肯定的。她處在那樣一個環境中,身為那樣一種地位,又是面對那樣一種嚴重、兇險而又緊迫的情況,能做到這一點,實屬難能可貴。

  但是,林立衡的報告和對林彪的態度,她前後說法卻並不完全一致,甚至發生了相當大的變化。

  一開始報告,林立衡用的是葉群、林立果要把林彪「弄走」、「挾持」這樣的字眼。1981年年初「兩案」審判結束時,林立衡給即將解散的全國「兩案」辦公室來信,說林彪是被葉群及林立果「小艦隊」成員「騙上飛機」外逃的。此前兩年,她已經這麼說。此後,她一直這麼堅持。

  早在1971年10月,林立衡知悉中央57號文件將把林彪問題向全黨公布,並對林彪事件定性後,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表態:「文件對林彪等叛黨叛國的批判和結論完全正確,表達了全國人民的共同心愿,代表無產階級革命的根本利益,我堅決擁護黨中央和您的這一英明決策。林彪反黨集團妄圖反革命政變,陰謀敗露,狗急跳牆,狼狽逃竄,自我爆炸,遭到歷史的懲罰……」

  1972年8月28日,林立衡給周恩來寫信:「林賊是一個十足的蔣介石式的個人野心家、陰謀家……林賊是一個偽裝更加巧妙、手段更加陰險的反革命兩面派。我們決定一輩子批判林彪反黨集團的滔天罪行。」

  直到1975年10月30日,毛澤東仍收到林立衡給他的揭發林彪歷來主張說假話、拍馬屁和耍反革命兩面派的言論和事實。

  但是,到了1979年11月初,林立衡給江西程世清寫證明材料時,便開始說林彪是「被騙上飛機」的。從此,她就一直這麼堅持。

  1988年春天,在林立衡的要求下,和羅瑞卿的女兒羅點點見面時,林立衡再次談了對「九一三」事件的看法。羅點點問她是不是她先向周恩來報告的,她說是。羅點點又問為什麼,她說:「林彪是個馬克思主義者的同時更是個堅定的愛國者,他根本不會同意離開自己的祖國,林彪是被迫登上飛機的。」林立衡還說:「林彪對毛澤東的弱點和黨內生活的種種不正常是有深刻了解的。」「葉群這個人政治品質不好,投機心理強。」(羅點點:《紅色家族檔案》,南海出版公司1999年版,第285~287頁)

  由於林彪一家林立衡是倖存者,又對林彪有較多了解,她應當提供更多的情況和材料。當然,前提必須是實事求是。這是最要害、最根本的,容不得半點自私自利和感情用事。

十三、關於256號三叉戟上的黑匣子

  1985年1月8日,新華社駐貝爾格萊德記者楊達洲發回一條電訊,他輾轉聽到一條有關林彪座機墜毀的消息。據時任蒙古黨中央某局局長的那木斯萊的妻子稱,她是漢學家,從頭到尾參與中國飛機墜毀案。黑匣子的錄音她聽了,機上人員在激烈爭吵,跟地面導航站之間也有爭論。過幾分鐘吵一陣,還有射擊聲。她斷定飛機上有林彪,但蘇聯人不相信,後來他們要走了黑匣子。但是,對此說法,新華社駐蒙古的記者王義民認為完全是捕風捉影。

  張聶耳的《風雲「九一三」》一書中說,「飛機上沒有黑匣子,黑匣子是後來才有的……」這不對。儘管黑匣子在當時還是極為稀有的,但三叉戟飛機上已經安裝了黑匣子。澳洲記者彼德·漢納姆1993年獲准採訪蘇聯克格勃將軍扎格沃茲丁時,曾詢問林彪座機上有沒有黑匣子,扎格沃茲丁回答說,黑匣子找到了,但克格勃鑒定時沒有發現錄音里有飛機和地面的通話。孫一先在自己2001年1月出版的書中也說:「至於更能進一步揭開256號墜毀之謎的飛機黑匣子,尚在俄羅斯當局手中。墜機死難者的遺體,包括身首異處的林彪、葉群的屍體,還有那些機上的遺物,俄羅斯和蒙古當局沒有絲毫理由再繼續扣壓,應當無條件地交還中國。」(孫一先:《在大漠那邊》,中國青年出版社2001年版,第364頁)終有一天,黑匣子的解密能為研究林彪出逃提供新的材料,解開這個最大的謎底。

  也許,果如克格勃將軍所說,黑匣子里一片空白,什麼問題也說明不了。據康廷梓講,黑匣子是語音黑匣子,只能記錄爆炸到半小時前的情況,以前的自動抹掉。但究竟黑匣子能否說明問題,前提是對黑匣子有個正式的結論。 十四、關於外國某些當事人的不同說法

  原蒙古外交部專員、曾參加中蒙雙方視察林彪墜機現場的古爾斯德,一直到他去世,還堅信墜毀的飛機上沒有林彪。(孫一先:《在大漠那邊》,中國青年出版社2001年版,第325頁)

  最早發現飛機墜毀的蒙古拉哈瑪大娘,對記者這樣談到當時的情景:那是個可怕的夜晚。凌晨,一陣嗡嗡聲把她驚醒,她急忙穿好衣服,出門一看,發現這難聽的聲音是空中傳來的,這時羊群驚散,馬嘶狗吠。她仔細一看,從西南向北飛過來一架冒著大火的飛機,飛得相當低,在巴圖腦爾布蘇木上空,繞圖門山轉了一圈,順著扎森山谷向西南方向飛行,聲音越來越大,大概不到20分鐘,在蘇布爾古盆地墜毀。當時沒有聽到大的爆炸聲,只看到現場大火連天。(孫一先:《在大漠那邊》,中國青年出版社2001年版,第359頁)

  當年蒙古外交部次長、參與處理林彪墜機事件的永棟,30年後打破沉默,對日本記者談了林彪墜機的一些情況。他說:飛機一進入蒙古國境,為了躲避雷達,即實行低空飛行,但我國從一開始便掌握了該機的飛行軌跡,因為該機在極低的低空飛行,轟隆聲響,我國是循聲而追蹤的。失事後,我們知道是中國軍機,因為機內槍械散亂,死者多穿軍服。「對於墜機的原因,雖然眾說紛紜,但是事實上並未遭到外界攻擊,亦未有機器故障的跡象。也有說法指系燃料用盡,抑或過於低空飛行而與地面撞擊摩擦等等,但是並沒有任何證據足以顯示這些說法的可信性,因為引擎、儀錶等均十分正常,燃料也十分充足。比較值得注意的是,現場是寬廣的草原地帶,地上留有長達800公尺的滑行痕迹,而令人揣測該機系擬準備降落,但是因為土質過軟,途中機體陷落、機翼折斷而引起爆炸起火。總之飛機失事並不是如外間所傳的原因,系因降落著陸失敗所致。」(2000年8月22日台灣《中國時報》轉引自力平《周恩來一生》,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版,第500頁)

  蘇聯高級外交官羅高壽發表了飛機墜毀前發生了嚴重情況的見解。1992年4月17日《參考消息》轉載了法國《世界報》的如下報道:

  羅高壽談林彪出逃飛機墜毀事件

  〔法國《世界報》4月15日報道〕林彪事件:羅高壽證實中國的說法。

  一位前蘇聯的高級外交官第一次證實了中國官方對共產主義歷史上最離奇的事件之一——林彪事件的說法。羅高壽明確地說,背叛了毛澤東的接班人是在一架1971年9月13日墜毀在蒙古靠近溫都爾汗的荒原上的一架飛機里被人發現的。俄羅斯新任駐北京大使羅高壽當時正在烏蘭巴托的蘇聯大使館任職。他說,蘇聯駐蒙古使館那時全然不知道林彪政變未遂後想到蘇聯避難的計劃。

  由於蘇聯人曾說無法驗明在事故現場發現的「五號」屍體的身份,人們對中國關於林彪事件的說法一直持一種懷疑的態度。最近一段時間以來,一些蒙古領導人使這種懷疑重新復活了。因此提出了好幾種假設,其中一種認為林彪是在北京或療養地北戴河被暗殺的,載著他的親信們逃走的「三叉戟」飛機就是從北戴河起飛的。

  據羅高壽說,飛機在墜毀前發生了嚴重情況,「在機艙內有一些彈洞」。是搭機人與機組人員交過火嗎?克格勃的檔案也許會提供解開這個謎的新鑰匙。

  羅大使說,莫斯科會對那時在蘇聯見到林彪感到困惑。大使這樣說就排除了關於林彪反毛得到蘇聯支持的說法,「他當時已走到了絕路,出逃是一個表示絕望的行動。」

  按照常理,當事人的說法是最可信的第一手資料,應當作為最有說服力的證據來看待。但是,對於同一件事,當事人說法迥異、各執己見的情況也不鮮見。

  破侖的死因、希特勒的屍骨葬地、肯尼迪的遇刺真相,諸如此類的歷史謎案,至今仍是歷史學家爭論不休並為之傷神的課題。林彪的出逃與機毀人亡也有某些相似之處,比如256號專機上是否有彈洞就是如此。它的某些疑團,需要眾多的研究者尤其是當事人拿出更多的更有說服力的材料,經過一番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裡的辨析,從而得出科學的、可靠的、經得起歷史檢驗的結論。

  當然,由於這一事件的特殊歸宿和死無對證,某些情節如果不說是千古之謎的話,至少是值得長期研究探討的。

  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指出:「1970年至1971年間發生了林彪反革命集團陰謀奪取最高權力、策動反革命武裝政變的事件。這是"文化大革命』推翻黨的一系列基本原則的結果,客觀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和實踐的失敗。毛澤東、周恩來同志機智地粉碎了這次叛變。」

  林彪的倉皇出逃及機毀人亡,自然是林彪的悲劇,又何嘗不是毛澤東的悲劇,又何嘗不是黨的悲劇!一個執政黨,信奉什麼樣的哲學,實行什麼樣的路線,構築什麼樣的體制,運用什麼樣的機制,遵從什麼樣的政治生活準則,建立什麼樣的人際關係,以及通過什麼樣的手段方式解決黨內矛盾,啟動什麼樣的程序選擇和確立黨的接班人,等等,這一切的一切,都有歷史的慘重教訓可供借鑒。今天,對林彪出逃事件進行扎紮實實的考證,引人注目的恐怕不是事件本身的神秘性和可讀性,而是事件背後所隱藏的必然性和提供的歷史教訓。為了防止林彪、葉群、林立果式的人物再生,為了防止「文化大革命」的悲劇重演,為了剷除曾經嚴重危害黨和國家正常的民主生活,容易滋生野心家、陰謀家、兩面派的土壤,不妨繼續科學而深入地研究「九一三」事件。歷史和歷史人物永遠是一面鏡子,永遠是一掛警鐘,也永遠是一部百讀不厭、足以溫故而知新的教科書。關鍵在於後人如何審視和解讀,如何看待和把握。

  1999年2月16日至7月4日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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