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東三論之：「教派衝突」何以壓倒「民主轉型」丨沸騰

過度依賴石油、經濟高度國有化，導致中東的中產階級發育不良，既缺乏經濟地位，也缺乏政治地位，更不可能在意識形態上與極端主義抗衡。社會轉型缺乏足夠充實的社會基礎，是其必然失敗的重要內部原因。

文/於德清

本·拉登如果不死，或許對當下的中東現實會比較「滿意」。

伊斯蘭國做大，讓基地組織黯然失色，但是，他十餘年前「以教派衝突分裂伊斯蘭世界」的宏大構想，則變成了現實。

教派衝突是基地組織的戰略布局

中東的教派衝突，可以說是由來已久。其實，遜尼派與什葉派兩大教派之間在基本教義上並沒有太大的區別，分歧主要是在教義的政治層面，也就是在誰來當領導的問題上各有主張。

隨著911事件以及美國入侵伊拉克之後，中東反美情緒高漲，教派矛盾開始激化。在這個過程當中，基地組織扮演了教派衝突積極推手的角色。

2006年2月26日，英國倫敦的阿拉伯語報紙《阿拉伯聖城報》總編阿卜杜勒·巴里·阿特萬披露了基地組織的新戰略——分裂伊斯蘭，讓中東陷入教派衝突的深淵。

基地組織的接班人扎卡維在伊拉克所做的一切，都印證了這一點。扎卡維利用遜尼派與什葉派之間的教派矛盾，製造了一系列恐怖襲擊事件，令伊拉克陷入了教派衝突的深淵，並在伊拉克教派衝突的溫床上孵化了ISIS等更加極端的組織。

事實上，這樣一個布局可能在好幾年前就已經展開。據報道，2003年3月，扎卡維遇到「基地」的軍事戰略家、埃及人穆罕默德·易卜拉欣·馬卡維。據一家聖戰網站披露，他為「基地」設計的宏偉戰略為：「將（伊拉克）衝突擴展到整個中東地區，讓美國陷入長期的消耗戰，建立從阿富汗到伊朗、伊拉克南部，穿過土耳其、黎巴嫩南部，直至敘利亞的聖戰『恐怖三角』。」

然而，中東教派衝突的玩家並非只有基地組織一家。薩達姆政權被推翻之後，對外輸出伊斯蘭革命成為伊朗新的戰略。其不但扶持伊拉克境內的什葉派力量，而且，支持黎巴嫩的真主黨，並與同為什葉派的敘利亞政府保持良好關係。於是，約旦、沙特等阿拉伯國家憂心忡忡於中東新出現的「什葉新月」，也就是從伊拉克南部、黎巴嫩到敘利亞的什葉派政治地帶。

「什葉新月」和馬卡維的「恐怖三角」有高度重合之處，並在2011年最終彙集到敘利亞。

阿拉伯之春讓教派衝突愈演愈烈

在2010年末，始於突尼西亞的中東顏色革命之前，教派衝突並未大規模擴散到整個中東地區，而主要集中在伊拉克境內。

亂世之中，或者致力於維護本教派利益，或者蓄意通過教派衝突而分離伊斯蘭世界，有關各方抓住顏色革命「有利時機」，以教派名義介入其他國家的政治角逐。

阿拉伯之春幾乎成了上世紀70年代末伊朗革命的翻版。當年的伊朗革命也是如此。中產階級小青年們為民主、為自由、為公正，趕走了巴列維王朝，結果卻發現，迎來了更加不自由的神權政治，世俗生活幾乎喪失殆盡。

這也可以看做是，伊斯蘭世界對現代政治文明做出的一種回應。當今，這種回應穿越幾十年的時空，再次現身於伊斯蘭世界，成為一種可以複製的模式。儘管，有些國家走上前台的並非伊朗所喜歡的什葉派。

阿拉伯之春導致相關國家宗教政治勢力崛起，這一現象與教派以及中東地緣政治疊加，就成了亂局背後的教派衝突愈演愈烈。阿拉伯半島北方的敘利亞與南部的葉門，成為教派衝突新的試驗場。

敘利亞之亂宣告了這一波中東民主轉型的失敗，教派衝突壓倒民主轉型。並在事實上，化解了顏色革命對其他國家政權的衝擊。

一是教派衝突轉移了視線和話題，成為壓倒一切的議題；二是教派衝突的可怕現實，讓一般民眾看到了政治轉型並不必然帶來希望，還有極大可能帶來地獄般的絕望，這使普通民眾的政治心態轉向保守。

這也意味著這一波顏色革命在中東徹底破產，並在世界範圍內讓「顏色革命」迅速降溫。

中東何以成為轉型失敗的典型

我在第一論中曾經說過，伊斯蘭國將長期存在，不可能被快速消滅。中東地區仍然將會在教派衝突、地緣政治的博弈中繼續血流不止。

在此需要繼續進行深入探討的問題是，同樣是社會轉型，為何有的國家和地區走向了成功，而中東則走向了失敗？

考察社會轉型需要納入內因和外因、傳統與民情等框架下進行分析比較，我們在這裡就先著重考察傳統與宗教、經濟結構與中產階層、以及轉型中的外部因素。

宗教

在韓國等國家的成功轉型案例中，宗教發揮了積極的作用。韓國建國之初的1950年，只有5%的人口是基督教徒，而40年後的20世紀80年代末，政治轉型之前，這一比例已經到了40%。基督教所帶來的是社會觀念與價值之變。

中東同樣是宗教濃厚的地區，但是，中東地區宗教不但沒有發揮建設性的力量，反而以教派衝突而把轉型拖入深淵。

問題在於，在基督教世界當中，在17世紀，各國經過三十年戰爭之後，通過威斯特伐利亞條約而建立了現代民族國家體系，並確立了神權與政權分離的原則。但是，在伊斯蘭世界教派與政治並沒有完全分家，甚至在伊朗的伊斯蘭革命之後進一步緊密結合。

民主與世俗化是一體的。這顯然與一些伊斯蘭極端教派的教義相衝突。這次轉型之中，我們可以看到，無論是上台後的埃及穆兄會以及伊斯蘭國，都想要消滅世俗化，因而，它們也不想要真正的民主。

經濟

說起中東的經濟，給人印象深刻的有兩點，一個是石油，一個是主權財富基金。其他的似乎就乏善可陳了。

其實，這兩點在中東都是在國家的掌控之下。除了北歐一些福利國家，中東地區是國有經濟比例最高的地區。根據世界貿易組織2013年發布的一份數據，可以看到，高度國有化的中東國家有阿曼（63%）、伊朗（51%），較高度國有化的國家有沙特（47%）、科威特（47%）、卡達（45%）、阿聯酋（42%）。

經濟高度國有化、過度依賴石油，導致了這些國家私營經濟部門的不發達，也就不可能產生出強大而穩定的中產階級。

不過，這些國家由於石油而保持了較高的國民福利，並且讓國民對公共部門產生心理依賴。這其實有利於保持本國相對穩定的社會秩序。但是，在石油經濟好的時候還可以，石油不行了，問題也就全出來了。

近年來，沙特為了消除極端主義滋生的溫床，而大力鼓勵私營部門的發展。到2013年，私營經濟部門對經濟的貢獻率已經達到了58%。但是，就現實來說，大多數沙特國民仍然在公共部門就業，在企業供職的多是外國人。

沙特麥加城

沙特經濟在伊斯蘭世界算是最好的了，優等生尚且如此，其他國家可想而知。

另外，那些發生動亂的國家，有的屬於缺乏石油資源的國家，如果突尼西亞、埃及，有的則是有石油的國家。但是，這些國家在威權統治之下，中產階級又能好到哪裡去呢？

動亂或許開始是這些國家的中產階級引發，但是，持續動亂下去，則離不開來自上述海灣國家的資金、武器支持的代理人。

過度依賴石油、經濟高度國有化，導致中東的中產階級發育不良，甚至非常脆弱。中東的中產階級既缺乏經濟地位，也缺乏政治地位，更不可能在意識形態上與極端主義抗衡。中東的社會轉型缺乏足夠充實的社會基礎，這也是其必然失敗的重要內部原因。

外部因素

和世界其他國家、地區的轉型相比，外部因素在中東並沒有發揮多少積極的因素，甚至可以說是導致中東轉型失敗的消極外部因素。

例如在韓國轉型的過程當中，美國因素至關重要。迫於美國的軍事存在、政治壓力以及經濟援助，朴正熙當年發動軍事政變後，即宣布，其所做所為只是不得已的舉措，在形勢穩定之後，就交出政權，進行選舉。而其繼任者全斗煥不得不最終進行民主選舉，一方面也是迫於美國壓力。

前排中間為朴正熙，曾是韓國第3任、第5至第9屆總統

但是，在中東，美國和伊斯蘭世界結下了太多的梁子。美國先是扶持以色列和中東國家打了幾十年的代理人戰爭。911之後，出兵阿富汗，繼而佔領伊拉克，以飛機、坦克、導彈在中東推銷民主。

這都在中東種下了仇美的種子，並連累了民主。阿拉伯之春，美國不宜餘力支持各國的反對派和反政府武裝，推進中東民主轉型。但是，美國出現嚴重的戰略誤判，最終亂局紛紛，一地雞毛，無法收拾。

縱觀中東亂局，可以得出的結論是，這是一場缺乏社會基礎與經濟實力基礎的匆忙變革，複雜的地緣政治博弈沒有提供良好的外部環境，最終被激進和極端勢力挾持，墜入萬劫不復的深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