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注｜「代理人戰爭」！大國博弈的重要方式

從2011年至今，敘利亞內戰已持續5年，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指出，敘利亞危機演變成代理人戰爭的預警已成為現實。

二戰結束至今，大國為實現特定政治目標，將戰爭「外包」的「代理人戰爭」已成為大國博弈和獲取戰略利益的重要方式，局部戰爭「代理化」正不斷加劇。

相互利用——

代理戰爭的本質表現

代理人並非新概念。縱觀歷史，代理人層出不窮，他們在某一階段同幕後大國的利益構成契合，形成相互利用的關係：一方面，代理人藉助大國為自身謀求地區局部利益；另一方面，代理人為大國的利益提供政治保證，減少大國戰略投資風險和人員傷亡。根據主體不同，代理人戰爭大體可分為反政府代理人戰爭和國家代理人戰爭。

反政府代理人戰爭，主要表現為內戰外打。當前的敘利亞內戰就呈現出這樣的特點。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以及部分遜尼派主導的中東國家將反政府武裝作為實現自身利益的代理人，通過公開或秘密軍事援助、外交造勢、資金和情報支持等手段甚至直接軍事干預，以期顛覆俄羅斯支持的什葉派阿薩德政權，使敘利亞成為美俄大國和中東地區遜尼派和什葉派兩大教派博弈的主要戰場。

國家代理人戰爭，主要表現為大國通過政治結盟、經濟合作、軍事援助等手段，假手一個國家進攻另一個國家，以達成影響地區局勢等目的。這種類型的代理人戰爭在冷戰期間表現得更為明顯，如歷次中東戰爭、越南戰爭以及兩伊戰爭等。美蘇兩大陣營廣泛藉助國家代理人，在全球範圍內進行地緣碰撞與擴張。當前，烏克蘭危機及由此引發的大規模衝突也呈現出這樣的特點。烏克蘭地處歐亞之間，俄羅斯欲將烏克蘭打造為阻止北約東進的前哨，北約則將烏克蘭視為遏制俄羅斯的安全屏障。俄羅斯與美歐爭奪的升級，迫使烏政府選邊站隊，並最終引發了克里米亞和烏東部危機。

當然，由於地緣政治以及代理人戰爭的複雜性，單純的國家代理人戰爭和反政府代理人戰爭是很難出現的，普遍都屬於混合型代理人戰爭，即同時具備以上兩種代理人戰爭的明顯特徵。

借勢獲利——

大國為何熱衷代理戰爭

代理人戰爭是間接戰略在地緣政治鬥爭中的現實反映。所謂間接戰略，其核心可概括為利德爾·哈特在《戰略論》扉頁中所引用的孫子的名言：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當然，代理人戰爭中的「不戰」，更多帶有「你衝鋒我掩護」的意味，大國的「不戰」是以小國、反政府武裝等其他代理人行為體的「戰」為前提。

首先，規避戰爭責任，降低戰爭成本。鑒於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的教訓，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更加不願打類似深度介入的戰爭，轉而在中東北非等地區奉行「輕腳步」戰略。此次的敘利亞內戰和烏克蘭危機，美國都依靠代理人衝鋒陷陣，以達到利益最大化和風險最小化。從道義上說，安插或扶持代理人可淡化軍事入侵導致的負面效應，最大程度規避國際法中的戰爭責任。從經濟上而言，大國可將部分戰爭成本轉嫁給代理人，而無須承擔維持和佔領費用，一旦情況不妙，也便於從戰爭泥潭中脫身。從戰爭規模而言，大國可以控制危機烈度，打一場有限戰爭，大幅降低與其他大國發生直接衝突的風險。

第二，主導戰爭進程，擴大地區影響。代理人戰爭，大國著眼的是全局利益或整體利益，而不是單純追求速戰速決。

以當前的敘利亞內戰為例，倘若單純從軍事角度考慮，以美國為首的多國聯軍大可速戰速決。然而，阿富汗、伊拉克和利比亞的教訓近在眼前，又逼使其放慢進攻的腳步，從而更好地控制戰爭進程，以達成兩大目標：其一，主導國際輿論和敘國內民意走向。通過長期戰爭，可促使敘人民尤其是阿薩德政權的支持者在經久不息的戰火中，將對西方世界的仇視轉化為對現政權的反感乃至敵視；其二，磨鍊和檢驗反政府武裝，為戰後建立新政府做好鋪墊。美國旨在通過實戰洗禮來檢驗反政府武裝的戰鬥力和凝聚力，扶植一個親西方的敘利亞政府，避免再次陷入又一個伊拉克泥潭。

第三，藉助槓桿力量，不對稱消耗對手。冷戰時期，蘇聯成功地利用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這些典型的代理人戰爭不斷消耗美國，從而導致蘇美戰略地位在20世紀70年代出現美消蘇漲的有利態勢。冷戰已經過去，蘇聯已成歷史，但零和博弈的冷戰思維餘風猶存，如當前的烏克蘭東部危機正是帶著這樣的色彩。

由於克里米亞和烏東危機，俄羅斯和烏克蘭別無選擇地進入了長期對抗的狀態。這種條件下，「局外人」美國找到了「撬動」東歐地緣板塊，不對稱消耗俄羅斯的「槓桿」——通過渲染俄羅斯威脅，美國成功地強化了北約職能，甚至可以說把整個歐洲都更深地綁在了對抗、制裁俄羅斯的「戰車」上。鑒於克里米亞和烏東部問題短期之內無解，美國就可以一直通過少量的軍事和經濟援助，藉助烏克蘭政府這個代理人，將其牢牢地釘在這個傷口上，不斷消耗俄羅斯。

代理戰爭出現新特點

冷戰時期的代理人充當急先鋒，採取大國出槍、代理人出人的方式實現戰略利益。冷戰後，隨著國際環境的變化尤其是全球力量格局的重塑，大國代理人戰爭呈現出一些較之以往不同的趨向。

更加註重爭奪合法性，避免干涉無名。冷戰後，隨著國際關係民主化的深入推進，大國發動代理人戰爭不再肆無忌憚，冷戰時期那種美蘇兩霸赤裸裸的干涉甚至是明目張胆的軍事入侵已難重現，轉而追求「師出有名」，即爭奪戰爭的合法性。

2001年的阿富汗戰爭，就是利用國際社會對美國的同情以及對恐怖主義的震驚，以「反恐」為名進行的。2011年的利比亞戰爭，則是以「保護平民」為由，促使安理會通過1973號決議授權設立「禁飛區」，從而獲得了武力支援代理人的所謂「尚方寶劍」。不可否認，有些「合法」的干預行動，確實帶有一定的匡扶正義、捍衛民主的成分，但由於不可避免地牽扯太多的干涉國的實際利益，其實質上仍然是一場新型的代理人戰爭。

更加註重聯手多方，避免單獨介入。代理人戰爭並非一定就是「低成本戰爭」，很多時候也容易打成一場「抽血戰爭」，並最終導致自身實力的嚴重下滑。冷戰後，特別是伊拉克戰爭以後，美國所有發動的代理人戰爭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集團干涉、聯軍作戰。畢竟，建立廣泛的志願者和臨時性同盟，從輿論上而言，眾口鑠金，有利於主導國際輿論場；從經濟上而言，有利於降低經濟投入，攤薄戰爭成本。

此次烏克蘭危機中，美國一方面說服烏克蘭政府這個代理人沒有「回頭路」，心甘情願沖在第一線，另一方面還通過各種方式成功說服歐洲盟友聯合援助烏克蘭、制裁俄羅斯。如美國政府就通過原總統安全事務助理布熱津斯基的話警告盟友：「俄羅斯可能發動全面進攻，因為其已經面臨極為嚴重的政治經濟危機。那種認為俄羅斯軍隊至少需要三四年準備時間才能發動此類行動的想法，就如同1939年時一些歐洲國家領導人認為希特勒的德國最早也要在1942年才能準備好進攻一樣。」這種顯而易見的威脅，再加上布熱津斯基這種官方半官方的身份，對盟友有極強的說服力。

注重全方位支持，降低軍事干涉比重。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泥潭深陷，讓美國人對於重新軍事干涉他國心有餘悸。於是，在代理人戰爭中降低軍事干涉比重，而更加註重其他方面的多手段支持成為必然選擇。

以烏克蘭危機為例，直接軍事干涉顯然不能成為美歐的選項，於是，其選擇了幾乎是除軍事以外的所有手段。首先，為烏政府提供經援，包括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批准對烏克蘭400億美元的信貸計劃，以及美歐前後向烏克蘭提供的近百億美元貸款。其次，向俄羅斯施壓，包括把俄羅斯踢出八國集團，推動歐洲聯合制裁俄羅斯，並不斷收緊制裁套索，使俄經濟萎縮，財政收入銳減。再次，提供威懾及准軍援，包括美國派艦隊進入黑海顯示武力和決心，同烏政府軍聯合軍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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