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勝勛 劉巍丨當代書法觀念審理與人文價值透視

書法是中國傳統藝術當中最具民族魅力的一種,今天依然有著深厚的群眾基礎。但是,近年來,當代書法卻問題重重,在遭遇當代藝術、商業資本、市場邏輯之後,書法是什麼,書法的本體是什麼,書法是人文藝術嗎,書法將來該走向何方,就成為迫切的問題了。今天當我們面對漢字書法藝術的時候,肯定會脫口而出,書法具有人文價值,是人文藝術,因為它本於中國文化。但是,你能說「書法主義」或者某些低俗醜陋不堪的所謂書法蘊含著人文價值嗎?顯然,書法具有不具有人文價值至少要回答三個問題,才能弄明白這一問題本身。

一、古今書法的精神嬗變

第一個問題,何謂書法?這個問題似乎太簡單了,人人都可以回答,不就是用毛筆寫漢字嗎。可是,書法就是用毛筆寫漢字嗎?如果書法可以泛化為寫漢字,那是對書法藝術精神高度的讓渡。

從遠古的結繩記事到文字的產生,記錄典籍,文字和書法就有著密切的聯繫,曾有一度文字就是書法。但是,文字與書法有著本質的差別。文字的根本在於其意義本身。「牛」,無論何種字體,總是對所有牛的概括,而書法的根本在於形式背後的文化意義和生命意義。平常說的寫漢字其實都是從文字角度而言的,如寫信、答題、簽名等等,是認識、交流功能,還未上升到藝術功能(如展示、闡明價值等)。不過,很快就有人反對,像魏晉二王的信札、唐楷難道也只是認識功能,而沒有上升到藝術的功能嗎?當然不能這樣說。古人所處的是非印刷的手寫時代,書寫佔據核心地位。在非印刷時代,幾乎任何涉及文字的行為都是手寫(刻),由於瀰漫性的文化語境與高強度的、長時間的訓練及與生俱來的書寫模式,使得書寫抵達存在的高妙境界,因而也給人以美的享受,如《多寶塔碑》、《寒食帖》等,而這正是藝術的本來面目。這就是為什麼古人的信札、碑帖是書法作品,因為那是他們的生活方式,是情感、生命、文化的藝術化表達。在此意義上,書法是文化的。

書法的最大優勢是漢字,而其最大的劣勢也是漢字。然而,書法建基於漢字並非意味著書法只能是附庸,書法書寫漢字絕非被動,而是一種超越。這得益於長時間的書寫訓練和人文素養(文史哲),是對漢字美與漢字文明(宗教、哲學等)的深度領悟。在古代,由於處於書寫文明時代,所以漢字的詩意書寫達到了很高的水平。但是到了印刷文明時代,漢字書寫大面積萎縮,書法的人文素養逐漸消散。雖然作為藝術的書法還保留部分人文素養,但也在日益形式化、專業化的道路上漸行漸遠。中國的六藝:禮、樂、射、御、書、數,[1]都是古人識字階層必備的基本功,是「成人」的標準。而如今,隨著現代社會分工的發展,藝術也日益分化和專業化。藝術自律觀念的出現是西方近代以後的事情,藝術具有審美超越的意義,如康德等人所倡導的。現代藝術始終秉有反抗束縛與精神救贖的功能。這種定義與傳統的作為生活方式的藝術是有巨大差別的。

由此可以說,書法有兩個定義:一是作為手寫文明時代的生活方式的書法,與政教、文化、生命等為一,是生命的外化形式,是存在性、本己性、非自覺性的,體現著無目的的目的性。二是作為印刷文明時代(信息文明時代)的藝術方式的書法,隨著社會分化,與生活拉開距離,更注重技法性、形式性,其自覺性也更強。於是,那種存在性的生命情感意向和文化價值氛圍被藝術的自覺性、目的性所取代,這也預示著其人文素養的消散。

二、當代書法的「西」與「俗」

第二個問題,什麼是當代書法?如果說當代和唐代是一類概念的話,無可厚非。但是,當代有兩個致命的問題,一個是唐代等朝代都是封閉的,而當代不是封閉的,而是開放的(時間的和空間的),對這樣一個還處於變化期的時代,如何來限定書法?另一個致命問題是,當代有沒有一個一以貫之的時代精神。因為我們知道,書法史有一個重大的理論命題是,一代有一代之精神,如魏晉尚「韻」、唐代尚「法」、宋代尚「意」等,[2]那麼當代將呈現何種藝術精神?有兩個概念可作備選。

一是「西」,或「新」,這裡的西主要體現為現代化,或者說反傳統。當代尚「西」在日本現代書法體現最為明顯,開啟了少字數派。[3]尚「西」就是崇尚西方,崇尚現代化,將西方的一套美學觀念引入中國,如現實主義、形式主義、個性解放,從而斬斷了中國書法「技近乎道」、形而上、人文氣息等悠久傳統。在意識形態的對立中,書法面臨兩重危機,一是民族資產階級對西方資本主義文化的全面引進,和對封建主義文化的全方位的反叛,體現在吸收西方美術精神,廢除漢字,全面引入拼音文字,漢字在現代史上背負了不應該背負的沉重的歷史枷鎖。二是無產階級意識形態對封建主義意識形態的全面否定,視書法為有閑階級(地主階級)的遊戲,無關大眾,對表現個人情調、個人主義的資產階級藝術觀念也予以否認,從而提倡通俗易懂、大眾化的藝術形式,如簡化字,如文革大字報等。在兩重危機之下,書法都首當其衝,婉約柔美的帖學被拋棄了,內心的呢喃與傾訴沒有了,取而代之的是雄強大氣的碑學和激揚躁厲的現代性書法。書法所承載的存在感、人文情懷、哲學意蘊等已經被剝離,而成為時代發展的晴雨表和傳聲筒,書法走向了現實主義、工具主義和集體主義。

然而,當代尚「西」的時代精神也有其缺憾。曆數中國現代書法史的大家如康有為、于右任、沈尹默等,在革命啟蒙救亡的時代任務中,雖也積極拓展現代變革,[4]但從社會效應而言,不如文學那樣深入人心,如魯迅的《阿Q正傳》等,也不如美術那樣激動人心,如徐悲鴻的《愚公移山》,不如音樂那樣扣人心弦,如冼星海的《黃河大合唱》等。在現代中國歷史上,我們幾乎找不到那種深刻表現時代、影響時代的書法作品。這提醒我們一個尖銳的問題:書法在現代中國人的精神世界裡究竟佔據何種位置?

另一個概念是「俗」。書法本來是很高妙的藝術,在古代是識字階層的生活方式,「達其性情、形其哀樂」[5]而已。當代尚「俗」的主要原因在於印刷文明時代的來臨。在印刷文明時代,手寫書法的出路是藝術化,但不期然卻遭遇大眾化、通俗化乃至商業化的挑戰,各行各業都參與到書法之中,這使得書法藝術化被稀釋掉了。

書法藝術化被稀釋掉帶來了兩大問題,一是俗的泛濫。這裡的俗有三意:追逐利益(金錢、權力、聲名)之俗,缺乏相關訓練,技法平庸,但由於利益驅動,有人對此樂此不疲;無創新之俗,研習書法的初級階段是臨帖,但是很多人止於此,在創作上缺乏新意,落於窠臼;精神之俗,就是缺乏藝術家必備的精神狀態,糾纏於俗務,在藝術創作中沒有灌注自己的生命氣息,對生命、文化、精神、世界、人類等缺乏敏感性和深度的關注。

第二大問題是藝術化的極端化表現,甚囂塵上的現代主義書法就是例子。關於現代主義書法前文也有所觸及。所謂現代主義書法是對手寫漢字的挑戰,出現了很多嘗試。主要有三類,一是挑戰漢字規範,可以不寫漢字,這種行為有的是提醒人們思考何謂書法,如白謙慎的一些書法試驗,有的是獲取西方人的青睞,如徐冰的新英文書法,不一而足。二是挑戰書寫,不用毛筆,不用手,不用紙,不用墨,借用了西方後現代主義的一些手法,各種各樣的方式都有,如拼貼、裝置、行為等層出不窮。三是挑戰精神,就是將書法視為挑戰權威、挑戰傳統的方式,其中夾雜了很多意識形態的因素。當然,也不否認有些書家吸收了現代主義和後現代主義的精神,強調對社會的反思和批判。這一點在於西方制度現代性與文化現代性兩分的結果,當文化現代性再也無法忍受冷冰冰的制度現代性的時候,其叛逆性就凸顯出來,西方藝術從審美到審丑一路狂奔,完成了自己的蛻變。這也是西方藝術自律觀念的最後崩解。

「西」、「俗」只是兩個比較突出的方面,並不排除還有「古」等其他內容。無論怎樣,在當代尚「西」、尚「俗」的衝擊中,書法如何突圍就顯得極為重要了。

三、人文價值是書法藝術的本體依據

第三個問題,何謂人文價值?西方人文價值傳統在古希臘時期體現為對人的重視,一是對人自身的讚美,比如《斷臂維納斯》、《擲鐵餅者》,這是藝術領域。二是對人的理性的重視和高度自信,那時西人認為哲學就是「愛智慧」,就是「練習死亡」,從而形成了深邃的自我意識。

這兩點到了中世紀都被否定掉了,對人的讚美蛻變為對神的讚美,對理性的自覺蛻變為神性的自覺。直到文藝復興以後,人的價值才重新得以彰顯。此後,啟蒙主義、浪漫主義等不斷湧現,人的地位越來越高,以至於出現了理性中心主義和科學中心主義,其結果只是看到局部的人,而沒有看到整體的人,這就是「單面人」,[6]或者看到西方的人,沒有看到東方的人,這就是西方中心主義、東方主義。[7]這是人的提升所付出的沉重的代價。

那麼在現代西方,人文價值究竟體現在哪呢?就是對人有限性的警惕,這是一切哲學家、詩人的最高理想。人是有限的,面對無限的世界,人不應該自居為中心。這凸顯了反思性、批判性的立場。在資本主義日益發達的時代,人文價值尤其顯示了其重要性。然而,西方的人文價值有著深刻的內在矛盾,就是它只是有限的、局部的,而非全面的、整體的,是資本主義內部產生的,並不針對廣大底層和廣大非西方。如果說這樣的人文價值值得推廣的話,也必須普遍化,就是說人文價值必須是針對每一個活生生的個體生命,是個體性的精神修為。用馬克思的話說,「個體的自由全面的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先決條件」。[8]因此,人文價值最重要的是要回歸到個體性,經由個體的精神性上臻達人類的精神性——存在、超越與自由。

在中國,人文價值又體現在何處呢?錢穆在臨終前認為,「天人合一」這一觀念是中國最偉大的哲學貢獻。[9]中國哲學強調「陰陽和合」,[10]強調「天人合一」,強調「中庸」(《禮記·中庸》),這些是中國書法最為深厚的思想資源。中國古人說,「文明以止,化成天下」,重視自然與人文的統一。孔子說「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論語·衛靈公》),注重對人之德性的關注。孟子說「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孟子·公孫丑上》),強調內在精神的重要性。莊子說「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聖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莊子·知北游》),表現自然精神的高度。在書法領域,蔡邕說「書者散也」(《書論》),強調書法的心靈澄明。劉熙載說「藝者道之形也」(《藝概》),視書法為道的體現。中國文化中這樣的對人、對文化、對自然(道)的關注俯拾皆是,這就是中國的人文傳統。

魏晉信札、三大行書、狂草等,多是個體精神、情感的流露。篆書、隸書、魏碑、唐楷,這是時代精神的文化表徵。在中國文藝史上,對個體(情感、生命、精神)的強調,如《古詩十九首》,如《蘭亭序》,如《紅樓夢》等;對文化(政教、天下、蒼生)的強調,如「詩言志」,如儒家之《大學》,如曹丕之《典論·論文》,如張載之「橫渠四句」等;對自然之強調,如莊子的「逍遙遊」,如陶淵明的《桃花源記》,如山水畫之「氣韻生動」,如李白的天然之美等等,個體境界、文化境界、自然境界構成了中國藝術的人文價值的三重維度。

四、當代書法的人文實踐的三重維度:現代化、全球化與精神化

思考了什麼是書法、什麼是當代書法、什麼是人文價值三個問題,現在我們來看當代書法的人文價值這一問題。

當代書法的出現是全球化的結果,人文價值是面對全球化的時代命題。就文化資源而言,我們有深厚的傳統文化資源,吸納了新穎獨特的西方現代文化資源。無論是傳統文化資源還是西方現代文化資源,它們只有立足並適應當代中國實際才能發揮其巨大的人文功能。這就是當代大國文化創新實踐。那麼當代文化實踐體現在哪裡呢?

其一,中國文化的現代化。文化的現代化是歷史發展的必然命題,就是從傳統中蛻變,適應日新月異的當代社會,為這個社會提供精神食糧和智慧支持。[11]其二,中國文化的全球化,這是一個列國競爭的時代,搶佔文化的高地既是文化的尊嚴,也是文化安全問題,更是文化創造力、影響力、競爭力的表現。[12]其三,中國文化的精神化,這是人的自由全面的發展的重要任務,也是終極任務。[13]在這三大實踐中,書法有著不可或缺的人文意義,即只有面對這些問題,才能使當代書法的人文價值實踐更具自覺性。

從現代化角度而言,時代的巨變給人們帶來了難以預料的精神困境,人們迫切需要在藝術中得到啟示、得到安頓。中國書法是否為這個時代提供精神食糧?我們的漢字書寫能否表情達意,看著一幅一幅的作品,能否引起我們靈魂的震顫,給我們提供精神的動力?大家看啟功先生、歐陽中石先生的書法,溫柔娟秀,賞心悅目,給我們以無盡的精神享受。然而在現代化的過程中,書法並沒有跟進。在各類古典園林中,對聯、匾額比比皆是,然而在都市家居、公共場所中,書法缺席了,我們看不到書法的蹤影。書法攝人心魄的精神關懷沒有充分發揮出來。

從全球化角度而言,中國漢字在西方語音中心主義面前抬不起頭,始終作為次等符號而存在。英語(拉丁文字)至上主義陰影籠罩全球。其實,漢字是充滿魅力的文字,有它獨立的價值。書法體現了中國人對線條的把握力度。李澤厚先生說書法是線的藝術,[14]進一步而言,書法是漢字線條的藝術。由於是線的藝術,漢字書法擁有了建築美和音樂美。這是西方拼音文字書法所難以比擬的。在全球化時代,中國書法藝術本來可以有更大的作為,然而在現代藝術發展史上,日本的現代書法以其對線條的試驗獲得了西方抽象主義繪畫的青睞。中國現代主義書法所做的種種努力已經落人之後。中國書法走向全球的過程中最重要的一個問題是書寫內容的障礙,西方人欣賞線條沒問題,他們也止於線條,但是要理解其中的深意必須學習漢字、漢文化、漢字藝術。[15]書法是漢字美的集中體現,它書寫著漢字的美麗精神。在大國崛起的時代語境中,書法家對此須有充分的意識。

從精神化而言,中國書法有著極廣大的群眾基礎,這本是好事,但是卻在大眾化中無法迎來提高。這歸根到底沒有放對書法的位置。或者成為升學之特長,或者成為盈利之工具,總之,無關個體精神超越。個體精神超越不是脫離文化、脫離歷史的。在中國文化語境中,研習漢字就是親近文化,就是對古老漢字文明的重溫,走進篆隸楷行草的意義世界。書法是人文修養的重要部分。因此,書法最初不是去創新,而是去傳承,是「溫故」,去遍臨諸家。在此意義上,書法是歷史的、形式的,彰顯藝術經典價值。第二階段是「成一家之法」,遍臨諸家的結果不是成為諸家的複製品,而是有自己的面目。在此意義上,書法是技法的、創新的,彰顯漢字審美價值。第三階段是「技近乎道」,書寫文化,經史子集無一不可入書法,在此意義上,書法是文化的、傳承的,彰顯漢字文化價值。第四階段,「達其性情」,道法自然,真正實現自我的精神,彰顯漢字生命價值,用漢字的線條來表達自己的感情、志向、精神。這一階段很難達到,因為需要創生書法家特有的內容和特有的形式。

用書法來表現感情,首先須有相應的感情,這是有其「情」。其次需有特定的承載內容,比如詩歌、散文、小說等,這是有其「文」。最後是需有專屬性的文本形式,像王羲之的《蘭亭序》。這是有其「神」。拿《蘭亭序》而言,有其情者,這是對生命無常的感嘆,有其文者,這是一篇自創作的富有高度和內涵的哲學散文,有其神者,這是一篇獨屬於永和九年彼時彼地王羲之之「心跡」。

五、當代書法人文價值的四重關係

從上面的討論可知,當代書法只有面對全球化時代處境,才能彰顯其重要的人文意義。但這只是一個方向,就具體實踐而言,當代書法如何具有人文價值,我認為有以下四重關係需要注意。

其一,處理好文化與藝術的關係問題。在當代書法界有這樣的爭議,究竟書法是文化的還是藝術的。從歷史角度而言,書法首先是文化的,它是生活方式,身心一體,而從當代角度而言,書法首先是藝術的,它是專業分工的結果。藝術的本質是精神超越,是精神的提升、靈魂的凈化。藝術是人類掌握世界的方式,提升人們對生命的感悟。書法是文化的,它傳承文明,彰顯倫理,感化人心。深邃的經典,優美的名人名言與詩詞佳句,都是書法表現的對象。作為藝術的書法偏重個性,是情、文、神的統一,作為文化的書法偏重歷史性,書寫經典,深入文化。這兩種道路,我認為「合則雙美,離則兩傷」,如能妥善處理,書法既能彰顯文化,又凸顯心靈,真是善莫大焉。

其二,處理好技法與精神的關係問題。中國美學歷來強調「技近乎道」,不假人為,「熟後生」(董其昌《畫禪室隨筆》),「得意忘言」(《莊子·外物》),顯示了對有形世界的超越。藝術直抵本心,出神入化,這才是最高境界。這一境界是靠他的學識、修為、感悟來體現的,如《多寶塔碑》,如果不是散發著顏真卿對大唐文化精神的深度認同,如何成為經典?好的書法家應該是有詩人的情懷,有知識分子的理性意識,有宗教家的救贖精神,不僅是飽讀詩書,而且是閱盡人情冷暖並深愛這個世界,是不忍離去的流連,是徘徊無盡的愛戀。是從技法的「崇山峻岭」衝擊到精神的「高原」,而不是使精神成為「荒原」,就如同八大山人的繪畫,技法雖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他創造了一幅一幅暢飲凄惻、傾瀉心靈的作品,感動無數心靈。就像啟功先生的書法一樣,其技法並非不可超越,但是啟功的書法體現了他做人的純凈、平和、溫潤,是字如其人。

其三,處理好傳統與現代的關係問題。波德萊爾說,藝術分為兩部分,一半是瞬息萬變的,這是現代性,還有一半是永恆不變的,這是傳統。[16]傳統之所以永恆不變,乃是對現代性加以篩選之結果。在歷史上,有層出不窮的現代性,如楚王愛細腰,李煜愛小腳,但這一切都煙消雲散,人們喜歡的還是生命美。生命就是傳統,而美容、時尚就是現代。傳統乃是歷史的最大公約數,就是對人的重視和關切。傳統是人類的精神底蘊。這些亘古不變的精神價值就是傳統。傳統就是大地,是蒼穹,而現代就是變數價值,是草木榮枯,是雲天變幻。追求傳統本身就是價值,它可以不必成為現代的一部分。中國書法追求的傳統並非僅指二王、唐楷等傳統,更是二王、唐楷之下的華夏人文精神。法國藝術理論家讓·克萊爾引用埃貢·席勒的話說,「藝術不可能現代,藝術永恆地回歸起源」[17],以決絕的方式提示了藝術對人類內在精神的堅守,對書法也是如此。

其四,處理好中國與全球的關係問題。這是一個全球化的時代,但是最大的問題是文化語境問題。就是西方人在不理解漢字的情況下,很難理解書法藝術。於是一些好事者專註於形式線條的可讀性,從而增加書法的認同感,這種做法短期效應足,而潛力不足,並且有很大的副作用。問題更大的在於,這種方式很可能抽空了漢字書法藝術的精神,使其破碎化。美國藝術不是全球藝術,而是美國藝術,是服從於其全球霸權的國家戰略,因而將美國藝術打扮成全球性的藝術,奧斯卡成為全球電影的標準。美國奉行文化霸權主義,他們沒有王羲之,就要用彼洛克、克萊因的抽象表現主義來打敗你三千年的書法傳統,用拼音文字的花體書寫打敗你徒手線的漢字書寫。[18]文化的競爭絕非好壞之競爭,而是生死存亡絕續之競爭。中國與全球的關係絕非文化產業的高度,而是文化軟實力、文化安全的高度。中國書法不進則敗。因此,中國當代書法回歸中國本身,立足中國,「彰顯中國價值,發揚中國智慧,傳遞中國精神」[19],才能在21世紀的文化競爭中立於不敗之地。

六、當代書法人文價值實踐的困境及其出路

當代書法的人文價值不是一個空話,而是一個需要積極實踐的命題。然而,如今的書法實踐等,恐很難承擔這一任務。因為真正的具有人文價值的書法恰恰是指向內心的,指向靈魂的,是生命的「分泌」,而非量產。即便如現在的各種書法展覽、教學、培訓等,它能不能產生真正的具有人文主義的書法家,也令人擔憂,因為當代書法處於重重困境之中。

第一,書法藝術生命體驗不足。人文價值絕不僅僅是停留在話語這一層面,而必須落實為深層的體驗層面。一個偉大的藝術家不是教出來的,也不是評比出來的。縱觀人類歷史,偉大的藝術家哪個不是嘗盡人間冷暖,涵詠百味人生?如屈原、王羲之。今天,書法作為藝術,如何實現它的人文功能?它的精神超越性何在?無可置疑,我們幾乎不可能再寫出像《蘭亭序》、《顏勤禮碑》這樣的書法作品了。它們是情到深處乃佳,是生命的勃發。而有些書法家都是有意為之,是帶著強烈的目的性乃至功利性、商業性,經過了千百次的試驗之後,寫成了這一幅作品。要讓他在作品裡投射某種深刻的感情,體現無目的性的生命存在感,顯然很難。

第二,書法的價值闡釋不足。當代書法的最大的功能不是展示、闡釋、闡明價值,而是交流等實用功能。書法要實現它的藝術精神飛升就必須疏離交流功能,突出闡釋價值,強調深入文化、歷史、精神,有感而發,強調無意為之,強調一氣呵成。由於書法尚缺乏較純粹的藝術環境,這使得書法走向更深刻的人文價值較為困難。一些特立獨行的現代書法家倒是有這樣的純粹的藝術環境,其交流等實用功能被降到最低,然而他們的書法幾乎沒人讀懂,這就走向了藝術的反面。真正的好的藝術,要有突出的闡明價值的功能,如書法之篆隸楷行草,一筆一划,一字一文,彰顯漢字的美、文化的厚度。尤其像《蘭亭序》這樣的偉大作品,飽含深情,生命的遷逝感突兀於眼前,令人心動。因此,書法是價值的闡明,體現了生命的真實性、文化的真實性、價值的真實性。[20]

第三,書法體制的不健全和利益板結。一方面書法誰都可以進去,進來之後就有利益的交換,這是資本的內在矛盾。另一方面,藝術的純粹性日益消散。藝術本來是反利益的,是超越利益的,因為它是精神自由的天使。梵高、高更生前都不是腰纏萬貫的人。他們所專註的其實不是利益,而是一種自由性、批判性的思考。而如今的書法很少有這樣的作品,應試、應景、應邀之作成為主流。由於當代書法體制的存在,使得利益板結化,已經很難真正推出真正的藝術家了。因為藝術家從來是自由的,「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於萬物,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莊子·天下》),但是如今的書法家為加入中國書法家協會這一體制而樂此不疲,只要加入,就是國字型大小的書法家,名利雙收是可以預見的。這是一個標準嚴重扭曲的時代,從根本上說這是有悖於藝術的初衷和規律的。

最後,書寫者所需的是內在精神召喚。真正的書法家不為任何外在呼喚而來,他只是依靠自己的本心來思考天與地,靈與肉。放眼中華大地,書寫者們正在忙著訓練,忙著展覽,忙著宣傳,忙著做與藝術無關、與人文無關的事情。我們的呼喚,他們也不會傾聽,而真正的書法家也不因無呼喚就不出來。藝術家總是生活在清貧中,甚至赤貧中,但卻是精神富有者。像孔子、顏回這樣的哲人正是「憂道不憂貧」(《論語·衛靈公》),對藝術家也是如此,「憂藝不憂貧」。藝術家都是資本鏈條中被剝削最嚴重的一環,但他是精神富有者、精神貴族,在這種清貧中,他實現自己的價值。像巴爾扎克一樣,拚命寫作掙稿費還債,但從來不粗製濫造。他說:他要用筆完成拿破崙用劍所未能完成的事業。可以說,藝術是生命的爆發,是精神的躍升,是對世界的把握。是這些精神的富有者壘起了人類燦爛輝煌的精神大廈。

當代書法的人文價值是一個誘人的字眼,也是一個稀缺的元素,然而要實現這一點顯然有上面提到的重重困境。如果說當代書法的人文價值是一個現實性的問題,它更像是永久的精神性的問題。書法的人文價值太過深邃、太過超拔、太過艱難了,在這樣一個消費化、平面化的世界裡,談論人文價值似乎恍若隔世。但是,人文是一切偉大藝術的底蘊。對那些富有人文情結的書法家而言,人文不是一種工作,也不是一種事業,而是一種夢想,「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21]。


[1]《周禮·保氏》。

[2]金開誠、王岳川主編《中國書法文化大觀》,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

[3]陳振濂著《現代日本書法大典》,河南美術出版社2000年版。

[4]朱仁夫著《中國現代書法史》,貴州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

[5]孫過庭《書譜》。

[6]馬爾庫塞著《單向度的人》,上海譯文出版社2006年版。

[7]賽義德著《東方學》,三聯書店1999年版。

[8]《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4頁。

[9]錢穆《中國文化對人類未來可有的貢獻》,載《中國文化》1991年第1期。

[10]《老子》:「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合」。

[11]中國現代化戰略研究課題組 中國科學院中國現代化研究中心編著《中國現代化報告 2009——文化現代化》,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

[12]王岳川著《全球化與中國》,山東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13]唐君毅著《中國文化之精神價值》,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

[14]李澤厚著《美的歷程》,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

[15]一些西方漢學家堅持認為書法是形式的,無關內容。如蘇利文:「書法的評價標準不是書寫內容,而是書寫本身的美感。」蘇利文著《中國藝術史》,徐堅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12頁。

[16]波德萊爾著《波德萊爾美學論文選》,人民文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484頁。

[17]讓·克萊爾著《論美術的現狀——現代性之批判》,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

[18]桑德斯著《文化冷戰與中央情報局》,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02年版。

[19]時勝勛《藝術話語的思想脈絡與中國藝術話語問題的提出》,載《清華大學學報》2014年第3期。

[20]朱良志著《南畫十六觀》,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

[21]司馬遷《史記·孔子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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