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聖民 | 歷史計量學五十年 ——經濟學和史學範式的衝突、融合與發展（上）

孫聖民，男，1975年11月出生，畢業於山東大學經濟研究院(中心)政治經濟學專業，經濟學博士，山東大學歷史學博士後科研流動站在站博士後。研究方向包括制度經濟學，關注制度變遷理論與中國改革開放實踐的相關研究，在分析方法上嘗試對制度進行微觀計量分析，以及制度的博弈分析。研究興趣還涉及歷史計量學、新經濟史學、新政治經濟學、公共選擇理論，以及農業、農村、農民等"三農"問題等。

主要論文有：「歷史計量學五十年：經濟學與史學範式的衝突、融合與發展」（《中國社會科學》2009年第4期）；「制度變遷與經濟績效關係研究新進展」（《經濟學動態》2008年第10期）等。

元旦快樂

內容提要：歷史計量學是一門將經濟理論和定量分析方法運用於歷史研究，特別是經濟史研究的交叉學科。它在50年來的發展歷程可劃分為三個方面，即歷史計量學的萌芽及在歷史科學中的發展，與新制度經濟學結合的歷史計量學，超越新制度經濟學的歷史計量學。歷史計量學的基本特徵是將經濟理論和定量分析方法運用到經濟史研究中，其主要特徵是可以促進經濟理論和經濟史料的互動發展。這些特徵在歷史計量學發展的三個方面表現形式各不相同。在過去50年中，歷史計量學的研究範式經歷了衝突和裂變，實現了從史學範式為主向經濟學範式為主的轉變，並孕育了經濟學研究範式的創新。推動中國歷史計量學的發展，可以為中國經濟理論的發展作出貢獻。

歷史計量學(Cliometrics)是一門將經濟理論和定量分析方法運用於歷史研究、特別是經濟史研究的交叉學科。①它誕生於1958年，以康拉德(Alfred Conrad)和邁耶(John Meyer)發表的經典文獻「南北戰爭前南部奴隸制經濟學」為標誌，②至今已走過了50年的歷程。歷史計量學的出現促進了經濟史研究與經濟理論之間的結合，在史學界特別是經濟學界產生了重要影響，諾斯(Douglass C.North)和福格爾(Robert W.Fogel)因在歷史計量學中做出的開創性貢獻而於1993年同獲諾貝爾經濟學獎。「Cliometrics」一詞由數理經濟學家雷特(Stanley Reiter)首創，由兩個部分組成，前綴克萊奧(Clio)是歷史女神，她啟迪人們以多種不同的方法研究歷史，後綴metrics是度量的意思。「Cliometrics」一詞根據權威經濟學辭典的定義，現在譯為歷史計量學。③與「Cliometrics」表述相同內容的英文辭彙，還有「New Economic History」、「Econometric History」和「Quantitative History」。其中，「New Economic History」被國內學者譯為新經濟史學。④「Econometric History」早期被關注其發展的國內歷史學家譯為「計量歷史學」、「計量史學」，⑤還有學者將其譯為計量經濟史學或經濟計量史學。「Quantitative History」被國內學者譯為數量史學。這些中英文辭彙都是從「history」（史學）的角度對這門學科進行界定和表述的，現在看並不能準確表達歷史計量學當前的發展趨勢。歷史計量學50年的發展，經歷了從傳統經濟史學中萌芽，隨後與新制度經濟學結合發展壯大，並最終超越新制度經濟學的演變過程。在這個過程中，雖然歷史計量學將經濟理論和定量分析方法運用於歷史研究的基本特徵沒有改變，但歷史計量學的研究範式和學科地位發生了重大轉變。其研究範式在發展過程中經歷了衝突和裂變，實現了從史學範式為主向經濟學範式為主的轉變，並孕育了經濟學研究範式的創新。在歷史計量學50年的發展過程中，它的學科地位也不斷提升。早期的歷史計量學僅僅為各專史和斷代史提供方法和技術支持，在歷史科學中作為史學理論和方法的分支出現，是眾多具體研究方法中的一種，而並不具備理論指導的意義。隨後的歷史計量學逐漸擺脫了這種初創時期的附屬地位，通過將新制度經濟學理論運用到經濟史研究中，成功地發展為新制度經濟學這門理論經濟學的一個應用分支。當前的歷史計量學已經超越了新制度經濟學，正在彌補傳統經濟史和經濟理論之間的長期分裂，成為一門介於經濟理論與傳統經濟史之間的獨立的理論經濟學學科。所以，沿用「history」等史學名稱，並不能準確表達這種發展趨勢，相對而言，「Cliometrics」作為一個專有辭彙是個較優的選擇，⑥現在也有更多的學者使用「Cliometrics」這一名稱。⑦當然將「Cliometrics」譯為「歷史計量學」，並不能完全涵蓋當前這門學科的發展趨勢，如它僅強調了「計量」這個實證分析的內容，而對經濟史研究中模型化分析、經濟理論運用及創新等內容，並沒有在中文譯法中予以體現。不過，在「Cliometrics」更好的譯法出現之前，歷史計量學這個譯法是個不錯的選擇。本文的側重點不是概念辨析，而是梳理歷史計量學50年的發展歷程，分析這門學科研究範式的變遷，⑧揭示歷史計量學的學科地位是如何演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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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計量學的萌芽及在歷史科學中的發展

：20世紀50年代至今

　　（一）歷史計量學的萌芽及研究主題的變遷

　　這一時期歷史計量學的研究主題可以劃分成兩個階段，一是對歷史學家所關注的重大歷史問題進行檢驗和批判，主要涉及經濟增長、奴隸制度等歷史學命題；二是從原來的歷史學命題中擺脫出來，轉向考察和驗證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命題，如市場機制在經濟發展歷程中的作用等，同時追溯許多現實經濟和社會問題的歷史淵源。

　　20世紀50年代，經濟史學家為解釋貧富國家之間懸殊的收入差距，將研究的焦點放在理解經濟增長的來源、尋找經濟發展的主要決定因素等問題上。諾斯早期開展的歷史計量學研究，就是圍繞回答這些問題展開的一次有益嘗試。其實，統計和計量方法在歷史計量學誕生以前，已經在傳統的經濟史研究中運用。但這種運用只是利用簡單的統計分析得到數據，注釋或佐證某種觀點的正確與否。要回答上述問題，利用傳統的方法，如簡單地羅列進出口貿易額、工農業總產值等宏觀統計數據，而不在理論指導下進行深入的數據分析，是無法找到令人滿意的答案的。諾斯的研究區別於傳統經濟史學的一點，在於以新古典主義經濟學有關經濟增長的理論觀點為指導，尋找美國經濟史中的諸如出口和區域專業化發展等數據，來驗證這些新古典理論中指出的所謂「決定要素」對美國經濟增長的影響。⑨同時代各種經濟理論的迅速發展，為歷史計量學嘗試不同的理論指導提供了可能。此期經濟學界還有學者提出，交通運輸成本的降低，可以增加國民收入、有效促進經濟增長。⑩到1957年，經濟學家索洛進一步提出了由技術進步決定經濟增長的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模型。(11)諾斯和福格爾等學者在這些理論指引下，將研究對象從整體經濟轉移到具體產業上，以美國的交通運輸業作為案例，驗證技術進步對交通運輸業的影響。諾斯使用了「全要素生產率」的概念和間接計量的方法，(12)從微觀的視角研究了1600-1850年間海洋運輸中生產力的變化，結論是技術進步導致經濟增長的傳統解釋無法得到驗證。(13)福格爾利用社會儲蓄的概念和反歷史事實計量的方法，(14)從宏觀的視角研究19世紀後期鐵路對美國經濟增長的影響，得出了相似的結論，鐵路並不是導致美國經濟增長的決定性因素。(15)隨後一些經濟學家延續這個研究思路，考察了鐵路對歐洲經濟增長的影響，(16)還有的學者分析了鐵路以外的技術創新與經濟增長的關係，(17)他們都得出了基本一致的結論，即單靠一項新技術並不能對經濟增長產生革命性影響。這樣，通過對諸如出口、貿易等新古典因素以及技術進步的考察，諾斯認識到了新古典主義經濟學遺漏掉的制度因素對經濟增長的重要性，於1971年與戴維斯合著了《制度變遷與美國的經濟增長》，提出美國的經濟增長，不僅僅是新古典理論所說的要素積累的結果，而且也是制度不斷完善的結果。(18)諾斯此時開始認識到，從經濟史分析中看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制度既定的假設確實存在局限，他轉而尋求與新制度經濟學結合，發展歷史計量學。而要考察制度差異如何引發國家之間不同的經濟績效，單靠對美國經濟史的研究顯然不夠，諾斯隨後將歷史計量學的研究對象從美國轉向了歐洲諸國。

　　除了20世紀60年代興起的研究經濟增長的熱潮之外，伴隨著美國民權運動的興起，一些經濟史學家開始關注奴隸制度、少數民族等問題。這在歷史計量學的早期文獻中也有所反映，其中最經典的是福格爾和恩格爾曼(Stanley L.Engerman)對南北戰爭前美國奴隸制度的研究。他們將收集、整理的相關統計數據配以全要素生產率的概念，證明奴隸制具有效率高的特點，特別是在大種植園中奴隸制的規模經濟特徵十分明顯，對奴隸主而言有利可圖，從而否定了傳統認識中奴隸制是種無效率和不盈利的生產方式的觀點。他們還通過反歷史事實假設的方法，研究證明了如果沒有南北戰爭，那麼奴隸制度就不會自動崩潰，並將繼續存在下去，甚至可能自我強化。(19)

　　美國歷史計量學的迅速發展在20世紀70年代引起了英國學者的關注。英國研究歷史計量學的主體是歷史學家，而不像美國那樣主要由具備經濟史知識的經濟學家組成，他們的研究主題集中在英國工業革命前後的經濟發展問題上。蘇聯的學者也對在馬克思主義史學框架下發展、運用歷史計量學進行了早期探討。(20)這些研究引起了國內歷史學家的關注，相關的研究成果於20世紀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被譯成中文引入國內。另外有學者從學科角度對歷史計量學進行了深入探討。(21)但隨後並未能不斷湧現將歷史計量學與中國問題結合的具體研究成果，歷史計量學的研究在中國歷史學界逐漸沉寂。

　　進入20世紀80年代之後，歷史計量學逐漸擺脫了對以往歷史定論的討論和批判，開始拓展自己的研究主題，並注重和當時的經濟問題相結合。這些研究主題涉及生產率的增長、社會不平等、人口老齡化、外來移民等問題，其中對在新古典主義經濟學中佔有重要位置的市場機制開展研究逐步成為熱點。許多學者通過整理歷史資料、運用計量經濟學的工具和統計分析，檢驗、評價了市場機制在人類經濟發展歷程中的作用，並對非市場制度的存在進行了考察。(22)這些研究成果試圖驗證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的觀點，如市場機制支配著歷史上的各種交換關係，市場的發育和擴展提升了經濟效率、促進了經濟增長；市場交易的統治地位在人類社會發展歷程中早已出現，而並非如歷史學家所說只是最近的產物；非市場制度只是作為市場制度的替代物而存在的，等等。

　　（二）作為歷史科學分支的歷史計量學的基本特徵、學科定位、範式衝突和發展前景

　　作為歷史科學分支的歷史計量學，雖然研究主題有所發展，但其基本特徵一直未變，即將經濟理論和定量分析方法運用於經濟史研究中。它並不是更強調計量的運用，而是依靠經濟理論來計量那些過去認為無法計量的東西。具體包括兩個方面：一是通過理論來決定究竟哪些內容需要計量；二是用經濟理論來指導間接計量中數據的轉化和換算問題。藉助經濟理論和計量方法，可以更好地去尋找經濟史中數據和現象背後隱藏的答案。此時的歷史計量學較好地實現了宏觀和微觀、模型和計量分析的結合，而隨後這一特點在歷史計量學與新制度經濟學的結合中被遺漏了。這時的歷史計量學成功地在經濟史和經濟理論之間搭建了一座橋樑，拉近了兩者的距離、促進了兩者的融合。但此時經濟理論和定量分析方法一樣，對經濟史研究而言僅僅是一種具體的方法論，扮演了工具的角色，無法和史學理論相提並論。另外，歷史計量學中經濟理論的運用，也並未與經濟史研究形成互動，更談不上發展經濟理論。此時歷史計量學的學科定位，就是歷史科學中一個較低層次的分支，(23)它是作為經濟史研究的工具提供者的角色出現的。

　　儘管如此，在歷史計量學中，史學研究範式和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研究範式仍然在方法論和理論層面發生了衝突。在理論層面，被傳統經濟史學家視為「局外人」的歷史計量學者，用他們的許多研究結論推翻了傳統經濟史學家習以為常的觀點。而得出這些新穎結論所使用的統計、計量和建模等定量方法以及全要素生產率、社會儲蓄等概念，對傳統經濟史學家而言比較陌生並在短期內難以掌握。面對自己無法掌握的方法和重複檢驗的結論，習慣於用案例描述進行定性分析的傳統經濟史學家對此無法接受。在方法論層面，傳統經濟史學家習慣於利用描述和歸納來構建理論，而間接計量、反歷史事實假設則更多體現了經濟學善於抽象和演繹的思維方式。在哲學意義上，歷史研究更注重整體主義的考察，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尤其如此；而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卻一直沿襲著個體主義的傳統。上述衝突隨著歷史計量學的發展，以雙方的相互妥協而得以化解。在方法論的哲學層面，經濟學分析強調的個體主義作為歷史研究整體主義傳統的補充出現。歷史計量學作為理解經濟史的獨特視角，以一個分支的身份委身於歷史研究的學科體系中。描述歸納和抽象演繹也在個案研究中互為補充、互為支撐。而且隨著新一代兼具史學和經濟學知識的年輕學者的湧現，具體分析方法上的衝突，即分析技巧和工具的使用也逐漸得到緩解。更多的經濟學者和史學學者合作發表歷史計量學論文，(24)這一點也可以從諾斯和福格爾各時期的文獻中看出，這兩位歷史計量學的開創者都是很好的合作者。

　　目前歷史計量學在經濟史研究中的學術影響力逐漸增強，(25)國際上已擁有了專門的歷史計量學協會、雜誌和年會。(26)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國內歷史計量學的發展一直停滯不前。這一方面是由於佔主導地位的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與歷史計量學在研究範式上的某些衝突造成的。這就需要史學家堅持一切經濟理論都是方法論的胸襟，(27)向經濟學家學習，豐富並選擇自己適用的經濟學理論和工具。造成這種困難局面的另一個原因，是缺乏供史學家和經濟學家進行學術交流的時機和平台。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當國內歷史學家開始關注歷史計量學研究時，系統的西方經濟學教學在國內才剛剛起步。歷史學家缺乏合格的合作對象，即掌握現代經濟理論和分析工具的經濟學者。目前國內經濟學教學和研究水平正逐步與國際接軌，上述條件和時機都已經具備，當務之急是為史學家和經濟學家提供必要的交流和合作平台，如創辦協會和年會、開辦雜誌或專欄等，通過雙方合作撰寫高質量的研究論文並參與國際歷史計量學活動，來提升國內歷史計量學的研究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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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新制度經濟學結合的歷史計量學：

20世紀70年代至今

　　（一）歷史計量學以問題為導向實現與新制度經濟學結合

　　推動歷史計量學與新制度經濟學結合的是諾斯。在通過研究19世紀開挖和建設運河等案例，分析制度變遷與美國經濟增長的關係時，他發現人們要從交易中獲益，往往需要進行產權交換、發明新的經濟組織和制度安排。這一發現使諾斯認識到制度對經濟增長的重要作用，從而擺脫了以往技術進步決定經濟增長觀點的束縛。諾斯還分析了資本市場演化、公司制產生等現象，這些都是歷史上曾經有效促進經濟增長的因素。他發現新古典經濟學可以解釋經濟增長中這些因素的作用，卻無法說明其起源。而要理解這些因素、特別是新的制度安排是何時和如何產生的，需要其他理論分析工具。此時新制度經濟學的發展正突飛猛進，科斯在其經典文獻中已經指出，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分析遺漏了現實世界中普遍存在的交易費用，(28)隨後阿爾欽(Armen A.Alchian)、德姆塞茨(Harold Demsetz)、張五常(Steven N.S.Cheung)和威廉姆森(Oliver E.Williamson)等人發展了產權理論、契約理論和交易成本理論。這些理論剛好滿足了諾斯經濟史研究中對經濟理論指導的需要，歷史計量學和新制度經濟學自然而然地走到了一起。

　　當然歷史計量學和新制度經濟學的結合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問題導向」的指引下逐步推進和完善的。在先前的研究中，諾斯已經發現，要考察不同制度如何引發國家之間經濟績效的差異，單靠對美國經濟史的研究已經不能回答上述問題。諾斯隨後將歷史計量學的研究對象從美國轉向了歐洲，尋找可以進行比對的研究對象。體現這一轉變的研究成果，正是諾斯和托馬斯在1973年合作出版的《西方世界的興起》一書。(29)諾斯關注的問題一如既往，即「持續的經濟增長是如何發生的」，但這次的案例素材來自近代歐洲多個國家的經濟史。長期以來對此問題的傳統解釋，是蒸汽機車、紡紗機器的出現引發英國的工業革命，導致了上述現象。而諾斯對此的解釋沿襲了《制度變遷與美國的經濟增長》中的發現，即傳統觀點中提及的資本積累、技術進步和經濟規模等因素只是經濟增長的結果而非原因；有效的經濟組織和制度安排才是西方世界興起的關鍵，它可以為經濟增長提供有效的激勵，增加個人和社會的福利。

　　諾斯這時將歷史計量學從歷史科學分支的附屬地位解放出來，首次實現了經濟史研究與經濟理論的互動：一方面，運用經濟史分析補充經濟理論。通過對英、法、荷蘭和西班牙等國家的對比分析，諾斯發展了兩個新觀點：一是有效的制度安排由於搭便車和交易成本的存在，未必能自動產生；二是發展並不是與時間無關的生產函數，它與促進經濟增長的制度之間存在路徑依賴，(30)而後者是由政治系統實施的。改良後的政治制度實施對私有產權的有效保護，是富國之路。可以說，對史料的描述歸納在諾斯提煉新觀點時起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利用經濟理論來分析史料。雖然諾斯此時還未提出自己的制度變遷理論，但他從契約理論的視角建立了一個理論模型，分析西歐歷史上的莊園制案例，以此成功解釋了西歐封建主義的興衰。(31)這個模型有初始條件、外在變數和決定因素，綜合運用了產權、交易成本和公共產品理論。從研究範式上看，諾斯此時運用的是標準的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研究範式。(32)但他在具體理論層面對新古典主義經濟學有所發展，將「制度」這個新古典主義經濟學遺漏的變數作為其分析的對象，並將時間變數引入其分析中，突破了新古典經濟學「制度既定」、「發展是與時間無關的生產函數」的局限，為發展一個完整的制度變遷理論奠定了基礎。

　　諾斯的制度變遷理論是在《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一書中形成體系的，(33)由產權理論、國家理論和意識形態理論組成，仍以新制度經濟學的交易費用、產權和公共選擇理論為基礎。諾斯還就制度變遷的動力、方式、主體、評價標準等進行了回答。這是對《西方世界的興起》觀點的發展和系統化，也是歷史計量學與新制度經濟學結合的結晶。在產權理論中，諾斯堅持了新制度經濟學提出的產權對經濟增長具有重要作用的觀點，但通過創建自己的國家理論，他進一步揭示了新制度經濟學所未能說明的內容：為什麼由國家實施產權制度？國家如何選擇和實施產權制度？諾斯洞察了政治制度與產權制度的關係，提出了兩個命題：政府實施產權保護等制度，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從而提升經濟績效；政治市場中交易成本過高往往導致相對無效率的制度出現，有效的制度變遷未必發生，制度選擇和路徑依賴反映的是政治集團間利益的分配。這兩個命題以及他就制度變遷動力提出的第三個命題，即技術進步、人口增長和市場擴展等因素可以引發原有制度的變遷，從而影響經濟績效等，成為後來者實證研究的重點。諾斯為了回答他先前發現的制度變遷中搭便車問題而發展了意識形態理論，將其作為產權和國家理論的補充。他早先發現，有效的制度安排由於搭便車和交易成本的存在，未必能自動產生和順利實施。諾斯提出，由於意識形態的存在，可以教育大家減少搭便車的行為並降低制度運行和變遷中的交易成本。通過發展意識形態理論，他彌合了國家理論和產權理論之間存在的邏輯縫隙，意識形態從而成為國家和產權等制度之間的填充物和潤滑劑，也使諾斯的理論成為一個相對完整的體系。雖然諾斯制度變遷理論沿用的仍是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的研究範式，但他進一步擴展了其研究對象，將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很少涉及的國家和意識形態納入進來。歷史計量學在第一次實現史學和經濟學交叉的基礎上，又吸收了政治學、社會學等其他社會科學的內容，實現了第二次跨學科發展。這種跨學科發展的步伐並未終止，歷史計量學第三次吸收和借鑒的理論來自心理學和認知科學。在《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績效》一書中，(34)諾斯表達了對新古典經濟學「完全理性」假設的懷疑和批判，並討論了「有限理性」假設在制度及其變遷中的應用。沿著「有限理性」的思路進行延伸，他便將自己當前研究的重點放在了吸收和借鑒認知科學上。對「完全理性」假設的懷疑和批判，正是諾斯超越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和新制度經濟學的開始。

　　在經濟史分析中對經濟理論的不斷借鑒、吸收、擴展和超越，恰恰反映了歷史計量學的主要特徵，即促進經濟理論和經濟史料的互動發展。而且只有歷史計量學具有這個獨特的優勢。經濟理論不僅應該能夠解釋現實，而且還應能說明過去，何況從某種意義上說今天的現實明天看就是歷史。浩如煙海的經濟史料時間跨度長、數據多、案例豐富，作為經濟理論的試金石具有其他資料無法替代的作用。與新制度經濟學結合的歷史計量學，這個特徵表現得更加突出：首先，對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經濟增長源於技術變遷」這個結論的懷疑和歷史檢驗，促使諾斯發現了制度對經濟增長至關重要的命題。其次，諾斯在分析經濟史案例時發現了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制度既定、時間無涉」這個理論假設的不足，通過借鑒和發展新制度經濟學的概念和理論，利用交易費用進行制度的供求分析，發展了制度變遷和路徑依賴理論。最後，對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完全理性」基本假設的懷疑，促使諾斯轉向有限理性假設和認知科學。整個過程是以「問題導向」為指引，從反方向逐步顛覆了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假設、推導和結論」的邏輯鏈條。在當前的研究中諾斯走得更遠，不僅放棄了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和新制度經濟學的理論觀點，而且試圖超越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的方法論，走向吸納認知科學等多學科發展成果的道路。歷史計量學本身就起源於不同學科間的交叉和碰撞，其跨學科發展的步伐將一直持續下去。

　　與新制度經濟學結合的歷史計量學激發了眾多學者的興趣，許多文獻不斷湧現以至汗牛充棟。這些文獻多是對諾斯開創性工作的補充和發展，或是更廣範圍內的案例分析。在這些文獻中一個值得一提的研究方向，即對諾斯提出的三個重要命題的經驗分析。有些學者延續了諾斯案例分析的傳統，選擇多個國家和地區的微觀案例進行分析，支持了國家實施產權保護等制度可以促進經濟績效的觀點。如哈珀(Haber)對比分析巴西、墨西哥和美國的工業化壟斷程度的案例；(35)羅森索(Rosenthal)對比分析英法兩國排水和灌溉系統的案例。(36)其他學者在數據選擇和分析工具上更進一步，採用跨國數據進行大樣本計量分析，為諾斯的觀點提供了更具說服力的經驗證據。如奈克(Knack)和基佛(Keefer)定量分析了高效政府和制度、制度和經濟績效間的相關性，發現產權和投資、經濟增長間存在強相關性。(37)貝斯利(Besley)採用工具變數法研究迦納的土地產權對投資的影響，認為對土地擁有產權會引發家庭採取更多的投資行為。(38)還有學者如利布凱(Libecap)對美國漁業、礦業等行業中產權形成過程的分析，(39)Alston等對巴西土地產權制度的形成進行的計量分析，(40)從經驗分析的角度支持了政治過程影響制度變遷的觀點。另外，Levi對諾斯所提出的「文化可以減少交易成本」的觀點進行了實證分析；(41)Wallis和諾斯合作還嘗試對美國經濟中的交易成本進行量化研究。(42)其他更多的經驗分析文獻集中在了《制度變革的經驗研究》一書中。(43)這些學者的研究不僅僅驗證了諾斯提出的相關命題，更重要的是彌補了歷史計量學在這個時期擅長理論分析而缺乏經驗研究的不足。有些學者已經開始使用計量經濟學等新發展的分析工具，對制度等其他過去無法定量分析的對象嘗試進行定量研究。這些努力恰恰反映了歷史計量學在與新制度經濟學結合後，向其最基本特徵回歸：在經濟史分析中將經濟理論和定量分析相結合。

　　（二）中國學界的反映

　　諾斯的制度變遷理論作為歷史計量學與新制度經濟學結合的成果，在中國經濟學界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卻少見史學家參與的身影。(44)這種源自西方經濟史的理論，也被更多地運用到對中國現實問題的分析上，並形成了所謂中國的過渡經濟學。它被認為是制度變遷理論的一個分支，主要研究特定的制度變遷，即如何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45)中國的過渡經濟學從20世紀80年代末到90年代一度成為國內經濟學者關注的焦點。作為國際上歷史計量學運動的一部分，中國過渡經濟學的發展也經歷了借鑒、吸收、擴展、反思和批判等幾個階段。(46)自20世紀70年代末中國改革開放以來，一些改革推動者和經濟學家在探索具體改革案例的實踐活動中，產生了對制度變遷理論的需求。此時可供借鑒的理論除了傳統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外，還有後來引入的東歐的改革理論和西方的新古典主義經濟學。(47)但這些理論在與中國改革實踐的結合中存在這樣或那樣的不足，並未形成理論指導的有效供給。這就為諾斯制度變遷理論的引入創造了條件。中國過渡經濟學發展的第一個階段主題是「借鑒和吸收」，始於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這時中國經濟轉型已經逐漸取得一些成果，亟須在理論層面予以總結和指導。隨著諾斯制度變遷理論傳入國內，許多學者開始吸收和運用其觀點，有意識地討論中國改革的過渡過程。(48)諾斯的理論在國內盛極一時，成為回顧改革歷程和指導下一步改革實踐的重要理論。第二個階段始於20世紀90年代後期，主題是「擴展」。國內經濟學者擺脫了對制度變遷理論的簡單運用，開始根據中國經濟轉型的實際，嘗試對其理論觀點進行補充和擴展。主要有兩個努力方向：一部分學者為了彌補中國過渡經濟學也是制度變遷理論本身重理論討論而缺少微觀實證分析的不足，在國內組織了數次對中國制度變遷案例的研究。(49)另外一部分學者試圖從案例分析中歸納出中國制度變遷的特質，豐富諾斯的理論觀點。(50)第三階段開始於2000年，主題是「反思和批判」。這時國內對制度變遷理論的研究上了一個新台階，開始能夠用批判的眼光審視和反思諾斯的制度變遷理論。一些學者從應用層面，對以往的過渡經濟學研究進行了批判性回顧。(51)另外有學者從理論視角，將諾斯與馬克思的制度變遷理論進行多維度、分層次的對比研究，(52)探討其理論體系的不足。還有學者引入了其他理論來解釋中國的制度變遷，並對比分析這些理論與諾斯理論對中國問題的解釋力。(53)其中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制度變遷理論，在經過一段時間的沉寂之後，在解釋中國經濟轉型問題中重新得到了學者的關注。

　　中國的過渡經濟學作為國際歷史計量學運動的一部分，也具有與後者不同的特徵。首先，研究對象不同。歷史計量學的分析對象是西方經濟史，而中國的過渡經濟學是藉助歷史計量學與新制度經濟學結合的成果，分析中國經濟轉型的實踐。這說明當前中國經濟轉型的進程短期內實現了制度的迅速變遷，而這些現象只能在西方經濟發展的歷史長河中才能觀察到。經濟史中的數據往往不但樣本豐富而且時間跨度長，而歷史案例的研究則多有定論且對現實的指導意義明確。但是中國過渡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即經濟轉型的現實，並不具備這些特徵。中國的改革開放剛剛進行了30餘年，缺乏長期的時間序列數據來進行相關主題的經驗實證分析。另外，發展自經濟史的經濟理論，實質上是以不同的現實視角觀察過去，並不會對研究對象即歷史事件產生什麼影響。但如果將這種理論運用到現實生活中來指導實踐，情況就不一樣了，理論「失之毫釐」，實踐將會「謬以千里」。其次，參與主體不同。中國過渡經濟學主要由參與改革實踐的經濟學家推動，多關注現實問題，史學家很少參與其中。而推動國際歷史計量學運動的既有經濟學家又有史學家，他們合作發表論文，研究對象不僅涉及歷史問題，也有現實案例，在相互佐證兩者結論的同時，又檢驗和發展了經濟理論。對史學知識的匱乏、與史學家合作的不利，對中國過渡經濟學研究造成了一定的負面影響。如通過對現實案例的分析所得到的一般性結論，沒有結合歷史分析，往往表現為普適性和說服力不夠；(54)同時提煉中國過渡經濟學理論特徵的工作也無法得到中國經濟史的支持。再次，國際歷史計量學運動正在嘗試超越新制度經濟學，而中國的過渡經濟學在經歷了反思與批判後陷入迷茫。這種徘徊源於對下一步使用何種研究範式的不同理解：其一，在理論層面正如前文所述，各種理論觀點呈現出百家爭鳴的局面；其二，在下一步如何進行案例分析並提煉中國過渡經濟學理論特徵的問題上，不同學者對方法論也存在爭議。(55)中國過渡經濟學不同於國際歷史計量學的最後一個特徵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制度變遷理論，在指導中國經濟轉型的實踐中一直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運用和發展其理論來解釋中國現實問題的努力從未間斷。由於受當時經濟學發展水平的制約，馬克思主義的制度變遷理論缺乏相應的微觀經濟學基礎。對中國當前的經濟轉型問題進行細緻、微觀化的案例研究，運用這種理論就會有些力不從心。另外，在具體案例或大樣本分析時，馬克思主義的制度變遷理論也需要計量、博弈論等現代的定量分析工具的支持。發展馬克思主義制度變遷理論的微觀基礎，並配以現代化的定量分析工具是運用這種理論於中國現實問題之上的當務之急。

　　中國的過渡經濟學作為國際歷史計量學運動的一部分，下一步的發展應該是從實證分析入手。當前西方發達國家的制度建設已趨完備，無法像現實中國這樣為制度變遷研究提供如此豐富和生動的素材。這是中國的過渡經濟學和歷史計量學難得的發展機遇。面對這些素材，首先進行充分的實證分析，無論是個案研究，還是大樣本的檢驗，目的就是總結出能夠真實反映經濟運行和制度變遷基本特徵的典型化事實。(56)因為，理論的競爭固然可以促進各自的完善，但沒有總結出的典型化事實的支持，純粹的理論比較並沒有太大的意義。在實證分析的基礎上，從這些典型化事實中發現中國當前經濟運行和制度變遷的一般性和特殊性，並進行模型化分析，從而為檢驗和發展經濟理論打下基礎。這也正反映了歷史計量學發展的規律和主要特徵：經濟理論與經濟史料互動發展。要總結典型化事實，將研究視角從社會現實延伸到歷史也是必需的。因為規律和理論既然存在於現實之中，也應該得到歷史的檢驗和支持。這就要求將實證研究的視野從當前放寬到整個經濟史，要做這項工作就必須加強經濟學家和史學家之間的合作，這一點和歷史計量學在歷史科學中的發展要求是一樣的。而眼下急需推進的一項基礎性工作，就是建設一個大型的、權威的中國經濟史資料庫。收集整理30年來改革開放過程中經濟運行的數據只是一個方面，更重要的是把數千年來中國經濟史中的人口、土地、經濟運行等數據也包括進來，從而完整地將中國經濟發展中各類數據的時間序列從古到今連接起來，使這些寶貴的數據資源不再分散於各類史料和文獻的角角落落，而是通過梳理和加工使其更具利用價值。這需要經濟學家和史學家的分工合作，統一計量單位、換算數據，並以經濟理論為指導彌補缺失的數據。通過構建這樣的數據平台，一方面，能夠為國內外經濟學家和經濟史學家提供基礎數據，掃清數據障礙，學者們撰寫實證研究的文獻從而成為可能。當然，這些數據和文獻本身也可以使國內外學者更加全面、正確地了解中國經濟的現實和過去。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可以從這些實證研究中，總結中國經濟過去和現在運行的典型化事實，發現其一般性和特殊性並進行模型化分析，從而為發展有中國特色的經濟理論提供經驗支持，為當前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尋找理論淵源。

　　（三）與新制度經濟學結合的歷史計量學的學科地位、範式衝突與分裂

　　與新制度經濟學相結合的歷史計量學形成了自己的主要特徵，即促進經濟理論和經濟史料的互動發展。諾斯除了努力將新制度經濟學的相關研究成果運用到經濟史分析中，還在此基礎上逐步形成和發展了自己的制度變遷理論。這一轉變促使歷史計量學在經濟學中的學科地位得以提升，歷史計量學成功地發展成為新制度經濟學——這門理論經濟學——的一個應用分支。但它又不僅僅是新制度經濟學相關理論在經濟史中的簡單應用，而是發展了的系統的制度變遷理論，從而在理論經濟學中佔據了一席之地，擺脫了歷史計量學初創時期在歷史科學中的附屬地位。

　　與新制度經濟學結合的歷史計量學，引發了史學和經濟學兩種研究範式的進一步衝突，但這次經濟學的研究範式佔據了上風。諾斯這一時期的歷史計量學研究，突破了以往研究中「歷史優先、先史後論」的史學範式，實現了經濟史和經濟理論的互動，開啟了在經濟史研究中完善和發展經濟理論的歷程。從而，歷史計量學研究中「邏輯優先、先論後史」的經濟學範式成為共識，經濟史中的史料逐漸變成了經濟理論的素材和佐證。

　　但是沿襲了新古典主義經濟學方法論特徵的新制度經濟學，在與歷史計量學的結合中，造成了歷史計量學研究範式內部的分裂。這種分裂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雖然歷史計量學的研究對象開始涉及文化、意識形態、國家等宏大主題，研究者也注意到制度和諸多因素的相互影響，但新古典經濟學的個人主義傳統還是逐漸主導了此時歷史計量學的基本方法論。在理論構建時，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千篇一律的邏輯框架，如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的經濟人面對約束條件，通過成本收益分析，在邊際均衡點做出最優選擇等，變成了經濟史料的刑具，描述歸納已經淪落為抽象演繹的補充。在具體方法論層面，這種分裂表現更加突出：一是由於新制度經濟學屬於微觀經濟學的範疇，在經濟史中對其觀點的運用，造成以往歷史計量學研究中宏、微觀分析並重的傳統消失了。歷史計量學變得更加倚重微觀理論、案例和數據，即使後來對諾斯相關命題的經驗分析也多是從微觀數據切入的。二是雖然通過與新制度經濟學結合，歷史計量學擴展了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的研究範圍，如將制度、時間、政治、意識形態等因素作為其考察對象。但由於受經濟學分析工具發展水平的制約，短期內無法對這些因素實施計量和模型化等定量研究。從而使歷史計量學定量研究的特長無法體現，也喪失了歷史計量學早期曾經出現過的計量分析與模型化研究相結合的優點。可以發現這個時期對諾斯相關命題進行模型化研究的文獻數量很少。三是歷史計量學採用和新制度經濟學一樣的個案研究法，使自己的結論表現出小樣本的特殊性，無法有效證明自己理論的普適性，而後者需要大樣本檢驗和抽象模型構建。在具體理論層面，以新制度經濟學理論為基礎發展起來的制度變遷理論也面臨挑戰。一是借用交易成本、產權和公共選擇理論形成的制度變遷理論框架，意味著只能考察由國家界定並實施的制度，而無法對自我實施的制度，(57)如國家本身、文化等進行考察。二是制度變遷理論中的國家理論過於簡化，與產權理論、意識形態理論組成的制度變遷理論並不是一個動態的內生的理論結構。三是交易費用理論是制度變遷理論的基礎，這種理論儘管在經驗上是成功的，但在理論模型化方面卻舉步維艱，同時它還面臨如何回答交易成本來源和內生化的問題。這些因素直接影響了制度變遷理論的深化。所有這些問題已經迫使歷史計量學下一步要超越新制度經濟學，尋找新的發展方向。

3

超越新制度經濟學的歷史計量學：

20世紀90年代至今

　　歷史計量學超越新制度經濟學面臨的任務，一方面是為了給經濟史研究提供更加完備的經濟理論和更加精緻的定量分析方法，另一方面是嘗試在經濟理論中真正引入時間維度和政治因素來理解制度的演化。(58)要完成這些任務除了發展新的經濟理論和分析工具外，歷史計量學本身的方法論也需要改變。目前歷史計量學的發展表現為如下四種趨勢。

　　（一）走向認知科學等跨學科發展的道路

　　歷史計量學本身就是跨學科發展的產物，在完成了史學與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等學科的交叉後，一些歷史計量學家開始將心理學、認知科學等內容包括進來，實現了歷史計量學的第三次跨學科發展。其中的代表人物是諾斯。諾斯在早期的研究中沿用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理性經濟人假設，認為人們能夠通過認知來比較交易成本的大小，選擇制度從而實現制度變遷。後來他逐漸認識到，人們並不具備完全理性這種能力，比較靜態分析無法解釋制度的動態演化過程。諾斯隨後在20世紀90年代轉向人類認知、學習和意識形態研究，開始在其理論中增加人作為參與者對制度變遷認知和反應的內容，作為對交易成本來源和內生化的探討。其部分研究成果反映在最近出版的《理解經濟變遷過程》一書中。(59)諾斯提出，在人們交易過程中，個體之間的知識交流和積累是交易成本的來源。但人們的認知模式是存在差異的，這便形成理解世界和處理問題的不同方式。如果將制度看做是內生的，那麼它就是人們共享的認知模式，(60)它有利於制度變遷參與者形成共有信念，採取協調一致的行動從而降低交易成本。而對制度的變遷，諾斯認為是人們針對環境的不斷變化，通過學習積累知識，交流傳播知識，不斷修正自己的認知模式，從而促成了制度的選擇和演化。(61)諾斯的研究是對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研究範式的徹底拋棄，從理論層次上看，產權、交易費用和公共選擇等這些人與人的關係的討論，被對人本身的討論所取代，前者被看做只是後者的表象。這種對人的討論，已經不是新古典主義經濟學意義上的具有利己特徵的完整的經濟人，而是被諾斯拆分成了具有不同認知模式和學習過程的個體。諾斯由此構建了更高層次的概念和觀點，來解決新制度經濟學基本概念和觀點的內生化問題。從理論內容上看，諾斯借鑒了認知科學，在當前研究中加入了以往研究中忽視的因素，即社會變遷的特徵與人類對於這種變遷的理解和互動，他認為可以把制度變遷看作人類認知過程和認知積累的一部分。這次歷史計量學走向跨學科發展的道路，和以往每次學科交叉的結果一樣，留下了一個難題，那就是理論的發展將支撐其存在的分析工具遠遠拋在了後面，諾斯只能用經濟史的個案研究來說明和驗證自己的理論觀點，大樣本的實證分析和模型化研究面臨許多困難。(62)

　　（二）綜合經濟學和史學研究範式，創新歷史計量學

　　在歷史計量學發展的歷程中，是「先論後史」還是「先史後論」，是「邏輯優先」還是「歷史優先」，經濟學和史學之間研究範式的衝突一直伴隨左右。格雷夫(Avner Greif)於20世紀90年代初開創的歷史制度分析，(63)嘗試從理論到方法論上突破以往歷史計量學的局限，做出了綜合兩種研究範式的努力。在理論層面，格雷夫將制度定義為可自我實施的，是特定歷史條件下制度博弈的一種均衡狀態或均衡結果。這種將制度內生化的處理，克服了諾斯用新制度經濟學觀點定義制度及其特徵的不足。同樣是將文化信仰和認知差異引入制度變遷中，格雷夫使用的方法並不像諾斯那樣去借鑒認知科學，而是運用博弈論。他在研究影響制度生成與進化的決定因素時，將文化信仰和文化傳統等內容包含在博弈者的預期中，而後者又通過博弈影響著制度的均衡結果。格雷夫還形式化了諾斯的路徑依賴思想，方法是以文化信仰為鏈條，把歷史上前後相關的博弈與均衡連接起來，從而實現了路徑依賴思想的模型化、具體化。在上述分析中嘗試將博弈論引入制度及其變遷中，正是格雷夫對歷史計量學具體方法論的創新。另外，格雷夫構建了特殊歷史情境模型，恢復了歷史計量學模型化分析的傳統，更重要的是體現了他在方法論上嘗試歷史和邏輯統一的努力。在特殊歷史情境模型中，格雷夫將史實描述和抽象建模有機地結合在一起，互為補充和支撐，實現了歷史方法和邏輯方法的緊密結合，擺脫了以往研究中兩者非此即彼的分裂狀態。格雷夫還嘗試將歸納和演繹統一起來，這既體現在他的案例分析中，也體現在理論構建的方式方法上。格雷夫堅持諾斯個案研究的傳統，但不同於諾斯的是他在案例研究中使用數理模型進行定量研究，從而為從個案研究轉向總體特徵的描述提供了可能，因為數理模型分析才是產生有效經濟學命題的唯一方法。(64)格雷夫通過研究具有不同特徵的制度變遷案例，(65)揭示了制度變遷的幾種關鍵類型。通過繼續擴展這些研究的數量，嘗試揭示制度變遷的全貌，並歸納出了一個一般化的理論框架。(66)反過來，格雷夫運用自己發展的制度變遷理論，分析和解釋了許多歷史和現實中的案例。總體來看，格雷夫的努力主要對諾斯原有制度變遷理論的延伸思考和模型化處理，並不像諾斯那樣構建一個更高層次的平台來解釋整個理論體系。但他主要是實現了方法論上的突破，將博弈論引入其歷史制度分析中，恢復了歷史計量學建模的傳統，還嘗試實現歷史與邏輯、歸納和演繹的統一。歷史計量學綜合經濟學和史學研究範式的這一研究方向，目前遇到的主要困難是實證分析不足，無法形成對其理論和模型的強有力支撐。

　　（三）回歸新古典主義經濟學方法論，發展新政治經濟學視角的制度分析

　　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的研究範式，對歷史計量學的發展一直起著重要的影響。諾斯、格雷夫等學者在當前的研究中認為，必須通過改造這種研究範式，不僅在理論層面，而且還要在方法論層面，才能滿足歷史計量學發展的需求。但這種改造面對的這樣或那樣的困難和不足，引起了其他學者對這種研究思路的反思。另一個思路是僅改造其理論層面的內容，堅持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的方法論。例如可以借鑒政治經濟學中關注政治與經濟關係的傳統，在新古典主義經濟學方法論的基礎上，發展一個更加精緻的政治決策理論，並將其引入制度變遷的分析中，形成一個新政治經濟學視角的制度變遷理論。另外，計量經濟學中相關分析工具的發展也為對制度實施計量分析提供了可能。通過運用動態博弈既可以將時間因素引入制度分析中，也可以構建制度變遷的動態模型。這個研究方向以埃西姆格魯(Daron Acemoglu)為代表，(67)湧現了許多研究成果，(68)並得到了歷史計量學界和經濟學界的認可。具體而言，這個方向一是在制度的計量分析中取得了突破。如他們採用工具變數法，結合跨國的宏觀數據分析、測試製度與經濟績效之間的因果關係，尋找決定經濟績效的外生變數。有些學者還對單項制度實施微觀計量分析，也取得了令人信服的研究結論。另一方面，埃西姆格魯等學者在構建制度變遷模型上也取得了一些進展，方法是引入動態博弈均衡的概念刻畫制度變遷。埃西姆格魯還從新政治經濟學的視角，提出了一個內生的制度變遷理論，將權力及其分配、經濟制度與經濟績效等因素有機結合在一個邏輯框架內。(69)他的這個理論框架吸收了馬克思主義和諾斯制度變遷理論的優點，在理論體系和觀點上表現出向馬克思主義靠攏的跡象，在分析方法和視角上兼備諾斯理論的特長。例如埃西姆格魯對國家的分析，生動地刻畫了政治與經濟的相互影響，要比諾斯的國家理論更加細緻和精彩，並較馬克思主義的分析更加微觀化，同時還沒有偏離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的分析範式。(70)回歸新古典主義方法論，發展新政治經濟學視角的制度分析，目前來看部分地完成了歷史計量學發展中面臨的任務，體現了歷史計量學注重運用經濟理論和定量分析方法的基本特徵，以及實現經濟理論和經濟史料互動發展的主要特徵。通過運用新的分析工具和方法，它暫時彌合了歷史計量學內部的分裂。但這種向新古典主義經濟學方法論的回歸，究竟是對歷史計量學的撥亂反正，還是在其他更加完善的方法論體系尚未建立起來之前的權宜之計，目前來看還沒有定論。另外，這個研究方向也存在一些需要改進的地方，如理論體系構建上存在一些空白點，某些具體觀點需要進一步論證和說明，以及需要更多的案例支持等。(71)

　　（四）回歸歷史計量學定量研究的傳統，進行實證分析

　　在各種研究範式均存在這樣或那樣不足的情況下，放下爭執，收集數據進行實證分析也許是個不錯的選擇。畢竟實證分析是歷史計量學的傳統，也是辨析各種理論真偽更加直接的方法。福格爾數十年來一直堅持實證分析的風格，長期關注經濟發展的中心議題：人們是如何攝取營養、促進身體健康，從而提高生產效率的。福格爾組織了包括經濟學、歷史學、醫學、生理學、統計學等學科的研究人員，收集並分析這些領域的相關數據，進行人類營養學和健康狀況的研究。他的研究對象包括美國、歐洲歷史和現實中人體健康指標的各個方面，如身高、體重、死亡率等。他提出，經濟增長主要是源於人口營養狀況的改善。通過對歐洲歷史與現實長時間序列數據的觀察和分析，福格爾發現了這樣一個趨勢，即人口早期的營養不良可以影響人以後的健康和生產效率。他還就如何避免饑荒等問題提出了政策建議。(72)和諾斯關注人的認知類似，福格爾的研究焦點也轉向了人本身，即人的營養。兩位大師級人物的研究方向不約而同地轉向，恰恰反映了歷史計量學的一個新的發展方向：關注人本身的研究。而歷史可以為這個研究主題繼續提供豐富的數據和無窮的案例來進行經驗分析。

　　可以看到，目前歷史計量學的發展趨勢表現為多元化。諾斯當前的研究不僅超越了新制度經濟學，而且通過跨學科發展也超越了經濟學，其理論中經濟學特徵越來越少，而更像是各類社會科學知識的綜合。歷史計量學運用經濟理論和定量分析的特徵在其理論中已經無法體現。但諾斯和福格爾兩位歷史計量學大師都開始關注人本身的跨學科研究，這也許確是當前歷史計量學發展中的一個值得關注的方向。格雷夫和埃西姆格魯對歷史計量學的發展較諾斯要「保守」許多，他們的研究沿襲了諾斯以往研究的思路，只不過兩者走向了不同的研究方向。雖然兩者都將制度視為是自我實施的，也都用博弈論來進行制度分析，但格雷夫更多體現的是歷史分析的描述歸納特徵，而埃西姆格魯更多體現的是新古典主義經濟學抽象演繹的特點。兩人都擴展了歷史計量學的研究主題，前者真正在制度變遷研究中引入了文化，後者實現了對政治因素的分析。格雷夫還發展了歷史計量學的方法論，但埃西姆格魯為歷史計量學的發展提供了更加精緻的計量和模型化分析工具。格雷夫的分析基礎是微觀理論，目前還沒有建立起可以進行計量檢驗的模型，但埃西姆格魯的研究已經實現了宏、微觀數據的實證分析和模型化研究的結合。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院》2009年第4期 第142-16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