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大師饒宗頤去世 | 一代通儒，百歲情懷

2018年2月6日凌晨，一代國學大師饒宗頤去世，享年101歲。

作為當下中國最受尊崇的學者之一，饒公一直被人們尊稱為「國學大師」「漢學泰斗」，甚至「國寶」，他在歷史、考古、文學、經學、書畫等不同領域均有極高成就，又是傑出的翻譯家、教育家。

按中國傳統，老人90歲後添壽兩歲。生於1917年的饒宗頤，2015年便是100歲的大年份。正是在那一年，《環球人物》記者幾經波折，終於與饒公面對面，近距離觸摸這位大師的文化脈搏。

2015年9月，饒宗頤在香港接受《環球人物》記者採訪。

猶記得當時的採訪地點定在香港跑馬地英皇駿景酒店——饒公舊居的對面。饒公是一位清癯的長者，在女兒饒清芬的攙扶下，一步步走向包間。那麼近的距離，卻給人跨越萬水千山的感覺。還記得當時饒清芬不好意思地解釋：「本來有輪椅可用，但父親堅持要自己走走。」

坐定後，《環球人物》記者拿出隨身帶著的《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第一卷，希望能請饒公親筆簽名，以資留念。當記者將書遞到饒公案前，簡單說明心意，饒公當即點頭應允。落筆前，又輕聲問了一句：「選堂？」

饒公字伯濂，號選堂。他題寫的字幅，落款每每是「選堂自署」。他這一問，應該是想確認是否簽「選堂」二字即可。記者沒想到饒公謙遜到連這個小細節都要先行徵詢意見，一時怔住，隨即連連點頭：「當然可以。」

一直知道饒公書法蒼勁，也曾聽人說起，他的雙手力道極大，能以偏軟的羊毫寫出狼毫的堅挺，此次現場觀摩才知道此言不虛。只見饒公落筆極穩，行文有力，一點也不抖，完全不像一位百歲老人。加蓋的手章篆刻著「饒宗頤」三字，刀法古拙深茂，一看就是出自名家之手，這讓記者想起饒宗頤學書館藝術統籌主任鄧偉雄在此前採訪中提到的，「饒公曾說，自己有一件事情絕對不會做，那就是篆刻，因為怕傷到手，而他的手，是要寫字畫畫的」。

收起熱乎乎的簽名文集，記者遞上兩本近期出版的《環球人物》雜誌，將話題引到正事上：「這是人民日報主辦的刊物，很受讀者歡迎。我們希望能為您做一個深度報道。」饒公微笑點頭：「多謝，多謝。」

饒宗頤為環球人物題詞「求是求真求正」

都說鐘鳴鼎食之家容易「培養」出玩物喪志的公子哥兒，饒宗頤卻是個例外：生於潮州首富之家，卻日漸成長為國學大師。人們很難分清楚，究竟饒宗頤自身便是一個奇蹟，還是依託於家學的滋養才結出了如今這般豐碩的果。

我國學術界曾先後將饒宗頤與錢鍾書、季羨林並列，稱之為「北錢南饒」和「北季南饒」。在錢鍾書心中，饒宗頤是「曠世奇才」，季羨林則直呼「我心目中的大師就是饒宗頤」。對這一切，清瘦的饒宗頤，總是拱手致謝，藹然鄭重。

「饒公經常跟我說，人一生有際遇的問題，與很多同輩學者相比，自己的運氣很好。」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副館長鄭煒明告訴《環球人物》記者。誠然，在他的學術生涯中，一些坐標意義重大——潮州的根基，香港的機緣，海外的榮譽，大陸的盛名，但貫穿始終的，是百年來這位學者孜孜不倦的鑽研定力。

中學都未畢業的饒宗頤，後來卻當上大學教授，成為學術界一段美談。他說自己「得益於從小文化空氣的『熏蒸』」，學問是「熏」出來的。

1917年8月9日，饒宗頤出生在廣東省一個與世無爭的縣城——潮安（今潮州市湘橋區）。當時，正值孫中山發起護法戰爭，全國動蕩不安，潮州卻因為地處偏遠，文化仍然得以高度發展。

潮州素有「海濱鄒魯」之稱。唐代韓愈曾在此為官，推廣中原文化，此後潮州逐漸形成了崇文尚學的風氣。除了文化領域，潮汕商幫是中國最具實力的商幫之一，以善於開拓的精神著稱，李嘉誠是其中代表人物。

生活在潮州，饒家兼得文化和商業之所長。饒宗頤祖父曾任潮州商會的會長，於1902年創辦了潮州第一所慈善機構「集安善堂」。父親饒鍔經營銀庄，曾被稱為潮州首富，又是當地著名學者，曾擔任《粵南報》主筆。

饒鍔致力於考據學，酷愛藏書，家中的天嘯樓藏書達10萬卷，曾經在廣東東部一帶最負盛名。他為兒子取名「宗頤」，是希望兒子能成為像北宋理學派開山鼻祖周敦頤那樣的大學者。饒宗頤三四歲時，父親便教他讀杜甫的《春夜喜雨》和周敦頤的《愛蓮說》。6歲時，饒宗頤開始閱讀古典小說，最喜歡的是《封神演義》。10歲時，他已經閱讀了《通鑒綱目》《紀事本末》《通鑒輯覽》等古籍，全身心投入到天嘯樓的經史子集之中，並跟隨父親聘請的名師學習，打下了繪畫、書法和古文的深厚根基。饒宗頤後來回憶：「家學是學問的方便法門。要做學問，『開竅』十分重要，既要讓小孩充滿幻想，營造自己的世界，又要讓長輩引導入門，可以少走彎路。」

到了十幾歲，當其他兄弟還在饒家的大宅里四處玩耍時，饒宗頤則在一處門廊上用楷書寫下一副對聯：「山不在高，洞宜深，石宜怪；園須脫俗，樹欲古，竹欲舒。」通過這副對聯，人們可以看到饒宗頤早年的書法功底，也可以窺見他日後為人熟知的那份淡泊名利的豁達。其實，少年饒宗頤就經常打坐吐納，甚至以減食「辟穀」來印證道教的道理。這個習慣後來伴隨了他的一生。

很快，饒家神童的名聲就傳了出去。饒宗頤的老友、香港潮州商會創會會長陳偉南向《環球人物》記者回憶：當時饒氏父子在潮州聲名赫赫，饒宗頤傳說是一目五行的神童。老詩人王誠生前曾多次講到饒公童年時的一則軼事：當時有文壇名士以潮州特產「姑蘇香腐」出謎，猜唐詩一句，6歲的饒宗頤不假思索，即答以「吳宮花草埋幽徑」（吳宮指在姑蘇的宮殿），一時語驚四座。「當時饒公才6歲，就有這樣的才學。」陳偉南說。

1930年秋，14歲的饒宗頤以優異成績考入潮州金山中學學堂。當時在潮州能考上金中的，都相當於「舉人」，享受禮遇。但饒宗頤覺得「在學校獲益不大」，課堂上講授的《史記》等經典，他早已讀過。於是，入學後沒多久，饒宗頤就回家自修，開明的父親並未反對。

16歲那年，饒父突然撒手人寰，而母親在他兩歲時就已過世。身為長子，饒宗頤放棄入大學的計劃，處理家中事務。「那時候，（父親）留下龐大的財產與大批書籍，在這兩者之中我選擇了書籍。」他繼承父親遺志，完成《潮州藝文志》，踏出了學術生涯的第一步。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饒宗頤當時在中山大學廣東通志館任藝文纂修，同時加入歷史學家顧劼剛主持的禹貢學會，在學術界嶄露頭角。這一時期，受文學家詹安泰的委託，饒宗頤開始在潮州韓山師範代課，講授訓詁學、諸子百家。當時在韓山就讀的陳偉南記得，一開始學生們對這位年僅20歲的老師十分懷疑，「結果教了一天之後，詹安泰問學生，他行不行？明天還讓不讓他來？學生說，來啊來啊，他教得好！」這是饒宗頤第一次走上大學講台，從此開啟了他長達40年的教學生涯。

01

香港，天時地利

饒宗頤後來移居香港，是緣分，也是命運安排。

1939年，潮州淪陷。饒宗頤帶著滿腔屈辱，前往已遷往雲南的中山大學擔任研究員。結果赴聘途中，他染病滯留香港。饒宗頤後來將這歸結於「機緣」：「當時只是路過，不料身染疾病。我一輩子很少生病，偏偏那次生病留了下來，成就了今天的我。不然也許我到了中大，到現在還是一個講授詩詞的教授。」

「香港這個地方，在地圖上看只是一個小點，但它和中國學術的關係實在是大。我經常說，沒有香港，就沒有現在的饒宗頤。」饒宗頤告訴《環球人物》記者。到香港之後，他結識了兩位伯樂：一位是主持商務印書館的王雲五，還有一位是北洋名士葉恭綽。前者讓饒宗頤幫他編寫詞條，協助編撰《中山大詞典》；後者請饒宗頤輔助其編訂《全清詞鈔》。在這種情況下，饒宗頤在香港讀了很多書，接觸到很多善本、孤本，為以後的治學打下了基礎。「此外，葉恭綽是第一個提倡敦煌學的人，這一點也影響到我。」饒宗頤說。

香港淪陷後，饒宗頤曾返回廣東，輾轉逃避戰火。父母早逝，戰亂動蕩，讓他較早地體會到何為四大皆空，也逐漸參透何為心無掛礙。「饒公一生推崇蘇東坡，因為面對逆境，他往往比較達觀、超然，心態平和，樂觀向上。」陳偉南說。1949年，饒宗頤再度移居香港。3年後，並無大學學歷的他受聘成為香港大學中文系講師。

在港大執教，饒宗頤主講目錄學、文字學、《楚辭》和漢魏六朝文學。他的潮州話、普通話與粵語都能講得流暢標準，受到學生們的歡迎。饒宗頤的學生，港大馮平山博物館原館長劉唯邁告訴《環球人物》記者：「他教書一定會備課，每次上課都帶一個公事包，講課十分有條理。」港大授課之餘，饒宗頤還前往錢穆先生所辦的新亞書院講授「老子」等課程，同時繼續研究敦煌學。

這一階段，饒宗頤有同事熱心政治，出任了國民黨政會參議員。但饒宗頤不喜歡政治，專心治學。他在研讀《昭明文選》時將著述又涉政的人稱為「早達」，即很快就因為文章出名，但往往犧牲在政治上。他曾在自述中指出「陸機」「潘岳」等人都在政治上犧牲了，這是他們忘文學而追求「名」，「不知道名之為『害』。」

除了潛心治學，他也關注世道人心。如今，毗鄰香港大嶼山寶蓮禪寺青銅大佛的世界最大戶外木刻佛經群「心經簡林」，是香港的人文勝景。「當年亞洲金融風暴，香港股市大跌，每天都有股民跳樓自殺的傳聞，饒公心有戚戚，因希望大家不要悲觀，就親自書寫了《般若波羅蜜多心經》。」饒宗頤學術館館長李焯芬說。饒宗頤寫的字很大，每個字約一平方米大小。於是，由香港政府出資，按照原始尺寸，香港著名的篆刻師將饒公寫的《心經》刻在巨大的木條上，在大嶼山建了「心經簡林」，來安撫香港市民的心靈。「在『心經簡林』的最後一根木柱上，刻著『歲在壬午選堂敬書心經，願令闔境安康、時雍物阜、長浴斯福』二十四字，表達了饒宗頤對香港市民大眾的衷心祝福，現在已經是香港市民尋求心靈慰藉的一個重要去處。」李焯芬說。

在日常生活中，饒宗頤為人謙虛。「他待人真誠，就算是陌生人想與他討論問題，他也會熱情交流，不會高高在上。」劉唯邁說。2003年，為了表彰饒宗頤在學術方面的成就與貢獻，香港大學在校內建了饒宗頤學術館。因為他本人一貫主張做學問應該謙虛，對「國學大師」「一代通儒」等稱呼表示不敢當，認為自己的學問很小，所以就給學術館取了一個英文名字：The Jaotsung-I Petite Ecole。因為Petite剛好是「小」， Ecole是「學校」，合起來就是「小學」「小學校」，意思就是「這是香港大學裡面的一間小學校，我在這裡做點小學問」。「這是饒公謙虛的一面，裡面還有一份小小的幽默。」李焯芬說。

02

海外，漢學翹楚

上世紀50到70年代，當很多大陸學者陷於一波又一波的政治運動時，饒宗頤得以在香港埋首學問。更為重要的是，他與國際漢學界廣泛交流，成就了自己學術研究的一個黃金期。

1954年，為了進行甲骨文研究，饒宗頤初到日本。二戰結束的初期，日本經濟比較困難，對甲骨文研究並不深入，許多材料塵封在倉庫。當時，饒宗頤住在離京都大學不遠的三緣寺，白天到京都大學圖書館看獸骨龜甲，晚上回到寺里繼續研究。三緣寺住持十分敬重饒宗頤的為人、治學之道，他定了一條不成文的規矩：晚上要等饒宗頤洗澡之後，全寺僧眾方能沐浴。在日本，饒宗頤一有空就到書店淘書，經常心滿意足地將成箱的書用車拉回住處。後來，他將在日本研究甲骨文的成果歸納成文發表，並受邀到東京大學等地講學。

同一年，饒宗頤到英國劍橋出席了第二十三屆東方學家國際會議。會上，饒宗頤發表了論文《老子想爾注》，從此引起了西方學者的注意。在劍橋開完會後，法國漢學家戴密微邀請饒宗頤到巴黎編輯整理敦煌的經卷資料。這是饒宗頤第一次接觸到流失海外的中國文物。在浩如煙海的文物中，饒宗頤系統地研究了道教文獻資料，並出版了《敦煌老子想爾注校箋》，填補了學術空白。這本書引發了歐洲研究道教的熱情，巴黎大學中國學院還把《敦煌老子想爾注校箋》定為研究生的必讀教材。

除了學術成果，饒宗頤還和一大批西方漢學家結下了私人友誼。戴密微比饒宗頤大23歲，照理說是饒宗頤的前輩，但在交往中，兩人結成了忘年交。除了學術修養，戴密微還很欣賞饒宗頤詩、詞、賦隨手而出的才情，曾邀饒宗頤同游瑞士。饒宗頤在沿途寫了30首詩編輯成《黑湖集》，後來刊載於瑞士的《亞洲研究》。戴密微八十大壽時，饒宗頤為他寫駢文祝壽，戴密微將《黑湖集》譯為法語並親贈序文一篇作為答謝。

「若天設三緣」，饒宗頤如此形容他與荷蘭漢學家高羅佩的相識。1958年，饒宗頤原本指望到義大利遊學，但飛機因為故障中途降落在黎巴嫩首都貝魯特，他得以與高羅佩偶遇，兩人一見如故。推崇明朝學術文化的高羅佩贈給饒宗頤一本明萬曆版的《伯牙心法》，饒宗頤則賦詩回贈。此外，高羅佩曾師從我國古琴大師葉詩夢，酷愛古琴，這使得他和精通古琴的饒宗頤有說不完的話題。多年後，當高羅佩去世的消息傳來時，饒宗頤心情沉重地寫下了「滔滔流水空嘆逝，更何堪、弦索天涯」的詞句寄託哀思。

1962年，經戴密微力薦，饒宗頤以甲骨學著作《殷代貞卜人物通考》，獲得了有漢學家諾貝爾獎之稱的「漢學儒蓮獎」。

儘管已經榮譽滿身，饒宗頤並沒有放慢研究的腳步：「學問要接著做，不能照著做。」他將目光投向古印度的研究上。此時印度學者白春暉主動找到了饒宗頤。第一次見面，饒宗頤就和白春暉達成了互教互學的協議：饒宗頤教白春暉《說文解字》，白春暉教饒宗頤梵文。1963年7月，饒宗頤帶著學生——法國人汪德邁來到印度遊學。此時距中印邊界戰爭過去不到一年，印度反華氣息還未散去。饒宗頤多次被懷疑是間諜，每到一個地方都會受到盤問。有一次上飛機前，面對警察的刁難，汪德邁終於忍不住了，大聲地說饒宗頤是一位享譽世界的學者，是印度研究機構聘請的研究員。經過近一個小時的交涉，饒宗頤才沒誤了航班。在飛機上坐定後，滴酒不沾的饒宗頤一口喝盡了空姐送來的一杯酒，鬱悶之情可見一斑。

但另一方面，在印度，饒宗頤也受到了學者的熱情接待，使他看到了不少珍貴資料。

此後幾十年，饒宗頤的海外邀約和榮譽不斷：1978年，受邀擔任法國高等研究院宗教學部客座教授，主講「中國古代宗教」，其間，瑞士電視台還播出了他的紀錄片；1980年，被法國亞細亞研究會授予榮譽會員；2012年，當選法國法蘭西學院銘文與美文學院外籍院士……正如瑞典漢學家施舟人所言：「饒宗頤教授不僅是法國漢學界的老師，更是全歐洲漢學界的老師。」

03

大陸，久去鄉關

饒宗頤1949年離開大陸，隨著年齡的增長，對故鄉的思念愈加強烈。他曾寫下「久去鄉關，累十餘稔，山川喬木，望之暢然」的句子，寄託著對祖國的嚮往。

1976年，饒宗頤60歲時，「文化大革命」結束了。這使得他在闊別大陸20多年後，看到了重回故鄉的希望。果然，3年後，中山大學邀請已經退休的饒宗頤到廣州參加中國古文字研究會學術年會。

「我從小研究《楚辭》地理，讀過很多地方志，對各地的地名很熟悉，可是大陸很多地方還沒去過。離開潮汕整整30年後第一次回來，我真的想去走走，去看看！」年會一結束，饒宗頤迫不及待地到了湖南，考察馬王堆漢墓的出土文物，還專門到汨羅江弔祭屈原。

收穫頗豐的湖南之行讓饒宗頤下定決心，要在晚年遊歷祖國，還希望能和國內的學者一起做研究。1980年，在中山大學學者曾憲通的陪同下，饒宗頤前往敦煌莫高窟考察。雖然他以敦煌學研究而聞名於世，此前卻從未到過莫高窟。饒宗頤在火車上一路凝望著窗外，曾憲通好奇地問：「荒無人煙的大漠戈壁有什麼好看的？」饒宗頤回答說：「我正等著海市蜃樓的出現。」

離開敦煌後，饒宗頤又到了西安、洛陽等歷史名城。每到一處，他都要去當地的博物館仔細地考察每一樣藏品，有時候看過展廳的展品還不滿足，要到庫房裡接著看。在湖北省博物館考察曾侯乙墓的出土文物後，他撰寫了《曾侯乙墓臣器漆書文字初釋》，考證曾侯乙墓文物上的文字。上世紀整個80年代，考古和藝術史研究都是饒宗頤的學術重點。

上世紀90年代以後，饒宗頤在大陸的名氣越來越大。1994年，北京的中國畫研究院展覽館舉辦了「饒宗頤書畫展」。展覽期間的座談會上，季羨林、馮其庸、史樹青等文化大家與饒宗頤相談甚歡。

饒宗頤（右）與季羨林

進入新世紀以來，隨著國學研究的升溫，他被人們尊為國學泰斗之一。但不論何時，饒宗頤都像他自比的那樣「辛苦待舂鋤」，百年不休。在近一個世紀的時光里，饒宗頤走過太多地方，經歷過太多事情。

然而，他的人生態度卻很淡然，正如他曾說過的：「人在天地之中，渺小得像一個不可知的斑點，亦像一根蘆葦，很容易被一陣風所摧折……面對無限的宇宙，永遠的岑寂給人以無限的恐懼。在無限的周遭，處處可以是中心，而何處是圓周，卻煞費思量。」

饒宗頤學術觀點

◎ 我做學問很重視根柢，所以我在港大中文系任教，是把目錄學設為常年課程的。熟悉目錄學可以使你的學問做得很精密、很紮實，有旁搜遠紹、左右逢源的好處。有時是從相似文獻中窺其分殊，有時是從零散材料中求其整全，這樣才能把學問往精深里做。我的目錄學是開發式的目錄學。由此及彼，進入問題；由一個文獻系統到另一個文獻系統的展開，一步一步地爬梳過去。這樣可以解決學問中的具體問題。

◎ 我治學不喜歡抄卡片，我認為做卡片很危險，因為做學問須有「實力」，摘錄是粗淺的，怎麼可能把學問做得精細呢？我讀原典，一本書往往要讀上很多遍，一遍是絕對不夠的。同樣一本書，看上兩遍、三遍，每一遍都會有新的體會、新的問題、新的發現。因為人的認識是有一個過程的，而卡片摘錄，往往有一個特定的視角，因而對於所讀原典來說，所獲得的往往是一次性的、有限性的材料，那麼做出來的學問，也只能是有局限性的學問。

◎ 每個國家都有「經」！中國其實老早就有「經」，中國的「經」，日本人的皇帝到現在還在念，日本的年號就是從我們的古經來的，到今天還是。可是，我們自己卻不讀經。我覺得這是中國人應該反省的問題。

◎ 今天做學問的人——我不講誰啊，有個毛病，往往抓到一點，就把它擴大，強調這個東西。可是他忘記還有很多別的（方面）。這是誤導人家的。實際上，應該冷靜，應該全面地看，從上到下，從左到右，許多領域都是有聯繫的。要有耐心，不要抓一點就概全貌，把它當作主流，不應該這樣。這也因為大家都希望「創新」，所以「創新」搞不好也是一個害人的觀念，不能隨便亂創的，要看清楚（問題）。

◎ 「求闕」是曾國藩的話。做人、做學問，都要「求闕」。「闕」同現在的「缺」，（求闕）就是要不知足的意思。實際上，天下萬物都是有「缺」的，追求把「缺」的補齊，可事實上永遠也補不齊，這樣就會永遠不知足地追求下去。

◎ 搞學術研究，不管是個人還是國家，都應該有一種超功利的心態。學術的繁榮是要幾代人共同努力、逐漸積累的，不是一下子的事情。文化是可以有超越性的，超越現世，超越當下，那麼它的價值就有一個永恆的東西在。

作者：《環球人物》特約記者 陳志明 、賈思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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