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力倫理和經濟學 第一章 人性的本源
在動手寫這部有關權力和經濟的運行模式的作品時，我正在著手註銷自己的一個小公司。在這個近5年的經歷中，自己作為一個獨立的經濟人，我有機會浮出了水面用自己的眼睛來觀察和體驗這個社會的運行規則和經濟狀況，而這些是以前作為一個單純的技術工作者難以得到的。
在本文中結合了一些新近的發現和事件，我重新審視了這個世界的歷史的以及現實的一些片斷。希望通過這種審視，我希望將一種基於自然的社會分析方式展現在讀者面前，並以這種方法為基礎對過去的社會運行有所解析，這或許對現實的問題有所幫助。作為嚴肅的人文科學，首先需要認識和界定人性的本質，這是個根本的問題，因為所有的社會科學都是關於人的問題。人類的本性決定著社會的組成、競爭、繁育和演化，我們的社會、家庭、婚姻、風俗和倫理都也是人類本性的體現和結果。如果沒有對人類本性的基本判斷和了解，那麼所有的社會科學都有成為空中樓閣的危險。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正是由於這種判斷的缺乏和謬誤，才導致了其社會實踐中的挫敗。
這裡，在寫作的過程中，我一方面要從傳統的被灌輸的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中掙脫出來，另一方面也要和古典經濟學有所區隔。首先，本書要嘗試解答一些有關經濟和社會的基礎性的問題，什麼才是經濟學應該做的，經濟學目的是什麼？經濟運行的一個關鍵的基本問題是怎樣分配，這些經濟分配的依據是什麼?
2008年的春天，和幾個高中同學在北京聚會，席間高談，海闊天空。一位體制內的朋友指著我問，你怎麼整天憤憤不平，對他們這麼不滿，他們有什麼對不起你的？我簡單的回答說，他們從來沒有公平的對待過我。
問題是，什麼是公平呢？《論語·顏淵》記載，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在孔子看來君臣父子就是公平。按照孔子的說法，我這樣的人血統低賤，理所當然的應該對現在的狀況感到滿足和感激才對。但是，我不是佛教徒也不相信來世，所以就不能期望來世高貴，現實中除了不知死活的喊出那句，「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好像看不出別的方法來化解我心中的疑問。我曾經自認為是國內一流的電視圖形設計師，但是後來發現國內沒有這個行業，國內只有被權力尋租者壓榨的勞工和厚顏無恥的抄襲者。後來我又嘗試做紀錄片導演和撰稿人，並且自己做製片人出版了兩部作品，但是這些努力顯然都不能代替高貴的血統。現實的情況是無論你的能力是否有競爭力，你必然是權貴剝奪的對象或掌中的玩物。但是我這本書並不是用來批判他們的，這就好像你沒有必要寫一本書告訴別人不能在街道上到處大小便一樣。
但是，什麼樣的分配才是公平的呢？這卻是所有的經濟體制必須回答的基本問題。國內曾經出現了所謂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說法，這些說法的依據又在那裡？難道一個沒有依據的說法就要全社會接受嗎？但是現實中各種各樣的毫無依據的說法，一個個活生生的展現在國人的面前。
為了釐清頭緒必須從人類的最初的起源談起。人類平等關係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史前時期，是什麼形成了原始人類社會的平等的關係？這種關係怎樣被一些人轉化為一些人對另一些人的壓迫關係？從人類歷史上看，現代人對的平等的訴求正是人類漫長進化的結果，而且這種訴求普遍的存在於各種文化之中。
歷史和現實的事件一次次告訴人們，沒有權力你必將一無所有。在文中權力是一條重要的主線，我嘗試對權力的概念作一個新的界定，並以此為基礎解釋經濟生活中的一些問題。比如貨幣的定義，在本文中，貨幣被定義為一種所有權的憑證。這樣的解釋顯然更有利於解釋從遠古的貝幣到現行的紙幣制度的運行規律。而財富本身也是某種對權力的確認。在第二章 我對權力做了解釋和定義。文中將權利定義為法律規定的權力。換一個角度看，我們可以把權利看作受到法律保障可以行使的權力。
現在的經濟問題，往往被那些自視精英的經濟學家們所壟斷，一些經濟學家們用一些看似高深的數學公式甚至海量的計算機運算，將大眾對經濟問題的關切阻擋在決策者門外。問題是，在經濟的基本哲學和倫理還沒有搞清楚的情況下，這些公式有何科學性可言？
我們對於經濟運行中的權力概念雖然並不陌生，但是對於一些基本的權力依然被人為的被人忽視或屏蔽，比如關於土地、空氣、河流水的權力以及社會公共事務的參與權力。2008年的全球經濟危機，是一個新的契機，我們可以重新審視自由資本主義的一些基礎性問題。權力是經濟的基礎，經濟問題的核心都是權力問題，所有的經濟問題的核心依舊是政治問題。世界經濟體系的改革的核心必然是權力的平衡和再分配的問題，一個突出的問題是資本權力的泛濫和不平衡。
我不是個皓首窮經之人，也算不上博學，但是我卻願意用自己的方式思考。一方面這也是由於現有的學者們提供的答案，往往無法令我滿意。所以我不得不越俎代庖，做一些本來不該由我來做的事情。我把文章發到網路上，希望籍此和大家有所碰撞。
何鈺烽 2008年12月
權力、倫理和經濟學作者：何鈺烽
從金字塔到長城，它們都是建立在思想之上。
——我的卷首語
《權力、倫理和經濟學》簡介
文革結束後，經濟學逐漸成為中國最為顯貴的人文學科，經濟學家門佔據了各大媒體和政府機構的顯要位置。文革結束那年我剛剛上小學，上中學時我學的是以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為藍本的中學課本。而現在的一些經濟學家們樂於把自己描述成西方經濟學的傳人，而且大多是自由資本主義堅定支持者。國內各位經濟大家還有一個重要的角色就是經濟預言家，他們熱衷於預測各種類型的經濟前景，全球經濟增速、能源價格、股票價格、房產價格、乃至利率政策，他們更像是全球化經濟神壇上的巫師，舉手投足間操弄著大眾的神經。
但是時至今日，經濟學的本質問題，經濟學本身是什麼東西，依然是一個無法迴避的空洞。西方現代的左派知識分子們更願意把現行的學院派經濟學稱為所謂的「經濟理性主義」，而這種看似理性的學科無時無刻不在維護者既有的分配格局。
這部作品就是我對於既往的經濟倫理和經濟學的反思，而這種反思首先是基於哲學的反思，也就是古典經濟學和新古典經濟學的哲學基礎，人性的自利問題。為此我在本書 「第一章 人性的本源」中做了自己的闡述，而同以往不同這種闡述是許多論述基於現代生物學和心理學的論述，這得益於科技的進步使得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之間出現了一些重要的橋樑。我主張我們必須把人性放到幾百萬年的歷史總來看，人性是多方面、多重性、多模塊的進化的產物。基於這種認識古典經濟學主張的每個人的人性是自利的，這樣的假設是難以成立。從生物和進化的角度看，人性的自利和利他行為都是人類種群進化的產物。另外，人性本身也是矛盾的，我們必須承認這樣的事實。我們無法簡化人性為一些簡單的假設。近年來越來越多的行為經濟學論文也證明了古典經濟學家的理論基礎的薄弱。而經濟學實際是基於人類行為的科學，只有正確了理解了人類的行為本身，經濟學才有可能接近正確的答案。而基於人類是群體動物，所以群體動物特有的社會行為，是我們需要關注的焦點。
基於群體動物的社會行為的特點，那就是成員之間，各種行為和能力的社會組織形式，所有的社會行為，核心是安排成員之間的，可以做的事不可以做的事，這種關係我稱為權力（power）關係。我將「第二章 權力的本源」作為經濟行為的基礎加以分析。文中把權力的定義加以延伸，比如把常常被提到的權利（right）作為一個子集包含到大的權力概念之下。並基於歷史和人類學心理學的文獻，定義了人類權力行為的基本特性，比如婚姻家庭的基礎，比如要求平等的心理需求，比如成員之間的思維控制和影響，人類社會的分配倫理和權力的關係等等。
基於人類要求平等的天性，所以我在「第三章 自然資源的共有權力」闡述了一個基本的經濟權力問題，就是對自然資源的共有權力，以及基於這樣的權力的社會困境和矛盾，以及一些基本分配倫理。人類社會的核心問題是資源的分配問題。這裡的基礎還是一種基本的被普遍接受的現代社會的倫理。
共有資源的平等，等於給每個成員都有一個相對公平的起跑線，而商品則是經濟競爭的主角。「第四章 商品和交換」講述了商品交換之間的關係。這裡首先是對馬克思主義商品定義的否定，否定了商品交換是以勞動為基礎的概念，另外也否定了邊際主義的效用說商品定義。提出了以權力為核心的商品，提出了商品交換的實質是權力交換。擁有勞動成果的權力顯然只是各種權利中的一種。另外指出了由於在貿易中各方權力不均衡而出現的壓迫轉移或者擴散的現象，我稱之為「壓迫轉移」定律。
「第五章 貨幣和流通」則在於探討貨幣到底是什麼東西，貨幣和權力的關係。以及從權力角度對貨幣的重新定義。歷史上的貨幣怎樣影響了經濟，金融危機的實質性問題。通貨膨脹和緊縮問題，政府和貨幣的關係等等，這一章在於重新認識貨幣的本質。如果人們能夠真正理解貨幣的本質問題這次的金融危機或許沒有那麼可怕。我們的貨幣倫理還殘留著金屬貨幣的原始印記，這是亟待改革的地方。
「第六章 市場」這裡簡單的論述了一下，市場交易的倫理，自由市場和政府主導市場之間的關係,或者說是管制和放任的困境。另外還提到一種重要的交易行為的基本行為說服的重要性，說服思想控制和權力之間的關係。市場交易中權力的不均衡產生的不平等及其後果。
「第七章 資本」這一章簡單的討論了資本的本質，資本主義的本質。資本和權力的關係，資本主義實際是一種分配倫理。以及這種倫理的致命缺陷。以及權力關係的明確在資本和市場中的重要性。
到這裡基本上說明了一件事情那就是，經濟是不可能獨立於政治之外運行的。另外，或許打個誇張的比方說，人類現有的經濟倫理還是石器時代的。
何鈺烽
社會科學追根到底是研究人類行為的科學。在一切重要的論述的開頭，對人類的本性加以分析和定義是社會科學研究的基礎。人類社會的所有重要事件無不根植於人類的本性之上。比如，獲取食物、分配食物、交易、婚姻、養育後代、爭奪、戰爭、乃至改朝換代等等個體和群體行為，簡而言之，人類所有的行為都是被人類的本性驅使。關於人的本性問題自古以來是世界上的哲學家思想家爭論的焦點。在中國最廣為人知的是：人之初，性本善還是性本惡的爭論。這一問題向來是中國哲學中爭論最激烈的問題之一。孟子建立了人性本善的學說。孟子認為人性本善，孟子曾說：「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荀子則針鋒相對的提出了他的性惡學說。荀子認為道德觀念不是天然現成的，凡是善的、有價值的東西都是眾人努力和覺悟的產物。
另一方面，許多哲學家認識到了，人在大多數時候是被自利的動機所驅使的。老子說：「眾人熙熙，皆為利來。眾人攘攘，皆為利往」。西方古典經濟學常常將經濟生活中的人定義為自利的人。17世紀英國思想家托馬斯·霍布斯認為：「在人的本性中，我們發現發生爭執的三個主要原因。第一競爭，第二猜疑，第三榮譽。競爭使人求利，猜疑使人求安，榮譽使人求名。」18世紀英國經濟學家，亞當·斯密提出了著名的「無形之手的理論」，既市場中的個人的生產和交換是為了自利，並通過這種自利行為完成社會資源的自然分配。亞當·斯密認為人們在謀取自己私利時，一隻看不見的手會引導自私的個體在不知不覺間服務於社會利益。
我們每天所需的食物和飲料，不是出自屠戶、釀酒師或麵包師的恩惠，而是出自他們利己的打算。……每一個人……既不打算促進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自己是在什麼程度上促進那種利益……他所盤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這種場合下，像在其他許多場合一樣，他受著一支看不見的手 的引導。去儘力達到一個並非他本意想要達到的目的。也並不因為不是出於本意，就對社會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於本意的情況下更有效的促進社會的利益。
——亞當·斯密《國富論》
霍布斯和亞當·斯密這種對於人性的判斷和解釋，其根本的出發點在與——人性是自利的。斯密認為人的行為動機根源於經濟誘因，人都要爭取最大的經濟利益，工作就是為了取得經濟報酬。為此，需要用金錢與權力、組織機構的操縱和控制，使員工服從與為此效力。這種觀點後來成為古典經濟學的基本假設——經濟人。
「經濟人」的這種觀點，雖然很容易被每個人感受和理解，但並不是事情的全部。比如，假如人性都是自利的，那麼為何還會有人志願去為他的國家打仗？要知道，一個人走上戰場的生存機率和收益之比，較危險的搶劫還要高的多，因為作戰甚至毫無收益還要搭上性命，例如一戰時著名的凡爾登絞肉機。1916年法國凡爾登拉鋸戰，雙方參戰兵力眾多、由於機關槍的大量使用，造成慘重的傷亡。法軍損失 54.3 萬人，德軍損失 43.3萬人。相比之下強盜卻很少首次搶劫就丟掉性命。
為什麼我們要對別人的苦難深深的感到同情和難過。為何很多人會把自己的財富捐獻給社會，顯然人性不是簡單的「自利說」能解釋通的。20世紀的哲學家羅素也曾經指出：
正統的經濟學家認為經濟上的利己在社會科學中可以視為基本的動機。馬克思也同此見解。在這一點上他們是錯了。當追求商品的慾望離開了權力與榮譽兩種慾望的時候，這種慾望也就有限得很了，只需適當數量的財富就能完全使它滿足。
——羅素 《權力論》
羅素（Bertrand Russell）在《權力論》中，他並沒有說清楚為什麼人會有榮譽的慾望，這種慾望的根源在哪裡。
我在這裡，對於這種慾望的產生給以更多的進化心理學和生理學以及人類學的分析，顯然對於人們理解人類的本性至關重要。
長久以來，世界上的哲學家們不厭其煩的討論著——上帝、上天、神聖、崇高、善良、邪惡。但是，既然上帝、上天不可證明，神聖自然也沒有根據；善惡又極易劃向個人好惡的深淵。看來人類似乎只有這樣無休止的爭論下去了。
在問題的另外一面，自然科學的發展給現代人類以新的契機從新認識人類的本性和行為。現代生物學、動物學、心理學特別是進化心理學、遺傳學、生理學等學科的新進展，考古學、人類學等學科的新發現，所有這些的科學的成就給現代的人們以全新的空間來重新探討「什麼是人性，人性怎樣推動人的行為。價值觀世界觀對人性的扭曲作用」。這些社會科學的基礎性問題。
在人類了解自身的過程中最重要的發現，是19世紀達爾文的進化論。達爾文的進化理論，從生物與環境相互作用的觀點出發，認為生物的變異、遺傳和自然選擇作用能導致生物的適應性改變。達爾文的進化論給當時西方的社會倫理以強烈的震撼。當時一位主教的妻子，當她聽說了達爾文的進化論後，非常感慨地對他的丈夫說:
我們是猿的後裔！天啊，希望這不是真的。如果真是這樣的話，讓我們祈禱不要讓人們知道。
——《萬物簡史》
顯然，受到進化論衝擊最大的是宗教信仰和神學。進化論的出現，給當時的神學和哲學以極大的震撼，因為既然人是猿的後裔，那麼作為猿的後裔，人類看不出有何神聖性可言。大概從七百萬年前和猿類分化成幾個分支，存活下來的有三支，一支是現在的大猩猩，一支進化成黑猩猩和倭黑猩猩，還有一支就是我們現在的人類。我們人類的祖先和黑猩猩在五百萬年前才分開，成為獨立的一支物種，人類的基因有99%與黑猩猩完全相同。隨著越來越多的科學發現證明了進化論的理論基礎。歷史流傳下來的把人類視為神聖的哲學和政治理論，在現代科學領域已難有立錐之地了。
既然，「神聖」從來不曾存在，那麼那些宣稱「神聖」的事業可以退出社會科學的舞台了。回顧人類歷史，多少奴役和壓迫都是以「神聖」的名義進行的。歷史上統治集團往往通過宣稱自己是某個神聖目標的執行者，而把大眾置於本集團控制之下。人類學家認為，歷史上的國王也正是由大祭司天然轉化而來，比如埃及的法老和中國商代的國王。
中國古代的「天子」即以神聖的上天的名義統治國民，在商周時代所有的國家大事都要通過占卜徵詢上天的意志。中國古代認為，國之大事在祀（祭祀）與戎（戰爭），祭祀在社會生活中的作用可見一斑。用現代政治來比喻的化，祭祀是內政，戰爭是外交。
僧侶
——羅素 《權力論》
中世紀歐洲的教皇和國王們關於世俗和教會的權利分界爭執不休。羅馬教會代表上天統治，而教會哲學家們在政治上則是維護教會的利益的。直至現今宗教依舊是世界上很多地區的主導力量，特別是在中東北非的伊斯蘭教地區，這些地區依舊保留了很多政教合一的宗教統治。到了近代，十九世紀初德國哲學家黑格爾強調，國家是神聖的，即國家在道義上高於市民社會，市民的願望及其滿足理所當然的要為實現民族的更高目標而做出犧牲。神聖的上天和神的意志，變成了被人為操弄的「國家」或者「人民」。黑格爾把正義和強權視為一體，從而有意識的把兩種含義融為一體。這種理論最終成為法西斯主義和納粹的行動指針。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受其影響很大的馬克思主義對人道主義的蔑視和後來列寧主義階級鬥爭理論的內核——即不擇手段的消滅對立階級。十月革命後列寧下令將沙皇的全家老小統統處決，這種殘暴的手段即使是清王朝的後期也不再採用了。還有，中國文革時期對「階級敵人」親屬的迫害，這些在階級鬥爭理論看來都是順利成章的。但是這些反人道行徑公然違背了「罪不及親人」這樣起碼的現代社會倫理。歷史的教訓說明一個個「神聖」不可侵犯的理想，最終往往都成為獨裁、歧視、壓迫、奴役、殺戮、甚至種族滅絕的工具。
從歷史的經驗來看神聖的消亡並不會讓人們感到絕望和無助，反而會給人類更大的自由。人類社會得以延續的最主要的品質不是神聖，而是——互助、協作和友愛，人們關愛親人、關愛朋友、乃至關愛人類，這種關愛才是人類社會的基石。為了親人和群體、民族、信仰、很多人都可以奮不顧身的面對危險。這種品質從何而來，古人多歸之於神秘主義。孟子認為，宇宙在實質上是道德的宇宙。人的道德原則也就是宇宙的原則，人性就是這些原則的例證。盧梭認為，共同生活的習慣，使人產生了人類所有情感中最溫柔的情感：夫婦的愛和父母的愛，每個家庭變成一個結合得更好的小社會，因為相互依戀和自由是聯繫這一小社會的唯一的紐帶。現代的科學發現則表明這種情感不是由某些神聖者感化而來或者來自聖人的教化，而是人類群體進化的天然結果。
為了了解人性的天然成因，我們必須由生命的初始狀態開始認知人類社會的內在結構、關係以及相互的作用力。人性起源於生物自然的行為模式。人類的行為模式是自然進化和社會組織的演化以及遺傳的偶然性交互作用的結果。人類學家韋斯頓·拉巴爾（Weston
當人類進入擁有語言和工具的文明社會後，文化又成為一個更為重要的心理反應機制。人類學家列維·斯特勞斯（Levie-Strauss）曾經講述了原始人對亡靈的兩種態度，第一種態度是，死去的人不再糾纏活著的人，從而換來了後者的尊重並定期向他們表示敬意，死者也保佑生者。第二種態度是，死去的人企求安樂，但是活著的人則無視這種願望，他們不停的調遣死者已幫助自己，利用死者的恐懼，以此獲得某種威望。現在看來，這兩種文化現象，可以看作是人類的文明在語言出現後，人類成員特別是家庭成員之間的依賴程度增加，以及死亡現象的恐懼有語言帶來的擴散效應的某種心理的平衡機制。
古往今來，幾乎所有的立法者和統治著都宣稱自己或自己制定的法律是「善」的化身，反之，把敵人塑造成「惡」的化身。在此之後就是無休止的爭論，直到用暴力消滅對方肉體。而許許多多的殺戮正是以神聖的名義進行的。但是，即便在兩千多年前，古人也開始認識到了,善惡似乎和上天或神靈沒有什麼關係。老子曾在《道德經》中說：「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
進化論認為，作為一個物種，現代人類是作為整體一起進化的。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認為「獨處者非神即獸」。20世紀後期興起的進化心理學認為，個人與群體保持一致的願望實際上反映了他們對生存和繁殖的關心。在人類種族的進化史上，成為群體的一員不時一種選擇，而是生存的必須，不被群體接受的個體通常意味著死亡。無論大猩猩還是和黑猩猩以及現代人都在出生伊始就存在於組織化的社會之中。
所謂的「善惡」的根源，都是群體動物的行為偏好，比如作為獨處的動物，它們的行為偏好就沒有多少善惡可言，因為它的行動不會對同類有什麼太多的影響。但是，一旦進入交配季節，這些動物還是遵循著某種規則，因為這是一個雙向交互的過程，既有同性的競爭關係又有異性之間的吸引關係。作為群居動物的物種其內在的偏好和規則就複雜的多，比如獅群中多數由雌獅捕獵,而獵物則根據體力來爭奪,雄獅優先食用獵物,雌獅和幼獅則必須等到雄獅吃飽後才能吃些殘羹剩飯。獅群中新獲取交配權的雄獅會咬死先前雄獅留下的幼崽，而這些人類看來匪夷所思行為，這些在獅群中卻是得到認可的行為。狼群集體捕獵,獵物同時被狼群內所有個體吃掉,只有飢餓過度時才有例外。而黑猩猩則需要向對方討要食物，另外，群體中有一些母黑猩猩死去，它們的未成年子女會被它們最大的一個子女撫養，通常是姐姐來撫養，這一點已經和人類非常接近。雖然各個物種之間行為偏好千差萬別，但是這些差別都是自然進化和生殖競爭的結果。同樣的道理，人類的行為偏好，也是在幾百萬年的進化中逐步形成的，人類在400萬年前開始走下樹枝，250萬年前，原始人的腦容量加大，到了170萬年前，原始人的體型已經接近現代人，而腦容量卻只有現在的一半，50萬年前晚期智人取代了直立人，到了5萬年前，人類發生了進化史上的飛躍。雖然經歷了漫長的進化過程，人類的有些偏好依舊留有遠古生存的痕迹。比如人類（包括多數男性），在夜裡對漆黑的環境感到恐懼。這顯然是遠古時期形成的心理機制。試想在野獸出沒的遠古時期，個人在自然環境下很可能成為掠食者的目標，恐懼是對個體的警告，其作用在於告訴個體快速離開危險的環境並找到庇護所。
自然界中所有的行為，其基礎的構成是神經活動，神經活動從非常低級的動物那裡就已經存在。比如，線蟲是一種精微細小的微生物，它的神經系統非常簡單，只有302個神經細胞。利用一種最新發明的設備，研究人員進而發現了與行動和感覺相關的特定神經細胞。當代生物心理學家的觀點是，行為是作用於神經系統的許多內外因素共同決定。神經的基本作用是通過生物電流信號，對環境的變化做出反應。人類體驗的感情，如歡樂、憂鬱等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中樞神經的神經元的活動，這些活動分為基本的興奮和抑制兩類反應。科學家發現，某些化學物質決定了神經的反應。換句話說，每個行動都由神經末端的化學物質決定和驅動。比如渴了要喝水，餓了要吃飯。也就是說，行動會馬上得到體內的化學反饋。科學家們確定了一種叫多巴胺的物質為腦內信息傳遞者的角色，多巴胺是一種神經傳導物質，用來幫助細胞傳送脈衝的化學物質。這種腦內分泌主要負責大腦的情慾，感覺，將興奮及開心的信息傳遞，也與上癮有關。愛情特別是熱戀其實就是腦里產生大量多巴胺作用下的狀態。另外，某些藥物如鴉片類物質都可以影響這種神經反應，比如嗎啡、海洛因、可卡因等。通常在服用可卡因的吸毒者身上，由腦神經傳導素水平提高帶來的變化，會使吸毒者產生飄飄欲仙的快感，併產生更強烈的渴求。
最新的科學成果表明，進化過程是由基因、酶、荷爾蒙（激素）、食物、光照、種群密度共同形成的。其基本模型是：基因在細胞中，細胞在肌體中，肌體在環境中，各種因素層層嵌套。20世紀後期興起的進化心理學告訴我們，人類進化不僅是肌體和智力，人類的心理包括情感和慾望也是進化的產物。
將來必定還有其他一些我們沒有知道的機制有待科學發現。但是，現有的發現也足以說明，人類的活動都會從體內的化學分泌中得到反饋和驅使。恐懼、仇恨、熱戀、嫉妒等等活動都是由內在的物質驅動的生物電流。這些驅動和反應，都是我們在進化過程中，肌體的先天本能和後天的條件反射。而什麼是這些的驅動力呢？基本的觀察和經驗可以初步推定，這些行動都由生命的本質驅動，生命的本質就是生存和繁衍，即種群基因的延續。而生物進化的推動力之一，則來自生存和繁衍同環境的互動。《易經》中說：「窮則變，變則通」。每當生命遇到困境時，這些困境包括種群的過渡繁衍和環境的巨變，為了生存，處於困境的生物都會作出某種改變，而改變又通過繁殖得到擴大和完善，同時自然選擇和生殖競爭又淘汰了一些種群的基因突變。另外環境的微小改變也會逐步累加造成改變基因的改變。最近的《現代生物學》雜誌，發表了一個紐約大學的生物學家們的發現，這個多國研究小組通過不同的蛔蟲樣本研究，發現進化並不是很多人認為的那樣是隨機的，而是具有確定性且有秩序的。
2005年，西班牙科學家在實驗過程中科學家小組研究了40對年齡從3歲至74歲單卵細胞雙胞胎的遺傳物質，對DNA甲基化區域進行評估。現已查明，三分之一的雙胞胎的DNA和組朊的化學結構變形程度明顯不同，而年齡很小的雙胞胎幾乎沒有區別，但是年齡越大差別也越大。在60%的雙胞胎基因結構中觀察到最明顯區別，他們的年齡在28歲以上。西班牙科學家相信，正是基因中這些改變在影響人的敏感性和健康，研究人員還指出，單卵細胞雙胞胎分開的時間越長，他們的基因差別就越大。因此現在可以肯定，環境會對人的DNA產生很大影響，會引起由遺傳因素決定的疾病。
20世紀60年代初，生物學家美國人喬治·威廉斯George Williams和英國人 威廉·漢密爾頓 William Hamilton先後提出了一種新的理論，這種理論提倡從基因上理解進化和從細節上解釋群居行為。威廉斯認為衰老和死亡對肌體來說起到了相反的作用，而對基因則可以由此實現優勝劣汰，其結論是動植物的生命並不是為自身個體的存在，而是為基因的延續服務的。比如，鮭魚在產卵後會死亡，蜜蜂蟄了入侵者後自己也會死亡。自然界很多例子證明個體為了基因的延續可以犧牲自己。專司勞作的鼴鼠甚至也會為群體冒生命的危險，甚至犧牲自己，如遇到將要入洞的蛇時，鼴鼠會奮不顧身的衝上去用身體堵住洞口。狒狒群中，地位顯赫的雄性狒狒遇到捕食者，發出狂叫一邊給同伴報警，一邊以敢死者的姿態沖向入侵者，即使不敵入侵者，它也會掩護群體撤離，自己始終處於最危險之處。
這一基因進化的理論把基因限於個體或者家族的基因，所以，被科普作家道金斯(Richard Dawkins)說成是「自私的基因」理論。而實際上並非如此，現代生物進化理論基本觀點：種群是生物進化的基本單位，生物進化的實質是種群基因頻率的改變。在動物遺傳中，一個基因如果不同其他基因進行交換，這個基因也必將被削弱或走向滅亡。所以高級動物的基因本質上是要同其他同類的差異的基因進行交換。生物製造的不同個體越多，在面臨生存環境中出現危險變化時（如超級捕食者來臨），保留有一些個體具備必需的應變能力的機會就越大。一個物種的地獄，絕不是其他物種的天堂，因此競爭不可避免。例如，中國西北大學生命科學家李保國發現，森林採伐是造成金絲猴等瀕危動物種群隔離的「元兇」。長年大規模的砍伐使得秦嶺山區的生態環境發生變化，隔斷了金絲猴等野生動物的種群交流，加速了小種群的滅絕和近親繁殖造成的基因衰退。這也就證明了，種群內基因無法交換必然會走向衰落，種群內部基因的無限擴大並不符合基因複製的利益。所以如果基因是自私的，也是整個種群的自私。那又怎麼稱得上自私呢？這種自私說是「大同」更為貼切。
1967年艾德華茲（Wynne-Edwards）提出群體選擇理論，正如自然選擇可以在個體層次上起作用一樣，群選擇也可以在群體層次上起作用。具有某種適應性的群體很可能會逃脫絕滅的命運。群體選擇學說認為種群和社群都是進化單位，作用於社群之間的群體選擇可以使那些對個體不利（降低適合度）但對社群或物種整體（增加適合度）有利的特徵在進化中保存下來。
再以蜜蜂為例，工蜂的刺螫行為是抵禦蜂蜜掠奪者的一種十分有效的手段。但執行刺螫的工蜂是一些敢死隊隊員。在刺螫這一行動中，一些生命攸關的內臟，通常要被拖出體外，而工蜂很快就死去。這種行為顯然不僅有利於這隻犧牲蜜蜂的基因，而是所有蜜蜂，通過這種犧牲警告了所有試圖入侵的動物，其他的蜜蜂都得到了有效的保護。種群的生存意志，在這裡超過了個體的求生意志。另一方面，蜜蜂在蜂巢內部也會為了生殖的機會展開激烈的自私的競爭，最先孵出的蜂王會殺死自己的同胞姐妹。這裡則是個體的基因複製優先。
蜂巢里的蜜蜂是共產主義的完美模式，完全符合「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在它們的世界中生存鬥爭受到嚴格限制，蜂王、雄蜂和工蜂的食物數量各有不同……一隻生來就注重倫理道德、細緻周到的雄蜂必須做得像一個毫不摻假的道德家。它將完全站在公正的立場上告訴那些僅僅為了混點口糧而辛勞一生的工蜂們，它們的奉獻既不能說是大公無私，也不能用任何出於實用的動機來解釋。
赫胥黎《天演論》序言（1894）
作為高級動物的狼群活動則更為複雜，狼群有著複雜的等級制度，狼群需要團隊協作才能捕獲到足夠的獵物同時保證自己的幼仔，在狼群中母狼會幫助自己的姐妹撫育下一代。黑猩猩的社群是以雌性家庭為基本單位的，這些家庭小集團成員之間的協作互助行為是經常發生的，它們結成一種聯盟，共同禦敵，相互幫助。動物學家貝爾特·海因里希（Bernd Heinrich）觀察到一群烏鴉發現了一個動物屍體，但是它們並沒有馬上開始大快朵頤，而是呼叫其他同伴一起分享。他曾抓住了一些疲憊的烏鴉，並做上標記對其進行DNA分析，進而證明了它們之間沒有親緣關係。這是相互利他主義中一個明顯的例子，因為正如海因里希證明的那樣，這些被呼喚來的烏鴉彼此之間並沒有親屬關係。
僧帽水母是另一種通過刺細胞向獵物注射毒素的水母。僧帽水母在全世界的溫暖水域都有分布。事實上，僧帽水母並不是一個單一個體，而是由四種不同的個體（水螅型珊瑚蟲）經過高度修飾而形成的組合體。組成僧帽水母的每個個體，都具有一定的生物學功能。其中，浮囊支撐著其他的三個個體，使整個生物體能夠在水中漂浮；觸鬚負責在水中「捕獵」，並將捕獲的獵物傳遞給消化個體。僧帽水母整體的繁殖依靠生殖個體進行，它是另外一種水螅型珊瑚蟲。僧帽水母的例子證明了自然界的進化過程中，群體或者聯合體的存在必然有其存在的自然機制。這也是自然進化環節中單獨的簡單生命體向聯合的複雜而高級的生命體的過渡形態。作為高級哺乳動物的人類顯然也存在著某種群體的機制。
在最新的研究中，來自德國馬普進化人類學研究所（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Evolutionary Anthropology）的心理學家設計了一個的實驗。他們將三個房間分別編號1，2，3。1號房間里放有鮮美的西瓜或者香蕉，2號房間里放置一隻黑猩猩，1號和2號房間之間的門是鎖住的，這使得2號房間里的黑猩猩垂涎欲滴卻無可奈何。3號房間里是另外一隻黑猩猩，它能夠通過移動一個木栓而開啟1號和2號房間之間的門，從而使2號房間里的黑猩猩得到食物，而它自己卻得不到。實驗結果顯示，80％的情況下，3號房間里的黑猩猩都會移動木栓。研究人員據此認為，利他行為並非人類所獨有。自然界既然進化出了群體動物也必然進化出了聯繫群體動物的「內在生物機制」。這種機制在低級的昆蟲比如螞蟻中是某種化學分泌物，在較高級的動物中就是大腦的運行模式。
人類的行為模式都是自然進化和社會進化而來。作為群體動物人類和靈長類動物組成群體是他們求生的主要手段。這個群體的組織水平直接關係到群體的生存的重要因素。
1871年達爾文在《人類的進化》中說：
什麼樣的種族能夠生存下去呢？一個種族，他的成員都有非常高的、熱愛自己團隊的精神，都能非常忠誠、守秩序，有勇氣並有同情心，這樣他們隨時都會互相幫助，而且隨時準備好了為了集體的利益而犧牲自己；這樣的種族會成為其他絕大多數物種的勝利者，這就是自然的選擇。
作為群體動物進化而來的人類，人類的進化也是以整個種群為基礎的。而推動種群進化正是基因的內在力量。一個能夠存留下來的物種必然有著成熟的行為偏好和生存策略。雖然達爾文在描述，種群的互助行為時，依然用者傳統的道德的辭彙，然而現代科學的發現，使我們可以確信，生物種群在進化的同時，也進化出了聯繫種群的行為偏好和相應的生理心理機制，這種偏好存在於個體體內，使得種群不會解散，並一代代得到強化。例如，哺乳類動物的母親會撫養自己的孩子，這種內在的動因，並不是完全自利的，而是有利於整個種群的情感。另外，人們的同情心也是聯繫種群的心理機制，只有富有同情心得種群，面臨挑戰時才會更加團結。這種情形不但存在於人類社會，同時也在很多物種中存在。比如遇到狼群的圍攻時，成年麝牛會肩並肩形成一堵牆來保護幼崽。正如孟子說的，人類對幼兒的喜愛，也是天生的性情，現代的雜誌封面還是常常把天真的兒童作為封面，廣告商也對兒童的形象推廣樂此不疲，這從一個方面證明了這種「護幼情節」的普遍性。
中國古人所說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這不僅是後天的道德需要，也是天然的情感驅動。所以人類的互助本性是種群存在的必然要求，遠古時期一個無法互助的群體必然在自然競爭中和社會競爭中走向消亡。在人類社會中即使像強盜小偷這樣的群體，也會逐漸形成屬於他們的互助和道德。就是所謂的「盜亦有道」。這個成語出於《莊子·胠篋》，文中說：
盜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盜乎？跖曰：何適（哪裡）而無道邪？夫妄意（能猜中）室中之藏，聖也；先入，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判斷是否可以下手），知（智）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
這個寓言從另一方面說明即使要成為一個大的盜竊團伙，沒有某種互助互利的倫理都是不可能的成功的。西方著名的黑手黨影片《教父》也是這種黑幫道德的完美演繹。黑手黨之所以成為西方最大的犯罪團體，和其歷史悠久和一直傳承的內部倫理也是分不開的。
孟子提出大量論證，來支持人性的利他主義。孟子把道德倫理的起源歸結於人類天然的內心感觸，比如同情心、羞恥感、要求公平的心理要求，這些說明人類的利他的道德倫理都是根植於人類與生俱來的天性。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沐惕側隱之心。……由是觀之，無側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側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孟子·公孫丑上》
這種良知來源於人類本性的說法，在明代又被一位著名的思想家感悟了出來一些，並創立了一個新的哲學體系——心學。這個人就是王陽明（王守仁 號陽明）。王陽明認為，「見孺子之入井，而必有怵惕惻隱之心焉，就是說明我們對事物的最初反應，使我們自然而自發地知道是為是，非為非。這種知，是我們本性的表現，王守仁稱之為——良知。我們需要做的一切，不過是遵從這種知的指示，毫不猶豫地前進。」
有一個故事說，有個王守仁的門人，夜間在房內捉得一賊。王陽明對賊講一番良知的道理，賊大笑，問他：「請告訴我，我的良知在哪裡？」當時是熱天，他叫賊脫光了上身的衣服，王陽明又說：「還太熱了，為什麼不把褲子也脫掉？」賊猶豫了，說：「這，好像不太好吧。」他向賊大喝：「這就是你的良知！」王陽明認為，良知是人的本心的表現，通過良知人們直接知道是為是，非為非。就本性而言，人人都是聖人，也就是說人都有利他的一面。這就是為什麼王守仁的門徒慣於說「滿街都是聖人」的緣故。
德國哲學家康德（Kant）曾經對同情做出過的分析：
如果你對別人的痛苦感到難過，這就是同情。……有一點極為重要，那就是給予同情的行為是自私的行為，因為別人快樂你才快樂，別人苦惱你也難過。因此對別人的同情可以幫助你實現自身的價值。
不管同情的原因是什麼，或者它是怎樣產生的，再也沒有比滿懷激情地看到別人的同感更使我們高興，也沒有比別人相反的表情更使我們震驚。
——亞當·斯密 《道德情操論》
康德雖然把互助解釋為自私，但是這種卻也說明了，一個人做了正確的有利於種群的事會得到內在情感的獎賞。這一點也被亞當·斯密注意到了。現在看來這種獎賞——「快樂」，換句話說就是說一個同情他人並幫助他人的人，自身獲得了腦部的分泌的回報，這種回報正是種群的利他機制的作用，也可以說是群體的聯繫機制的作用。根據生理學的研究，可以認為，本質上一個年輕男人同情他人並幫助他人的快樂的獎賞，和獲得一位美女的青睞是一類性質，只是存在著強度的區別。當然多數情況下美女的青睞腦內多巴胺分泌的可能更多些，給人的興奮也更強烈。通過上面的例子，既然互助的情感是會在人類的大腦中的得到回饋，我們有理由相信，種群的互助機制是進化過程中通過內分泌的賞罰系統來完成的，這種機制的本質就是維持種群的內在聯繫。這和驅使我們的男女之間的情慾的機制，本質上是一樣的。從最高的層級來看所有的人性都是進化的機制和進化的選擇。
心理學家把這種內在動力稱為精神動力理論,由20世紀初期，著名的心理學家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提出，弗洛伊德把一種內化的道德標準的形式控制著人的行為的內在心理驅動力稱為「超我」。當行為違反這種道德標準的時候，個人就會感到內疚並被這種痛苦的感覺懲罰。雖然弗洛伊德的理論還沒有，明確這種內在的驅動機制的成因，卻在經驗上確定了某種超越個體自我利益的內在心理驅動力。現代的生理學證明，人類腦部的海馬體和杏仁體和人類的情緒和記憶有著密切的關係。
人類的大腦中存在著一個很小的叫額前葉的部分，這個部位受到損傷的病人，會成為「理智的傻瓜」，這些人感覺和智力完全正常，但是這些人卻無法對興奮、苦惱、挫折有任何反應，他們無法感受別人的情感，對人際關係無動於衷，以至於無法完成自己的工作。1995年安東尼·戴馬索（Antonio Damasio）在其著作《笛卡爾的謬誤》中對12位這樣的病人進行了描述後，得出結論，他認為，人類對有些事情的判斷和決定一刻也離不開人類的情感。
我們可以看到，社會的認同在一個人的心理中的重要性甚至超過個體對自身生命的認同，這些事件在一些極端的被社會排斥者的極端行為，比如一些人的自殺自殘中也說明了，人類的意識時時刻刻都在被社會的集體和種群意識驅動。作為群體中的一個成熟個體，個體時時刻刻的關切著自己在社會或種群中的位置。
人類的美德不需要背離人類的本性憑空創造，人類的美德是人類與生俱來的生理和心理機制，它是人類的本能。
但是，這種群體性的本性也常常被一些骯髒的政客用來製造仇恨和專制暴行。法西斯主義和極端民族主義以此來製造仇恨，人類歷史上最大的暴行競有許多來自群體之間的仇恨。
在義大利和德國，機會主義貫穿於這兩個黨擴展其權力的過程中。它們不是依靠共同的目標和原則，而是求助於共同仇恨和恐懼心理。把觀點不同、利益相悖的集團結合到一起，它們靠承諾以滿足每一個人的每一項要求的政客手法，把農民和大地主．小業主和大實業家、有固定薪金的白領工人和工聯主義者鬆散地統統湊在一起，因為一個明確固定的政治綱領都必然要把黨希望吸收的一部分集團排除在外。
——喬治·霍蘭·薩拜因《政治學說史》
在進化的另一方面，種群的進化過程中，種群內部又存在著競爭，競爭的主線是生殖權利的競爭。每一個個體都希望自己有機會繁育後代，而這種競爭的基本規則是強壯者機智者得到更好的繁殖機會,即進化中的性選擇。而優秀而強壯的個體必然要獲取更多的資源，所以這又有著自利的行為偏好和心理機制，同時形成對競爭者的排斥心理，比如嫉妒、厭惡。一直以來許多考古學家們都認為，對於女性的爭奪是新石器時期部落之間仇殺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是並沒有足夠的證據來證明這一論點。不過2008年6月，科學家們通過新的方法對從德國一個集體墓穴出土的骨骼進行分析後，得出了有利於上述論點的佐證。這些雖然產生了種群內部的不團結，但同時也實現了種群基因的優勝劣汰，即要足夠優秀才能夠取得複製基因的機會。當然要獲得繁殖的機會首先要活到能夠繁殖的時候，並獲得足夠多的生存物資和領地。這就引發了生存機會生存資源的競爭。科學家們認為，寬吻海豚是因為食物減少導致競爭加劇，從而出現「殺嬰」的現象，科學家說，雖然寬吻海豚是一種溫和的動物，但也會有攻擊性行為。
動物學家沃特森（Watson）在研究一種紅松雞時（lagopus scoticus）發現，雄性紅松雞一旦注射了睾丸酮，雄鳥保衛的領地面積立刻增加了一倍，而且可以吸引更多的雌鳥，而且攻擊性也越強。動物的攻擊性甚至是同體內的雄性激素決定的。這就是人們常說的躁動的青春期。雄性赤鹿常常在秋季開始交配，鹿群中最大最強壯的雄鹿獲得最多的妻妾數量，交配機會也最多，但是這也給雄鹿帶來很大的傷害，雄鹿在爭奪雌路的爭鬥中一般都會受到一些輕傷，但是也有20%-30%的雄鹿因此致殘。
在狒狒的群體社會中，年輕的狒狒總是通過三五成群的結成同盟來對抗年長的猩猩對眾多雌狒狒的霸佔和獨享，在取得成功後將年長的狒狒趕走。然而在此之後只有一個團伙成員可以獲取交配權。狒狒的奪偶遊戲，實際上是由兩個或者多個較弱的個體去驅逐一個年長的強壯的個體的，這種規則實際上是為了達成種群的基因多樣化的一種方式，即輪換或許強壯的雄性基因，這從另一個方面說明，基因多樣化也是種群繁盛的重要條件。更為重要的是在競爭中，單獨的個體很難獲得交配權，由於多方參與，成員平等的競爭規則也被產生了出來。同時每一個參與打鬥的成員都是出於自利的目的，也就是說打倒原有的強者才能有自己爭取到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的可能取得新的交配權利。作為個體的競爭之外，自然界又存在著廣泛的小群體之間的互利結盟行為。
人類群體進化過程中的互助利他的本性，發展為某些行為偏好，就是後來發展成社會的所謂的「善」。另一方面，由於人類的某些自利和排斥的內部競爭，發展出了某些違背群體利益的是個體行為，這些行為為大多數成員所反對，比如在自然界中，猛獸的擇偶爭鬥也很少將對方真正至於死地，那些不被群體所接受的行為逐漸被後來的文明社會稱之為「惡」。比如在食物匱乏的時期，獨佔共同捕獲的獵物，這種行為通常被定義為「惡」，人類學家們發現了在原始社會也普遍存在著斂財的禁忌。看來吃獨食在那裡都是不受歡迎的。在遠古時期一個男子如果撫養了別人的孩子，對自己的基因是很大的損失，每一個男人都不希望這樣的事發生在自己身上，女性的不貞行為在文明初期就多被定義為惡。但是這些行為在現代則要相對負面性較少，這主要是由於在富裕的現代社會養育孩子相對容易的多。在善惡之間還有一個中間的過渡地帶，這些行為符合或不抵觸群體的利益同時，個體或集體自利和排他的競爭行為，這些行為就成為所謂的「自由」。
人類社會的基本的構成的力量是聯繫群體成員之間利他動力，這種動力表現為利他的行為，這種動力的根源是種群的延續和繁盛的要求。另一個動力是個體的生殖生存競爭和排斥行為為代表的自利動力以及派生的個體成員之間的同盟的互利關係，其根源是個體的基因延續的願望。人類社會是由利他的互助性和自立的排他性交互作用的複雜群體。現代生理心理學認為，人的大腦由不同的模塊構成，可能負責群體的互利模塊和負責個體的自利模塊屬於不同的模塊。如果是那樣的話，人類的這些利他和自利的屬性就不是誰比較強的問題，也就是說二者可能同時存在，並造成人們在精神上的矛盾和彷徨。
人性的本質也可以概括為——利他的群體性和自利的個體性的交互作用。他們不是一個硬幣的兩面，而更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織或者說是相互嵌套。由於利他性和自利性都是自然形成的，那也必然存在自然的差異。個人先天的利他性和自利性存在著個體的較大差異。根據進化論和遺傳學的原理，這些差異，部分是後天的經歷和環境有關，另外不可否認的是也存在著少量的遺傳因素。這也可以解釋同一對父母的兩個孩子，為何會道德品質有著天壤之別的原因。當然，這不等於說某些人天生是所謂「壞人」。心理學的數據表明，環境對人類的行為的塑造作用也起到了關鍵性的不可缺少的作用。個人的行為模式是先天遺傳和後天環境二者的複雜的結合。
美國在20世紀的一系列戰爭中出現了很多英雄，他們用自己的身體壓住手榴彈以保護戰友的生命，或冒死從戰場上營救受傷的同伴，或做出其他同樣性質的極端的行動。這種理智和激情相結合而產生捨生取義的結果，在第一手的戰場記載中常有報導。20世紀90年代，愛伯斯坦領導的研究小組曾經發現過一種「冒險基因」。這次他們從354個有多個兄弟姐妹的家庭中，選取血液標本，向受測試者提問，並按照所獲取的信息，劃分其無私行為（一種測量利他主義的方法）的等級。由於調查問答和驗血採用匿名方式，因此受測試者無需為自己標榜，可以獲得較為準確的數據。為進一步求證得出的結論，研究人員還通過具有獎罰性質的經濟遊戲，來觀測人們是否表現出利他主義的行為，然後再檢測他們的基因變異情況，進行比較後發現，大約有2/3的人攜帶有利他主義基因。
研究人員指出，利他主義基因可能是通過促進受體對神經傳遞多巴胺的接受，給予大腦一種良好的感覺，促使人們表現利他行為的。這意味著多巴胺在忠實於社會道德準則的利他行為中發揮著十分重要的作用。研究人員認為，擁有利他主義基因的人可以承擔好的工作，因為他們可以從工作中得到更多回報。
這種利他主義基因是第一次被發現，但研究人員認為，一定還有其他利他主義基因有待發現。而且，利他主義基因只是決定人類表現利他行為的一部分原因，另一部分因素則來自外界環境的影響。現在的問題是環境的因素到底有多大？
最新的遺傳學說明遺傳是一個複雜的過程是多方面的，研究顯示遺傳受到環境的影響、和生理的改變,細胞的變化組織的變化乃至環境的變化等諸多方面的影響。（比如自然的用進費退，一個喜歡鍛煉的人較之懶惰的人獲得健壯的後代的幾率顯然要大一些。）在物種發展中並不存在事先確定的基因的改變。基因決定論是無法全面揭示生物的遺傳和進化的。另外進化也不是線性的發展的，相反在人類這樣的高級哺乳動物中，從宏觀來看，進化是量子化發展的，從微觀來看是多樣化發展的。
環境的變化有時取到關鍵性的作用，研究顯示，鱷魚的卵在某個孵化溫度範圍內都是雄性，在另一個溫度範圍內則全是雌性。還有一種珊瑚礁魚，魚群里只有少數雄魚，當雄魚一旦離開魚群時，某些雌魚就會自動變性為雄魚。
將複雜的生命簡化成一項愚蠢的遊戲，這正是經濟學家臭名昭著的原因之一。
——麥特·里德雷 Matt Ridley 《美德的起源》
人類的環境因素對個人的發展作用顯然更加重要。這些在現代的犯罪心理學中有了許多證明。例如許多暴力罪犯，在年幼時都有被虐待或者被性侵犯的經歷。人類的文化不僅改變人類的生活也可以改變人類的遺傳，人類的進化存在著基因和環境的互動，由於文化的出現環境的影響對人格的塑造起到的作用也越來越大。
關於人性的另外一個問題是所謂「理性人」問題，就是新古典經濟學家常說的,「理性人做出正確的選擇」。這個問題表現在古典經濟學中的所謂的理性主義和邊際主義。所謂「邊際」（margin）是指商品的效用，通俗的說就是利弊之差，我不知道是哪個中國人翻譯的這麼差的專業用詞。亦或是那個經濟學家有意翻譯了一個最不著邊際的詞「邊際」來說明這個效應。實際中文的詞典中就有：富餘，利潤、差數等詞，這些遠比「邊際」接近英文本意。邊際主義簡單的說就是理性人追求富餘（邊際）最大化，通俗地說就是這件事是否合算。但是問題首先是，理性是什麼呢？英國的哲學家大衛·休謨曾經說：「理性乃是而且應當只是情感的奴隸，除了為情感服務並服從於情感之外，決不能冒稱任何其它的功能。」這也就是說理性首先是服務於人類的內在需要的或者說是以人類的生理需要和心理需要為基礎的。當代的科學發現則證明，事情遠比休謨的論斷複雜。一般說來，心理活動的最高層級是思維策略，中間一層是初級信息處理，最低層級是生理過程，即中樞神經系統、神經元和大腦的活動。另外人類的大腦是模塊化的，1983年，美國心理學家發現大腦不可能是單一的中央處理的方式進行思考的，而是多種目的的模塊程序構成的器官。而且打個比方說，大腦沒有中央處理器，而是多個不同的處理器構成的器官。這些模塊負責人的不同層級的心理活動。這些不同的層級有著不同的需求，這也是人類的心靈產生矛盾的內在原因。1998年心理學家卡特(Carter)的研究指示，大腦的不同組成部分具有獨立影響人類行為的能力。
每個人都會有為選擇所苦惱的經歷，這也說明了利益最大化的不可行性，因為許多時候各種因素是不具有可比性的。比如，在宴會開始前，中國人的理解是不可以吃餐桌上的東西的，但是你又很餓，你吃了就是不禮貌，你可能又有低血糖，不吃會給身體很大的傷害，宴會的主人又是你的上司。所以你的選擇會非常難以決定，這種情況常常是生活的常態。生活中我們時時刻刻的看到身邊的非理性選擇。比如，男人們常常會為妻子從超市裡大減價而購買的大量無用的商品感到煩惱。邊際主義的經典例子是，「有一輛車可以方便出行，假如它要維修或作為備用車，第二輛車也相當有用，但不如第一輛車有用，第三輛車就更加不如前面的兩輛車了。給定汽車的價格，沒有人會相信會有人去購買三輛車，因為第三輛車的收益可能低於其價格。」這個例子換成衣服鞋子就馬上失效，因為，人的需要本身是多方面的甚至是矛盾的。所以人類的思維本身就是多重標準的，人是不可能完全統一認識和理性思維的。古典經濟學家往往忽視了一個主要因素，就是人們在購買決策時，最主要的通常是購買衝動，「一時的血氣」。正因為這樣，促銷才能大為有效，廣告才能大行其道。行為經濟學家認為，決策的過程由於大多受到高度複雜而又緊迫的情境的影響，使得決策者不得不求助於自覺的判斷。所以很多活動根本不存在理性可言。
總結一段簡單的關於人性的描述。人性就是人類種群為了生存和延續而進化發展出來的習性或者偏好。人性的本質是維護種群的生存繁衍，每一個個人都是種群的一個組成，這種組成依賴於人類的群體的互助利他精神，另一方面人類又有個體和集團的繁殖及生存競爭以及相應的自利排他本能和基於自利的互助的協作。人類的自利和利他即密不可分又相互關聯相互作用，同時人類的行為又被環境所限制和改變，這就是人類的本性。傳統的古典經濟學的自利「經濟人」假設，和與之相應的古典經濟學體系是不完整的，基於這樣的假設的經濟學，如同將歷史看作是只有男人的歷史學一樣荒謬。亞當·斯密認為經濟利益來源於個人的自利行為，以此解釋了自利的動機如何以一種奇蹟般的方式潤滑了經濟機器。但是斯密忽視了事情的另一面，自利動機在經濟中的作用顯然不是單方面的，自利本身也是阻礙經濟機器運轉的重要因素。例如掠奪性的開發，製造假貨偷工減料等行為，徒勞無益地增加社會的監督成本，另外投機行為往往給經濟以近乎毀滅的打擊。人類社會的倫理和法制都是人類的互助和互利的基本願望的體現，所以作為經濟研究基礎的「經濟人」概念也應當是雙重特性的。經濟學中另一種說法「理性人做出最有利於自己的決定」，顯然也建立在一個對人類大腦的錯誤理解。生理學、心理學研究說明，人類的大腦有許多模塊組成，這些模塊同時處理不同得事物，正由於這些模塊的的存在人類的內心才會矛盾和掙扎。現實中人類的行為顯然不是完全理性的處理問題，情感和衝動更是消費行為的主要因素之一。而理性本身也是情感的某種體現，所謂以理性人為基礎的經濟學規則並不是現實世界的實情。準確地說，人類似乎是在理性情感和需求之間搖擺。基於人性的多從性，以理性人和經紀人建立的新古典經濟學也勢必需要重新檢視和推導。
明代的哲學家王陽明說：「心既理也，天下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王陽明把心定義為本心，這個本心就是人類的本性。我們用許多文字來討論這個問題是因為，所有的政治制度或經濟制度，都必須順應人類的本性，至少不得違反人類的本性。
清思想家王夫之在《讀四書大全說》中說：「是禮雖統為天理之節文，而必寓於人慾以見；雖居靜而為感通之則，然因乎變合以章其用。唯然，故終不離人而別有天，終不離欲而別有理也。」王夫之指出「禮」既倫理或制度，必須和人的基本慾望相適應，同時制度中也要體現人的慾望。歷史上，抑制私慾的最典型的災難當然是，1958年發生在中國的大躍進運動，其後的結果是造成了幾千萬人被飢餓奪去了生命。這個災難的根源在於許多人都認為，別人在艱苦勞動，而自己可以獲得免費的午餐。恰恰當時的制度設計卻假設多數人是無條件利他的，這種錯誤估計和錯誤判段，最終導致了人類歷史上罕見的災難。由此看來，人性的利他和群體互助並不是都是有益社會的，這種群體內部的利他本性也成為瘋狂的納粹、神風敢死隊、紅衛兵、基地組織、極端民族主義的內在動力。
自由市場強調的人性自利的，但是自利的災難更是隨處可見，污染、欺騙、殺戮、搶劫、戰爭，人類的歷史幾乎被人類的貪婪和自私推向毀滅的邊緣。在經濟生活中，一個問題是毫無節制的生產和消費。資本主義的根源在於毫不剋制的擴大生產和消費，而不顧社會真正的承受能力。林德布羅姆（ C.E. Lindblom）在《政治與市場》說， 「我們必須決定，是否以災難性的速度從事生產，劫掠地球的資源或者通過熱量污染或者少數瞬間爆炸從地球表面上燒毀自己。」1998年，美國殼牌石油公司主席沃茨（PB Watts）承認，他們給奈及利亞的政府軍提供槍支和軍餉後勤保障以及士兵福利。顯然這些支持都是用來鎮壓當地土著居民與石油公司爭端的。人類的自利需要約束，這就是自由市場面臨的終極困境。但是人性自利的觀點，之所以得到支撐，自私的西方資本主義世界沒有大崩潰的根源還是在於某些社會力量的存在。對於其中一種力量，馬克思·韋伯總結的很好，那就是宗教倫理。正是由於西方的基督教傳統倫理給了一個自由的資本主義以某種支撐。但是這些支撐顯然是不足的，一方面宗教不可避免的會走向衰落，另外歷史證明宗教本身的約束力也無法抑制人的貪婪。所以某種交易規則和政治制度的設計才可能使社會的發展走向平衡。脫離宗教後適用於全人類的基本倫理也需要漸進而溫和的重建過程。
在本章的最後我給以一些補充，本章關於人性的討論中我們常常強調進化的作用，但我必須強調——我反對所謂社會達爾文主義。19世紀後期，斯賓塞提出了社會達爾文主義，社會達爾文主義本身並不是一種政治傾向，而是一種社會基模，根據自然界"食物鏈"現象提出"弱肉強食，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觀點，並以此解釋社會現象。
這一理論被人用於支持原始資本主義和政治上的保守主義，窮人是生存競爭中的不適者，不應予以幫助；在生存競爭中，財富是成功的標誌。在對待社會的問題上，社會達爾文主義成為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政策的哲學基礎，支持盎格魯撒克遜人或雅利安人在文化上和生理上優越的說法。反對這種理論不僅僅因為其非人道的政治主張，同時也是因為生物學知識和文化現象知識的領域不斷擴大，足以駁斥或不支持其基本信條。從另一個角度看，人類固然是從猿類進化而來，但是這並不代表人類的一切行為可以反而追述到動物，並用動物的行為反過來作為人判斷類行為合法性的依據。人類的行為進化到了一個新的階段——文化。研究動物的行為模式雖然有利於研究人類的行為，但顯然不具備反向指導人類行為的依據。
在科學的發現為基礎的地社會學探討中不能過分誇大單一科學發現的作用，這不是否定自然科學的正確性，而是在於我們了解的自然科學離事實的全部還有很遠的距離。比如現在雖然解釋了蛋白質的成因，但是細胞或者生命的起源依舊是個未解之謎。
這樣的錯誤，也發生在20世紀的科普作家理查德·道金斯的身上，在他廣為人知的暢銷書《自私的基因》、《盲眼的鐘錶匠》中，所強調的所謂基因的自私屬性和進化的被動隨機的屬性，現在都被新的科學發現所推翻。道金斯的關鍵問題就是其過分盲目的認為現有的科學發現可以解釋一切，過於主觀的引用科學發現來證明他充滿社會偏見的意識形態。過往的經驗說明，引用最新科學發現的社會學者們應當對未知的自然科學領域給以充分的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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