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勇：甲午戰爭是日本成功的開始 也是失敗的起點

　　侵台日軍為死難士兵舉行宗教祭奠。日軍在侵佔台灣過程中死傷3萬餘人。

　　1895年4月，《馬關條約》簽訂，賠款割台。晚清名士陳寶琛聞之，憂憤而作《感春》四首，其中一句「輸卻玉塵三萬斛，天公不語對枯棋」，成了甲午戰敗之後國事危機最精當的描摹。

　　中日的甲午棋局輸贏已定，大清國無力回天。天公或可不語，時人卻不能不發聲。舉國嘩然的聲浪里，「公車上書」無疑是最響亮的吶喊。

　　因漢代孝廉皆乘公家的馬車赴京，入京應試的舉人也泛稱「公車」。在科舉取士的清朝，「公車」集中了這個國家的精英知識分子。

　　人們通常所說的「公車上書」，是康有為等人在維新話語體系里構建的一次政治事件。

　　1895年3月，北京大考，康有為偕弟子再度入京會試。考試尚未結束，戰敗簽約的消息傳來，各省舉子群情激憤。康有為、梁啟超聯絡上千名舉人上書光緒帝請願。康有為奮筆起草萬言請願書，提出「拒和、遷都、練兵、變法」等主張，並將自己有關富國、養民、教民等變法圖強的維新思想也一併寫入。維新派由此登上政治舞台。

　　真實的歷史中，還有另一個版本的「公車上書」。

　　甲午戰敗，中日和談期間，各省舉人抵制和約的聯名上書有31件，共1500餘人次簽名。這些上書的公車中，並沒有出現康有為的身影，他的學生梁啟超倒是廣東80名舉人聯名上書的領銜人，但也僅是「公車上書」中的一件。

　　多位歷史學家的考證結論都是，康有為的「公車上書」實際上是一次流產的政治活動，他的上書並非如其所說被都察院拒收，而是壓根兒就沒有送。

　　真實版的「公車上書」，是由政治高層發動、由文廷式等京官暗中策動組織。

　　甲午戰敗，清廷各級官員之中，很多人對條約的簽訂非常震怒，北京的宗室王公、三省六部的文官和台院的諫官們，外地的總督巡撫、前敵將領們，紛紛上奏勸阻簽約。大批官員或單名具呈，或聯銜上書，少則三五人，多則數十人，最多者達150餘人。各級大小官員以至督撫將軍、宗室貝勒共500餘人次上折上書共100餘件次，為清朝前所未有。

　　舉人們的上書，既有自身愛國之情，也與清廷內部官員的策動不無關聯。一個最直接的邏輯證據是，《馬關條約》簽訂前，所談條件在清廷高層都是極為機密之事，卻很快被忙於會試的各省舉人獲知。清流人物、京官文廷式是具體的聯絡策動人。他背後則是翁同龢、李鴻藻等極力反對和約的清流主力、極品大員。

　　即便是光緒帝，對答應日本條件、簽訂《馬關條約》也痛苦地掙扎、哭泣過。面對台灣被割，光緒帝一腔悲憤向其老師翁同龢哭訴：「台割則天下人心皆去，朕何以為天下主！」

　　就是在這樣舉國上下的反對聲中，真正掌控大清國實權的慈禧沒有表態。這位「天公」面對枯棋，似乎真的「無語」了。

　　據翁同龢日記記載，4月25日，《馬關條約》文本傳來，慶親王奕劻帶領樞臣請見皇太后，得到的卻是太監的傳話，「聖躬違和，不能見，一切請皇帝旨辦理」。第二天，傳懿旨：「和戰兩有弊，不能斷」，令樞臣妥商一策以聞。

　　當時，李鴻章已經簽訂《馬關條約》，但還需要光緒加蓋玉璽才能正式生效。反對和約的清廷官員們至此仍未放棄。而兩天後的翁同龢日記記載了這樣一條信息：「聞東朝仍執前說，而指有所歸。」

　　「東朝」即西太后慈禧，取坐西朝東之意，「仍執前說」指繼續要求樞臣妥商一策，「指有所歸」，是說她有了傾向性意見。這是個模稜兩可的表態，朝臣們卻心領神會。

　　自此之後，朝廷上阻止和約的聲音迅速衰弱。公車上書還在繼續，卻已經不會有任何作用，鎖在了清廷檔案之中，無人問津。

　　康有為那份並沒有上呈的萬言書卻在兩個多月後刊印成《公車上書記》，一時大賣。就其文筆、見識，確實是反對和約的文章中最見精彩的。康有為以「公車上書」博得大名，維新派由此登上歷史舞台倒是事實。

　　1895年5月3日，光緒在《馬關條約》上加蓋了玉璽。5月8日，中日雙方在煙台換約，《馬關條約》正式生效。

　　甲午之戰終了，延續了兩百多年的大清就此進入枯局。

　　「義不臣倭」

　　日本馬關的春帆樓上，割讓台灣本是最讓清政府難以接受的條件。圍繞著台灣，李鴻章和伊藤博文交涉回合最多。但是，日本的軍事大棒一舉，清廷只能犧牲台灣換取苟安：「台灣雖重，比之京師則台灣為輕。倘敵人乘勝直攻大沽，則京師危在旦夕……」

　　1895年6月2日深夜，在台灣基隆以東的海面上，一艘名為「公義」號的德國船靜悄悄地停泊著。船艙內，清政府代表李經方與日本代表樺山資紀完成了台灣交割手續。但是，台灣人民「義不臣倭」的抗爭，從日本登陸台灣的第一天起就沒有停止。

　　「黑旗將軍」劉永福在台領導抗日保台武裝鬥爭前後5個月，八卦山之戰打死日軍少將山根信成等1000多日軍；台南保衛戰，黑旗軍、義軍及義勇1萬多人抗擊日軍海陸軍4萬多人，擊傷近衛師團長北白川宮能久親王，斃傷敵數千人。日軍在台灣死傷3萬餘人——兩倍於他們在甲午戰爭中的傷亡人數。

　　1895年10月27日，「台灣總督」樺山資紀得意洋洋地宣布「台灣全島平定」。他高興得實在太早了，才過了不到1個月，林大北就在台北重舉義旗。

　　因為台灣的抵抗運動風起雲湧，到1897年，僅僅兩年之內，日本委派的「台灣總督」就換了三任，樺山資紀、桂太郎、乃木希典的「總督」位子都沒能坐滿一年。

　　台灣人民激烈的反抗，讓日本對在台灣的統治前景感到灰心。1897年春，第三任「台灣總督」乃木希典向日本內閣建議賣掉台灣。法國人十分感興趣。雙方的外交官員經過討價還價，初步確定台灣的售價為1500萬法郎。正在這個當口，1898年，第四任「台灣總督」兒玉源太郎上任，在台灣推行一系列殖民政策，使日本當局嘗到了甜頭，此後不再提出售台灣。

　　直到1945年重回祖國懷抱，在台灣被日本侵佔的50年里，這片土地上的抗日火種從未熄滅。

　　暴發戶「卧薪嘗膽」

　　中日甲午戰爭在日本被稱為「日清戰爭」。通過這場戰爭，日本從中國豪奪約2.597億兩白銀。陡然而富的日本隨後展開了「日清戰後經營」。在臭名昭著的日本靖國神社裡，「日清戰爭」展覽最後一部分即為「日清戰後經營」，其主題是一個漢字成語：「卧薪嘗膽」。

　　戰爭的勝利者為什麼要「卧薪嘗膽」呢？原因正是「三國干涉還遼」事件。「三國干涉還遼」使日本知道，追求「脫亞入歐」的自己並沒有被西方列強認可，仍然是被歐洲強國輕視的小國。所以，日本還要「卧薪嘗膽」，以沙俄為假想敵瘋狂擴軍備戰。

　　「日清戰後經營」以軍備擴充為中心，以十年為期。在政府財政支出當中，20%為陸軍擴張費，使陸軍從6個師團增加至12個師團；42%為海軍擴張費，使海軍艦艇噸位數從5萬噸增加至25萬噸。海軍所佔比重如此之高，源自日本強烈的海軍擴張理念：「海軍之擴張是關係國家安全之大問題，絕不是財政問題。」

　　日本擴軍所需軍費的2/3以上來自清政府的賠款。1893年，日本廣義軍費開支占財政支出的3.2%，1897年提高到64%。與之相應，日本產業結構發生了顯著變化。為了擴充軍備需要，機械、造船、金屬、化學、海運、礦山等產業部門開始佔據中心地位並取得顯著發展。

　　十年「卧薪嘗膽」，到1905年日俄戰爭完勝沙俄，日本一躍為公認的世界強國。

　　被甲午影響的人

　　戰爭在遙遠的北方進行著，卻影響到了南方的閉塞小鎮，影響到了每一個中國人。很多人因為這場戰爭，改變了自己的人生道路，最終改變了中國。

　　「當時鄉下沒有新聞，時事不能及時報道，但是戰爭大事，也是大略知道的。八月里黃海戰敗之後，消息傳到紹興，我記得他（父親）有一天在大廳明堂里，同了兩個本家兄弟談論時事，表示憂慮。」周作人在《知堂回想錄》里這樣記錄甲午年。

　　魯迅

　　周作人當時年僅9歲，不諳世事。他的哥哥那時還叫周豫才，已經14歲，對這場戰爭有更多的了解。四年後，周豫才從三味書屋畢業，拿著母親四處籌措的8元川資，「走異路，逃異地，去尋求別樣的人們。」他進入了南京的江南水師學堂，「我的青春的熱血就激起了海軍夢。」

　　周豫才在江南水師學堂改叫周樹人，一年之後轉上礦務學堂，「國家的當務之急，首先是開發礦業。」

　　畢業之後，周樹人想到「要使中國變成強國，首先得改良人種，把中國人變為強種人。」於是又到日本留學去學醫。在日本，因為一部幻燈片上麻木的中國人的刺激，周樹人認識到「只有從精神上使中國復活才行」。抱著這種想法，他又放棄醫學，「轉向一邊研究文藝，一邊開始試寫小說了。」從此，中國有了魯迅。

　　嚴復

　　曾經的北洋水師總教習、時任天津水師學堂校長的嚴復，目睹自己的同學、學生組成的亞洲第一艦隊全軍覆沒，心裡的煎熬非一般人能夠體會。甲午後，這位中國最優秀的海軍人才棄武從文。在他眼裡，開啟民智和教育救國已遠遠勝過純粹的強軍之路。

　　中日甲午戰爭的春帆樓談判還在進行，嚴復連續發表《論世變之亟》、《原強》、《辟韓》三篇重磅政論，鼓吹變法。此後，他一頭扎進寫作和翻譯介紹西方社會學、自然科學、政治學名著的工作中去，其翻譯、寫作的《天演論》、《群己權界論》、《社會通詮》、《法意》等陸續出版發表。嚴復在中國思想界的異軍突起，影響了大批知識分子，諸多對中國近現代歷史有著重要影響的人物，都是在嚴復的譯作和著述中得到了啟蒙。

　　張謇

　　甲午年，41歲的張謇第五次參加會試，高中狀元，入翰林。甲午戰爭前，他是堅定的主戰派。戰爭的失敗徹底讓他放棄仕途，轉向實業，「策中國者，首在救貧，救貧之方，首在塞漏」。

　　1895年夏，張謇為兩江總督張之洞擬有《條陳立國自強疏》，提出中國的自強之要在於練陸軍、治海軍、造鐵路、分設槍炮廠、廣開學堂、速講商務、講求工政等。是年冬，張謇接受張之洞委派，集資興辦紗廠，開始了實業救國之路。張謇一生創辦了20多個企業、370多所學校，毛澤東在談及民族工業發展時說，「最早有民族輕工業，不要忘記南通的張謇。」

　　陳獨秀

　　「我十年以前，在家裡讀書的時候，天天只知道吃飯睡覺。就是發奮有為，也不過是念念文章，想騙幾層功名，光耀門楣罷了，哪知道國家是個什麼東西，和我有什麼關係呢？到了甲午年，才聽見人說有個什麼日本國，把我們中國打敗了……我生長到二十多歲，才知道有個國家，才知道國家乃是全國人的大家，才知道人人有應當儘力於這大家的大義。」陳獨秀在1904年寫下《說國家》一文，把國家意識的起點放在了甲午。

　　如何建立一個現代意義的國家，陳獨秀當時還沒有答案。一些先行者已經開始了嘗試。

　　甲午戰敗簽約的1895年，維新派以「公車上書」登上歷史舞台，他們的目標是君主立憲。孫中山等革命黨人在廣州策划了第一次武裝起義，他們的目標是「創立合眾政府」。

　　專家觀點

　　日本：成也甲午,敗也甲午

　　馬勇

　　一百二十年前的甲午戰爭，是日本成功的開始，也是失敗的起點。

　　甲午戰爭並不是中日兩國單打獨鬥，除朝鮮這個當事國的立場，這場戰爭實際上將所有重要大國都卷了進來，是一次名副其實的地區衝突，也深刻改變了東亞政治地圖。

　　從狹隘的觀點看，這場戰爭只發生在1894年甲午那一年。其實，從更廣大的歷史背景看，這場戰爭至少在三十年前就已註定，這是中日兩國不同發展道路的必然結果。如果不發生戰爭，那麼也必須要有其他辦法去消解中日兩國的敵視、歧視與斜視。

　　日本現代化的成功是亞洲的驕傲。這至少表明，原發於西方的現代化並不帶有後來馬克斯韋伯所說的那些條件、前提，非基督教文明區域照樣可以實現現代化。然而不幸的是，日本面對成功驕傲了，自滿了，不耐煩了。福澤諭吉1885年提出的「脫亞論」，山縣有朋1890年提出的「利益線」，充分體現了日本在現代化初步成功後的失態，由此也種植了毀滅的種子。

　　「脫亞論」以成功者的姿態蔑視昔日老師與近鄰，以為中朝兩個「惡鄰」不思進取不願改革，致使西方輕視亞洲。因此福澤諭吉認為，日本要想在世界上贏得尊重，就必須與這兩個鄰居劃清界限。

　　至於山縣有朋的「利益線」，強調經濟全球化後的日本發展方略，以為只要日本經濟所到之處，日本軍事力量尤其是海軍力量都應該有能力給予保護。這是東方式的重商主義、自由貿易原則，原本應該值得尊重，但是「利益線」提出伊始就將朝鮮半島、台灣視為日本未來發展必由之路，這無疑侵犯了中國的核心利益。

　　日本贏得了甲午戰爭，也因這場戰爭獲得了巨大補償。這些補償確實在後來日本工業化、現代化，特別是軍事工業發展、軍隊現代化方面獲得了新的補充、動力。中國付給日本的不僅是那兩萬萬兩軍費補償，還有那三千萬兩「贖遼費」以及日軍駐紮威海的軍費。更重要的一點，前人似乎很少提及，就是中國聚三十年之力創建的北洋海軍並沒有毀於一旦，那些戰艦在威海之戰後均成為日本海軍的基本裝備。這對於日本後來有力量有信心與俄國對打，並打敗俄國，是至關重要的因素。

　　甲午戰爭、日俄戰爭，是日本現代化成功的標誌，也是日本失敗的開始。許多人以為日本從此踏上軍國主義不歸路，這個分析有一定的意義，但我更願意說，日本的失敗不僅是因為軍國主義，而且是因為日本在明治維新以後，在脫亞入歐之後，一步步脫離了亞洲，失去了亞洲。直至今日，日本雖然小心翼翼地處理與亞洲各國的關係，但是很遺憾，一個接近於純粹西方式的日本，與亞洲無法接榫。

　　日本的未來在於重回亞洲。日本的最終成功取決於是否能夠出手出力謙恭地完成亞洲的區域整合，讓亞洲成為世界經濟的一個亮點，而不是一個讓人擔心的戰爭策源地。

　　（作者為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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