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審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負責」的三維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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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韶華：「讓審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負責」的三維解讀發布時間:2014-07-22 15:32作者:王韶華字型大小：大中小點擊:851次「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義」，是新一輪司法體制改革的最終目標，而實現這一目標的重要途徑無疑是回歸「讓審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負責」的基本司法規律。然而，自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司法體制改革這一重大原則至今，無論司法部門內部還是外部，對其仍有不同認識和理解，實有明辨之必要，筆者認為應從三個維度正確理解之。一、「審理者」必須具有「親歷性」「讓審理者裁判」，首要前提是界定何謂「審理者」。這個貌似十分清楚的概念，在現實中卻有被「異化」、被「扭曲」的傾向。如有人就提出「審理者不僅指辦案的『主審法官』、『合議庭』，也包括對該案負有監督職責、進行審批的庭長、院長，以及參加審委會討論該案的審委會委員等，因為這些人員某種程度都參與了案件的審判活動。」這一觀點，如果按傳統觀念或過去習慣作法，不能說沒有一定道理，但其與司法規律應然之道以及當前司法體制改革的基本精神，尤其與「讓審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負責」這一司法基本原則的原意是大相徑庭的，必須予以澄清。首先，從我國現行司法制度看，我國司法權行使實行的是「集體負責制」，並具體由審判組織行使司法審判權。我國法院組織法及三大訴訟法所明確的審判組織有三種：一是獨任制；二是合議制；三是審委會。獨任制主要適用於簡易程序，審理簡易民事和輕微刑事案件以及小額訴訟等，是由一名法官審理案件，其當然屬於「主審法官」，屬於「審理者」。但不幸的是，現實中，獨任制審理的許多案件同樣要由庭長、院長審簽、把關，難免受到法院「行政化」的干擾，從而影響案件結果。「合議制」是我國司法審判權力運行的基本形式和機制，其適用於除簡易程序之外的大量普通案件，而且也是中級法院以上法院必然適用的審判組織形式。合議制下的合議庭由三名以上法官或法官與若干陪審員組成，一名審判長負責主持、協調，合議庭法官之間是平等、平權的，對案件審理共同開庭，共同合議並以多數決形式對案件作出裁判。合議制、合議庭法官（包括陪審員）當然屬於「審理者」。審判委員會，從現行司法體制看，是法院的最高審判組織，負有制定、調整司法政策，總結審判經驗，討論、決定重大疑難案，其決定合議庭必須服從。其中最後一項涉及審判權的行使，本來現行法律規定，審委會討論案件限於重大疑難案件，但司法實踐中，案件範圍被大大擴充，審委會成為廣泛、大量案件的裁判者。從審委會運行模式、機制看，其與獨任制、合議制明顯不同，審委會委員並不參與案件的具體審判活動，不接觸當事人、代理人，不參加庭審活動，不直接聆聽當事人訴求，不直接接受當事人訴求材料。其主要活動方式：一是集體聽取「主審法官」、「合議庭」的案情彙報及處理意見，可以審閱卷宗，但現實中極少，也沒有時間；二是可以進一步詢問案情及不清楚問題；三是進行討論，但現實中由於時間問題，大多省略，直接進入下一環節；四是發言表決，一般順序從資歷輕者至資深法官，實行少數服從多數。但實踐中，也經常出現主持人（院長或副院長）提出不同意見，委員表示認同，從而改變原發表意見，形成新決定。可見，審委會實行的是討論決定式，而不是一種審理、審判活動，缺乏審理案件的「親歷性」，因此，我們可以說，目前審委會實際上是個「准審判組織」，並非標準的審判組織。另外，審委會討論決定案件過程中，存在不公開，不透明以及「行政化」問題，資深法官、主持人（院長、副院長）的影響力不容小覷。與此同時也存在討論不充分，簡單表決形成決定的現象。以上問題也正是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要「改革審判委員制度」的原因所在。改革的方向就是轉變審委會職能，由討論決定案件結果，向司法政策制定和審判經驗總結轉變，對少數重大疑難案件，由討論決定式向組成委員合議庭、委員擔任審判長直接參与審判活動轉變，確保其「親歷性」。審判委員會尚且要如此改革，至於庭長、院長的審批權，當然在改革之列，其監督、管理權則要設立其它制度、機制予以解決。據此，「審理者」只能是直接參加案件審判活動，具有審判過程「親歷者」的主審法官、合議庭，其他與本案件審判活動無關的庭長、院長、審委會委員，以及本案的司法輔助人員均不屬於「審理者」範疇。二、裁判者必須享有獨立地位「讓審理者裁判」，其重大意義就在於打破過去司法權力運行的「行政化」、「層級化」狀況，改變「審者不判、判者不審」、「審與判分離」問題，實現「審與判相統一、相一致」，裁判者必須是審理者，必須要有「親歷性」。同時「讓審理者裁判」，也明確無誤要求還權給「審理者」，要讓「審理者」而非任何其他人作出裁判，也就是要求審理者必須有權進行裁判，審理者必須要有獨立地位、獨立人格和充分的裁判權。過去，作為「審理者」的合議庭、獨任法官，許多情況下充當了「替身演員」角色，只負責上台「表演」「，」走過場「，並不負責案件處理結果。在庭審活動背後，各個層級、各種審判組織，無論正式審判組織如審委會，非正式審判組織」審判長聯席會「等才正式登場並發揮決定性作用。甚至一些潛規則，如平級法官之間的」相互禮讓「，對庭長、院長等領導者的」遵從「也開始產生影響。一個案件有可能要經過七、八個環節，層層審批，才能有個結果，而這個結果與最初的」審理者「的意見，也許毫不相干了。」審理者「與」裁判者「被有形、無形大手分割開來，審理者被置於無足輕重的地位。由此可見，沒有審理者的獨立地位和真正享有審判職權，」讓審理者裁判「就只能是一句空話。總結過去的實踐，司法體制改革一定要抓住關鍵，要真正讓審理者有職有權，能夠擔當起裁判者的責任。一是要從制度、機制上明確」審理者「、」審判組織「的職責、職權，排除審理者之外的非審判組織對裁判權的干擾和影響，如進一步完善合議庭合議規則，進一步改進裁判文書的簽發制度，原則上由」審理者「而非其他人簽發等。二是要從法官職業保障、履職豁免著眼，提升審理者的獨立地位、獨立人格和獨立行使職權的擔當精神，對審理者依法履行審判權的行為，除法定程序外，不得干預和追究。三是要在建立符合職業特點的司法人員管理制度、健全司法權力運行機制的基礎上，完善庭長、院長、審委會與主審法官、合議庭等審判組織的關係，明晰權責，理順審判權、裁決權與審判監督權、管理權關係，將審判管理權、監督權」裝進位度的籠子「，使其規範運行，並能形成完備的留痕機制、追責機制。三、裁判者必須擔責，實現」權責統一、權責一致「對」讓審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負責「，包括對新一輪司法體制改革持懷疑態度者，一個重要觀點就是」審理者「能夠擔當起責任嗎？能夠保證司法公正嗎？此論，正面理解是對改革的擔憂，是對主審法官、合議庭的不放心。實際上，這種擔憂，反映了對本輪司法體制改革以及對」讓審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負責「的偏面理解。首先，」讓審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負責「，兩句話是緊密相聯，相輔相成的，也是缺一不可的。」讓審理者裁判「，強調的是給審理者以裁判權，還權於審理者、審判組織，強調突出審理者的獨立地位，這也是符合司法規律之舉。」由裁判者負責「，則明確要求」權、責相統一、相一致「，」誰裁判誰負責「，」用權受監督「，這不僅符合權力運行規則，而且也是」讓審理者裁判「、」誰審理誰裁判「的自然延伸和邏輯發展。過去，在所謂」集體負責「、」層層把關「」、「審者不判」情形下，當然不能，也無法追究「審者」的責任，「集體負責」成為「都不負責」，這顯然不利於實現司法公正。因此，我們既要強調「讓審理者裁判」，又要強調「由裁判者負責」，沒有「讓審理者裁判」，就不能實現「審與判的統一」，不能確定裁判的真正主體，當然也就沒有追究責任的前提和基礎。而沒有「由裁判者負責」，審理者就可能恣意而為，「自由裁量」可能失去控制，甚至導致枉法裁判，徇私枉法。其次，兩句話，兩個目標，兩個方面，都是司法體制改革的重點。當前，無論是中央批准的《司法體制改革試點工作框架意見》、最高法院《四五司法改革綱要》，還是上海市的《司法體制改革試點工作意見》，基本集中在四個方面：一是完善司法人員分類管理，主要是深化法院人事管理改革；二是完善司法責任制；三是健全司法人員職業保障；四是推動省以下地方法院、檢察院人財物統一管理。最高法院《四五改革綱要》更加註重了「健全審判權力運行機制改革」。但總的來說，司法改革是圍繞司法主體（法官、檢察官）的地位、職權、管理，司法權力運行機制以及司法責任制來展開，而司法責任制改革是重要一環。可以說，改革是系統性、整體性推行，而且重大改革舉措都注重了配套改革的跟進與銜接。再次，對於「還權於審理者」之後，案件質量、司法公正的保障，三中全會《決定》也提出了諸多相應措施，主要是：推進審判公開、檢務公開；增強法律文書說理性，推動公開法院生效裁判文書；廣泛實行人民陪審員、人民監督員制度，拓寬人民群眾有序參與司法渠道；健全司法權力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機制，加強和規範對司法活動的法律監督和社會監督。這些措施，既有內部也有外部，既有宏觀，也要微觀，監督的公開化、社會化程度明顯增強。另外，中央《司法體制改革試點工作框架意見》和最高法院《四五改革綱要》都提出，要在省一級設立法官遴選委員會，遴選委員會組成具有廣泛代表性，既有經驗豐富的法官代表，又有律師和法學學者等社會人士代表，而且由組織人事、紀檢監察部門負責政治素養、廉潔自律方面考察把關。由此，隨著司法公開化、透明化的進一步加大，法官遴選、晉陞、法官業績評定的社會化、公開化，將對法官公正行使審判權、裁決權帶來根本性影響和正面導向，並從制度上倒逼法官提升政治、業務素質，始終堅持依法獨立、公正、清廉審理好、裁判好每一個案件，真正實現「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義」。2014年7月22日來源:共識網| 責任編輯：Shomon凡本站轉發文章，如刊發媒體不同意的，請及時與我們聯繫。凡註明來源「共識網」文章的，轉載請註明出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