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兵：被扭曲的「民主」——台灣「民主」問題研究報告

　　自1987年國民黨開啟「政治革新」以來，台灣「民主」政治發展已經歷了20多年。但是，由於西方民主本身存在的諸多弊端，加上「台獨」分裂勢力的惡意操弄，多黨競爭、言論自由、普選制度等民主形式被嚴重扭曲，「統獨爭議」、「黑金政治」、「民粹主義」等民主亂象折射出台灣「民主」政治嚴重異化的現實。

　　一、台灣「民主」演變的幾個階段

　　台灣「民主」的演變，按時間和特點來劃分，大體上可分為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從20世紀40年代到70年代，國民黨在台灣專制統治時期。這一時期，台灣主要依靠美國提供大量的軍事、經濟援助渡過難關，在美國暗中指使下，西方自由主義、民主思潮在島內廣泛傳播，台灣的知識分子和中小資產階級要求民主、自由的呼聲與國民黨一黨專制的集權統治之間的矛盾日益尖銳，最後不可避免地爆發衝突。1960年，《自由中國》雜誌創辦人雷震聯合台灣本土政治人物，共同籌備組織中國民主黨，引起國民黨驚恐。蔣介石以涉嫌判亂為由，逮捕了雷震等人，籌組中的「中國民主黨」也胎死腹中。

　　第二階段從20世紀70年代至80年代中後期，台灣政治向西方民主制度過渡。這一階段，國民黨政權內外交困，台灣政局趨向動蕩。黨外勢力日益活躍，他們提倡政治革新，提出擴大「政治參與」，要求「解除戒嚴令」，「開放黨禁、報禁」。相繼發生的「保釣運動」、「美麗島事件」、江南案等嚴重損害了國民黨的形象，促使台灣當局加快社會民主化進程，台灣從此由極權社會走向自由社會，各種政治力量及代表人物乘機紛紛組建政黨。

　　第三階段從20世紀80年代末至90年代末，國民黨政權迅速實現「本土化」，民進黨勢力急劇膨脹。1988年，蔣經國去世後，李登輝執掌國民黨黨政大權，兩年後，開始主導「憲政改革」，促使國民黨政權「民主化和本土化」。至2000年，共進行六次「修憲」，包括終止「動員戡亂時期」，廢除「臨時條款」；「總統」由直接選舉產生；廢除「萬年國代」，改選「國民大會」、「立法院」等機構。李登輝把扶持「台獨」勢力，作為延續其「台獨」理念、終結國民黨統治的重要手段，不僅公開支持「台獨」分子返台參加競選，而且取消了打擊「台獨」的法律依據「懲治叛亂條例」和「刑法第100條」，公然鼓吹「兩國論」，推行「務實外交」，阻撓兩岸關係的發展，破壞統一進程。

　　第四階段從2000年至今，藍綠對決、社會分裂，政黨輪替執政成為常態。2000年選舉，民進黨首度執政，第一次實現政黨輪替。2004年選舉，「兩顆子彈」透視台灣「民主」亂象。2008年選舉，馬英九勝選，執政黨再度輪替。2011年11月，台灣地區舉行「五都」選舉，國民黨止跌企穩，保住了台北市、新北市和台中市，民進黨則繼續在高雄市和台南市佔據優勢。通過這幾次選舉，可以看出台灣「民主」政治的新變化：極端的「台獨」路線不得人心，經濟與民生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對兩岸關係趨於務實，促進「三通」、走向雙贏，成為大多數民眾的願望；用低俗的語言肆意進行人身攻擊的做法遭到譴責，選民表現出一定的成熟和理性；台灣主體意識正在形成，本土化路線成為兩黨共同遵循的準則；台灣地方政治生態已形成了相對穩定的南綠北藍板塊，兩黨制逐步成型，政黨輪換或許成為常態。

　　二、台灣「民主」演變的動因

　　促成台灣「民主」發展、變化的原因錯綜複雜，是外在因素和內在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當然，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內因是變化的根據，外部勢力影響台灣「民主」的進程，最終體現在島內藍綠陣營力量的消長、主流民意的變化等方面。

　　（一）台灣「民主」演變的外在因素

　　1．世界民主化浪潮的影響

　　發軔於20世紀70年代中期的「第三次民主化浪潮」，是一些第三世界國家由專制制度向民主制度轉變的過程。民主運動看似由偶然事件引發，卻是社會發展趨勢和民眾政治訴求的客觀反映。比如1986年3月，鐵腕統治菲律賓長達22年之久的馬科斯，在阿基諾夫人領導的菲律賓民主運動中黯然下台。世界民主運動的蓬勃興起使國民黨獨裁統治陷入窘迫、孤立的境地，而一些國家激烈的政治變革更使長期實行軍事戒嚴的國民黨當局極為震撼。蔣經國為緩解島內外強大的壓力，經過長期的醞釀和權衡，開始實施多黨制、普選制、分權制衡等民主制度，台灣的政治生態發生重大變化，西方式競爭性政黨政治開始初步形成。

　　2．中國大陸對台政策轉變

　　台灣問題從本質上講是中國的內政。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黨和國家的工作重心轉向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實行改革開放。對台政策也實現由「武力解放台灣」到「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方針的根本轉變，直接促使國民黨放棄戰時專制體制，進行政治改革，有力地化解了兩岸的敵意，緩和了台海緊張局勢，促進了島內民主的發展。

　　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以最大的誠意推進和平統一，但始終不承諾放棄武力，圍繞1995年李登輝訪美、1996年台海危機等事件，與「台獨」勢力和國外敵對勢力進行了堅決的鬥爭。為更好地把握對台鬥爭的主動權，2005年3月14日，十屆人大三次會議審議通過了《反分裂國家法》，把反獨與促統當成兩個步驟來推進，把「台獨就意味著戰爭」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來，對震懾「台獨」、遏制「台獨」、穩定和發展兩岸關係起到了相當重要的作用。

　　3．美國對台灣的干涉與控制

　　台灣問題從一開始就摻雜著美國的影響，是美國長期頑固堅持冷戰思維、執行「以台制華」錯誤政策的結果。美國根據自身利益的要求，在不同時期對台灣進行的政策調整，在相當程度上決定了台灣「民主」發展的方向、性質與進程，是台灣「民主」演變的外在動因之一。

　　首先，主導台灣「民主」的進程。20世紀五六十年代，美國從全球戰略利益出發，將台灣作為冷戰的前沿和遏制中國大陸重要的棋子，並沒有對台灣當局的獨裁統治和高壓政策採取實質性的干預措施，但為了安撫國內的民眾情緒，一直在物色可能替代的人選。20世紀七八十年代，中美關係不斷緩和，美國轉而更加關注台灣的民主狀況。世紀之交，台灣政黨輪替，背後一直由美國這雙看不見的手在操控。

　　其次，迫使國民黨當局接受西方民主形式。美國為促使台灣建立西方式民主，專門成立了「台灣民主促進委員會」，不斷向國民黨當局施加壓力。1985年5月，美國眾議院以口頭表決的方式通過要求台灣加速民主化、開放黨禁取消戒嚴令、保障人權的233號提案。不僅如此，美國還直接扶持台灣的黨外勢力，向他們提供經費和活動場所，邀請他們到美國接受組黨能力培訓。

　　再次，加強對各政治派別的控制。美國從台灣撤軍後，積極物色政治代理人。對「台獨」勢力採取兩面手法：一方面姑息、縱容。美國暗中插手台灣政治鬥爭，打壓國民黨內主張統一的力量，一度包庇、扶持李登輝、陳水扁等人。另一方面約束、限制。美國對「台獨」勢力的支持是有限的，是為其戰略利益服務的。當李登輝鼓吹「公投」、「正名」、「制憲」、「去中國化」，屢屢衝撞大陸的政策底線，陳水扁有關「四不一沒有」的承諾形同虛設時，美國與他們逐漸拉開了距離，特別當台灣當局大力推動「入聯公投」，企圖挾持美國與中國大陸兵戎相見，支持其法理台獨時，美國堅定地表達了反對態度，並通過各種途徑予以阻止。

　　最後，吹噓台灣「民主」的示範效應。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東歐劇變、蘇聯解體，美國抓緊對中國實施「和平演變」，其中一個重要舉措就是大力推行「以台變華」戰略。西方官員及媒體大肆宣揚台灣所謂的「民主、人權」的成就，企圖讓台灣「民主」佔據道義上的制高點。

　　4．日本對台灣的滲透與侵蝕

　　日本通過多種方式向台灣滲透，特別是通過支持「台獨」勢力來誘導台灣「民主」政治的演變。首先，日本是「台獨」勢力的大本營。1951年，「台獨」分子廖文毅在日本政府的支持下在東京正式成立「台灣民主獨立黨」，公然打著「台獨」的旗幟，分裂中國。「台獨」分子還在日本的支持和庇護下向台灣島內侵蝕。其次，暗中為「台獨」分子撐腰打氣。日本把「台獨」作為遏制中國和平發展的重要手段，多次給李登輝發放赴日簽證，為其「台獨」言行提供支持。再次，以在台灣投資、辦企業為幌子，尋找代理人，在選舉中直接資助「台獨」勢力。最後，日台軍事合作日趨緊密，已經具備軍事同盟的雛形。在過去，日本為了維持與中國的關係，一直避免在台灣問題上直接刺激中國。但近年來，隨著中國崛起的進程加快，以及中日在釣魚島等問題上摩擦不斷，日本感受到極大的戰略壓力，從而秉持更加強硬的態度，不僅明確把台灣海峽問題列為美日「共同戰略」，而且企圖藉助台海問題來遏制中國。

　　（二）台灣「民主」演變的內在因素

　　1．經濟發展狀況

　　在台灣，經濟發展及變化對民主的影響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促進社會階級結構的改變。朝鮮戰爭爆發，給敗退到台灣的國民黨當局以喘息的機會。蔣介石總結在大陸失敗的教訓，決定在台灣實施土地改革，休養生息，使耕者有其田，解放了農業生產力，初步鞏固了統治地位。隨後利用國際產業轉移的機會，發展加工貿易，獲得經濟騰飛，使台灣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台灣經濟發展直接帶動社會階級結構的變化，中產階級比例迅速擴大。1985年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3297美元，居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前列，中產階級已佔到總人口的40%。

　　二是民眾擴大民主權利的願望和訴求增強。隨著經濟實力的增強，台灣教育水平也得到相應提高，台灣每千人中受過高等教育者佔24.9%，居世界第五。一大批受過良好教育的中小企業主、中高級企業管理人員、醫師、律師等提出獨立的政治主張，要求分享政治權力，擴大民主權利，廢除「戒嚴法」，改選「中央民意代表」。

　　三是推動了政黨政治的輪替與發展。民進黨執政八年，不斷玩弄「政治議題」，無視台灣「求和平、求安定、求發展」的主流民意，封閉保守、拒絕「三通」，導致台灣經濟邊緣化，失業率居高不下，絕大部分民眾收入下降，致使民怨沸騰。而馬英九在台灣地區領導人選舉中能高票當選，與他順應民意、主打經濟牌密切相關。馬英九以「拼經濟」為競選主軸，提出了明確的「六三三」政策，即經濟成長率6%、民眾所得每人每年3萬美元及失業率降至3%以下，獲得了大多數民眾的支持。

　　2．政治文化的作用

　　長期以來，台灣形成的奇異的、極端化的政治文化，對島內民主政治演變產生了兩方面的影響：一方面，政黨的基本政治立場分明，非理性色彩濃厚。台灣藍綠雙方都有兩成左右的「鐵杆」支持者，這些民眾政治參與熱情高漲，容易對政黨和政治人物的政治行為形成壓力，迫使他們作出一些非理性的決策。民進黨的一些重要人物本來是想向中間路線靠攏，但受到「台獨基本教義派」的強烈反對，不得不繼續打「悲情牌」、「恐共牌」，攻擊「兩岸共同市場」就是「一中市場」，卻與大多數民眾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的訴求相背離。另一方面，一些民眾對台灣「民主」政治感到失望，表現出政治冷漠傾向，如投票率持續降低。以「立法委員」選舉為例，1992年的投票率是72％，2001年降為66％，2008年又降至58.5％，十幾年降了十多個百分點。一些意識形態色彩相對淡薄的中間選民，對政治亂象感到失望和不滿，開始主動遠離政治生活，對政治議題漠不關心，選舉時不願參加投票。這些民眾的缺位反而更凸顯出極端勢力對選舉結果的影響。

　　3．選舉活動的雙重影響

　　選舉對台灣「民主」的影響也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選舉活動促進了民主的發展。台灣「民主」具有「選舉帶動」的特質。從一黨專政到建立選舉型政黨政治，從權力壟斷到通過選舉來分配政治、社會資源，在形式上體現了台灣「民主」政治的進步，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眾的願望和訴求。國民黨當局本來想在維持「中央」集權不變的前提下，通過選舉，推行地方自治，鞏固社會基礎，但出人意料的是，黨外勢力卻不斷地滋生蔓延，為建立反對黨創造了條件。另一方面，單純把選舉作為民主政治的核心，又阻礙了台灣「民主」品質與內涵的提升。選舉畢竟不等同於民主，選舉的普遍化也不代表政治的民主化，特別是台灣各類選舉存在泛濫化、低俗化、狂熱化、暴力化的現象，凸顯出台灣西式民主空洞化、虛偽化和卑劣化的本質。台灣的選舉已經淪落為政客不擇手段謀取權力和利益的手段。比如，選舉加深了社會的對立與分裂。每次選舉都變成意識形態的對決。選舉議題緊緊圍繞省籍、族群、悲情、統「獨」等方面展開，充斥著人身攻擊、謾罵、造謠、抹黑。藍綠民眾間的矛盾和隔閡，隨著一次次選舉而不斷強化。

　　三、台灣「民主」的本質、特徵

　　台灣的民主政治從一開始就存在巨大的隱患，在國外敵對勢力、島內「台獨」勢力的共同操控下，逐漸發生異化和扭曲，如民粹主義盛行、族群撕裂、分裂勢力張狂、政客道德淪喪等，嚴重偏離了民主政治的發展軌道。

　　（一）民粹主義致使族群撕裂

　　近20年來，台灣「民主」最大的特徵是民粹主義泛濫，突出表現為，政黨惡鬥、族群對抗、社會分裂、民生凋敝。台灣社會的撕裂和對抗程度不斷增強，有著深刻的原因和背景：在台灣歷史上不同時期、不同地域的移民形成不同的族群，他們為爭奪土地、水等資源相互械鬥，結下仇恨。國民黨軍隊敗逃台灣後，先後有200多萬人遷往台灣，使資源爭奪更加激烈，台灣的本省人感受到來自外省人的壓迫，在原有矛盾基礎上，產生了新的省籍矛盾。在蔣介石、蔣經國時期，台灣的族群問題和省籍矛盾相對平緩，但是在李登輝、陳水扁之流的惡意操縱下，族群問題逐漸凸顯，社會對立開始加劇。李登輝為獲取權力、鞏固權力、排擠異己，強化政權的本土化色彩，大肆鼓吹和兜售「兩國論」。民進黨為贏得占人口80%的「本省人」的選票，將「台獨」政治主張粉飾為「民主化」、「本土化」，把民進黨裝扮成「愛台灣」的本土黨，把國民黨稱為「賣台灣」的外來黨，通過強化悲情回憶、挑起省籍矛盾和族群衝突，獲得民粹多數，以此達到奪取權力、控制權力的目的。此外，台灣一些政客故意曲解民主政治和選舉，把民主等同於選舉，把選舉簡化為選票，把選票結果作為多數暴力的依據，作為不擇手段獲得選舉勝利的借口，進一步踐踏了民主的精神實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