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三個舅舅—— 茅於軾 茅於杭 茅于海

來源: f1234567 於 2011-05-30

上小學的時候，同學們都知道我的舅舅多。因我在外婆家長大，和舅舅們的關係非常親近，也會經常和同學們炫耀我的舅舅們。從小到大，舅舅們對我的影響始終存在。

我外婆有三兒一女，母親是家中唯一的女兒，她有兩個哥哥一個弟弟，也就是我的三個舅舅——茅於軾、茅於杭、茅于海。他們兄妹四人年齡相差不大，關係也很融洽。

解放初期，我母親和她的兄弟們僅有十幾歲，大舅舅也剛二十齣頭。像當時中國大多數年輕人一樣，他們全是熱血青年，對社會主義充滿理想。我外婆則顯得比較落後了。當時大力提倡學蘇聯，提出的口號是「一邊倒」。我外婆常嘮叨的一句話是：不是說站起來了嗎？怎麼又「一邊倒呢」。別看外婆是家庭婦女，這話說得既幽默又到位。記得當時正就讀清華大學的小舅舅茅于海為了幫助母親趕上形勢，送了母親一本蘇聯作家高爾基一部充滿革命激情的小說《母親》。扉頁上寫了一句話：「親愛的母親，真理是用鮮血和生命換來的！」文革以後，他的高昂情緒一落千丈，我們常拿這句話來揶揄小舅舅。

時間過得飛快，我的舅舅們和新中國一起經歷了無數風風雨雨，轉眼間已到了古來稀的年齡。令人不可思議的是，我這幾個舅舅依舊心高氣盛，個個活躍在第一線而且充滿了創造力，不斷出成就。每當我噓唏人生苦短，光陰荏苒時，他們那種不懈追求和努力的形象就會出現在眼前，令我頓生愧色。我也常拿他們的故事說給身邊的朋友聽，因此朋友就建議說，你幹嗎不寫寫你的舅舅們呢？

我母親和舅舅們出生在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那正是中國滿目瘡痍，內憂外患的時代。我的外祖父茅以新，也就是著名橋樑學家茅以升的弟弟，學的是工程，當時他的最大心愿就是使中國擺脫貧困強盛起來，認為唯有發展工業，創辦企業才能救中國。這是他們那一代人做的實業救國夢。外祖父從美國留學回來後立志不經商不教書不作官而是創辦實業。但很快，外祖父這些不諳中國國情的知識分子們的夢想就被無情的現實擊得粉碎。

外祖父不得不放棄創辦企業的打算而找到了一份鐵路上的工作，成了一名鐵路高級工程師。在鐵路上工作最大的特點是居無定所，隨著新鐵路線的鋪設不斷遷移。再加上抗日戰爭的爆發，我母親和舅舅們也就跟著父母不斷轉學，一家人飽受戰亂和遷移之苦。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全家才算安定下來，一家人自然十分興奮，積極投身社會主義建設，他們的未來和新中國一樣無限美好，這就是舅舅們當時的心態。儘管我外婆潑冷水說這只不過是換了一個朝代，但她的孩子們怎麼肯相信？然而現實是冷酷的，對知識分子來說，他們的處境更加嚴峻：一浪高過一浪的內部鬥爭取代了外族侵略，一波又一波的政治運動令人心驚膽戰。想起昆德拉那句名言：「受到烏托邦聲音的迷惑，他們拚命擠進天堂的大門，但當大門在身後砰然關上之後，他們卻發現自己是在地獄裡。」

其實所謂天堂和地獄的區別也許就在於大門是開還是關。上世紀80年代，中國的大門終於敞開了，對億萬中國人來說，無疑是一個令人振奮的時刻。我的舅舅們多年來沉悶和焦慮的生活也有了很大改觀，他們認為發揮自己才能的機會到了，儘管此時他們的年齡已經不年輕了，但卻對未來充滿信心，將全部身心投入到科學事業中。

經濟學家茅於軾

大舅舅茅於軾是我外祖母第一個孩子，是我母親的大哥。大舅舅1929年出生，屬龍。而我外祖父母均屬虎，為了避免「龍虎鬥」，所以給我大舅舅起個小名叫「虎兒」，既然是老虎的兒子，就不會龍虎鬥了。大舅舅1950年畢業於上海交大機械系。可能是受我外祖父工業救國的影響，他們哥兒幾個全學理工。令我佩服的是他們這一代人和我外祖父那一代人雖然是學理工出身，但國學底子很好，讀過很多中外名著，寫一手好字，文通理順，這都得益於中小學打下的古文基礎。大舅舅在學校里對文藝體育也很熱衷，各項運動成績都不錯，尤其是長跑和體操，在上海交大上二年級時他還參加過全國運動會的火炬接力賽。我從小不愛運動，記得大舅舅經常對我說不運動是不行的，對各方面的成長都不利。除了長跑他還喜歡單雙杠，他在大學交女朋友的時候，首先要給女朋友表演一下他的雙杠技巧。大舅舅也非常喜歡音樂，會拉小提琴。大舅舅的兒子、我的表弟茅為星，六七歲時曾被他爸爸逼著學拉小提琴。我表弟對提琴興趣不大，在他爸的強迫下，只好哭哭啼啼地學著拉。大舅舅還精通古文，酷愛唐詩，寫一手漂亮的鋼筆字。他也逼著兒子背唐詩，我外婆外公有時心疼孫子就會出面阻止他，但他說打好古文基礎，今後無論做什麼都會受益匪淺。

如果說新中國建國初期給知識分子鋪設了一小段寬鬆環境的話，反右鬥爭的開始，知識分子領略到了第一波寒流的嚴酷。1957年時大舅舅因看到當時中國物資供應緊張，提出為什麼不能用市場價格來調節經濟。可以說從這時起他就開始對市場及價格給予較多的關注。但反右運動的風浪很快劈頭蓋臉而來，他成了一條被引出蛇洞的「蛇」。劃成右派後原來在鐵道科學院做研究工作的他，被送到北京東郊環行鐵道試驗線當了一名養路工。1960年大舅舅又被下放到山東滕縣，正好趕上三年所謂「自然災害」，大舅舅餓的全身浮腫，每天以樹皮草根和螞蚱度日。這使他進一步對經濟問題產生思考。為什麼中國會發生大饑荒？人為因素是肯定的，但如何造成的？為此我曾經同他有過討論，我同意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亞馬爾提森的看法，他認為，專制不民主的政權是大饑荒的製造者，但大舅舅另有觀點，他說，就在大饑荒發生的前一年中國糧食出口從1958年的299萬噸上升至1959年的415萬噸，增加了44％，足夠兩千萬人吃一年的。而發生饑荒的原因就是沒有糧食市場，糧食從稀缺的地方運到了不稀缺的地方。只要有了糧食市場就不會發生饑荒。但我想這一看法某種程度上與亞馬爾提森的觀點也不矛盾。因為之所以沒有糧食市場同沒有民主自由機制不無關係，才導致出現這種不合理不符合經濟規律的怪誕現象。

以後的文革，我們一家同許多知識分子家庭一樣遭受了精神和肉體的折磨，「文化革命就是革文化的命！」這是我外婆的一個口頭禪。十年的文革不知改變了多少人的命運。十年時間並不很長，但在那個年月卻給人以漫長無期的感覺。同其他家庭相比，我外祖父一家總算沒出什麼人命，但卻受了不少侮辱。文革一開始，我外祖父一家被抄家，外婆和大舅媽都被剃了光頭，還被逼著掃大街。六十多歲的外祖父被下放到甘肅勞動改造，大舅舅上了「危險分子」名單，被發配到山西大同機車廠勞動。直到1976年「四人幫」倒台。

1984年，早就對經濟問題感興趣並已開始進行研究的大舅舅從鐵道科學院調到了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所，這一年他已經55歲。但年齡並沒有妨礙他跨入新的研究領域，反而使他更增添了向新學科邁進的決心。

大舅舅很快得到去美國做訪問學者的機會。出國訪問進修對他們這一代大半輩子被關在國內的知識分子來說，是一個開闊眼界的機會。大舅舅從此在經濟學方面的研究和探索一發不可收。

經歷過極度的物質匱乏，曾在死亡邊緣掙扎並被莫虛有罪名幾番折磨的大舅舅，成為經濟學家也是偶然中的必然。他很早就關注價格問題。當時中國剛剛開始進行農副產品價格改革，副食品價格大幅上漲時大舅舅就持支持態度，而我們包括大舅媽在內都極力反對。大舅舅卻認為，經濟改革必須從價格改革入手。縱觀他這些年的經濟研究成果，也都是圍繞價格和市場問題的論述。

大舅舅對中國經濟改革所做出的第一個貢獻就是提出擇優分配原理。他認為，當代的經濟學家總要回答這樣一個問題，即如何解決有限的資源與無限的消費慾望之間的關係。他用計量經濟學的方法對這個問題進行了自己獨特的思考，證明了通過市場和使資源配置合理，用有限的資源生產出最多的社會財富。市場經濟是整個社會的致富之路，這個觀點通過他的有力說明徵服了包括我在內的更多的人。他對經濟改革的第二個重要貢獻是提出了市場經濟環境下中國人的道德問題。這實際上是建立市場經濟思想的一個必然的邏輯推論。如何建立市場經濟呢？市場經濟的對立面不僅僅是計劃經濟，它還包括很多傳統的觀念。一個真正的市場是建立在人和人之間完全平等的關係上，沒有真正的平等就談不上真正的交換。大舅舅從這一點出發，揭示出社會上存在的大量不平等現象。比如，尚在盛行的特權思想，藐視公民基本權利的行為，競爭規則的不平等，有合理規則也不遵守的不道德行為。他認為這些現象都是不利於市場經濟，妨礙人民致富的。

主張不平等關係的思想有時還不那麼容易被識別。比如，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說法，這個盛行了多年的提法背後隱藏的不平等關係和邏輯矛盾，直到經過大舅舅一分析才變得清楚起來。

茅於軾夫婦。攝於茅於軾先生70誕辰。

除了理論研究以外，大舅舅還積极參与中國社會經濟改革的各項活動。近兩年他對中國政治改革，農民的脫貧等問題都給予非常多的關注，並且身體力行，做了許多實事。1993年已從社科院退休的他創辦了天則經濟研究所。今天的天則所在國內外已經小有名氣。他還幫助農村搞小額貸款，並於2002年創辦了旨在幫助農民脫貧的保姆學校，是年他已73歲。

我每年回國探親必去看望大舅舅。給我的感覺是他一年比一年忙。今年十月下旬的一個星期日我又去他家看望他，前一天他剛剛主持了整整12個小時的會。因天則所接了一個很大的項目：政府體制改革。這是由天則所用招標的方式接的項目。其目的是幫助中國政府在各個領域進行改革。大舅舅認為發揮民間的作用，積極推動政府改革是他們的職責。星期六的會議是評標會，需要精神高度集中，不能分心。12小時的會議開下來肯定很疲倦，不過他休息一晚上已完全恢復了體力，星期一又乘飛機飛台北參加海峽兩岸學術討論會了。

除了天則所、保姆學校和農村小額貸款幾件事佔據他不少時間外，他還有很多社會活動，經常去大學或機關做報告，接受媒體採訪。每天還要抽出時間寫文章。他有時也感到工作量太大，無奈減不下來。大舅舅工作效率極高，分秒必爭。他安排和組織時間的能力也很強，他有一個十分複雜的時間表，每天嚴格按照時間表安排做事。平常還不忘運動，經常打太極拳，傍晚就同我舅媽去散步。

大舅舅說他從55歲正式改行搞經濟，到現在近二十年過去了，他從沒想到要退休。直到現在他也只是想減輕工作量，並不想解甲歸田，過養花種草的養老日子。因為此前他耽誤的時間太多了，現在是追回失去時間的時候。況且今天的中華民族無論是經濟發展還是體制改革都到了「最關鍵的時刻」，如果成功了，子孫萬代會蒙受恩澤。但大舅舅也告誡人們，今天的中國在發展的時候應該有更長遠的眼光，走持續發展的路。每個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權利，都有用合法手段佔據更多資源的權利。但如果每個中國人都將美國人的生活水準作為自己追求的目標，那麼再加兩個地球也是不夠的。

盲人計算機發明者茅於杭

說起二舅舅茅於杭，對我可是有「救命之恩」。我母親懷我時曾想做人工流產，這時二舅舅就出面干涉了。他說現在黨號召我們多生多育，每個女同志都要做光榮媽媽，你怎麼能流產？在我二舅舅的「開導」下，我的一條小命留下了。

二舅舅是我外婆的二兒子。老大是男孩，老二又是男孩，二舅舅自然不十分受他母親的寵慣。再加上他下面有一個妹妹——家中唯一的女孩，後面又一個弟弟。二舅舅夾在中間，成了家中比較受忽視的孩子。但二舅舅最孝順，對父母非常敬重又耐心。我記得外婆晚年時，眼睛因白內障什麼也看不見，耳聾也很厲害，二舅舅每次來看望她都很耐心聽她講話並大聲地回答她的問題。

二舅舅性格非常隨和也特別樂觀。無論在什麼處境中他都能找到積極和光明的一面。這種性格比較像他父親即我外公。記得外公當年被下放到甘肅黃羊灘時，他的工作是燒鍋爐，一邊燒鍋爐一邊學唱革命歌曲，因為他喜歡音樂，從一些曲調較優美的革命歌曲中得到一種享受。再說那個年代也不允許唱非革命歌曲，聊勝於無。在文化荒蕪的年代中，優美的曲調能給人帶來一絲精神安慰。

外公回北京後還學拉手風琴，我跟著他一起學，當時我們祖孫倆學得非常認真，還拜師求教，最後居然能拉出幾支曲子。在那個年代是我們的一大樂趣。

如果說大舅舅對子女和下一輩要求比較嚴格，那麼二舅舅從來都和我們打成一片，我和表弟妹們非常喜歡他來家裡，他總有很多有趣的事情和好玩的話跟我們說。二舅舅也喜愛音樂，雖然不精，但什麼樂器都會玩兩下，且活到老學到老。今年秋天我去看望他的時候，他正在學拉小提琴。在音樂學院工作的表舅送了他一把小提琴，73歲的二舅舅便學了起來，而68歲的二舅媽在學彈鋼琴。今年十月我回國探親，去清華大學藍旗營教授樓看望他們，二老正在練習各自的樂器，一副認真嚴肅的模樣，我著實為他們的「找樂」精神所感動。

二舅舅畢業於清華大學電機系，畢業後留校教書。文革期間他是兄妹中唯一沒有到農村下放的大學教師。當時學校招收工農兵學員，並提倡所謂開門辦學，二舅舅帶領幾名老工人先後進了幾家小工廠，一邊教學一邊給工廠搞技術革新。老工人們文化程度低，有的只有小學文化，年齡又不輕了，硬要他們上大學，對學的一方和教的一方都是件苦差事。但二舅舅特別耐心，從分數小數和最基礎的東西講起，因此這些工人都對他很滿意。他教的工農兵學員直到現在都同他保持良好的關係。

二舅舅是學電力專業的，改革開放以後他大膽改行，搞起了計算機專業。八十年代初，二舅舅看準了中文計算機這一行，先從漢字編碼入手，設計了拼音聯想碼，以後又開發了漢語語音合成系統，讓計算機說出中國話，這些在國內都是最領先的。可以說最早實現漢字編碼系統、最早實現漢字語音合成的都是他領導的實驗室完成的。

但二舅舅不是生意人，不會也沒有興趣開發市場，因此他設計的一些東西或是沒有形成市場或者成為啟發他人開闢市場的源頭。但二舅舅從來不抱怨，他對金錢看的很淡。從他以後為盲人做了大量工作中更可以看出這一點。

茅於杭先生（右一）請台灣盲人試用盲人計算機。

大概是九十年代初，他發現他開發的上述兩樣技術能幫助盲人解決寫漢字、讀漢字難的問題，於是他主動同北京盲校聯繫，向老師們介紹如何用計算機來教盲童學漢字，同時給他們提供軟體和計算機設備。在人人致力於個人致富的今天，像他這樣不計報酬為殘疾人服務的人真是少而又少。二舅舅在這一領域一干就是十幾年，他的影響逐漸在全國蔓延開，現在全國有近二十所盲校用了他們開發的軟體。對盲人來說，能夠使用計算機，生活將起天翻地覆的變化。因為這意味著他們將可以用漢字與正常人進行書面交流，而以前他們僅限於用盲文與盲人交流。很多盲人在學會使用計算機後開始記日記，還學會給家人寫信。盲人學會計算機後還能上網瀏覽，擴大了他們的視野以及對外部世界的認識。

很多盲人聽說二舅舅開發了盲用電腦後都急切來打聽，或打電話，或到家中詢問。二舅舅家的電話從來不間斷。盲人白天晚上的概念不強，有時二舅舅一家入睡後，電話鈴聲會在黑夜中驟然響起。二舅舅因而交了很多盲人朋友。近年來二舅舅還和他的學生一起開發了盲文點字顯示器，比進口的盲文顯示器要便宜四倍。這項產品已引起香港台灣和國外商家的極大興趣。很多人都前來詢問或訂購，他們已經有些應接不暇了。大陸商人一般總覺得，盲人是社會邊緣化人員，在他們身上賺不到錢，因此很少有大陸商人對此有興趣。海外則不然，一方面，海外慈善機構比較發達，另一方面，一些歐美國家殘疾人福利很高。政府出錢為殘疾人做許多事情。1999年，二舅舅來法國開會期間，我曾陪他去參觀法國一所盲人學校，他為法國盲人的福利之高，政府及社會對殘疾人的幫助之多深有感觸。二舅舅常說，中國人認為，中國現在還很落後，健全人還沒有得到該得的東西呢，怎麼能顧得上殘疾人？這種觀念非常錯誤，殘疾人其實更需要社會幫助。二舅舅說中國盲人有八千多萬，全盲的有三百多萬，其中有條件上學讀書的僅有幾萬人，能夠上大學的更少得可憐。其實盲人很聰明，如果明眼人幫助和關心他們，他們會回報社會，對社會做出貢獻。中國盲人的處境仍十分艱難。盲人在一個社會中的地位如何，標誌著一個社會的發達程度和進步水平。什麼時候盲人的地位提高了，說明中國現代化才真正實現了。

二舅舅今年已經73歲，他說只要他健康狀況允許，他就會繼續做事情。他雖然已經辦了退休手續，但仍天天上班。他說退休的好處是不再用開會了，也免去總結彙報等等被迫而為的事情。學校雖然不支持他們的工作但也不會有人來找麻煩。他現在的科研小組有十個人，完全靠自己的能力運轉。

科學家茅于海

1984 年，小舅舅茅于海發明的自適應捷變頻雷達獲得中國國家發明一等獎，當時這是我們全家一件大喜事。小舅舅取得發明獎其實也是意料中的事。他從小就喜歡動腦筋，聰明過人，是兄弟姐妹中最聰穎的一個。小舅舅比我母親小兩歲，兩人都是最受我外婆寵愛的，他們的關係也最為親密。聽我母親回憶說，抗戰時期，他們住在廣西柳州。日本人的飛機經常來轟炸。每當警報響起，我外婆就拉著她和小舅舅向防空洞跑，而大舅舅和二舅舅因為年齡稍大，就自己躲警報。因為母親的寵愛，小舅舅性格也較任性。二舅舅回憶說，柳州小學有一個老師對學生懲罰特別嚴厲，當時我外公是機修廠的廠長，小舅舅應該算廠長的兒子，但當小舅舅不遵守紀律時，老師「秉公執法」照樣懲罰小舅舅。但話雖這麼說，老師還是手下留情，只是輕輕打一下手掌，不像對其他孩子那樣重重打手板。可我小舅舅不依不饒，大聲叫嚷，而且回家還向母親哭訴。母親怎容得人家懲罰愛子，於是立刻找到學校，同老師講理。並批評學校動不動就體罰學生的做法。從那以後，學校再也不敢打罵學生了。小舅舅同我母親姐弟倆在一起的時間較多，因此，我母親的朋友自然也成了他的朋友。母親從小到大有幾個非常要好的朋友，大都是女性。只要是我母親的好朋友，小舅舅就從心裡盤算開了，並對家裡人說，長大了我要娶她。他的這句話成了日後兄妹和父母開他玩笑的把柄。

小舅舅清華大學無線電系畢業後也留校了，他當時因為是電視教研組的科技尖子，成了清華校長蔣南翔的「紅人」。當時,他黑天白夜不知疲倦地工作得了胃病.外婆實在看不過去,就給蔣南翔寫了一封信,說你們不能這樣讓他不顧自己地工作。蔣南翔知道以後,馬上安排他到小湯山去休養，當時在校內傳為佳話。

但是文革開始後，校長被打倒，他自然受到牽連。1969年小舅舅夫婦雙雙被發送到了江西鯉魚州農場下放。在農場每日要下水田做農活，他因此被感染了血吸蟲病，至今沒有完全治好。

使在最左的年代，在最左的清華，做實事時還得靠他這樣的業務專家。當年南昌要建電視台，一打聽，原來全國頂尖的電視專家正在本省的稻田裡插秧，於是他就被直接從水田裡拉了回來，被請去擔任了江西省電視大會戰的技術總指揮。那個年代，技術人員居然有機會幹自己的本行是非常難得的機會，於是就拚命地幹了一年，把江西電視台從無到有地建了起來。

但是,在文革期間,因為他有很多海外關係,就再也不讓他參加保密的科研工作，還說他是裡通外國的特嫌分子,進行了很長時期的審查。

小舅舅很不服氣,心想我那麼一心為公地工作,怎麼會落得個特嫌分子？你越是不讓我搞保密工作,我就越是要搞。可是不讓他接觸保密工作,怎麼搞啊?他想,你們不讓我接觸保密工作,我去圖書館看書總可以吧?

於是他就每天跑圖書館、專利局,尋找各種公開的「保密資料」,最後在這個基礎上寫出了《頻率捷變雷達》這本書。誰知道分校領導知道以後,又說他不安分守己工作,寫書是為名為利,不但不准他出版,還開會批判他。

這本書一直被封存到80年代初才重見天日。

文革以後，荒廢了10年業務的知識分子，忽然發現原來自己的業務早就落後於國際水平不知道多少年。這時候小舅舅不分白天黑夜地要把失去的時間追回來。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光了腳也要追上去。經過多少的不眠之夜，在他負責的雷達技術方面終於取得突破性進展，獲得了國家發明一等獎，他是發明獎的第一領獎人。他的那本被批判的書也得以出版,出版以後第二年，竟然被美國國防部全文翻譯成了英語。

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的Lind教授,看到了這本書以後說：我雖然看不懂中文,但是從書中的圖表、公式可以看出,這本書是這個領域裡最權威的書。他寫信給小舅舅說,我的同行也都非常讚賞這本書,能不能我出錢買20本？可是當時這本書才值1.65元人民幣。當時中國的知識就是那麼不值錢。小舅舅自己買了20本給他寄去，後來Lind 教授還邀請小舅舅去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去講學,可惜因為Lind教授突然病故,未能成行。

從1984年到1989年在日本、英國、法國和中國召開的國際雷達學術會議，他都被選為分會的主席。義大利的羅馬大學還專門聘請他作為高級講習班的教員,有12個國家的資深工程師和教授參加了聽課。這時候小舅舅十分感慨地說：我們現在終於可以和洋人平起平坐了！

1990年，小舅舅茅于海被美國斯坦福大學聘為客座教授。接著他發明了通過普通電話線可以進行同時通數據和通話的方法（看官者按：即所謂『貓』），被國際電信聯盟特邀參與制定了有關的國際標準。

上世紀九十年代中，他被美國著名的ESS（億世）公司聘為首席科學家。億世公司生產了世界上個人電腦中一半以上的音效卡晶元，它同時還是VCD 和DVD晶元的主要生產商之一。在億世公司工作的幾年中，小舅舅發明了互動式VCD,被稱為VCD3.0，後來被中國電教中心制定為VCD-ROM標準,後來他又參與了中國電子部制定超級VCD 標準的工作，接著還主持開發了億世公司關於數字多媒體廣播電視機頂盒的全套技術，同時為中國數據廣播標準的制定做了大量工作。

1998年我和丈夫赴美去看望小舅舅和小舅媽。當時他們兩人均供職於美國億世公司，子女也都在美國定居。我本以為小舅舅將在美國安居樂業不會再回中國。沒想到進入21世紀以後，小舅舅以古稀之年帶著超大規模集成電路方面的大量經驗和新的想法回到國內，正在積極籌備著設計與製造中國自己的電視晶元。又開始了新的創業旅程。我問小舅舅為什麼出國這麼久又選擇了回國之路。小舅舅說，第一，他喜歡創新，不喜歡守舊而平靜的生活，而今天的中國正是創業者的新天地；第二，他覺得還是在中國更能發揮自己的才能。

小舅舅明年就要過七十大壽了，但是他還是思維敏捷，記憶力特別好，尤其是在技術方面，他的創造活力比年輕人都強。我們這些晚輩特別喜歡和他來往，他說起話來不僅充滿智慧而且還帶著聰明人所特有的幽默。小舅舅最愛說的一句話是：我們今天發揮的「餘熱」比當年發揮的「正熱」可要熱得多呵。

寫了舅舅，不應忘掉舅媽們。我的三個舅媽都極有特色。大舅媽非常漂亮，當年是蘇州城的美人。我大舅舅常常引以為榮。現在家中來了生客，大舅舅會拿出大舅媽年輕時的照片給客人看。有時大舅媽不願意拿，大舅舅還催促她快去拿來。大舅媽也是持家能手，做得一手好菜，我每次回國都要去蹭上幾頓飯。大舅媽對大舅舅的生活起居一應照顧周全，現在更成了大舅舅的工作秘書，從訂機票到安排日程表、辦理出國手續都是大舅媽代勞。二舅媽也不是等閑之輩，里里外外一把手，家務事全包下來，有時間還去二舅舅的實驗室，拿一把小銼刀，幫他們挫盲人電字機的機殼的毛刺（加工工藝太差，每次要再加工）。小舅媽則是才女一個，文理雙通，還精通英文、俄文和法文。她雖然在清華大學學的是電子，但對文學很精通。小時候我受她啟蒙，只要一有時間她就會給我們講王爾德、狄更斯、普希金、儒勒凡爾納……在當時文化禁忌，知識貧瘠的年代，似給我們饑渴的心靈中澆灌了甘露。我後來到法國留學，第一件事就去買儒勒凡爾納的《海底兩萬里》。

一嘆生不逢時，再嘆時乖運蹇，我曾經為自己在人生最美好的時光失去上學的機會哀嘆過。但比較起來，我們上一代人的命運更為坎坷。今天我突然明白，時代可以改變一個人的命運，但改變不了人內心對光明的嚮往和追求。今天的時代變了，環境好了，可是照樣有許多人不珍惜生命，如行屍走肉般地活著，更有寧可我負人不可人負我的大大小小貪婪之輩，將有限的生命交付給魔鬼。

葡萄牙作家薩拉馬戈在他那部《失明症漫記》的前言中這樣說：「世界上沒有真正的盲人，只有因盲目而失明的人。」學會在黑暗中睜亮眼睛，也要學會在光明中睜開眼睛。

寫我舅舅們的同時，我也對自己的生命之路常常反思。我和表弟妹們均選擇了出國求學的路，漂洋過海一呆就是幾十年。在衣食無憂，安逸舒適的生活中常常會感到缺了些什麼，這種缺憾隨著年齡的增加更為強烈。我舅舅他們這一輩人對多蹇命運不甘心，不服輸；對金錢不熱衷，不貪婪；對閑適生活不追求不嚮往。他們在創造中找到了自我，充分體現了自己作為一個人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