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談:路偉東:中國歷史上的人口高峰出現在哪些時期?

澎湃新聞記者 石偉傑

2015-11-01 16:55 來自 私家歷史

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據媒體最近報道,預計2030年我國總人口將達到14.5億人。那麼,中國人口是如何演變到今天的規模,其中的原因和影響又是什麼呢?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於近日採訪了復旦大學中國歷史地理研究中心副教授路偉東,他是人口史專業的博士,對中國人口問題頗有研究。澎湃新聞:中國歷史上的人口變化大致是怎樣的?路偉東:人口是一切社會活動的核心要素,在古代,人口是最重要的財富,所以,無論是制度層面,還是具體操作層面,中國歷代政府對人口問題都很關注。先秦時期就有諸如「上計」之類的人口調查制度,此後歷朝歷代雖多有變化,但萬變不離其宗,目的主要就是賦役。對我們人口史研究來說,《漢志》(《漢書·地理志》)人口數與1953年一普(新中國第一次人口普查)數,是一前一後兩個最重要基石。《漢志》人口數元始二年(公元2年)大約有6000萬人口,這是一個非常驚人,也較為可靠的數字。當時是大一統的國家,制度運作非常有效,有能力進行全國人口調查。

新中國第一次人口普查漢代之後,整個社會變遷比較大,人口規模波動較大,但直到宋代,中國人口才突破1個億。人口過億這個過程是非常長的,通俗地講,人口增長就跟存款一樣,如果你只有1萬元存在銀行,增長是很慢的,但如果你有1個億,效果就不一樣了,關鍵在人口基數。雖然元始二年就有將近6000萬人口,但是戰爭和災荒的影響很大,人口在數千萬間波動。宋往後,中國人口也有較大波動。到了明代中期,人口突破了2億,這在中國人口發展史上是一個重要的節點。清朝開國到太平天國之前,中國人口超過了4億。不過,除了元始二年的人口數量較為可靠外,以後歷代人口數據問題比較多,以葛劍雄為首的中國人口史學者,對中國歷史人口的波動進行過較為系統的研究,這些研究成果都體現在葛教授主編的多卷本《中國人口史》和《中國移民史》中。

《中國人口史》到了晚清,太平天國對中國人口的打擊非常大,現有研究表明,這場戰爭造成的人口損失有1個多億。以我關注的西北陝甘地區為例,這段時期損失了大約2000多萬。之後是一個非常漫長的恢復過程。但是,1953年新中國第一次人口普查時,我們驚奇地發現,人口恢復速度遠超過了當時人們一般的認識和想像,民國的時候,普遍認為是「四萬萬五千萬」同胞,實際結果調查下來是超過5.8億,加上台灣及駐外人員及相關人口,全國人口已經達到6億。此外,在人口史研究中,還有一個人口數據也很重要,那就是宣統年間的人口調查數據。在古代社會,人口調查的主要目的在於收稅和徵發徭役。而這次人口調查,其制度目的不是收稅,而是為選舉服務的。這次人口調查在全國大部分地區都得到了較為嚴格的執行,比如甘肅,我找到了調查最原始的基層檔案「地理調查表」,並進行相關研究。侯楊方教授對這次調查數據進行了修證,總人口約3.65億。與1953年一普數據相比,宣統人口數據性別比較高,這表明,女性人口遺漏較多,1910年全國人口數估計可能已經接近4個億。除了調查數據之外,宣統年間人口調查的重要性還在於它是有傳承的。通過它,我們可以看到之前的人口調查是怎麼回事,也能結合具有現代意義的人口普查來看待它。澎湃新聞:漢、宋、明、清這些人口高峰出現的原因是什麼?路偉東:在古代,人口增長的原因不外乎社會比較太平,而且持續的時間比較長。於是,人口就像滾雪球似的往上走。但是人口基數小的時候,增長就比較慢。而對人口造成最大傷害的,就是戰爭,但主要不是戰爭本身造成的殺戮,而是隨之而來的災荒和瘟疫。人在缺少糧食時,身體素質會下降。同時,戰場上的屍體如果沒有及時處理,就會帶來瘟疫。比如晚清雲南鼠疫,一直都有,但戰時軍隊頻繁地調動,鼠疫就擴散出去了。而且,災民四處出逃,也會使得瘟疫擴散。這一問題曹樹基、李玉尚兩位教授有深入的研究。有些研究會講到氣候的影響,但冰期、溫暖期、濕潤期等的影響是漸進式的、緩慢的,可能會影響糧食產量,間接對人口造成影響,但一般不會造成短時期內重大的人口波動,只有極端天氣的個案才會對局部人口造成很大影響。比如隋煬帝西巡經過扁都口,那裡夏天都會凍死人,這是很極端的例子。氣候如何影響人口恐怕還需要更多的研究。除了社會穩定和持續時間長外,政府的一些措施也有作用,比如鼓勵生育、重稅不婚、禁止殺嬰、安置流亡等。西漢惠帝的時候,就規定女子十七歲以上、三十歲以下不嫁的,人頭稅加五倍加征。此後西晉、北齊、北周以及唐宋等朝,都有類似規定。但是歷史地來看,這些作用不是太大,人口有自己的增長規律,其主要原因還是在於較長時段的太平盛世。從漢到兩晉,都是缺人口的,政府都鼓勵生育,但是人口就是增長不上去,因為社會動蕩,戰亂頻生。所以,人口增加主要還是自然增長的結果,當然民間也會有一些自發的限制,比如溺嬰等。人口是一種生物力量,雖然我們認為某一時段內存在很嚴重的人為選擇,但其實可能並不那麼嚴重,它大體上還是平衡的。以前葛劍雄老師上課時常講,凡是提倡的,都要辯證地來看。比如中國人習慣說「多子多福」、「長命百歲」、「安土重遷」等等,但人口史的研究表明,這些大都只是人們良好的願望、追求的目標而已。正因為缺少或沒有,才會極力主張或者提倡,這個道理很容易理解。值得注意的是,清前期的人口增長向來被認為是「人口爆炸」或者「人口奇蹟」,其實這是一個錯覺,因為統計口徑不一樣。清初統計「丁」並不是人口數。乾隆後,統計人口不分男女,導致了統計上人口數量激增。如果單純從人口增長率來看,清初至清中期可能就6%—7%,是一個比較正常的水平。但從絕對數量來說,這是很嚇人的。明中期雖然超過了2億,但明清之際人口損失較大,從清初到太平天國戰爭,中國人口大約增長了3個億,這是一個非常驚人的數字。澎湃新聞:太平天國運動造成了重大的人口損失,民國時期也戰亂不斷,為什麼1953年人口普查時數據如此驚人?路偉東:和古代社會不同,民國以來中國人口增長模式產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以前是「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長率」的「兩高一低」模式,人口增長主要靠的是社會穩定和持續時間長。近代以來,西方醫學傳入中國,比如種痘、抗生素等的運用,使得人口死亡率快速下降。現代醫療和公共衛生體系的建立,是二十世紀以來世界範圍內人口增長的重要原因。人口增長模式變成了「高低高」模式: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長率。但是,隨著社會進一步發展,發達國家又變成了「三低」模式: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長率,甚至還會出現負增長。比如現在日本是老齡化最嚴重的國家之一,簡單來說,就是人的壽命變長,但年輕人也不願意生孩子,這是很要命的問題。我們現在的平均預期壽命是73歲多,日本大概比我們高10歲。

人口增長模式的特點及時空差異澎湃新聞:那麼歷史上這些人口高峰的到來,會對自然環境與人類社會造成哪些影響?路偉東:明中期以前,中國人口波動非常大,人口基數也不大。比如宋代,商品經濟很發達,它可以支撐人口發展,環境壓力並沒有我們想像的那麼大。而明中期以後,人口累積到兩億,糧食和耕地的壓力顯現出來。但幸運的是,美洲的高產作物傳入了中國,比如苞米、地瓜、土豆等。

明清時期,人口遷徙有一個趨勢,就是往山區、邊疆、海外跑。這個影響很大,海外主要是東南亞地區,也有其他地區。邊疆的話,比如東北、內蒙古、西北等。我曾經寫過敦煌移民,明末清初時該地區是廢棄的,後來開始往河西走廊移民、種糧食。除了遷移,人口與環境的關係也可以通過一些技術手段來解決,主要跟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有關。上文我提到敦煌移民,雍正時期遷入了1萬人左右,人與環境還是很和諧的。解放後,雖然敦煌沒什麼工業生產,但是現代化的生活方式是很浪費資源的,比如用水大量增加,這與後來的環境問題有關。還有些研究熱衷於討論土地承載力問題,但我認為這是一個偽命題,因為隨著技術水平的提高,農作物的產出是會變的,土地承載力是彈性的。比如以前小麥畝產量就四五百斤,現在很輕鬆可以達到畝產千斤了。而且,只有在一個封閉的農業社會才適合討論土地承載力,但現代社會是越來越流通和開放的。而社會影響方面,兩千年前的漢代就有6000萬人口,中國歷代政府在管理人口方面有非常好的歷史傳承和時間序列。你難以想像政府管理人口的制度是非常完善的,大多時侯也是比較有效的。我們很早就有人口調查,比如戰國、秦漢的上計制度、唐代的記帳、金代的猛安謀克、明代的戶帖黃冊等等。拿清代來說,人口主要集中在內地,也就是胡煥庸線以東以南地區,基層方面有保甲負責統計人口,而對不同的邊疆地區,比如蒙古、新疆、西藏甚至內地回民等,都有不同的管理方式。以西北回民為例,清代乾隆以後,有不同於漢族的法律和戶籍制度來管理,咸同以前,西北回民的規模達到了800多萬,而全國回民人口則超過1000萬。

胡煥庸線除了制度層面,我們現在也很關心實際操作層面,究竟是哪些人在進行人口管理?從鄉村經驗來看,就是有頭有臉的地方士紳,充當了官府和民間的橋樑,他們既代表了一定的國家權力,但又不是國家工作人員,政府呢,也得倚靠他們。地理調查表調查人員一類,就詳細羅列了調查者的姓名。這個管理體系是有效的,可以維持社會運作。其實,古代政府管理統計人口,真正關心的不是這個地方有多少人口,而是可以收多少賦稅。所以,人口問題,既不能誇大它,也不能縮小它。有些研究傾向於說,人口多了,人地矛盾增加,因此會導致一系列社會問題。但是社會不是線性的,是多面的、複雜的,不能歸結到單一原因上。大家都知道,中國歷史上有三次大的北人南遷,經濟重心的南移和人口南遷就有較大關係,由此也可以看到,人口是經濟發展最根本的原動力。澎湃新聞:在人口遷移中,城市總是會吸引更多的人,這對整個社會的人口再生產有什麼影響?路偉東:這個問題,在古代和近代不太一樣。宋代的時候,商品經濟發達,不是城市吸引了人口,而是經濟發展吸引了人口,社會分工越來越細,經濟水平已經可以養活更多的非農人口。但是到了當代,城市的尤其是特大城市的首位度較顯著,形成了「虹吸效應」,往往出現了「大樹底下不長草」的局面。這個問題涉及很多方面,不僅僅是人口史的研究,暫時不展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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