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及其污穢描寫成因的研究

　　《金瓶梅》對現實社會的深刻反映和傑出的藝術成就，一直受到學術界的極大注目。自它從明末成書以來的三百多年間，人們對它的研究，大體可分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明代末年。《金瓶梅》只在極小範圍內傳抄時，就引起了當時文壇的驚嘆。公安派首領袁中郎等人「極口贊之」，雖寥寥數言，亦甚為深刻。當然，由於《金瓶梅》中存在大量的污穢描寫，故受到一些人的鄙視，斥之為「淫書」，可見其毀譽不一。第二階段是清代。康熙時徐州學者張竹坡，對《金瓶梅》從思想內容到藝術成就給予了較為全面的評價。在《金瓶梅》研究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可惜的是，他的學說一直不受人所重視。整個有清一代，《金瓶梅》一直受到統治階級的禁毀，「導淫」之說甚囂塵上，《金瓶梅》一直蒙受「淫書」的惡謚。不少人對《金》書作者提出了許多穿鑿附會的衍說，根本算不上什麼「科學的研究」。第三階段是現代。以魯迅、鄭振鐸、吳晗為代表，開始運用社會的、歷史的觀點和現代小說的新觀念，對《金》書進行科學的評價和考證，將《金瓶梅》研究大大推進了一步。第四階段是當代。學術界基本上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對《金瓶梅》作出了既是艱苦的、曲折的，又是可貴的探索。當代的《金瓶梅》研究又可以以「十年內亂」為界，劃分為前後兩個不同的階段。今天，隨著學術民主、學術研究自由的空前發展，《金瓶梅》的研究已出現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大好局面，其前途無限光明。

　　本文的宗旨是對現代中國《金瓶梅》研究的成就及其問題，作些初步的探討。

　　《金瓶梅》在現代的出版及其研究概況

　　《金瓶梅》成書以後，在明代萬曆二十三年(1595)就有抄本流傳。萬曆四十五年以後《金瓶梅》才第一次付刻。現在我們所見到的《新刻金瓶梅詞話》(世稱詞話本)，於1932年在山西省發現後藏北京圖書館(現藏美國)。後來在日本又發現了兩部《金瓶梅詞話》：一部是日光輪王寺慈眼堂藏本，一部是日德山毛利家棲息堂藏本。這兩部詞話本與北圖藏本的相違之處，只在第五回末的一頁有部分異文。可見它們屬同一版本的不同刻本。

　　明天啟崇禎年間，人們對詞話本作了一次大的改寫，後鏤板付刻為《新刻繡像金瓶梅》(世稱崇禎本)。到了清代康熙年間，張竹坡對崇禎本加以評點，寫了有十多萬字的專論和評文，付刻為《第一奇書金瓶梅》(皋鶴草堂刊，世稱第一奇書本)。第一奇書本的刻本在有清一代大約有十六種之多。這是在現代以前，《金》書流傳、付刻的簡況。

　　在現代中國，《金》書雖仍遭貶斥，但它的流傳經久不衰。1916年，存寶齋出版了《繪圖真本金瓶梅》鉛印本。這是《金》書的第一個刪節本，是清同治三年蔣敦良根據《第一奇書》本刪節而成的。十年以後的1926年，又出現了卿雲圖書公司排印的《古本金瓶梅》。這實際上是《真本金瓶梅》的縮約本。《古本》在現代流傳甚廣。1935年上海三友書局又排印過一次。

　　對現代中國的《金瓶梅》研究和流傳具有重大意義的是30年代初發現的詞話本。詞話本在明末付刻後，很快就為崇禎本所代替而一直沒有廣泛流傳。從張竹坡付刻《第一奇書》依據的崇禎本的情況來看，他可能沒有看到詞話本。也就是說在清康熙年間，詞話本似已銷聲匿跡，以後的研究者也一直沒有提到過它。從這一點看，詞話本在現代的發現及其對研究的重大意義，也就不言自明了。據北京琉璃廠古書裝訂部孔里千同志回憶，詞話本的發現過程如下：「文友堂(舊琉璃廠古書鋪)在山西太原有分號，收購山西各縣所藏舊書。在民國二十年(1931)左右，在介休縣收購到這部木刻大本的《金瓶梅詞話》。無圖。當時出價很低，但到了北京，就定價八百元。鄭振鐸、趙萬里、孫楷第等先生都來看過。最後給北平圖書館買去了。」民國二十二年(1933)，孔德學校圖書館主任馬廉(隅卿)先生集資，用古小說刊行會名義把這部書影印一百部。五十二回缺二頁，就用崇禎本配補上，又把崇禎本每回前的圖一百頁，每回二幅，合印成一冊添附。共二十一頁。解放前夕，這部木刻本被攜往台灣參見朱星《金瓶梅考證》，百花文藝出版社1982年版。。正是詞話本的發現和影印，人們才得以見到《金瓶梅》的真面目。在與當時流傳的第一奇書本、古本的對比研究中，人們耳目一新，懷著極大的興趣，掀起了一個《金》書出版和研究的新浪潮。1935年5月，鄭振鐸就在其主編的《世界文庫》中，分冊出版了詞話本刪節本(只出到三十三回)。緊接著，1935年10月，施蟄存校點出版了《金瓶梅詞話》全本刪節本，刊於上海雜誌公司出版的《中國文學珍本叢書》第一輯。幾個月後又有襟霞閣主人重刊《金瓶梅詞話》(刪節本)，1936年2月上海中央書店刊於《國學珍本文庫》第一集。中央書店還出版了《金瓶梅刪文補遺》一冊。1942年12月，新京藝文書房出版了《金瓶梅詞話》全本。由此可見，短短的幾年間，詞話本的出版、影印達五六次之多，其盛況空前。

　　出版熱必然引起研究熱，反之亦由於研究熱促進了出版熱。現代中國的《金瓶梅》研究成果，首先被吸收到當時出版的各種文學史著作之中，其開創者便是魯迅先生。魯迅在1924年出版的《中國小說史略》下冊和《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中，對《金瓶梅》作了大段的論述，開創了現代中國《金瓶梅》研究的新局面。嗣後，鄭振鐸在1927年出版的《文學大綱》，1932年出版的《插圖本中國文學史》中，又以更大的篇幅作了進一步研究。據不完全統計，范煙橋於1927年出版的《中國小說史》，胡行之於1932年出版的《中國文學史講話》，譚正璧於1929年出版的《中國文學進化史》，賀凱於1931年出版的《中國文學史綱要》，胡云翼於1932年出版的《新著中國文學史》，譚正璧於1935年出版的《中國小說發展史》，陳子展於1937年出版的《中國文學史講話》，楊蔭深於1938年出版的《中國文學史大綱》，郭箴一於1939年出版的《中國小說史》等，都對《金瓶梅》作了不同程度的研究和探討。

　　單篇專論的大量出現，標誌著現代《金瓶梅》研究的新發展。從明末到清末的三百年間，《金瓶梅》研究的專論極少，且多以《金瓶梅》的序跋形式出現。欣欣子和弄珠客的《金瓶梅詞話序》，謝肇浙的《金瓶梅跋》，謝頤的《第一奇書序》，蔣敦良的《真本金瓶梅序》，王曇的《金瓶梅考證》等均以序跋形式附於原書而面世(謝跋例外)。張竹坡的第一奇書《凡例》、《讀法》、《竹坡閑話》、《苦孝說》、《非淫書論》，可以說是專論。但它們仍附於《第一奇書》而流傳，嚴格講仍屬於導言的性質。除此之外，三百年間為數眾多的研究性文字，則散見於筆記、書信、雜著之中，屬隨感式的筆墨而未構成專題論文。可見，三百年間真正屬於學術研究性質的論著並不多。到了近現代，隨著中西文化交流的擴大，小說的地位提高了，人們開始用現代小說的觀念和眼光及其科學的方法，對《金瓶梅》進行學術性的研究。在現代中國的三十年間，發表的研究專論有三十多篇，還出現了一部專著《瓶外卮言》姚靈犀編：《瓶外卮言》，天津書局1940年版。。涉及到的問題有：《金瓶梅》的作者及其社會歷史背景;成書年代、流傳及其版本;作者的思想傾向及其《金瓶梅》的思想深度、認識價值、歷史價值;《金瓶梅》的藝術特徵及其成就;《金瓶梅》在中國古代小說發展史上的地位;《金瓶梅》中的人物;《金瓶梅》中的戲曲活動及其民間風俗;《金瓶梅》與《紅樓夢》的比較研究等等。魯迅、鄭振鐸、沈雁冰、吳晗、阿英、趙景深、姚靈犀、阿丁、馮沅君等人在論著中提出的論點和考證，標誌著現代中國《金瓶梅》研究的新水平，深刻地啟示和影響著今天的《金瓶梅》研究工作者。

　　關於《金瓶梅》的成就及其在小說史上的地位

　　如何評價《金瓶梅》這部書?歷來毀譽不一，存在著嚴重分歧，封建統治者對它一再禁毀。一些受封建道學思想嚴重影響的人稱其為誨淫、導淫之書，「禍天下而害世教，莫甚於此」。三百年間，這種思想佔據著統治地位。但無論是禁毀還是咒罵，都阻擋不住這部偉大小說的流傳。一些反潮流的有識之士仍然能夠透過它的污穢描寫看到它的價值所在，給予高度評價。袁中郎認為它「雲霞滿紙，勝於枚生《七發》多矣」，並大膽地將它配《水滸傳》為「逸典」。張無咎稱它為「奇書」張無咎：《平妖傳序》。。謝肇浙推崇它為「稗官之上乘，爐錘之妙手」謝肇浙：《金瓶梅跋》。。清人張竹坡稱它是「一部《史記》」，「一篇市井文字」，「此書獨罪財色」，從西門慶「一家」，而寫及「天下國家」張竹坡：《第一奇書讀法》。。劉廷璣說：「若深切人情世務，無如《金瓶梅》，真稱奇書。」劉廷璣：《在園雜誌》。到了清末，狄平子提出《金瓶梅》是「真正『社會小說』」的觀點狄平子：《新小說》。，可謂是對前人的正確評價的一個總結。

　　概括起來講，現代中國前的三百年間，人們對《金瓶梅》的評價，給我們造成的印象是：一、人們在開始接觸這部書時，只是從審美欣賞的角度，深感其「奇快」、「驚喜」，耳目一新，得出「奇書」的概念，但它何以之為「奇」，何以能給人造成強烈的審美效果，人們還來不及探討;二、面對《金瓶梅》，有些學者則處在矛盾之中，如董其昌、袁小修等人。從藝術批評的角度看，他們認為該書「極佳」，「瑣碎中有無限煙波」，從封建道學思想的角度看，他們又認為「此書誨淫」，「決當焚之」。這兩種批評眼光的深刻矛盾，決定了他們不可能對該書作出科學的評價;三、張竹坡對《金瓶梅》的反封建性及其藝術成就，作了深刻的研究，代表中國古代《金瓶梅》研究的最高成就。但他的研究還只是就書而論書，而且沒有擺脫封建倫理觀念的束縛。這就限制了他的研究成就;四、狄平子已開始用近代小說的眼光來看《金瓶梅》，見識甚深，但他沒有深入下來作系統的研究。由此可見，對《金瓶梅》作全面、系統的研究的任務，已歷史地落到了現代學者的身上。

　　現代學者對《金瓶梅》的評價，正是在總結前人的認識成果的基礎上起步的。其突出的特點在於能站在小說發展史的高度，用現代小說的觀念，對《金瓶梅》作出社會的、歷史的科學評價。魯迅就是這種研究的開創者。

　　魯迅從1922年到1935年之間，在《反對「含淚」的批評家》、《中國小說史略》、《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中國小說史略〉日本譯本序》、《論諷刺》等論著中都談過《金瓶梅》。

　　魯迅反對把小說看作「閑書」，把研究小說與改造社會結合起來。早期他受近代改良主義小說理論的影響，後來他吸取了近代小說理論中的進步的合理的部分，逐步以唯物的科學的文藝論分析小說發展的歷史進程。評價古代小說的思想內容和藝術特徵，把我國小說史研究提高到一個新水平。魯迅對《金瓶梅》的正確評價就產生在這個時期。

　　魯迅對《金瓶梅》的研究，首先不是像以往的多數研究者那樣就書論書，而是把它放到小說發展的歷史進程中去考察它的地位和存在價值。在《中國小說史略》中，魯迅從中國小說的淵源——神話開始，研究了漢人、六朝志怪小說、唐人傳奇、宋話本到元明清長篇小說的發展進程，揭示其歷史發展的必然規律。《金瓶梅》則是這一歷史發展的必然規律中的一個不可缺少的重要環節。魯迅認為，在長篇小說中，最早出現的《三國志演義》、《水滸傳》是講史小說的代表，《西遊記》是神魔小說的代表。《金瓶梅》則是稍後出現的「人情小說」的代表。他說：「當神魔小說盛行時，記人事者亦突起，其取材猶宋市人小說之『銀字兒』……又緣描摹世態，見其炎涼，故或亦謂之『世情書』也」，「諸『世情書』中，《金瓶梅》最有名」魯迅：《中國小說史略》。。《金瓶梅》的歷史地位就在於它在它的時代——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萌芽剛剛才露頭的明代末年，就提出並實踐了一系列小說創作的新觀念，開創了與這個時代相適應的，「以描摹世態人情」為特徵的小說創作的新潮流。對此，魯迅作出了簡明而又深刻的揭示。第一、《金瓶梅》的題材特徵是「記人事」，「描摹世態，見其炎涼」。這就是說，它不同於《三國志演義》以描摹歷史故事為題材，《水滸傳》以描摹英雄傳奇為題材，《西遊記》以描摹神魔故事為題材。《金瓶梅》的突出貢獻，也就是區別於上述幾部古代小說的地方，就在於它取材於當時的社會現實，以反映、表現這個世俗社會為宗旨，「描寫世情，盡其情偽」，揭示這個社會中的形形色色的人情世態;第二、《金瓶梅》在人物塑造上的特徵，不是像《三國志演義》那種專寫歷史上的帝王將相，不是像《水滸傳》那樣專寫歷史上的英雄豪傑，也不是像《西遊記》那樣專寫神仙妖魔，而是寫當時社會中的活生生的各色人物。特別是「市井俗人」。作為「市井俗人」的「潘金蓮、李瓶兒、春梅都是重要人物」。《金瓶梅》著意塑造了西門慶一家的各色人物，及其與這「一家」相聯繫的權貴、士類等社會各類人物，收到了「著此一家，即罵盡諸色」的典型效果。無疑這又是《金瓶梅》的一個突出貢獻。第三、魯迅還認為《金瓶梅》的藝術表現手法亦有顯著的特點。它不像《三國志演義》那樣據於史實而順序鋪排;也不像《水滸傳》那樣以幾個一人一事式的故事大段拼接展開，而是以描寫西門慶一家為中心，以整個社會為背景，結構形式錯綜複雜，情節開展曲折多姿。魯迅指出：「作者之於世情，蓋誠極洞達，凡所形容，或條暢，或曲折，或刻露而盡相，或幽伏而含譏，或一時並寫兩面，使之相形，變幻之情，隨在顯見，同時說部，無以上之」。可見，《金瓶梅》在結構形式、藝術表現手法上也表現出了與古代小說相區別的顯著特徵。

　　上述諸點說明，魯迅完全是用近代小說的觀念來評價《金瓶梅》的。所謂近代小說觀念是相對於古代小說觀念而言的。小說作為文學的一大樣式，其獨特的功能就是能夠充分運用語言藝術的各種表現手法，廣闊地、深入細緻地反映紛繁複雜的社會生活面，多方面地刻畫人物的思想性格，塑造典型環境中的典型形象。顯然處於萌芽時期的小說和處於初期發展階段的古代小說，都還不可能完全表現出這種社會功能。而正是在這一點上，《金瓶梅》突破了古代小說的舊觀念，標誌著中國小說藝術的成熟。魯迅也正是在這個重要問題上看到了《金瓶梅》的價值，給予了極高的評價。當然勿庸諱言，魯迅的這些認識還僅僅是開始，且並不全面，並不系統。而繼承這條認識路線，進一步向前開拓的是鄭振鐸先生。

　　鄭振鐸對《金瓶梅》的研究文字有三篇：1927年出版的《文學大綱》第二十三章;1932年出版的《插圖本中國文學史》第六十章;1933年發表的專論《談〈金瓶梅詞話〉》。

　　鄭振鐸認為：「《金瓶梅》的出現，可謂中國小說的發展的極峰。在文學的成就上來說，《金瓶梅》實較《水滸傳》、《西遊記》、《封神傳》為尤偉大」，「西遊、封神只是中世紀的遺物，結構事實，全是中世紀的，不過思想及描寫較為新穎些而已。《水滸傳》也不是嚴格的近代的作品，其中的英雄們也多半不是近代式(也簡直可以說是超人式的了)。只有《金瓶梅》卻徹頭徹尾是一部近代期的產品」鄭振鐸：《插圖本中國文學史》第4冊第60章。。鄭氏將中國古代的長篇小說，以《金瓶梅》為轉折，划出了一條明晰的界線，在它以前的作品基本上是中世紀式的、古典式的小說，《金瓶梅》才是嚴格的近代期的小說。這個觀點較為準確地揭示了《金瓶梅》的最本質的特徵，從而肯定了它在中國小說發展史上的劃時代的貢獻。如果說魯迅對此已有所意識，但還沒有明確指出的話，鄭氏則極其鮮明地揭示了出來。

　　鄭氏就這個問題對《金瓶梅》作了較為系統的分析。他指出，《金瓶梅》「不寫神與魔的爭鬥，不寫英雄的歷險，也不寫武士的出身，像《西遊》、《水滸》、《封神》諸作」，它寫的是「一個真實的中國的社會」，「赤裸裸的毫無忌憚的表現著中國社會的病態，表現著『世紀末』的最荒唐的一個墮落的社會的景象」。當然，《水滸傳》等小說對當時社會現實的揭露也是有分量的，但就其深刻程度、廣泛程度而言，是不能與《金瓶梅》相比的。因此，鄭氏認為：「表現真實的中國社會的形形色色者，舍《金瓶梅》恐怕找不到更重要的一部小說了」，「要在文學裡看出中國社會的潛伏的黑暗面來。《金瓶梅》是一部最可靠的研究資料」。

　　鄭氏還認為：《金瓶梅》的「寫實」成就，是它超出古典型小說，而成為近代期小說的重要標誌。他指出，《金瓶梅》所寫的是「真實的民間社會的日常的故事」，「寫中等社會的男與女的日常生活」。而這樣的「寫真實作品，在宋元話本里曾經略略的曇花一現過」。然而就是這樣的宋元話本，如《錯斬崔寧》、《馮玉梅團圓》等，「尚帶有不少傳奇的成分在內」。這種情況在古典名著《水滸傳》、《三國演義》中都存在。這些作品「寫實」的成就也是很高的，但勿庸置疑，傳奇的成分亦不少。鄭氏認為，就是《紅樓夢》也是這樣。「《紅樓夢》的什麼金呀，玉呀，和尚、道士呀，尚未能脫盡一切舊套。唯《金瓶梅》則是赤裸裸的絕對的人情描寫」，「將這些『傳奇』成分完全驅出於書本之外」。當然，從總的藝術成就上講，《紅樓夢》是超過《金瓶梅》的，但在這個問題上，不能不說《紅樓夢》較之於《金瓶梅》反倒退了一步。因此，鄭氏指出，《金瓶梅》「是一部名不愧實的最合乎現代意義上的小說」，「在我們的小說界中，也許僅有這一部而已」鄭振鐸：《插圖本中國文學史》第4期第60章。。

　　鄭振鐸對《金瓶梅》的評價，在某些提法上可能有拔高之嫌，但就其總體而言，是符合中國小說發展史的事實的。他的評論高屋建瓴，超越前人，代表了現代中國《金瓶梅》評論的很高的水平。

　　繼魯迅、鄭振鐸之後，現代學者中能對《金瓶梅》作出深刻評價的，還不乏其人，亦不乏其獨到的見識。例如：

　　阿丁認為：「《金瓶梅》之意識，實是反抗的、積極的」，它的宗旨「在於諷世，在於暴露資產階級的醜態，他描寫上至朝廷下至奴婢的腐敗，他描寫人情的險惡，世態的炎涼」，「他描寫憤恨，他描寫諂佞，他描寫刁滑，總之把整個的現實社會，為之露骨的攝出。如其說《水滸》是反抗現實的小說，《儒林外史》是暴露知識階級的醜態，《紅樓夢》為描寫人情的傑作，那末我可說《金瓶梅》一書是兼而有之的。或者還可說《金瓶梅》是更深刻更現實的代言者」。阿丁還指出，《金瓶梅》反抗的矛頭是「上至徽欽二帝、蔡太師朱太尉」的，這一點更難能可貴。阿丁：《〈金瓶梅〉之意識及技巧》，載《天地人半月刊》第4期(1936年)。

　　李辰冬認為：「《金瓶梅》是一部寫實派的真正傑作。我們讀了他後：知道了明末清初的人情風俗、言語文字。更知道了那時候的家庭狀況和婦女心理，連帶著又知道了那時的社會的一切。等於我們讀了巴爾扎克的《人間喜劇》和左拉的《盧貢——馬卡爾家族》二書，知道了法國十九世紀的一切一樣。」李辰冬：《〈金瓶梅〉法文譯本》，載《大公報》1932年4月25日。這就是說，《金瓶梅》是相當於《人間喜劇》那樣偉大的，反映一個時代全貌的百科全書式的作品，其見解之新之高，令人敬服。

　　現代學者還就《金瓶梅》的藝術特徵、藝術成就作了不少研究，並給予高度的評價。現代學者認為，《金瓶梅》作為人情小說的開山之作，其區別於歷史小說、神魔小說的藝術上的最大特徵是善於「寫時俗，描世情」。阿丁指出，《金瓶梅》的特長是「在平凡處透不平凡，瑣屑處見不瑣屑」，它「不似《水滸》有驚心動魄的故事，《儒林》有寒酸可笑的穿插，及《紅樓》之兒女纏綿的言情，材料愈現實愈平淡，而能在平淡中曲曲傳出各人的心情，社會的世相來，這就是不可及處，也就是《金瓶梅》的出色之處」阿丁：《〈金瓶梅〉之意識及技巧》。。姚靈犀認為，「《金瓶梅》純寫市井小人」，「《金瓶梅》注重實際，個中人物貪色好財、趨勢嗜利之狀，不論何時何地，皆能遇到，故社會狀態，如明鏡照影，無所遁逃，寫得實實在在」姚靈犀：《瓶外卮言》，天津書局1940年版。。施蟄存認為，《金瓶梅》好就好在「文章細膩。凡說話行事，一切微小關節」，「詳盡逼真」，「雕鏤入骨」，「所有人情禮俗、方言、小唱，《詞話》所載處處都活現出一個明朝末年澆漓衰落的社會來」施蟄存：《金瓶梅詞話跋》。。魏病俠認為，「《金瓶梅》所記述，固以世態人情之刻畫為多，其對於西門慶家庭之俗惡，不著一字褒貶，而陽秋自在言外，尤合於社會小說之旨」魏病俠：《瓶外卮言序》。。這些觀點，對《金瓶梅》的最根本的藝術特徵的揭示，是相當深刻的。

　　《金瓶梅》在藝術結構、人物創造、語言等許多方面，都有其突出的特點，現代學者亦作了多方面的探索。例如，三行對《金瓶梅》的結構特徵就有研究。他說：「我們知道中國小說底缺點，尤其是大部頭底長篇小說，結構上是很松怠的。……如《水滸傳》、《西遊記》、《儒林外史》等都是一段一段疊湊上去的。《三國演義》有史事可據，較為整齊，而它底缺點就在於牽拘，求其稍有結構，而為創作的文學作品，《金瓶梅》實是其中傑出的一部。」三行：《金瓶梅》，載《睿湖期刊》第2期(1930年)。

　　《金瓶梅》的藝術成就，對後世的人情小說特別是《紅樓夢》的創作，具有極大的影響。姚靈犀認為：「若論《紅樓夢》一書，實屬青出於藍，華麗豐贍，允推傑作，倘無《金瓶梅》為之影本，余恐憑空結撰，無從翻新，必不能成此言情高尚之說部」姚靈犀：《瓶外卮言》。。阿丁認為，《金瓶梅》是《紅樓夢》「之師」，後者是「脫胎」於前者的。這些看法雖不是他們首創，且還有偏頗之處，但給人的啟示仍是深刻的。

　　一百多年前，恩格斯在評價歐仁·蘇的著名小說《巴黎的秘密》時指出，「這本書以鮮明的筆調描寫了大城市的『下層等級』所遭受的貧困和道德敗壞」，「德國人開始發現，近十年來，在小說的性質方面發生了一個徹底的革命，先前在這類著作中充當主人公的是國王和王子，現在卻是窮人和受輕視的階級了。而構成小說內容的，則是這些人的生活和命運，歡樂和痛苦」《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94頁。。《金瓶梅》不也是「在小說的性質方面發生了一個徹底的革命」的作品嗎?現代學者在對《金瓶梅》的思想成就和藝術成就的研究中，已初步看到了《金瓶梅》所開啟的小說觀念、小說性質的重大變革，從而認識到它在中國小說發展史上的劃時代的意義。這不能不說是現代中國《金瓶梅》研究的一個新貢獻。

　　關於《金瓶梅》中污穢描寫成因的研究

　　現代中國《金瓶梅》研究的貢獻，還表現在對《金瓶梅》中污穢描寫的成因的研究上所取得的成就。

　　《金瓶梅》是一部「淫書」，還是一部偉大的寫實的作品?這是《金瓶梅》研究中帶根本性的問題。三百年來人們爭論不休，各執一端。在《金瓶梅》剛剛問世，以抄本流傳期間，這場爭論就開始了。袁中郎「極口贊之」，當然不把它當「淫書」論之。沈德符就不同。馮夢龍、馬仲良勸他「應梓人之求」時，他卻說此書「壞人心術」，「他日閻羅究詰始禍，何辭置對?吾豈以刀錐博泥犁哉」。「泥犁」是梵語地獄的音譯。佛教以為作綺語，寫淫書是十惡之一，死後要下地獄。李日華亦斥該書為「市諢之極穢者」。而有些人的態度是矛盾的，如董其昌一面認為該書「極佳」，一面又說「決當焚之」;袁小修一面贊其「瑣碎中有無限煙波，亦非慧人不能」，一面又說「此書誨淫，有名教之思者，何必務為新奇以驚愚而蠹俗乎?」袁小修：《游居柿錄》卷三。

　　到了清代，《金瓶梅》一再被封建統治者列為禁書，嚴令銷毀。封建道學者或受道學思想影響深重的文士亦眾口一詞，「淫書說」甚囂塵上。或稱此書「喪心敗德」者有之，或稱此書「禍天下而害世教，莫甚於此」者有之。某些人還製造種種因果報應之說，什麼某孝廉著《金瓶梅》「血污闈卷」之報，某者刻《金瓶梅》身死絕嗣之報等等。處在這道學思想瀰漫的社會狀態中，竭力爭辯者當然亦有，但少得可憐。張竹坡著有專論《第一奇書非淫書論》，以孔子詩三百「思無邪」的觀點竭力辯之。在《竹坡閑話》中又說：「此仁人之士，孝子悌弟，不得於時，上不能問諸天，下不能告諸人，悲憤鳴唈，而作穢言以泄其憤也。」張竹坡文載臬鶴草堂刊《第一奇書金瓶梅》卷首。劉廷璣在《在園雜誌》中提出「欲要止淫，以淫說法」的觀點。直到清末狄平子等人才從近代小說的觀念來看待《金瓶梅》，認為它是一部真正的社會小說，「不得以淫書目之」狄平子：《新小說》。。然而為什麼在這樣一部偉大的小說中，有那麼多污穢的描寫?他們並沒有作深入的研究。

　　《金瓶梅》中確實有不少污穢的描寫，這是客觀事實，勿庸諱言。正如鄭振鐸說：「誠然的，在這部偉大的名著里，不幹凈的描寫是那末的多，簡直像夏天的蒼蠅似的，驅拂不盡。」鄭振鐸：《談〈金瓶梅〉詞話》。問題是到底我們應該如何對待它?這是前人所沒有解決的問題。對此，現代學者的貢獻在於：一、運用辯證的觀點，近代小說的眼光，透過這些污穢的描寫，看到《金瓶梅》的真正價值，而不是停留在是不是淫書的簡單爭論上(前文已談及，此不贅述);二、運用社會的歷史的觀點對《金瓶梅》的污穢描寫的成因作深入的研究。這完全是現代學者從事研究的新課題，魯迅、沈雁冰、鄭振鐸、三行、阿丁等人都發表過自己的見解，他們的建樹大體在三個方面：

　　一、 從明末社會的客觀現實中，去尋找《金瓶梅》污穢描寫的成因。

　　文學藝術是社會現實的反映。一部好的文學作品就是一個社會一個時代的真實寫照。明末社會是一個充滿著黑暗和罪惡的社會，它已走完了封建社會的全過程而處於全面崩潰的前夜。封建統治階級的墮落、糜爛，人心的空虛、腐化，道德的敗壞都已到了不可救藥的地步。上至帝王、顯貴，下至士流，在兩性關係上的墮落，正是這個沒落社會的重要特徵。對此，魯迅作了無情的揭露。他指出，成化時，方士李孜僧繼曉已以獻房中術驟貴，至嘉靖間而陶仲文以進紅鉛得幸於世宗，官至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少傅少保禮部尚書恭誠伯。於是頹風漸及士流，都御史盛端明、布政使參議顧可學皆以進士起家，而俱借「秋石方」致大位。瞬息顯榮，世俗所企羨，僥倖者多竭智力以求奇方，世間乃漸不以縱談閨幃方葯之事為恥。風氣既變，並及文林，故自方士進用以來，方葯盛，妖心興，而小說亦多神魔之談，且每敘床笫之事也。生長在這個社會環境中的《金瓶梅》的作者，在全面揭露這個社會的罪惡的時候，當然亦不可能超乎這個社會的世態而不受其影響。正如魯迅所說：「就文辭與意象以觀《金瓶梅》，則不外描寫世情，盡其情偽，又緣衰世，萬事不綱，爰發苦言，每報峻急，然亦時涉隱曲，猥黷者多。後或略其他文，專註此點，因子惡謚，謂之『淫書』;而在當時，實亦時尚。」魯迅：《中國小說史略》這是一個十分深刻的分析，其可貴處就在於能對《金瓶梅》污穢描寫的成因作社會的歷史的分析。鄭振鐸則對《金瓶梅》的作者也作了社會的歷史的分析。他說：「人是逃不出環境的支配的;已腐敗了的放縱的社會裡很難保持得了一個『獨善其身』的人物」，「《金瓶梅》的作者，如何會自拔呢」?這是種唯物主義的態度。

　　二、 從文學藝術發展的源流中，去尋找《金瓶梅》污穢描寫的成因。

　　沈雁冰在1927年發表的論文：《中國文學內的性慾描寫》主要研究了這個問題。他一方面指出：「社會上現有這種風氣，文學裡自然會反映出來，《金瓶梅》等書，立意在描寫世情，刻畫頹俗」，「其中色情狂的性慾描寫只是受了時代風氣的影響」，一面又指出，前人創作的這一類文學作品也深刻地影響著《金瓶梅》。沈氏簡述了中國文學中的污穢描寫的發展史後指出，描寫漢成帝與趙飛燕姐妹淫亂生活的《飛燕外傳》是後世污穢描寫的泉源，後世長篇小說中的污穢描寫大都脫胎於《飛燕外傳》。例如，「《金瓶梅》寫西門慶飲葯逾量，脫陽而死的一節，竟彷彿是《外傳》寫成帝暴崩的註腳」。而《金瓶梅》成書後，又給後世小說以影響，「後世摹仿《金瓶梅》的末流作者，不能觀察人生，盡其情偽，以成巨著，反而專註於性交描寫，……走入了惡魔道」沈文載《中國文學研究》下卷，商務印書館1927年版。。

　　鄭振鐸則側重於分析當時代淫穢文學作品對《金瓶梅》的影響問題。他說：「《金瓶梅》的作者是生活在不斷的產生出《金主亮荒淫》、《如意君傳》、《綉榻野史》等等『穢書』的時代」，「連《水滸傳》也被污染上些不幹凈的描寫，連戲曲上也往往都充滿了齷齪的對話」鄭振鐸：《談〈金瓶梅〉詞話》。。

　　三行的《金瓶梅》完全是一篇從文學的源流來考察《金瓶梅》污穢描寫成因的專論三行：《金瓶梅》，載《睿湖期刊》第2期(1930年)。。他認為，魯迅說的《金瓶梅》是當時代的「時尚」的產物，這是對的，但「不注意他的歷史上的淵源，則似乎未當」。《金瓶梅》一方面「不以縱談閨幃方葯之事為恥」的「時尚」做他寫作的背景;一方面還有「古已有之」的先例前作做它的藍本;正因為是「時尚」，所以作者敢放膽去寫這樣的奇文;正因為有了藍本，所以他能夠細密地寫成這樣的巨著。三行認為宋人平話《海陵荒淫》就是《金瓶梅》的重要藍本：A.海陵王廣求美色，百計求淫，「西門慶縱慾無度，完全是一個海陵王」。西門慶飲葯逾量，精竭而亡的情節也與《海陵荒淫》中南家因春藥髓竭而死相類;B.「西門慶貪新忘舊之情，與殘暴瘋狂之情也是脫胎于海陵的」;C.《金瓶梅》中的主要角色潘金蓮的種種淫惡，與《海陵荒淫》中的定哥很相像，「潘金蓮簡直是定哥的化身」，春梅又與貴哥相類;D.《金瓶梅》中所寫的春藥、春畫、淫具，與《海陵荒淫》所舉的相彷彿，然則南宋時已有此風，不待有明才是『時尚』」。三行完全將《金瓶梅》說成是脫胎於《海陵荒淫》，這是不確切的。《金瓶梅》的成就是《海陵荒淫》所無法比擬的。可見三行對《金瓶梅》的成就的認識是很不足的。但是《金瓶梅》的污穢描寫是不是受了《海陵荒淫》的影響?應該說，三行提出的問題對人是有啟示的。

　　三、 從作者的創作宗旨，看《金瓶梅》污穢描寫的成因。

　　《金瓶梅》的創作意圖是什麼?這是個很複雜的問題，「諷世」、「戒世」，「勸善」，「宣揚封建迷信思想」等等說法很多，還有待於進一步研究。「諷世」則是比較明顯的。魯迅認為：《金瓶梅》是「著此一家，即罵盡諸色，蓋非獨描摹下流言行，加以筆伐而已」魯迅：《中國小說史略》。。這就是說，作者的旨意不在於專寫市井間的淫夫蕩婦，而在於抓住西門慶一家的淫亂，深刻揭露整個統治階級的腐敗。對此，阿丁在《金瓶梅之意識及技巧》一文中作了具體分析。阿丁在文中引述了第六十九回林太太與西門慶勾搭的一段描寫：文嫂引西門慶到招宣府後堂，門匾上寫「節義堂」，兩壁泥金隸書一聯：「傳家節操同松竹，報國勛功並斗山」，多麼堂皇正氣;而林太太就在此處和西門慶干見不得人的事。阿丁認為：「這是多麼刻毒的對照」。第八十一回寫西門慶與韓道國等人的淫亂，阿丁指出：「這短短一段便得見主與仆間及仆與仆間之如何下流的情況，同時我們也就知《金瓶梅》一書是描寫整個社會的荒淫醜惡，斷不在一家間的瑣細」阿丁：《〈金瓶梅〉之意識及技巧》，載《天地人半月刊》第4期(1936年)。。

　　現代學者對《金瓶梅》污穢描寫成因的研究是有意義的，其中亦不乏深刻的見解。但不足之處也是很明顯的，主要表現在對作者的主觀因素的分析上顯得很不夠。例如，作者的因果報應思想和自然主義的創作方法，都是造成《金瓶梅》中污穢描寫特多的重要原因。

　　現代學者已注意到：《金瓶梅》描寫的男女主要角色皆極度淫亂，其結果總不得好死。可見作者寫淫在於「以淫說法」，「以淫止淫」，勸人從善。馮漢鏞在《閑話〈金瓶梅〉》中就認為，作者的意圖「完全是勸人不要貪色喪身……，謂該書是『以淫說法』的確不是假話」馮漢鏞：《閑話〈金瓶梅〉》，載《東南日報》1948年2月18日。。三行也認為，作者寫西門慶縱慾而死，這是作者想到的最好的下場，「以符合他勸善之旨」。這些對作者的主觀意願的分析，不能說沒有道理。但是作者的這些願望恰恰是建築在佛教輪迴、因果報應的迷信思想的基礎上的，是作者的思想落後的一面的具體表現。

　　《金瓶梅》是一部現實主義的作品，對此，現代學者已作了較多的肯定。但是還應該看到，作者的創作思想還不是充分的現實主義的。作為現實主義的文學巨著《金瓶梅》還帶有不少自然主義的成分。這些自然主義的成分在很大程度上表現為對客觀現實作不加選取的客觀主義的描述。《金瓶梅》中的大量的污穢描寫除少數含有暴露、諷刺的意義外，就多數而言，是遊離於主題和情節發展之外的東西，這就暴露了自然主義的創作方法的重要缺陷。這就是《金瓶梅》作者肆無忌憚地寫淫的重要原因。《金瓶梅》產生的時代，現實主義的文藝思潮還處於發展過程中，還不夠成熟，還滲合著種種非現實主義的成分，這是不足為怪的。

　　現代學者研究《金瓶梅》污穢描寫的成因問題，意在揭示其社會歷史的根據，而不是為其作什麼辯護，這一點是必須指明的。沈雁冰就指出：這些污穢描寫「在文學上是沒有一點價值的，他們本身就不是文學」沈雁冰：《中國文學內的性慾描寫》。。鄭振鐸認為，這是「佛頭著糞」，「一個健全、清新的社會，實在容不了這種『穢書』，正如眼睛中之容不了一根針似的」，但是，「如果除凈了一切的穢褻的章節，她仍不失為一部第一流的小說」鄭振鐸：《談〈金瓶梅〉詞話》。。這些看法是辯證的，也是很明智的。

　　以上就幾個主要問題，對現代中國《金瓶梅》研究的得失進行了初步的總結和分析。實際上當時的研究所涉及的面還是比較廣的，我們不妨再拈出它幾條：第一，關於作者的創作宗旨的探討。魯迅提出了「描寫世情，盡其情偽」說，馮漢鏞提出了「勸善說」，阿丁提出了「宣揚儒教」說。這些不同見解對我們今天研究《金瓶梅》的創作宗旨仍有啟示作用。第二，關於《金瓶梅》的版本研究。鄭振鐸、周越然、姚靈犀等人都著文研究，初步提出了《金瓶梅》版本的三大系統說，並對各版本間的異同進行了比較研究。第三，關於《金瓶梅》研究史料的搜集和整理。1926年出版的魯迅的《小說舊聞抄》，開始收錄《野獲編》、《茶香室叢鈔》、《消夏閑記》、《勸戒四錄》等書中的《金瓶梅》研究資料。嗣後，蔣瑞藻的《小說考證》、《小說枝譚》，孔另境的《中國小說史料》，阿英的《晚清文學叢鈔·小說戲曲研究卷》，都做了這方面的工作。雖然他們搜集的資料並不多，但為當時和今天的研究提供了條件。第四，關於《金瓶梅》中的俚言俗語的注釋工作。姚靈犀寫的《金瓶小札》，從《金瓶梅》中拈出一千八百多條俚言俗語作了註疏和考證，無論是對我們讀通、理解《金瓶梅》，還是為日後出版《金瓶梅》的注釋本都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第五，關於《金瓶梅》中的文學史料的整理和研究。吳晗、阿英、澀齋、陳墨香、馮沅君等人分別對《金瓶梅》中的小令、小曲、戲曲史料進行了整理和考證工作，寫出了多篇有質量的研究論文。第六，關於《金瓶梅》中所反映的明末社會的民間風俗的研究。阿英的《燈市》文，就是一篇很有價值的論文。

　　總之，無論在廣度還是在深度上，現代中國的《金瓶梅》研究的成就是值得肯定的。當然，對許多問題的研究還僅僅是開始。因此，伴隨著成就一起而來的，還有幼稚、粗淺，甚至是錯誤。應當說，無論是成績還是錯誤，對我們今天的研究都是一筆寶貴的財富，我們決不應該小視它。目前，學術界對現代中國的這段《金瓶梅》的研究史進行分析總結的還很少，本文只是作了些粗淺的嘗試，以期得到方家的教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