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的意識形態之爭

對伊戈爾·多盧茨基(Igor Dolutsky)而言，不同意身邊每一個人的觀點實屬家常便飯。作為歷史學教師，他在莫斯科多所學校前後任教35年，期間他質疑官方說法、挑戰政治禁忌的習慣讓他不止一次地丟掉工作。但當這位性情溫和、年屆六旬的教師在課上討論俄羅斯兼并克里米亞一事時，課堂幾乎失控。「學生們罵我，說我胡說八道，」他表示，「還說我不愛俄羅斯，不愛俄羅斯人民，讓我離開這個國家。」在弗拉基米爾·普京(Vladimir Putin)政府的眼裡，多盧茨基一直是個刺頭。十年前，政府宣布禁止在課堂上使用他編寫的歷史教材，原因是它批判地描述了普京總統，並且加入了有關蘇聯的負面史實。現在，他在一所私立學校教書。校長是多盧茨基大學時的朋友，多盧茨基得以繼續講述蘇聯佔領波羅的海諸國的歷史，討論俄羅斯是否在車臣實施種族滅絕，並將普京對政治體制的變革稱為一場「政變」。然而，俄羅斯兼并克里米亞事件引發了迅速而劇烈的變化，使得這類異見「前哨站」有覆沒之虞。3月18日，普京發表講話慶賀克里米亞半島併入俄羅斯，他嚴厲抨擊了受西方招募、意圖顛覆俄羅斯的「國家叛徒」「第五縱隊」。他發誓予以強有力的回應。普京的警告引起了俄羅斯人的強烈共鳴，他的措辭更是強化了這種效果，其中採用了民族主義獨裁政體以及前俄共政權經常使用的詞語。在不滿俄羅斯日漸式微的人們眼裡，普京這是發出了建設更自豪、更強大、更威權國家的戰鬥口號。對自由派的普京批評者來說，這則是一記令人擔憂的信號：俄羅斯不健全民主制度的殘餘部分受到了嚴重威脅。在一個為評論和博客文章奠定基調的專欄中，保守派記者烏里揚娜·斯科伊別達(Ulyana Skoibeda)兩周前熱情洋溢地寫道，在克里米亞回歸後，「我不再生活在一個被征服的國家」。她在一篇語調悲慟的長文中描述了俄羅斯百姓經常表達的種種感受，將過去23年形容為屈辱的23年。斯科伊別達表示，她的生活過去被西方準則所主導，上世紀90年代民主和經濟試驗導致的混亂和窮困令她倍為煎熬。她寫道，昂首挺胸對抗整個世界使蘇聯的精髓得以復活。「回來的不是克里米亞。是我們回來了。我們回到了祖國。回到了蘇聯。」俄羅斯自兼并克里米亞以來，頻頻出現象徵蘇聯復活的舉動。今年3月，普京宣布重新實行「為勞動和國防做好準備」計劃，它原是蘇聯時代的制度，要求學生、官員和工人參加全國性體育比賽。就在同一周，政府宣布將修葺斯大林(Stalin)時代的全俄展覽中心(All-Russian Exhibition Centre)，恢復其昔日的氣魄。本月，俄羅斯貿易部設立負責「俄羅斯工業創新發展」的委員會，成員全部是蘇聯時代掌管不同工業領域的前部長。一些觀察人士將這些舉動貶為象徵性的讓步，稱在公眾感到新俄羅斯缺乏強烈民族認同的情況下，這樣做是為了照顧他們普遍的懷舊情緒。例如，多家食品生產商採用了印有蘇聯標誌的懷舊包裝設計，這是為了利用消費者的一種觀念：蘇聯對食品質量的控制更為嚴格。但近期的變化已經遠超懷舊範疇。如今，民族主義是蘇聯復活的有力組成部分。批評人士擔心它暗含不詳的意味。「我要說，我們這許多年來見證了可稱為『精英納粹化』的現象，」俄羅斯記者協會(Russian Journalists』 Association)前負責人伊戈爾·雅科文科(Igor Yakovenko)表示。他指的是普京的忠實追隨者被安插進學術界和媒體界關鍵崗位的現象。對於將這些做法與法西斯主義相提並論、指責其戕害民主的說法，普京的支持者們斥之為誇大其詞。在提到共產黨政治家阿納托利·洛科季(Anatoly Lokot)最近在俄羅斯人口第三大城市新西伯利亞的市長選舉中戰勝普京的統一俄羅斯黨(United Russia)候選人時，克里姆林宮的一位顧問表示，普京將繼續他所說的「政治體制自由化」。更早的跡象包括反對派候選人葉夫根尼·羅伊茲曼(Yevgeny Roizman)當選葉卡捷琳堡市長，以及反對派領導人阿列克謝·納瓦爾尼(Alexei Navalny)去年被允許參加莫斯科市長競選。但克里姆林宮的一些忠誠擁護者同意，普京正在加強控制。「他確信，西方在烏克蘭是怎麼乾的，在俄羅斯也會怎麼干，歸根結底是想要讓他下台，」接近克里姆林宮的政治顧問謝爾蓋·馬爾科夫(Sergei Markov)表示。「因此，各方面人員，不只是一般的政客，還有（非政府組織、）一些媒體和關鍵人物，必須被聯合起來。」馬爾科夫表示，為了保證普京贏得大眾支持，俄羅斯正在形成一種新的意識形態。他說：「具體是什麼樣的意識形態我們尚不清楚，但可能接近法國馬琳·勒龐(Marine Le Pen)的意識形態，可能類似於奧地利的自由黨。」本月，普京政權的一位駐美代表暗示，當局可能採取更多修正主義措施。民主與合作研究所(Institute for Democracy and Cooperation)是一家總部位於美國、但受到普京支持的智庫，該智庫負責人安德拉尼克·米格拉尼揚(Andranik Migranyan)發表評論文章，駁斥了將兼并克里米亞比作德國20世紀30年代進犯鄰國的說法。「人們必須將1939年以前的希特勒(Adolf Hitler)和1939年以後的希特勒區分開來，」他寫道，「事實是希特勒收復了德國土地。他不流一滴血便將德國與奧地利、蘇台德和梅梅爾(Memel)統一，事實上是完成了俾斯麥(Bismarck)未竟的事業。如果他只是因此而成名，如果他到此為止，那麼他本是第一流的政治家。」米格拉尼揚的評論似乎與普京3月18日的講話遙相呼應。普京表示，蘇聯解體讓俄羅斯民族成為世界上最大的被分裂的民族之一。多盧茨基早在2003年就體會到，普京決心要修改歷史教科書。自去年起，俄羅斯採取了一項措施，將多種多樣的歷史教材更換為遵循統一觀念的兩到三本教材。關於紅軍在東歐犯下的暴行，俄羅斯如何獲得某些領土的疑問，以及烏克蘭不屬於俄羅斯時期的詳細歷史，諸如此類的內容肯定不會出現在新教材中。「主要的一點是，我們的國家永遠是正確的，這點絕對不容學生質疑，」專門研究蘇聯時期高壓政治的Memorial組織的歷史學家尼基塔·彼得羅夫(Nikita Petrov)表示，「這意味著我們周圍所有國家用的是一張歷史地圖，而我們卻在用一張截然不同的地圖。俄羅斯和外部世界的矛盾只會深化，因為沒有人嘗試去克服矛盾。」在修改歷史教材之外，政府並不打算罷手。統一俄羅斯黨的一位黨員本周表示，對於文學和語文教材，亦有必要採用像歷史教材那樣的統一觀念。普京委託一批歷史學家編寫新教材。他在向歷史學家講話時表示，統一化的歷史教學方法「並不意味著國家規定的、官方的、意識形態化的思路」。但他將一些現有的課本斥為試圖貶低蘇聯人民的「意識形態垃圾」。政府還在編寫一系列文化政策方針，這項計劃已令俄羅斯的自由派知識分子們感到戰慄。文件強調「擯棄多文化主義和包容的原則。維護統一的文化準則，就需要政府停止支持所宣揚價值準則與（我們）社會相抵觸的文化項目。」它還認定，必須擯棄提倡普世發展道路的「自由派西方」觀念，在極端情況下，政府必須保護俄羅斯社會不受不當文化產品的負面影響。就連俄羅斯國家杜馬(Duma)議員也要參加政治教育課。他們在課上被指導要遵守「東正教、專制主義、民族性」，這是19世紀俄羅斯政治家謝爾蓋·烏瓦羅夫伯爵(Sergei Uvarov)宣揚的三大價值觀。一位參加課程的人士表示：「他們要建立起一條一脈相承的脈絡，從烏瓦羅夫到斯大林再到普京。」與這些理念相符的是，一些現代藝術家和普京政策的批評者正感受到新一波鎮壓的來襲。這也體現了普京對顛覆力量的警告。上月底，國立莫斯科國際關係學院(MGIMO)趕走了著名歷史學家安德烈·祖博夫(Andrei Zubov)，原因是他將兼并克里米亞比作希特勒1938年侵佔蘇台德。俄羅斯外交部利用這所學院培養人才，俄羅斯大多數外交官皆出身於此。該學院譴責祖博夫「沒有道德原則」，這一評價可能會影響這位教授在俄羅斯其他地方就業。在驅逐被認定為不合法後，學院被迫恢復了祖博夫的職務。但承受壓力的不只有學者。總統的忠實追隨者建立了一個網站，用戶可以在網站上提名譴責「賣國賊」。目前已有21位政治家、藝術家和記者上榜，納瓦爾尼排在榜首。針對俄羅斯在宣傳中指責烏克蘭新政權是「法西斯主義者」的說法，祖博夫表示：「許多人顯然明白，如果吞併克里米亞一事被接受，那麼真正的法西斯政權將出現在這裡，而不是基輔。」「俄羅斯將擁有部分自由的經濟，擁有國有企業，擁有部分開放的邊境，但處於支配地位的是統一的意識形態，此外還有侵略性的外交政策，」他警告稱，「這不是蘇聯復活，而是形態最純粹、墨索里尼(Mussolini)式的法西斯國家重現。不會有種族政策和大屠殺，但存在一項基本原則：國家即一切。」雖然俄羅斯政治體制最近的變化源自烏克蘭危機，但普京的批評者稱這種變化醞釀已久。俄羅斯仍存在自由思想的空間。當多盧茨基去上課時，他仍然帶著自己1991年編寫的歷史課本。書上畫滿了五顏六色的記號，提醒他應該在何處提問，應該在何處使用其他材料。而書上的黑色記號，是普京政府的審查人員11年前留下來的。但多盧茨基表示，他的工作比以往困難得多。「二十年前，我的學生指望我帶來真相。我本應告訴他們帝國主義正在腐朽，但事實上社會主義就在我們的眼前衰敗，因此也沒有必要向他們證明我們過得不好。如今，他們需要啟蒙，但他們不想被啟蒙。」審查制度：當局加強網路監控俄羅斯政府決意控制互聯網，這是它加強鉗制言論自由行動的一部分。根據2月1日起生效的法規，互聯網監管機構有權封殺內容被認為「極端主義」或涉嫌煽動民眾騷動的網站——只要總檢察長辦公室一聲令下，即可屏蔽網站。有關部門充分利用了這項新權力，截至4月13日，總檢察長辦公室發出了107起關站令，其中至少80起涉及含有政治內容的網頁。「俄羅斯互聯網正變得與過去截然不同，」自由派電台「莫斯科回聲」(Ekho Moskvy)副主編謝爾蓋·布恩特曼(Sergei Buntman)表示。該電台的網站被停止訪問，當它不再刊登反對派領袖納瓦爾尼的博客後，才得以恢復訪問。普京總統將幾乎所有傳統媒體要麼納為國家所有，要麼使其能被間接控制，於是，在線新聞網站、博客和社交媒體成為了普京批評者的主要信息來源和發聲平台。雖然空間在縮小，但專家認為它不太可能完全消失。「俄羅斯情況與中國大不相同。中國事先認識到互聯網構成的『威脅』，確保國內發展起來的互聯網從一開始就是本國化的，」弗吉尼亞理工學院暨州立大學(Virginia Polytechnic Institute and State University)教俄羅斯政治的斯蒂文·威爾遜(Steven Wilson)表示。除了阻擋境外不受歡迎內容的「防火長城」之外，中國還擁有大量的本土互聯網服務和網路應用，它們模仿國際上的類似服務，但聽命於中國政府協助內容審查。威爾遜表示：「封鎖容易，但你很難從零開始建立這樣的生態系統。」俄羅斯專家認為，如果俄羅斯政府突然實行具有系統性、大規模永久封鎖功能的嚴厲審查制度，從政治上來說或許不是明智之舉，甚至不可能實現，因為民眾20年來已經習慣了較為開放的網路空間。當局更有可能選擇性地施壓。除了新賦予的封殺大權以外，俄羅斯法律還允許多安全部門幾乎不受限制地訪問在線通信數據。儘管受到種種限制，但互聯網仍然是可用來削弱普京政權的強大工具——如果有人嘗試的話。「網路在顏色革命和阿拉伯之春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因為這些地方原本就有火花。但我還沒有在俄羅斯看到這樣的火花，」威爾遜表示。譯者/徐天辰（羋笑摘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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