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堂直擊|儒商論域2017:儒商如何面向全球,知行合一?
編saying: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11月25-26日,杜維明、項兵、華生、趙東成、郭少棠、樊和平、克里斯托弗·司徒克伯格、蘇勇、胡葆森、周立、張志宏等數百位來自全球各地的學者與企業家代表等同道齊聚北大斯坦福中心,參與由北京大學世界倫理中心與長江商學院主辦的第五屆儒商論域《學以成人與儒商精神》。而「學以成人」這個話題亦是明年第24屆世界哲學大會的主題。在天地群已的框架之下,論壇期望把學以成人的教導與儒商精神的建立和認同聯繫起來,為全球化時代的商業倫理提供新的思想資源。
在2016年,儒家圈的八個經濟主體的GDP已經分別超過美國和歐盟,穩居世界第一,儒商精神在全球化的浪潮中會起到什麼作用?「學做人」是世界各大文明的最大公約數,也是所有職業精神的根本所在,如何在做人經商的過程中實踐儒商精神並成就自己?一系列的疑問和討論濃縮在了兩天的密集交流中,主題演講、對話、圓桌研討等多重形式的交鋒盡顯「君子和而不同」。
2017年11月25-26日,第五屆儒商論域《學以成人與儒商精神》舉辦
儒家精神在企業實踐中的體悟:擇善固執、仁者愛人
胡葆森:我的國學啟蒙是在1972年上高一的時候拿到了手抄本的朱子治家格言。雖然開始對國學沒有太深的學習,但是記住了一些我認為是經商必須要記住的東西,如量力而行、厚德載物、擇善固執。在制定企業戰略時只要記住這些就可以心不躁、人不亂。卡耐基說過一句話,自己要想真正的擁有財富,必須讓別人先擁有財富,別人不富自己不可能真正的富有。當下社會變化越來越快,但人性沒有變。在理解人和自然的關係,追求天人合一的時候,我們更需要講究知行合一。
張志宏:對於用哪種精神來引領企業並貫徹它的行為和規範,我認為儒家精神流淌在每個學派里,在企業中是最容易得到共同認可和認知的思想。當然,學問要求精深而廣,企業要求簡單直白。所以在企業里我們要用簡單的、傳統的儒家文化去貫徹,比如說仁者愛人,以人為中心。從觀念上來講,企業不能以營利為中心,要以價值為中心。企業始終在談生意,生意就是生活的意義。企業的產品就是為他人的生活創造美好的意義。所以說仁者愛人及企業的價值觀在儒家上是非常統一的。
儒商論域首日,與會嘉賓大合影
儒商既紮根本土,又面向全球
胡葆森:我們企業始終堅守在河南一個省做業務,即便如此,我們還是古為今用,西為中用,用國際化視野決定戰略,用國際化手段整合資源,用國際化的標準管理企業。所以即使在中國,甚至在一個省做企業實踐的時候依然和國際化不可分離。
杜維明:儒家傳統本身如果有變化、有發展,它應該有很多自我調節的機制。我們這一代人主要討論儒家和中國現代化的問題。中國文化從前並沒有「世界公民」的觀念,但現在的精英,特別是企業界的精英,從各個方面來看都具有國際視野。而儒家從各方面來看因為根源性特彆強,所以有其局限性。如何能夠突破儒家的根源限制,但不淡化根源性的厚度,是我們要思考的問題。
現在企業界能夠發揮的重大作用就是它的全球性和國際化,可以對人類命運共同體有發言權、有影響力,但因為有一種強烈的根源歷史,企業也在發展本土性和地方性。
我們要尋找自己的發展方向,但無論如何不能只是局限在中國的特殊層面,應該具備開放、包容、多元的精神,是一種一直在學習的過程。儒家的精神最後紮根是一個「如何成人」的問題,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就是我希望人家對我怎麼樣,我也希望我對人家怎麼樣。如果不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己所欲施於人」,大家想一下這兩個基本原則在對話作用起的正面和負面作用是什麼?如果我簡單說己所欲施於人,我得到了,我要和人家分享,假如我得到了是福音我不能佔為己有,一定要傳播,傳播一定是沒有壓力,一個是影響,所以要傳教,我要傳達這個信息,讓人家都知道有好處。
假如聽到我這福音,對我的福音本身有所質疑,我們之間事後有衝突,有矛盾,就成了強加於人。假如換過來,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我們一帶一路碰到的問題就是怎麼樣能夠讓其向外開放,不是為了我們自己,不是一個短期策略,也不是一個長遠戰略,而是一種信念,而是一種承諾,能夠有這個信念,能夠承諾,逐漸地開展我們自己的理念。從這個角度的話,對話不僅是成為一個機制,對話不是強制強迫。對話的文明在儒家傳統有相當豐富的資源可以和大家一起來分享。
北大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長、世界倫理中心主任杜維明做開幕式致辭
蔣英華:作為企業的管理者,我一直在思考如何把儒商精神帶到企業的現代化管理中。養老問題現在是個全球化的課題,我們的團隊創辦了康復醫療機構,而在加拿大、日本、美國等國的養老機構的考察中,我們發現如人員的相互調配等問題因各地文化的差異和衝突確實給管理帶來了困難,那應該遵循什麼精神來做企業,承擔哪些社會責任?為此,我們走遍很多社區做公益,也獲得了一些榮譽,我認為承擔更多社會責任的企業,往往其利潤、增長點也會因此而來。文化在精不在多,比如《老子》的五千字,不多但是很實用,相信儒商精神里的核心和精髓也能帶領企業家走向世界。
劉志偉:山西晉商穩居全國商幫之首,晉商最大的經商理念就是儒家的思想,他們從來都是「儒」與「商」的有機結合體,而儒商結合早在明清時代就已經「走出去」了,比如茶葉、鹽的貿易最初都是由山西商人進行的國際化貿易,這些都是我們以往優秀的歷史。在國際化的浪潮中,中國的很多企業去國外併購,這是很好的國際化步驟,但是無論企業做多大,總要「回家」,最終都要追尋人與內心的統一。山西晉商之所以是儒商的代表,他們賺的錢很大一部分用來回饋教育,所有大的家族都有自己的私塾,為的就是把自己的文化傳承下去。山西最好的建築是學校。「把商業做好,把人做好」是對儒商精神最好的詮釋。
「知行合一」是企業家精神的特點,創新是其本質
華生:並非文化水平高的企業家就是儒商,文化水平低的就不能成為儒商,企業家的特點在於知行合一,他們考慮的東西每天都有實踐在檢驗,所以這個恐怕也是企業家在商業世界進步比較快的原因。而企業家精神本質則是一種創新的精神,開創的精神。
張志宏:常規講的俗話,比如說「人無我有」。「有」就是一種價值。對企業家而言則是「人有我新」。儘管大家都有,但是我能做得更好一點,更新一點,就創造了價值。「人新我廉」,我的產品與別人的產品相比成本更低也同樣是價值,其中也有技術創新等等。
呂力:由於社會的客觀因素,我們以往的儒商創新不足。現在很多企業都在強調社會責任,我認為儒商如果把創新當作一種責任,一種對社會、對未來的責任,那麼中國企業將煥發出更大的創新意識,比如支付寶的無現金商業模式的創新,在全球範圍內取得了一定的效果。所以說,把創新和責任聯繫在一起,我們將會看到儒商對世界更大的貢獻。
郭少棠:考慮倫理以及企業家精神中最關鍵的是責任感。過去三十年,人類社會發展已經走向很多新的重要趨勢。第一既是全球化同時又有本土的特點,第二是後現代的多元性或者多元現代性的特點,第三是過去幾十年在數碼化中間整個社會人的關係變成去中心、更碎片化的發展。建立重新出發的一個模式,即把所謂的倫理結合成一種全面融合的可持續發展,中間特別提到連貫性、結合性、分辨與超越,可以發現,所有的因素都在互相影響,融合了許多思想傳統。
主題對話《學以成人與儒商精神》,從左至右為杜維明、華生、繁和平、胡葆森、張志宏
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給儒學的創新帶來了機遇
華生:人類精神本身就想要知道最後是什麼?靈魂到哪裡去安放?我的終極在什麼地方,否則生活有什麼價值?有什麼意義?近代科學革命打破了西方的宗教信仰,使人無處安放靈魂了。這可能為儒學復興提供了復興的機會,但是能否成功還是取決儒學自己在這個新的條件下是否能進一步創新。
克里斯托弗·司徒克伯格:第一,宗教與技術之間的關係、價值觀與技術之間的關係,我希望能夠從儒商的角度,從儒家的角度談網路或者虛擬世界的安全問題,因為這對於目前或者未來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挑戰。中國在人工智慧、機器人科技發展方面已經非常領先,從儒家這個角度,尤其是在衛生保健這個領域,未來科技可以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第二是互利共贏的問題,反思一下如果別人對我們不好的話,我們是不是依然要對他們好呢?如果我們走向極端可能會引發戰爭,如果別人對我不好我仍然要對他們好。總之,從情感角度看,我們不一定非要做慈善,而是應當更加理性地看待這個問題。
郭少棠:現在這個時代是國際化與本土化結合的時代,所以目前考慮未來儒家在世界文化以及在企業家精神方面的貢獻。首先,用儒家角度看待未來科技的發展,一定需要世界公民的視野。其次,要用生態、動態的角度看待生態與處境的問題。通過一個世界的視野,結合人文社會科學,結合本土精神以及知識經驗。
主題對話《儒商精神與全球化》,從左至右為蔣英華、克里斯托弗.司徒克伯格、郭少棠、周立、劉志偉、呂力
杜維明:儒家不是宗教但是有宗教性,中國人文精神除了人和人的關係以外,還包含人和自然的關係。如果仔細討論整個中國傳統和自然的關係,「敬天、畏天、事天」、「天下」觀念都把自然當做生命中間的組成部分。自然不是外在的,「我」事實上是自然的一部分。這和科學主義中作為對象的自然完全不同。我們不僅有自然。還有天、地、人。假如各文化、宗教都能夠接受一個新的有世界公民角色的人文精神,那就能共同找到和諧的道路,走進一個命運共同體。
華生:儒學的優勢在於它專註於人文倫理,基本上解決的是道德倫理的問題,是入世的學說,基本上不怎麼考慮出世。道家也好,佛教也好,都是用比較消極的方式來解決出世的問題。基督教為什麼有那麼大的影響?因為它用積極的方式解釋造物主怎麼安排世界、靈魂將來怎麼安置。近代科學進步發展對傳統宗教有衝擊,但是人類對出世、對精神寄託的需求始終還在,這給哲學界、倫理界等人文科學提出了新的課題,如果儒學能在這個時候有所創新,能夠回答現在不斷出現的新空白,我覺得就是現代中國人文科學者對中國及世界文明的貢獻。
張志宏:所有的宗教都是人設定的,所以諸教都是人教,諸神都是一神,所有的問題還是應回到人的精神寄託及「和而不同」。而儒家優秀的「和而不同」的精神有利於大家的溝通。
樊和平:當代中國有倫理不重道德,我們不應把儒家當成道德,而應是倫理。在倫理中我們可以獲得華生教授講的超越性和終極關懷。比如孟子說不孝有三、無後為大,把孝當成道德的時候就是德行,若把孝當成倫理的時候就是對父母、對生命永恆與不朽的承認與承諾。
北大世界倫理中心副主任樊和平做論壇首日整場總結
工匠精神與心學對照:君子不器,不忘本心
楊儒賓:中國有很強的心學傳統,在某種意義上說,自佛教引入之後,心學成為中國思想的主流。在大背景下談工匠精神非常有意思,因為心學主要的光環是安身立命,基本是主體哲學。
中國傳統的器和物的發展會增加人民的福祉,這種觀點在儒家有很強的傳統。朱子的格物窮理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安身立命、道德與人格的完成,不能只是默坐澄心。物從來不是抽象的,而是要被實踐的。朱子的哲學裡隱含對事和物的創造,但倫理負擔比較強,研究物與主體之間的密切關聯最好的題材是莊子,他繼承了儒家的精神。莊子注重物的意義,更注重物的創造和主體之間的關係,人格的完成和事物的完成不可分。
《易經》根據儒家孔子精神提出,「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君子不器是指不可以把自己限定在瑣碎的細節里,應該有超出專家的廣闊胸懷。把物透過創造變成器,器會顯示道的內涵。有了車馬之器,就會有車馬之道,有了衣服之器就會有衣服之道,因此,「盈天下者惟器而已矣。」
樊和平:第一,君子不器不能離開中國文化,特別是中國哲學的傳統和陳述方式。君子不限於器,是指君子要超越之器,達到一種道。在孔子生活的軸心時代,人類最大的覺悟就是要認識有限性達到無限。
第二,心可以直通天,可以達到道——不器,兩者息息相關。莊子曾用庖丁解牛解釋其與心學、君子不器的聯繫。緣督以為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生、可以盡年,中虛之道。中國民族特別推崇的庖丁解牛就是中虛之道,是一種自由的理念,順乎天理即自然之理就是道。朱熹說「心統性情」,把莊子的道家、孟子的儒家結合在一起,只要擴充心就可以充實宇宙,達到天理。心就是突破局限,從而達到道的根本之路,可以詮釋君子不器。因為有心學,所以君子「器」就是不器,可以達到道。
呂力:首先,企業最重要的是為社會創造價值,創造既是在「器」和技術層面的突破,也是在「道」層面的飛躍。第二,儒商和耶商的比較。儒商很重要的優勢在於社會責任感強,我們不僅把創造作為一種獲得自己財富(企業財富)的工具,也看成是一種責任,從這個角度理解儒商具有當代意義。第三,探討良知與儒家精神,但器層面確實很重要,值得宣傳。中國企業的工匠精神必定存在,但缺乏傳播。如何在器的層面竭盡心力完成創造,同樣感染人、吸引人。因此,中國傳統文化的傳播,不僅要在「道」的層面,也要在「器」的層面,在細節層面將道層面的理念落實於器中,那麼中國文化向全球的傳播會更加生動,儒商的理念會更加發揚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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