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學界紅衛兵運動研究述評

來源：董國強

　　一　

　　大陸關於紅衛兵運動的研究和著述始於80年代。到90年為止，出現了一些比較有影響的論著，其中包括：朱世雄〈從紅衛兵運動的歷史悲劇看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青運史研究》1985年第2期）、李亞平〈紅衛兵運動產生的原因和特點〉（《中學歷史教學參考》1988年第5期）、陸建華〈紅衛兵：一個社會結構分析〉（《當代青年研究》1988年第1、2期）、雲石〈紅衛兵運動述評〉（《中國青運》1989年1至4期）、常家樹〈紅衛兵運動的反思〉（《當代青年思潮》1989年第1期）、劉青峰〈民族主義和超意識的復甦──略論紅衛兵的精神素質〉（《當代青年研究》1989年第1期）、何為《紅衛兵運動的源流》（《當代青年研究》1989年第3期）、羅世榮〈對「紅禍」的追思〉（《青年潮》1989年第4期）、劉永〈五四運動、紅衛兵運動之比較〉（《青年潮》1989年第6期）、宮力〈紅衛兵運動興起的原因〉（《黨史研究資料》1989年第7、8期）、凌巍〈文化大革命與第三代人〉（《當代青年研究》1989年第2期）等。這些帶有拓荒性質的論著，分別對紅衛兵運動的興起原因、發展階段、性質特點、社會影響、歷史教訓等方面進行了探討，提出了以下一些看法：

　　第一、認為導致紅衛兵運動興起的主要原因是：長期以來精神殘缺的社會教育和學校教育、毛澤東的個人超凡魅力、青少年的青春期躁動心理、小農經濟基礎殘餘以及建築在此基礎之上的封建文化和傳統社會意識殘餘（如「忠君觀念」和「個人崇拜」心理等）的消極影響，等等。

　　第二、一般認為紅衛兵運動可以劃分為四個階段：1966年5－7月是紅衛兵組織的產生階段；1966年8－12月是紅衛兵運動的興起階段；1966年12月－1968年8月捲入全國性的「打倒一切、全面內戰」；1968年9月－1970年8月是紅衛兵運動的終結階段。

　　第三、一般認為紅衛兵運動是「文革」前期在毛澤東的錯誤領導和直接號召下發生的、被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利用和操縱的一場青少年的政治風暴。它不僅給國家、人民造成嚴重災難，同時也嚴重損害了一代青少年自身的成長。有些論著還對紅衛兵運動的特點做出了以下比較具體的分析與歸納：1、組織路線上的「血統論」；2、行為上的破壞性；3、思想上的盲目性；4、組織上的分散性；5、心理上的崇拜性；6、價值判斷上的否定性；7、目標上的幻想性；8、行為上的野蠻性等。

　　第四、一般認為紅衛兵運動留給後人的歷史教訓，是如何堅持與改善黨的領導，建立健全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加強對青少年的理想信念教育，培養他們的遵紀守法觀念，反對無政府主義傾向和「文革」時期「大民主」的錯誤做法。1　

　　筆者認為，上述這些認知的形成都有一定的事實依據，部分地反映出紅衛兵運動的歷史風貌，為此後的相關研究奠定了基礎。不過就整體而言，這個時期相關論著的歷史局限性是顯而易見的。這突出地表現在：絕大多數著述都側重於抽象的理論論述和定性分析，而疏於相關史料的發掘運用，因而觀點和結論顯得比較籠統空泛。其次，有些論著雖然有一些簡單的論證，但是這種論證要麼完全基於論述者個人的狹隘經驗和主觀感受，對歷史現象的把握缺乏客觀的整體性關照，要麼完全基於對當時報刊資料和領導人講話的字面解讀，忽略了這些文獻產生的具體語境和現實指涉，因而對「紅衛兵」概念缺乏必要的分析，對不同時期紅衛兵群體社會構成的複雜性和紅衛兵運動性質的發展變化軌跡認識不足，在解釋紅衛兵運動的成因和派性鬥爭問題時帶有簡單化和以偏概全的傾向。

　　上述基本格局的形成，與當時特定的社會歷史環境、論著者的學術訓練和理論素養、以及資料方面的種種限制等因素有關。資料方面的限制因素毋庸贅言。所謂特定社會歷史環境的影響，主要是指當時的許多著述者親身經歷了「文革」時期的社會動亂，對「文革」的慘痛教訓記憶猶新，對來之不易的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倍加珍惜，因而自覺或不自覺地帶有徹底否定「文革」的主觀訴求。這不免使他們的相關論著帶有某種主觀先行和簡單化、絕對化的傾向。所謂論述者的學術訓練和理論素養方面的局限，一方面是指在經歷了數十年與外部世界的學術交流阻斷之後，整個大陸學術界對現代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基本理念和一般規範已經相當生疏。在這種氛圍下成長起來的一代中青年學者，儘管主觀上不乏銳意進取的積極訴求，但是他們的問題意識、話語體系和論證方法依然不可避免地帶有某種本土的和時代的局限。許多著述者對「學術研究」概念的真實內涵不甚明了，他們根本沒有意識到從事學術研究和著述的一個最基本前提，是要在對現有研究成果進行梳理和反思的基礎上形成自己的「問題意識」，提煉出一些具有思想針對性和學術成長性的研究主題，從而在現有基礎上對相關研究加以拓展和延伸，加深人們對相關問題的理解和認知。他們較少關注國內外學界在相關領域的最新研究進展，忽略了學術發展與學術傳承的內在關係，而是熱衷於自說自話，閉門造車，平地起高樓，從而使他們的相關論述帶有一種重複勞動的性質，觀點與結論的簡單雷同比比皆是。另一方面，有些論述者雖然對上述問題有所意識，積極嘗試借鑒一些國外流行的觀點、理論與方法，從心理學、社會學、語言學、政治學、控制論、系統論、現代性、民族主義等視角來闡釋紅衛兵運動，希望形成對現有研究成果的超越，但是這種創新嘗試常常因為缺乏紮實的實證研究基礎而流於空泛，雖然對於拓展研究視野、增加思考維度具有一定的啟迪作用，但是其具體觀點和結論能否成立還有待進一步商榷。

　　徐友漁曾經在一次訪談中指出：「中國人的思想往往來自於文學藝術、人生頓悟，而不是科學和理性，所以往往是神秘主義、野狐禪一類的東西氾濫。……中國人應該學習和養成縝密地思維、準確地表達的習慣，清除那種海闊天空，以氣勢和文采而不是以把握問題實質取勝的習慣。」2他的這個看法與筆者對90年代以前紅衛兵運動研究的整體評價庶幾相近。

　　綜上所述，由於主客觀條件的限制，90年以前的相關論著除了對紅衛兵運動的階段劃分和整體定性可資借鑒以外，其他方面乏善可陳。史料積累方面的貢獻也不夠突出。

　　二　

　　進入1990年代以後，大陸學界的相關研究取得了突破性進展，湧現出一大批傑出研究成果，其中比較重要的論文包括：高鑒國、李芹〈文革時期的社會心理〉（《青年思想家》1991年第2期）、趙傑〈論紅衛兵文化〉（《青年研究1991年第7期）、方奕〈紅衛兵運動的研究綜述〉（《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學報》1992年第4期）、江沛〈十年來國內紅衛兵運動研究綜述〉（《青年思想家》1993年第1期）、卜偉華〈紅衛兵運動與「文革」前的學校教育〉（《中國青年研究》1994年第1期）、史會來、劉曉〈血統論在「文革」中的興衰〉（《龍江黨史》1994年第3期）、史曉平、史曉久〈論紅衛兵〉（《南京社會科學》1994年第8期）、江沛〈紅衛兵心態探微〉（《青年思想家》1995年第4期）、印紅標〈紅衛兵運動的主要流派〉（《人大複印資料？中國現代史》1997年第8期）、唐少傑〈從清華大學兩派看「文化大革命」中群眾組織的對立和分歧〉（《中共黨史研究》1998年第2期）、唐少傑〈「文化大革命」初期群眾組織取向的個案分析〉（《中共黨史研究》2000年第1期）、卜偉華〈「文化大革命」中北京「天派」、「地派」的一些特點〉（《中共黨史研究》2000年第3期）等。比較重要的專著和文集包括：於輝《紅衛兵秘錄》（團結出版社1993）、江沛《紅衛兵狂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丁曉禾《狂飆：紅衛兵童話》（中共黨史出版社1998）、徐友漁《1966：我們那一代的回憶》（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8）、徐友漁《直面歷史》（中國文聯出版公司2000）等。此外，不少大陸學者還在境外發表了一些有較大影響的論文和專著：如徐友漁、印紅標、唐少傑等人在香港中文大學《二十一世紀》上發表的相關論文，以及米鶴都《紅衛兵這一代》（香港三聯書店1993）、徐友漁《形形色色的造反──紅衛兵精神素質的形成及演變》（中文大學出版社1999）、唐少傑《清華大學「百日大武鬥」》（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3）等。這些論著也應該納入我們考察的視野。

　　與前一個階段相比，90年代以後的相關研究著述表現出以下幾個顯著特點：第一是密切關注國內外學界的發展動向，積極引進和吸納一些具有普遍指導意義的新觀念、新視角和新方法，在指導思想上進一步明確了個人與社會、主觀與客觀、學術與政治的應然關係；第二是自覺擺脫了以往那種帶有空頭理論和空洞說教色彩的思維習慣和著述方式，注重不同類型、不同性質史料的發掘、整理和運用，其中需要特彆強調的是口述史料的採集和應用；第三是注重對相關概念內涵的細緻分析和概念運用的規範性說明，通過對不同時期、不同地域、不同文化層次的紅衛兵群體的深入考察，揭示了紅衛兵成員社會構成的複雜性和紅衛兵運動的曲折發展歷程，深化了人們對「紅衛兵」和「紅衛兵運動」概念的認知；第四是在解釋紅衛兵運動的成因問題時，自覺地堅持唯物史觀和實事求是精神，不但注意到文化傳統和封建社會意識殘餘的消極影響，而且還試圖揭示這些消極因素是如何通過現實的、不完善的社會政治經濟體制而發生影響的；第五是在深入紮實的實證研究基礎上，與西方學界展開了有效的對話，對一些十分流行的模糊認識和錯誤觀點做出了令人信服的澄清和匡正。

　　上述這些成就的取得，是社會史研究視角和實證研究方法應用的結果。而這種帶有鮮明時代氣息的研究特色之形成，又與中外學術交往的不斷擴大、相關領域學術規範的逐步形成和新一代學院派研究人士的異軍突起有關。

　　社會史研究作為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一個學術流派，誕生於十九世紀末期的法國。到50－60年代，社會史研究已經成為西方學界的一種時尚潮流，其理論與方法得到十分廣泛的運用。最早將社會史視角引入「文革」研究的西方學者是美國學者陳佩華、李鴻永、駱思典和安德佳等人。90年前後，他們的著述開始在中國大陸出版發行，對於國內學界紅衛兵運動研究乃至於整個「文革」史研究的走向變化產生了十分重要的影響。社會史研究的一個顯著特點，是在考察歷史問題時，自覺地將關注的焦點由少數精英人物轉向一般社會大眾，不是通過高層人際關係糾葛，而是通過社會制度的結構性缺陷所導致的社會矛盾與衝突，來解釋一些重大歷史事件的成因，其核心內容被概括歸納為「社會衝突理論」。

　　這種新興學術思潮對年輕一代中國學者的巨大影響及其對傳統認知的顛覆作用，可以從印紅標、唐少傑、徐友漁等人的相關論述中清楚地反映出來。印紅標在1989年發表文章，呼籲加強對紅衛兵運動的研究，開闢「文革」研究的新領域。他的這個想法顯然受到陳佩華等人研究的啟迪。3唐少傑在評論金春明1996年出版的新著《「文化大革命」史稿》一書時，對該書內容的結構性缺陷提出尖銳批評，指出《史稿》對1967年初春到1968年的眾多重大事件輟筆而過，對在此期間的許多群眾運動、群眾組織、群眾派性鬥爭和全國性的諸多群眾思潮忽略不計，是極不妥當的。他認為：「文革」的全部問題都離不開群眾問題。人民群眾不僅使「文革」在規模、範圍、意義和影響等方面成為二十世紀數一數二的群眾運動，而且他們本身就是「文革」歷史的主體。人民群眾對「文革」歷史的創造和推動包含了他們在「文革」中的自身演變、自身反省和自身批判。「文革」時期的群眾思潮和派性鬥爭表明，群眾問題從根本上使「文革」具有了不以任何個人意志為轉移的利益驅動和利益分化的色彩，並且給「文革」的命運注入了難以逆轉的因素。如果無視群眾問題在「文革」中的角色和功能，「文革」作為一場億萬人民群眾參加的活動或置身於其中的歷史就無從談起。4徐友漁也是較早關注陳佩華等人的國內學者之一，他的專著《形形色色的造反──紅衛兵精神素質的形成及演變》中包含許多關於「社會衝突理論」的討論。他指出：研究「文革」固然需要分析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動機和意圖，分析中共最高層的權力格局，……但一個無可爭議的事實是「文革」遠遠超出了宮廷鬥爭的範圍。人們一提到「文革」，首先想到的是一場把近十億人捲入其中的群眾運動。因而「文革」研究最重要的內容之一就是廣大群眾的參與。我們需要回答的問題是：他們當時為甚麼會有那麼離奇、狂熱的舉動和心理，這是一個超級魔術師催眠的結果，還是有其社會、歷史、文化等方面的原因？驅使他們處於癲狂狀態，斗得你死我活的力量，究竟是意識形態，還是個人的切身利益？5以上論述表明，在新一代學院派研究人士的思想意識中，關於群眾運動的研究已經不是「文革」研究的側翼或點綴，而是主攻方向之一。

　　三

　　具體說來，1990年代以後紅衛兵運動研究的深化與拓展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關於「紅衛兵」概念的認知和詮釋。

　　在以前的許多相關論述中，「紅衛兵」似乎始終是一個整體性的籠統概念6。90年以後，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這種狀況發生了顯著的變化。較早公開提出應該對「紅衛兵」概念做出細緻分析的大陸學者是印紅標。他在1992年發表的〈紅衛兵運動的兩大潮流〉一文中指出：紅衛兵有許多整體特徵，但是聚集在紅衛兵大旗之下的，並非始終如一的統一整體，而是具有不同思想和行為傾向、互相矛盾和衝突的派別。他還根據自己的觀察和理解，首次按照家庭出身的不同，將「紅衛兵」概念細分為「老紅衛兵」、「保守派」、「造反派」、「極左派」等不同群體，並對其中具有鮮明政治個性和突出思想特徵、先後在紅衛兵運動中起主導作用的「老紅衛兵」和「造反派紅衛兵」進行了初步的梳理分析。7在1997年發表的〈紅衛兵運動的主要流派〉一文中，他再次複述了這個觀點。8

　　儘管其他研究者對於印紅標所提出的概念劃分依據以及這些概念劃分在時間上和地域上的適用範圍存在著一些不同看法9，但是印紅標提出的「細分化」原則卻得到學界的廣泛認同。此後的許多重要論著都自覺地遵循著這個原則。這對於更全面、更合理地解釋紅衛兵的造反動機和紅衛兵運動中的派性鬥爭，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到目前為止，關於「紅衛兵」概念細分化問題上爭議較少的，是造反運動初期的情況。一般認為：「紅衛兵」最初是由北京地區若干重點中學中的革乾子弟和其他「紅五類」子弟發起的學生組織，其中起主導作用的是少數高幹子弟。他們以天然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自居，奉行以「血統論」為核心的組織原則，試圖通過對紅衛兵參加者的種種資格限制，保持其隊伍的純潔性和政治上的特權地位。在這種情況下，當時紅衛兵的數量約佔學生總數的四分之一。為了與後起的紅衛兵組織相區別，這些人被稱為「老紅衛兵」。1968年8月初毛澤東致清華附中紅衛兵的公開信發表以後，「老紅衛兵」人為設置的種種限制不復存在，更多其他社會階層的子弟也紛紛建立起自己的紅衛兵組織，「紅衛兵」概念的社會構成因而發生了顯著的變化，紅衛兵組織也由少數中學向其他各級各類學校蔓延，大學生逐漸成為紅衛兵運動的主導力量。新、老紅衛兵在8－10月針對知識份子群體和基層領導幹部的鬥爭中具有大體相似的言行，但是隨著「文革」鬥爭矛頭指向黨內高層，「老紅衛兵」中的骨幹成員逐漸趨向保守，最終演變成與「中央文革」公開對抗的「聯動」組織，遭到最高當局的鎮壓。而其他階層出身的紅衛兵則繼續回應毛澤東的號召，積極實施了對各級「走資派」的造反與奪權，成為名副其實的「造反派」。

　　在外省絕大多數地方，所謂「保守派」和「造反派」紅衛兵組織是在8月前後同時產生的，因而沒有「新」、「老」之分，不過基於家庭出身和社會地位差異的派性分野，比北京地區更加明顯。

　　第二，關於紅衛兵造反動機的認知和詮釋。

　　如前所述，90年以前關於紅衛兵造反運動起因的相關論述，一般都從畸形殘缺的學校教育、以「階級鬥爭為綱」的錯誤意識形態灌輸、毛澤東的個人魅力、封建意識和傳統觀念殘餘的消極影響、青少年的青春期躁動心理等角度立論，因而大致可以歸結為基於「社會心理」和「文化傳統」的解釋。這些解釋固然能夠說明一些問題，但是如果我們忽略了社會心理和文化傳統對不同社會群體影響的差異，忽略了某些消極的社會心理和文化傳統是如何在各種現實條件作用下逐步強化的，我們的相關論說就有可能陷入主觀唯心主義的泥潭。唯物史觀的根本要義之一是「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　

　　90年以後的一個重大進展，是在實證研究基礎上對紅衛兵的造反動機作出了更多的社會學和政治學解釋。許多論者都已經明確意識到：「文革」在本質上是一個政治問題而非文化問題。導致眾多普通民眾積極投身「文革」的根本原因是社會矛盾與利益衝突的客觀存在。高鑒國等人在1991年撰文指出：人們之所以接受毛澤東的「文革」理念，積極投身這場運動，與「文革」前十七年社會制度的不完善有關，與人們對於特權等級、官僚主義現象的痛恨以及對政治壓抑的反感有關。10印紅標在1997年發表〈「文化大革命」中的社會性矛盾〉一文，對上述觀點表示認同。他指出：「文革」期間群眾參與的政治激情，固然有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有隨大流心理或者擔心落後被整的恐懼，但是不容迴避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當權的領導層與不當權的群眾之間存在矛盾。在具有高度集中的政治經濟體制的社會中，領導幹部與群眾的矛盾植根於現實的、普遍存在的社會性矛盾。在缺乏有效協調機制的情況下，一遇機會，群眾平時鬱積的對領導幹部的不滿就會以激烈的形式表現出來。11

　　此外，許多論者還在「紅衛兵」概念細分化的基礎上，從家庭出身、社會關係、「文革」早期遭遇等幾個方面，對「老紅衛兵」和「造反派紅衛兵」的造反動機的異同進行了深入細緻的分析，揭示出不同群體對「造反」概念含義和「造反」物件的不同理解，凸現了紅衛兵造反動機的多樣性和複雜性。印紅標的下列看法是所有相關論著中最為簡潔明快的：

　　老紅衛兵和造反派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鬥爭大方向」不盡相同。老紅衛兵最主要的活動是批判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破四舊」，……一般地說，老紅衛兵的主要鬥爭對象在共產黨外、非「當權派」。對於黨內，只是打擊少數，打擊那些被認為包庇了「牛鬼蛇神」，成為資產階級代理人的人。老紅衛兵相信黨政軍領導體系中的大部分幹部是好的，是應當保衛的，他們始終警惕著右派假借造反之名衝擊政權的主體，他們的口號是：「只許左派造反，不許右派翻天！」

　　造反派紅衛兵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主要鬥爭對象則是所謂「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頑固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實際上是普遍衝擊共產黨、政府甚至部分軍隊的領導機關和領導人。他們對大部分幹部的優劣持懷疑、審視態度，他們認為走資派本身即是新生資產階級，而不僅僅是黨外資產階級的代理人，是文革運動打擊的重點。造反派的運動造成了建國以來對黨政軍領導體系和領導幹部空前的巨大衝擊。……造反派也打擊其他「牛鬼蛇神」以及與對立派群眾組織進行派性鬥爭，但是這些都是第二位、第三位的。

　　老紅衛兵對資本主義復辟的理解，建立在與舊中國統治階級進行鬥爭的基礎上。他們對地主還鄉團、國民黨捲土重來，保持高度警惕，在他們看來，復辟就是回到1949年以前的社會。他們相信，「反動學術權威」正在像1956年匈牙利裴多菲俱樂部的知識份子那樣，為顛覆共產黨的政權製造輿論。……他們在「破四舊」活動中抄「牛鬼蛇神」的家，是相信階級敵人收藏著「變天帳」──土改前的地契、舊政府的委任狀等等。

　　造反派對資本主義復辟的理解建立在與「新生的資產階級」進行鬥爭的基礎之上，他們更傾向認為社會主義國家和平演變為資本主義的典型是蘇聯，是共產黨和國家的領導人蛻化變質，由為人民服務的公僕變為壓迫人民的官僚特權階層。……他們相信，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依靠群眾運用「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四大民主」的手段，揭露和批判走資派，進行文化大革命運動，可以凈化當權派隊伍，是保證社會主義紅色江山不改變顏色的主要方法。12　

　　第三，關於紅衛兵派性鬥爭問題的認知和詮釋。

　　派性鬥爭是紅衛兵運動過程中的一個突出現象，必然引起研究者的關注。以往的相關論述，除了對紅衛兵的派性鬥爭表現出一種深惡痛絕、義憤填膺的姿態以外，對於這種社會現象的解釋是十分簡單膚淺的──一般都歸咎於青少年的青春期躁動等主觀因素。90年以後的許多研究者則指出，紅衛兵內部的思想分歧和派性鬥爭與前文所述兩個問題具有緊密的內在關聯，同樣有著深刻的社會根源。

　　唐少傑在1995年10月發表的論文中指出：「文革」的群眾運動由群眾的武鬥來收場，對立的群眾組織以兩敗俱傷或兩敗俱亡為自己的歸宿，這些問題既有它們生長所需的政治專制的土壤，也有它們一時「氾濫」所需的文化獨斷以及從思想到言行絕對排斥異己的傳統背景，更有它們天然的趨向暴力的本性，但是，決定這些問題的根源依然是群眾中間不同的利益、要求和目的。13卜偉華在其對北京高校兩大對立派別的研究論文中也指出：兩派之間的矛盾，主要是派別利益的矛盾而非有關「文革」理論和實踐的任何原則分歧。派別利益包括一個組織、一派組織的名聲、名譽、地位、席位、對學校或一些單位的控制權，組織頭目在社會上各種組織和各級權力機關中所擔任的職務和影響等等。14印紅標還進而指出：紅衛兵各種流派的特質不僅具有政治原因，而且具有社會根源，因此通過思想灌輸是不容易改變的，即使是具有無上權威的毛澤東也很難用誘導、教育、命令的方式完全改變某一類紅衛兵的基本方向。15由此可見，社會矛盾和利益衝突是「文革」時期派性鬥爭得以發生並長期延續的主要根源。派性鬥爭是意識形態話語掩蓋下的實際利益爭奪。其他群眾組織如此，紅衛兵組織亦如此。　

　　其次，90年以後的研究者注意到在「文革」的不同階段，紅衛兵內部的思想分歧和派性鬥爭具有不同的性質和特點。一般而言，早期關於「血統論」的爭論具有積極的思想意義和社會影響，而全國性的奪權運動以後的派性鬥爭則顯示了「文革」錯誤理論和實踐對群眾運動的毒化作用，應該徹底否定。史會來、劉曉、徐友漁等人對造反運動初期圍繞「血統論」的論戰和鬥爭做出了比較細緻的分析說明。

　　史會來、劉曉結合「老紅衛兵」──「聯動」組織的言論和行為，指出「血統論」同歷史上作為封建統治階級維護其等級和利益的一種工具並無本質上的差別。「血統論」在「文革」期間沉渣泛起，除歷史上封建傳統的影響之外，主要還是因為它有著長期以來階級路線重視「有成分論「的基礎。建國以後，一貫重視以家庭成分、家庭出身來劃定階級隊伍，造成了世代以血統延續的階級陣線。這就導致社會生活各方面，諸如上學、就業、婚姻、參軍、入黨、提乾等問題上的不平等，形成了一部分人的優越感和另一部分人處於受歧視和被壓抑的地位。因而對「血統論」的批判帶有要求社會平等和正義的積極理想訴求，應該給予充分肯定。他們還指出：「老紅衛兵」敢於公開反對將鬥爭鋒芒指向黨的領導幹部，並非他們從根本上覺悟到「文革」的錯誤，而是他們在長期的左的環境薰陶下形成的政治優越感的本能反應。16徐友漁在其關於「文革」時期異端思潮的論文和其他論著中，也提出了類似的看法和分析。17

　　再次，90年以後的許多論者都注意到「文革」指導思想的內在衝突和最高當局個人意志的反覆無常與紅衛兵派性鬥爭之間的關係。唐少傑曾經就清華大學的兩派鬥爭指出：兩派關於文革屬性、目的的論戰不但源於各自的現實利益，而且一開始就來自毛澤東關於「文革」的主張與部署的矛盾及缺陷。18從卜偉華關於北京地區「天派」、「地派」群眾組織形成過程的細緻論述中，我們不難發現，以北師大和地質學院造反派為核心的「地派」對以北大、清華和北航造反派為核心的「天派」的分裂與對抗活動，與最高當局的默許和鼓勵是分不開的，甚至可以說在某種程度上是最高當局刻意誘導的結果，其目的顯然在於分而治之，防止群眾組織和群眾運動形成尾大不調的局面，危及最高當局的權威。

　　第四，對西方學界某些模糊認識和錯誤觀點的澄清和糾正。

　　通過以上論述，我們似乎不難得出以下映象：即90年代以來關於紅衛兵運動研究的重大進展，與大陸學界對西方學術觀點和理論方法的接納與應用緊密相關。因此，筆者在這裡需要特彆強調的是：新一代學院派研究人士儘管在強調群眾運動對於「文革」的重要性方面不遺餘力，但是這並不意味著他們完全認同「社會衝突理論」或「兩個文革」的觀點。或者說，在「社會衝突理論」的有效性問題上，他們並不像某些西方學者那樣盲目樂觀；在「兩個文革」的相互關係問題上，他們並不像某些西方學者那樣簡單偏執。

　　高鑒國等人較早公開指出：回顧「文革」前後的歷史，會發現幾乎每次政治運動來臨的時候也都是普通群眾的平等意識和參政意識以某種歪曲的或被限定的形式驟然高漲的時候。「文革」並非真正意義上的自下而上的群眾運動，它經歷了有目的、有步驟的組織發動，每一次具體行動、具體運動的擴大、展開都是在得到充分肯定、引導和命令下才得以實現的。19　

　　印紅標曾經仿照西方學者的觀點，將「文革」時期的矛盾分解為「政治矛盾」和「社會矛盾」，指出政治矛盾和社會矛盾是不同類型的矛盾，具有各自的表現形式和發展規律。但是他隨後又指出：儘管社會矛盾給「文革」打下了不容忽視的深刻烙印，但是政治性矛盾──執政黨內的鬥爭，對運動的整個過程，從起源、發展到結束，起主要的、決定性的作用。「文革」的領導者一方面給予群眾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大串連、集會遊行、成立群眾組織、出版刊物等「大民主」權利，另一方面，對運用這些權利的範圍、時間以及政治方向予以限制和引導；對於群眾中越軌的言行予以批判、制止，甚至取締、鎮壓。20

　　徐友漁則從另一個不同角度闡述了「文革」期間群眾組織與現行體制的微妙關係。他指出：將家庭出身作為劃分群眾組織派別的唯一標準，並由此得出「造反派」帶有顯著的反體制傾向的結論，是缺乏事實依據的。較多的出身不那麼好的人參加造反派，並不是因為他們對中共政權抱有敵意，而是「文革」事件和進程的結果。早期的紅衛兵組織被奉行「血統論」的革乾子弟所把持，使得大多數人被排斥於「革命隊伍」之外，想表現對各級黨組織的忠誠、當「保皇派」而不可得。而到毛澤東的公開信和《十六條》發表以後，到這些人可以參加紅衛兵組織時，「文革」走勢已經較為明朗，因而許多人選擇參加造反派是較為自然的。由此可見，造成非「紅五類」多在造反派中的原因，是類似於阿Q的「不準革命」的遭遇，而不是他們對共產黨懷恨在心。

　　他還指出：與保守派相比，造反派確實不滿現狀，不滿很多當權者，甚至不滿現存體制。但要注意，不能把這種不滿形容為「反共情緒」。因為在群眾的心目中，是毛澤東象徵「中共政權」，而不是欺壓他們的支部書記、積極分子代表。

　　他還指出：不可否認，「文革」後期或「文革」之後，群眾中滋生和瀰漫著程度不同的反體制情緒，更確切地說，是與「文革」前的意識形態隔膜了或決裂了。但有兩點必須表述清楚：一、並不僅是造反派才產生這種疏離，原保守派和一般群眾也有這種傾向；二、它產生於運動中看到太多的政治陰暗面，有上當受騙的感覺，但它是「文革」的結果，而不是造反派投身於「文革」的動因。21　

　　大陸學者以上關於「社會衝突理論」的修正和對「兩個文革」觀點的否定，都是建立在紮實的實證研究基礎之上的。這些認知有利於從整體上把握「文革」的本質屬性，明確「文革」的主要責任。雖然黨內鬥爭與群眾運動存在著某種互動關係，但是就「文革」的整體走向而言，是前者決定後者。關於這一點──正如許多論者所指出的那樣──只要看看紅衛兵運動是怎樣因最高當局的一封公開信而驟然興起，最後又是怎樣因最高當局的一次談話會而突然終結，就不難理解了。

　　四　

　　行文至此，我們似乎不難達成以下共識：大陸學界關於紅衛兵運動的研究在90年代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正確的學術研究理念和社會史的研究範式已經初步建立，各種資料的收集整理工作取得了一定的進展（其中需要特彆強調的一點是口述資料的採集和應用），多角度、多層面、多樣化的研究格局已經形成，「紅衛兵」和「紅衛兵運動」的歷史圖像越來越豐滿和清晰。從社會史視角切入的、以實證研究為基礎的許多觀點和結論，因為其創新性與嚴謹性，已經被主流話語部分接納。

　　目前存在的不足，是現有的實證研究在地域分布上和年齡層次上還過於單一。因此，如何加大對北京以外其他省市紅衛兵組織及其成員的研究力度，如何加大對大學生群體以外其他年齡層次紅衛兵組織及其成員的研究力度，是我們今後一段時間內努力的方向。

注釋：　　1　關於這一階段代表論著和主要觀點的具體引證，可參見韋祖松：〈「紅衛兵運動」研究述要〉，《中共黨史通訊》1992年第1期；方奕：〈紅衛兵運動的研究綜述〉，《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學報》1992年第4期；江沛：〈十年來國內紅衛兵運動研究綜述〉，《青年思想家》1993年第1期。　　2　徐友漁：〈還「文革」史以本來面目〉，《今日名流》1999年第3期。　　　3　參見印紅標：〈有待開發的「紅衛兵運動」研究〉，《中國青年研究》1989年第2期。　　　4　唐少傑：〈《「文化大革命「史稿」》芻議〉，《開放時代》1998年第11／12月號。　　　5　徐友漁：《形形色色的造反──紅衛兵精神素質的形成及演變》，第5頁，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9。　　　6　凌巍在1989年初發表的相關論著中，曾經按照紅衛兵運動參加者的不同心態，將他們劃分為理想型、反體制型、積怨型、隨大流型和渾水摸魚型等五大類（參見凌巍：〈文化大革命與第三代人〉，《當代青年研究》1989年第2期）。筆者認為，凌巍上述基於主觀心理因素的劃分帶有某種超驗的屬性，與本文所討論的基於客觀社會因素的分類存在很大差異。　　　7　印紅標：〈紅衛兵運動的兩大潮流〉，《二十一世紀》1992年10月號。需要補充說明的是，印紅標雖然列舉了四種類型，但是從他的論述中可以看出，「保守派」似乎是「老紅衛兵」的一個變種，而「極左派」則是「造反派」的一個分支。　　　8　印紅標：〈紅衛兵運動的主要流派〉，《人大報刊複印資料？中國現代史》1997年第8期。　　　9　徐友漁曾經指出：捲入運動的群眾形成對立的派別，是「文革」中最引人注目的現象。但是這種派性劃分，絕不是簡單地用所謂「造反派」和「保守派」一言以蔽之的。「文革」是一場運動，它經歷了數年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群眾組織是不斷分化組合的。奪權以後，特別是所謂「二月逆流」受到批判以後，原始意義上的「保守派」組織已經不復存在。原先「造反派」與「保守派」的對立被從造反派內部分裂出來的群眾組織的對立所取代，這兩派中往往是一派較為溫和，另一派更為激進。這種情況在全國呈現出較為明顯的規律性（參見徐友漁：〈再說文革中的造反派──與華林山商榷〉，《二十一世紀》1996年2月號）。唐少傑也指出：界定對立的群眾組織及劃分所謂「造反派」與「保守派」，是「文革」研究中一個頗為複雜而棘手的問題。因為在群眾組織中既有「造反派」與「保守派」的對立，也有兩派各自內部的分化，所以純粹的「造反派」與「保守派」之分是不成立的。常常出現的情況是，兩派對「文革」的一些理論、策略和行動等有所認同，但是一旦涉及到兩派各自的實際利益時，會涇渭分明地列出自己的陣勢（參見唐少傑：《從清華大學兩派看「文化大革命」中群眾組織的對立和分歧》，《中共黨史研究》1998年第2期）。　　　10　高鑒國、李芹：〈「文革」時期的社會心理〉，《青年思想家》1991年第2期。　　　11　印紅標：〈「文化大革命」中的社會性矛盾〉，《中共黨史研究》1997年第2期。　　　12　印紅標：〈紅衛兵運動的兩大潮流〉，《二十一世紀》1992年10月號。　　13　唐少傑：〈紅衛兵運動的喪鐘：清華大學百日大武鬥〉，《二十一世紀》1995年10月號。　　14　卜偉華：〈「文化大革命」中北京「天派」、「地派」的一些特點〉，《中共黨史研究》2000年第3期。　　15　印紅標：〈紅衛兵運動的主要流派〉，《人大複印資料？中國現代史》1997年第8期。　　16　史會來、劉曉：〈「血統論」在「文革」中的興衰〉，《龍江黨史》1994年第3期。　　17　徐友漁：〈異端思潮和紅衛兵的思想轉向〉，《二十一世紀》1996年10月號。　　18　唐少傑：〈從清華大學兩派看「文化大革命」中群眾組織的對立與分歧〉，《中共黨史研究》1998年第2期。　　19　高鑒國、李芹：〈「文革」時期的社會心理〉，《青年思想家》1991年第2期。　　20　印紅標：〈「文化大革命」中的社會性矛盾〉，《中共黨史研究》1997年第2期。　　21　徐友漁：〈再說文革中的造反派──與華林山商榷〉，《二十一世紀》1996年2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