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掌門人被捕背後的韓國政商死結

▲當地時間2017年2月20日，韓國首爾市，因涉嫌行賄被逮捕的三星電子副會長李在鎔在接受訊問後，走向開往看守所的警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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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權力和企業主動與腐敗脫離關係只不過是幻想，這也是過去幾十年韓國財閥問題屢發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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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2月17日，韓國三星電子副會長、三星集團實際掌權人李在鎔被韓國首爾中央地方法院以涉嫌行賄、挪用公款等多項罪名批准逮捕。被捕後，他多次接受負責調查總統朴槿惠「親信干政」案的特別檢察組問詢，眼下被指控涉嫌行賄、挪用公款、轉移資產、隱匿犯罪收入、作偽證5項罪名。

根據特檢組說法，李在鎔向「親信干政」案核心嫌疑人崔順實共計行賄430億韓元（約合2.5億元人民幣），以藉助後者的政治影響力，換取朴槿惠政府支持三星集團旗下企業三星物產與第一毛織公司合併。這一合併案被視為是李在鎔鞏固自己三星集團的繼承權和獲取經營權的重要一步。李在鎔方面一直否認上述指控。李在鎔被捕在韓國社會引起了巨大的震動。韓國最大企業三星掌門人被捕是公司創立79年來第一次。一些輿論認為，即使是最大企業，在法律面前也是平等的。還有一些人擔心此事會引起經濟危機，對李在鎔被捕持否定立場。但是大多數民眾的反應，是支持執法機關對李在鎔的拘捕和判決。

韓國人為何會對三星掌門人被捕持如此態度，可以從不正當的企業支配結構和政經勾結的歷史中找到答案。

李在鎔被捕的導火索保健福祉部長官以何種理由動員國民年金支援李在鎔繼承經營權？首先分析一下三星的組織結構。李在鎔的職位是三星副總裁，韓國最大企業三星電子中，李在鎔的股份只佔0.6%，現在他重病中的父親李健熙占的股份是3.5%。二人股份合在一起也還不到5%。儘管這樣，三星電子的所有投資、研發等事項，主要決定幾乎都由李氏家族做主。這樣畸形的結構得以維持，得益於其旗下公司的循環出資。三星物產和三星生命保險持15%的三星電子股份。三星愛寶樂園是三星物產和三星生命的最大股東。李在鎔是三星愛寶樂園的最大股東。簡單來說就是，決定三星集團組織結構的愛寶樂園股份的25.1%的持有者李在鎔，掌控韓國最大企業的經營權。那麼有一個問題，李在鎔副總裁在三星電子各個旗下公司的股份合計至少500億元，那麼他交了多少遺產繼承稅呢？答案是只有1000萬元。美國、英國、德國等發達國家通常遺產繼承稅率很高。韓國也一樣。繼承韓幣30億元（約1800萬元人民幣）以上，要交50%的稅。2007年新世界百貨商店最大股東鄭容鎮副總裁（李在鎔堂弟）和妹妹交了約20億元的繼承稅。但是比新世界大得多的三星的大股份繼承者李在鎔，怎麼會才交1000萬元的繼承稅？因為前邊提到的三星集團組織機構上最頂上的愛寶樂園是非上市公司。上市企業可以通過股價準確評估資產，但是非上市企業大部分沒有股票交易，沒有評價的標準。三星利用了這個漏洞，1996年無緣無故地以低價將愛寶樂園的可換公司債轉至李在鎔名下。就在在野黨和輿論對這種繼承方式進行批判時，又發生了意外事件。2014年李在鎔的父親李健熙突然摔倒，失去意識。李健熙身體恢復的可能性很低，李在鎔要繼承父親的股份。僅是繼承三星電子股份，就至少要納稅250億元以上。要籌備這筆錢，李在鎔需要賣掉所持三星電子等股份，那樣的話他所持股份會減少，繼承經營權就會有困難。韓國獨立檢查組通過調查找到李在鎔行賄的嫌疑，也是從這裡開始。2015年，三星旗下三星第一毛織和三星物產決定合併。三星物產的最大股東是國民年金，相當於中國的社保基金理事會，管理國民年金的政府機構是保健福祉部。當時合併最有爭議的一點就是合併股比，哪一邊股價評得高，就會對三星第一毛織和三星物產的股東損益有影響。國民年金的立場當然是要求對三星物產的估價更高些，但是實際情況相反，國民年金接受了對三星物產不利的合併比率。獨立檢查組懷疑當時保健福祉部長官對國民年金施壓，要求同意合併。那麼管理著韓國國民年金的保健福祉部為何做出這種不合理的決定？就是為了李在鎔繼承三星的經營權。兼并三星物產的第一毛織的最大股東是李在鎔，李在鎔的立場是儘可能低價併購三星物產方可得最大利益。更重要的事實是，三星物產持有三星集團中占絕對比重的三星電子4%的股份，通過壓低三星物產的資產價格，使李在鎔可以獲得成為三星電子大股東的股份，在這個過程中李在鎔沒有納一分錢稅。好比變魔術一樣，國民年金和三星物產合併後，其股價貶值損失約30億元。對此，李在鎔和三星的主張是，「總統託付的事沒辦法拒絕，才在財團花了錢」，即不是行賄，是迫於壓力的花銷的意思。但是法院方面不予採信，因為懷疑朴槿惠對保健福祉部長官下命令，動員國民年金幫助第一毛織兼并三星物產的理由充分。韓國社會的政經勾連這次燭光示威所表現的民心所向，是希望消除社會弊病的請命，也是希望韓國歷史最長、規模最大的企業三星通過改革，斷絕政經勾結的歷史。若要理解韓國人對三星的愛憎，要從三星在韓國的影響力和政經勾結的歷史談起。三星創始人李秉喆任三星總裁時期，就把「人才第一」作為公司的最高價值。韓國最優秀的人才進入三星電子、三星物產等三星旗下公司工作。這些人在韓國經濟發展的歷史中，有舉足輕重的貢獻。政府的行政部、司法部和國會也有相當多的人是「三星獎學金」獲得者，是公開或非公開接受過三星友好資助的精英階層。過去三星集團旗下研究所對青瓦台等政府機關提供政策諮詢。但是自負過了就是驕傲，三星逐漸成為權威主義的組織。堅持不允許工會成立的政策，用不正當方法圖謀繼承經營權，妨礙檢察官檢查，使公權力無力化，甚至犯了罪謀求赦免等，使市民團體對三星的批判越來越多。2017年1月以來，韓國民眾多次聚集在首爾光化門廣場等地，他們手持蠟燭，高喊口號，要求憲法法院加快審理對朴槿惠的彈劾案，同時要求逮捕在「親信干政」事件中涉嫌有權錢交易行為的大企業掌門人，尤其是三星電子副會長李在鎔。燭光示威體現韓國人對民主主義的自信心。1980年代靠大學生和市民的力量把韓國的軍事政權轉換為民主主義體制後，韓國的民主主義一直發展。但是與政治民主化相反，經濟民主化沒有得到充分發展。大企業和富人很容易賺到錢，中小企業和勞動者努力工作也難以生存的惡性循環一直持續。這都是大企業和權力政經勾結的結構造成的。這次燭光示威所表現的民心所向，並非單純是要處罰朴槿惠和崔順實，而是希望消除社會弊病的請命，也是希望韓國歷史最長、規模最大的企業三星通過改革，斷絕政經勾結的歷史，以此作為推進經濟民主化的契機。筆者曾經與李在鎔有過三次對話，並非正式採訪，只是在活動上交換名片提問幾個問題的形式。其中2007年初在美國拉斯維加斯舉辦的家電博覽會CES上那次印象最深。當時是他的父親經營三星電子，李在鎔的職位是常務董事。在三十多名韓國記者面前，他完全沒有財閥的架子，謙和地與在場記者交換名片打招呼。那是韓國最大財團老闆李健熙的兒子第一次在公開場合露面，當時他話語不多，給人的印象就是準備好的「謙遜的財閥第三代」。那之後沒過一年，李在鎔和他的父親李健熙經歷了一次大的危機。三星集團首席律師金勇哲披露三星涉嫌籌集秘密資金。當時也有獨立檢察組進行了幾個月的調查，但李氏家族成員未被拘留調查，結果只以少數高管對事件負責了結了案件。如果當時韓國政府和檢察機關對三星賄賂問題做進一步調查，就不會發生現在的事態了。檢察組調查結果表明，三星對朴槿惠和崔順實非法提供資金的決定性理由，是李在鎔為了繼承經營權。2007年時李健熙還健在，作為解決交稅繼承和旗下公司複雜的循環出資結構的方式，可以調整組織支配結構。但是在李健熙喪失意識暈倒後，這樣的過程執行的主體沒有了。在此時朴槿惠和崔順實提出「協助繼承經營權」，代價為提供資金支援的要求，李在鎔和三星陷入誘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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