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論》如何證明了唯物史觀

作為「政治經濟學批判」，《資本論》揭示了唯物史觀所「唯」之「物」不再是舊唯物主義抽象的「自在之物」，而是具體的商品、貨幣和資本等「可感覺而又超感覺」的物及其背後所掩蓋的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係。資本主義的社會關係絕不是天然的、普遍的、永恆的和非歷史的，它必然會隨著生產方式的變革而逐漸走向消亡。正是《資本論》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發現「剩餘價值」而揭開了資產階級壓迫和剝削無產階級的「歷史秘密」，真正把「唯物主義」和「歷史」結合了起來，既歷史性地解釋了資本主義的歷史命運，又歷史性地解釋了共產主義的歷史前途，從而實現了對「歷史之謎」的「政治經濟學解答」。

-----白剛

物 唯

《資本論》如何證明了唯物史觀

白剛| 文

明 論

本 資

證

自馬克思主義問世以來，一直爭論不休的就是馬克思創立的「唯物史觀」問題。對此，美國的悉尼·胡克曾明確指出：「在馬克思的全部理論中，最受人誤解的，要算是唯物主義的歷史觀了。」而作為馬克思主義的偉大繼承人，列寧也曾指出：《資本論》的問世表明，唯物史觀不再是一種假設，而是轉化為一種被科學證明了的原理；如果認真閱讀了《資本論》，還說找不到唯物主義，那將是十分「可笑的怪事」。那麼，到底該如何理解馬克思的唯物史觀？《資本論》與唯物史觀又是何關係？特別是《資本論》究竟如何「證明了」唯物史觀？這些正是本文嘗試回答的問題。

一、《資本論》何以是「唯物的」

唯物主義是和唯心主義相區別而言的。表面上看，唯物主義關心的是「物質」，唯心主義關心的是「精神」，二者是根本對立的，但實際上，這裡的「物質」和「精神」都是抽象的概念範疇，二者在思維方式卻是根本一致的，都是一種非此即彼的本體論思維方式。馬克思的唯物史觀作為一種「新唯物主義」，反對的就是這種「舊唯物主義」。所以，《資本論》作為唯物史觀的體現和證明，它所關注和研究的「物」，決不再是從前的舊唯物主義只是從客體的或直觀的形式去理解的與人的感性活動無關的「抽象物」，而是與人的現實生活實踐密切相關的「具體物」，也即鋪天蓋地、無處不在地遊盪於資本主義社會的商品、貨幣和資本。但在古典經濟學這裡，商品、貨幣和資本都是天然的「自在之物」，而《資本論》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卻是要把它們變成人為的「為我之物」：「當物按人的方式同人發生關係時，我才能在實踐上按人的方式同物發生關係。」所以，《資本論》絕不是就物而言物，而是要揭示使物成為「物」——商品、貨幣和資本——「可感覺而又超感覺的物」的背後所掩蓋的人與人之間的真實社會關係。這才是《資本論》作為「新唯物主義」之「新」所在。其實，馬克思的唯物史觀作為一種「新唯物主義」，並不是最早在《資本論》中提出和論證的。早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及其《導言》中，馬克思通過批判黑格爾國家與市民社會之間關係的顛倒問題，就初步提出了唯物史觀的問題；後來又在《神聖家族》中通過「對法國唯物主義的批判的戰鬥」而得到了進一步闡述；而真正第一次明確地提出和闡釋唯物史觀的，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論證「唯物主義的觀點和唯心主義的觀點的對立」。但正如恩格斯所言：這部著作「已寫好的部分是闡述唯物主義歷史觀的；這種闡述只是表明當時我們在經濟史方面的知識還多麼不夠。」在此意義上，正是由於「經濟史方面的知識」的欠缺，馬克思此時對唯物史觀的闡釋還是相對抽象而不具體、不深刻和不徹底。彌補這一缺陷的，正是馬克思後來為之犧牲了健康、家庭和幸福的作為「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巨著《資本論》。這也正實現了馬克思自己所主張的到政治經濟學中去解剖「市民社會」的夙願。為此羅素指出：馬克思的唯物主義是一種特殊的唯物主義，和18世紀的唯物主義毫無共同之處；當他談到「唯物主義歷史觀」時，他只是強調產生社會現象的「經濟原因」，而從不強調「哲學的唯物主義」。

由此可見，在《資本論》的「政治經濟學批判」視野里，唯物主義的「物」不再是17和18世紀啟蒙主義者對物理學或生理學的規定性上的「物質」，其本質內容必然是作為最廣義的社會範疇出現的「商品」——充滿了形而上學的微妙和神學的怪誕的「可感覺而又超感覺」的「物」：「商品形式在人們面前把人們本身勞動的社會性質，反映成這些物的天然的社會屬性」，而實際上，它們只不過是人們之間社會關係的外在反映。因此，資本主義的社會關係藉以偽裝成為物或者物與物之間聯繫的過程，這是導致人們不能認識我們生活於其中的社會真面目及產生「拜物教」的根本原因。如果馬克思的唯物主義還像從前的唯物主義一樣，只是作為一種抽象的世界觀的表白的話，那麼它就和唯心主義並無二致了。所以說，作為馬克思唯物史觀的真正對象和出發點的，絕不是所謂的「物質」這一抽象實體，而是作為社會關係體現和表徵的「商品」及其完成形態的「貨幣」和「資本」。對於這一問題，恩格斯早在為馬克思1859年出版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寫的評論中，就曾明確指出：歸根到底，經濟學研究的絕不是物與物之間的關係，而是人與人、特別是階級與階級之間的社會關係；由於這些關係是一種看不見的抽象存在，因此，它們必須藉助於物的載體表現出來。雖然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有時也會意識到這種聯繫，但在整體上他們並沒有克服這種外在表象及其束縛，而是陷入到拜物教的漩渦之中。這種聯繫對於整個經濟學的偉大意義，正是馬克思第一次揭示出來的，從而使這個最難的問題變得如此簡單明了，甚至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現在也能理解了。這才是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的本質意義和他實現的「政治經濟學革命」之所在。

關於唯物史觀的本義，恩格斯曾明確指出，唯物史觀始終強調，物質生產以及與其相適應的交換方式，是劃分階級和區分不同社會制度的根本基礎，因此，要真正揭示社會演變和政治變革的最終原因，就必須到生產和交換方式的變更以及特定時代的經濟活動中去尋找，而不應當到人們對永恆的正義和真理的日益增進的認識和頭腦以及有關時代的哲學中去尋找。在此意義上，《資本論》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就是唯物史觀的具體運用和體現，而《資本論》也就是凝縮和精華版的唯物史觀。通過《資本論》的「政治經濟學批判」而對資本主義經濟問題的分析，馬克思發現資本主義是社會關係「整體物化」的社會，物化不僅產生於頭腦中，更產生於真實的社會關係中。這是一個被普遍化的商品拜物教所控制和折磨的人與物顛倒的世界，在這個世界裡人們看到的只有「物」而沒有「人」。所以，只要資本主義的社會關係還存在著，物化和拜物教即使被揭穿，也不會被消滅；而只有消滅資本主義私有制這一物化和拜物教得以產生的溫床，才能徹底消滅物化和拜物教。

作為「政治經濟學批判」的《資本論》，力求用唯物史觀這一客觀、科學的方式在政治經濟學中分析和解剖資本主義。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中對資本主義的解剖，並不是出於革命熱情和對被蹂躪、被壓迫者的同情，簡單地對一種特殊形式的經濟組織發泄他的義憤；他也不是被個人恩怨、物質匱乏或精神創傷所驅使。馬克思力求發現資本主義的客觀運動規律——《資本論》的「最終目的就是揭示現代社會的經濟運動規律」，而要找到這一規律，就必須把握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這一「物質總體」。這才是《資本論》作為唯物史觀所「唯」之「物」的獨特的根本意義所在——「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更進一步說，作為唯物史觀的《資本論》所「唯」之「物」，就是馬克思自己在《資本論》第一版的序言中所強調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係和交換關係」。

二、《資本論》何以是「歷史的」

作為西方馬克思主義奠基人的盧卡奇認為，歷史唯物主義就是「從歷史的角度」科學地考察時代，不僅看到時代的外在現象，而且也看到那些比較深層的實際推動事件的「歷史的動力」。但資本主義的總體和推動力不能被資產階級科學粗糙的、抽象的、非歷史的和膚淺的範疇所考察和把握，因此，「歷史唯物主義首先是資產階級社會及其經濟結構的一種理論」。也就是說，歷史唯物主義就是從歷史的角度考察資產階級社會及其經濟結構，而這正是《資本論》的「政治經濟學批判」所做的工作，即《資本論》作為唯物史觀的「歷史性」之所在。在《資本論》這裡，生產方式既是馬克思建構歷史唯物主義的支架，也是揭開歷史之謎的鑰匙。馬克思認為，決定社會歷史前進的真正力量，既不是神，也不是自然，而是人類的生產方式。在《資本論》中，馬克思斷然地批判了以往的舊唯物主義，指責它們忽視了自己所提出的唯物主義觀點同歷史過程的關係：過去的自然唯物主義排除了客觀的歷史過程，每當它們從自然領域進入到社會領域之後，那種潛在的和抽象的意識形態就充分地暴露了出來。以此來看，一切舊唯物主義的「唯物」都缺乏歷史性視野，在它們那裡，「唯物主義」和「歷史」是彼此分離的，作為舊唯物主義的集大成者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而《資本論》正是由於使唯物主義和人類歷史有了新的關聯，所以才科學地闡釋和證明了唯物史觀。

事實上，早在《神聖家族》中，馬克思就指出和責難所謂的「批判的批判」——黑格爾左派無視物質生產而錯誤地解釋歷史：「批判的批判」以為，只要它把工業和自然科學以及人對自然界的實踐關係和理論關係排除在歷史運動之外，它就能——哪怕只是初步達到對歷史現實的認識；同時，它也以為不需要把某一歷史時期的生活本身的直接的生產方式認識清楚，它就能真正地認清這個歷史時期。在他們看來，歷史的誕生地是「天上的迷濛的雲興霧聚之處」，而不是地上的「粗糙的物質生產」。它們雖然反對黑格爾對歷史所做的思辨闡述，但在本質上，它們與黑格爾哲學又是一致的，都是物質生產與歷史的脫離，都是一種馬克思所批判的非批判的唯心主義和非批判的實證主義。

同樣，正是由於物質生產與歷史的這種脫離，古典經濟學家往往把商品、貨幣、資本、分工、工資等資產階級的社會關係的體現說成是永恆不變的範疇，而根本沒有、也無法向我們解釋這些社會關係得以產生、運動和發展的歷史過程。但在《資本論》的「政治經濟學批判」視野中，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作為創建唯物主義歷史觀的基石，絕不是永恆的、普遍的，而是歷史的、發展的。在馬克思看來，與手推磨相適應的是封建社會，而與蒸汽磨相適應的是工業資本家社會，所以人類社會必定會隨著生產方式的改變而改變。人類社會的生產方式大體可分為原始的、奴隸的、封建的和現代資產階級的這幾種「經濟的社會形態演進」，而資產階級的生產關係就是這一「經濟的社會形態演進」中的「最後一個對抗形式」。不過在馬克思看來，由於資本自身所固有的內在矛盾，它在大力發展生產力的同時，又將遇到自身不可克服的內在界限，從而推動自身走向瓦解和滅亡，屆時，人類社會將會進入到一個更高階段。也是基於此，在《資本論》的序言中，馬克思強調：經濟的社會形態的發展是一種自然史的過程。但在古典經濟學和庸俗經濟學這裡，它們卻認為只有兩種生產方式：一種是人為的、暫時的，如封建社會的生產方式；而另一種是自然的、永恆的，如資產階級社會的生產方式。於是，以前是有歷史的，現在再也沒有歷史了。在這裡，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們實際上是不自覺地在現實經濟領域中堅持和論證了黑格爾思辨哲學在概念領域關於「歷史終結論」的觀點。但在《資本論》這裡，馬克思卻深刻地揭示出「勞動產品的價值形式」絕不是從來就有的，而是社會發展到特定階段的產物，因此，建立在這種特殊形式上的資產階級生產方式也必然是一種特殊的、具體的、歷史的生產方式，如果將其指認為一種永恆的自然形式，必將抹殺價值形式、商品形式以及與其相適應的資本關係的特殊本質。以此來看，正是《資本論》的「政治經濟學批判」，才把資產階級生產方式的基本形式，表述為社會關係的一種特殊形式，這種形式只是在物質生產一定的歷史發展階段上出現，而絕不是人類社會普遍永恆存在的自然形式，它必將隨著生產力的發展而最終走向滅亡。如馬克思所言，這種關係本身是許多次經濟變革和一系列陳舊的社會生產形態滅亡的產物，它既不是一切歷史時期所共有的社會關係，也不是自然史上的關係，而是已往歷史發展的結果，因此，它也必將隨著歷史的發展而走向終結。所以說，正是《資本論》的「歷史」唯物主義才真正實現了對資本主義歷史的終結。也正是在此意義上，盧卡奇才一針見血地指出：「承認歷史唯物主義，對資產階級來說簡直就意味著是自殺。」

在《資本論》這裡，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歷史性和非自然性體現為自身的局限性和矛盾性：在生產力的發展中，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必定會遇到一種同財富生產本身無關卻相伴而行的限制，這種特有的限制證明了它在一定階段上同財富的進一步發展發生衝突，證明了它不是財富生產的絕對的生產方式，反而是它的局限性以及它的僅僅過渡的和歷史的性質。為此，馬克思才會指出「資產階級的生產關係是社會生產過程的最後一個對抗形式」，它必將為新的社會生產方式——共產主義所取代。因此，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科學分析，是《資本論》證明唯物史觀的柱石。正是《資本論》才能深入物與物背後的社會關係，探明作為社會歷史之根本體現的「社會經濟形態」——一定生產關係總和——這個概念及其發展是「自然歷史過程」，否定和推翻了那種把社會歷史看做「機械的個人結合體」，可按政府意志或者說按長官意志和社會意志發展的，甚至可以隨便改變和偶然產生的觀點，從而第一次把社會學（歷史唯物主義）放在科學的基礎之上。所以說，《資本論》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直率而鮮明地提醒資產階級及其辯護士們，資本主義本身就是歷史的產物，就像它過去產生一樣，將來終有一天會走向滅亡。它要表明資本主義為什麼和怎樣通過它自己的發展為聯合起來的生產者的社會創造了經濟的、物質的和社會的前提。《資本論》就是馬克思關於資本主義歷史命運和共產主義歷史前途的科學的歷史唯物主義理論。

三、《資本論》：歷史之謎的「政治經濟學解答」

《在馬克思墓前的講話》中，作為馬克思終生戰友的恩格斯曾蓋棺定論地指出，馬克思一生有「兩大發現」：唯物史觀和剩餘價值。而《資本論》正是這「兩大發現」的最完美結合和體現。一方面，在《資本論》中，「實際的經濟關係，是以一種完全新的方式，即用唯物主義方法進行考察的」，因此「馬克思的經濟學說，是把歷史唯物主義應用於價值、價格和利潤這些『神秘東西』的產物」；另一方面，正是通過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其相適應的生產關係和交換關係」的批判性分析，《資本論》才揭示出了「現代社會的經濟運動規律」，從而證明了唯物史觀的真理性和現實性。實際上，這是一個「雙向」的建構過程，唯物史觀的原則與方法成為馬克思《資本論》的經濟學革命話語的中軸，而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具體深入又使唯物史觀發生了巨大飛躍。在根本而重要的意義上，《資本論》運用唯物史觀對資本主義經濟運動規律的揭示和把握，並不是為了賺錢和發家致富，而是為了否定和批判古典哲學家和古典經濟學家共同堅持的「歷史終結論」，進而揭示和回答「歷史之謎」，為無產階級的覺醒和解放開闢可能性道路，從而為以每一個「個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為基本原則的、更高級的社會形式——共產主義建立現實基礎。所以說，正是《資本論》的「政治經濟學批判」所實現的唯物史觀的偉大「哥白尼式革命」，使經濟學研究由「物」轉向了「人」，才揭開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神秘面紗而回答了「歷史之謎」，證明了唯物史觀是科學的原理。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闡發的經濟學理論，直接繼承和受益於古典政治經濟學：「我的價值、貨幣和資本的理論就其要點來說是斯密－李嘉圖學說的必然發展。」但這一發展卻不是古典政治經濟學理論的直接延伸和變形，而是藉助唯物史觀對其進行的徹底的批判性超越。這一超越的根本標誌，就是在古典經濟學「勞動價值論」的基礎上對「剩餘價值」的揭示和發現。古典政治經濟學的主要功績之一，就是在勞動價值學說的基礎上，探討了利潤、地租等價值的分割，並把價值的起源問題從流通領域轉到生產領域。但是，古典政治經濟學家都沒有也無法提出「剩餘價值」這一完整的獨立範疇，他們都只是對剩餘價值的各種具體轉化形式，如利潤、利息、地租等進行了不同程度的研究，根本不能揭示剩餘價值的實質及來源，而這是一切資產階級經濟學家都犯的錯誤。正如馬克思批評的：李嘉圖從來沒有考慮剩餘價值的起源，在他看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天然合理的社會生產的「自然形式」，而剩餘價值就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自帶的、固有的東西；他只是在勞動生產率中尋找決定剩餘價值量的原因，而不是在其中尋找剩餘價值產生和存在的根本原因；不過對這個問題，李嘉圖學派也只是迴避，而沒有解決；因為他們實際上具有「正確的本能」，懂得過於深入地研究剩餘價值的起源是非常危險的「爆炸性問題」。但對於資產階級經濟學家迴避的這個非常危險的「爆炸性問題」，卻成了馬克思的《資本論》最為關注和竭力解決的核心問題——通過剩餘價值的發現揭露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特殊運動規律和資本自我增殖的全部秘密。為此，在《資本論》第一卷出版前夕（1867年8月24日）致恩格斯的信中，馬克思就曾強調自己的《資本論》一書「最好的地方」有兩點：一是提出了「勞動的二重性」，二是研究了作為一般形態的「剩餘價值」。而「勞動的二重性」被馬克思稱為「批判地理解問題的全部秘密」，《資本論》正是抓住了這一「秘密」，才發現和揭示了「剩餘價值」的秘密。在《資本論》第一卷出版後（1868年1月8日）致恩格斯的一封信中，馬克思又明確指出：與過去的一切經濟學一開始就把表現為利息、利潤、地租等固定形式的剩餘價值特殊部分當做已知的東西來加以研究相反，自己首先研究剩餘價值的一般形式。正是通過對剩餘價值的發現，馬克思揭示出了資產階級賺錢的秘密和工人階級被剝削、被奴役的原因，從而使無產階級第一次意識到自身的地位和需要，喚醒了無產階級爭取自身自由解放的革命鬥志。為此，恩格斯也曾強調剩餘價值的發現是馬克思《資本論》「劃時代的功績」——像資產階級經濟學家一樣，從前的社會主義者在經濟學的領域中也曾在深沉的黑暗中摸索，但剩餘價值問題的解決，使明亮的陽光照進了經濟學的各個領域。可以說，正是剩餘價值的發現，標誌著《資本論》真正實現了「政治經濟學」和「唯物史觀」的「雙重革命」。

在《資本論》中，馬克思通過對「勞動二重性」的揭示，發現和論證了剩餘價值產生的具體來源。但剩餘價值得以實現的真正機制，卻是以私有製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以，《資本論》的「政治經濟學批判」，並不是為了分割財產，重新分配剩餘價值，而是從根本上改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也即廢除資產階級財產權，徹底消滅私有制。「對我們說來，問題不在於改變私有制，而只在於消滅私有制，不在於掩蓋階級對立，而在於消滅階級，不在於改良現存社會，而在於建立新社會。」對此，恩格斯在《論住宅問題》時也明確指出：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還存在的前提下，企圖單獨解決任何同工人命運有關的社會問題，包括住宅問題都是愚蠢的，解決辦法只能是徹底消滅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最終由工人階級自己佔有全部勞動資料和生活資料。所謂由工人階級自己佔有「全部勞動資料和生活資料」，也就是實現財產權由資產階級向工人階級的變更——在聯合起來的個人共同佔有生產資料的基礎上進行「合作生產」，以此最終消滅私有制、取消剩餘價值。這種財產權的變更是一種新的生產方式的創建，而不僅是簡單的「移交」。因此，只有當物質生產過程的形態，即社會生活過程作為自由聯合的人之產物，處於人的有計劃、有意識的控制之下的時候，它才會揭掉偽裝和神化自己的神秘紗幕。但是，做到這一點卻需要一定的社會物質基礎或物質生存條件，而這些條件本身又是艱難的、漫長的發展史的自然產物。這一系列物質生存條件或一定的社會物質基礎，實際上就是資本主義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之間矛盾的不可調和：當勞動的社會化與生產資料的集中，發展到了同資本主義外殼不能相容的地步；當資本的壟斷成了在這種壟斷之下繁盛起來的生產方式的桎梏的時候；資本主義的外殼就要炸毀了，它的私有制的喪鐘就要響了，剝奪者就要被剝奪了。正是《資本論》敲響了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喪鐘。而在《資本論》這裡，喪鐘的敲響和「剝奪剝奪者」實際上就是在揚棄和超越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基礎上「重建個人所有制」：資本主義的私有制，是對個人的私有制的第一個否定；但資本主義生產又造成了對自身的否定；這種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否定的否定，是在對土地及生產資料的共同佔有和協作的基礎上，也即在資本主義時代的生產成就的基礎上「重建個人所有制」。正是通過這種在資本主義時代的生產成就基礎上「重建個人所有制」，作為「政治經濟學批判」的《資本論》才能在批判資本主義舊世界中發現新世界，徹底消滅私有制和剩餘價值，為作為新社會的共產主義創造條件，唯物史觀也才能得到科學的和現實的證明。所以，《資本論》通向的是自由之路，而絕不是奴役之路。

由此可見，《資本論》為理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提供了一個完全不同於古典哲學和古典經濟學的徹底的、批判的歷史唯物主義標準，它把隱藏在物與物背後的人與人之間的生產關係轉化為現實的社會結構，正是這一「社會結構」為唯物史觀的確立奠定了科學的基礎：無論何時，我們總是要在直接生產者同生產條件的所有者的直接關係當中，為任何當時的獨特的國家形式，為主權關係和依附關係的政治形式，從而也為整個社會結構，發現最隱蔽的秘密和隱藏著的基礎。因此，我們只有根據這一結構和基礎，才使人有可能以嚴格的科學態度去記載、分析和評價社會現象。在此基礎上，列寧強調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就是《資本論》確證和建構唯物史觀的「骨骼」：馬克思完全用生產關係來說明資本主義社會形態的構成和發展，並又對與這種生產關係相適應的上層建築進行隨時隨地地探究，從而使唯物史觀的「骨骼」有血有肉。所以說，正是《資本論》通過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本質和規律的揭示，才使唯物史觀的實質內容得以真正完成。而一切唯心主義者，特別是黑格爾的歷史哲學，雖然承認並揭示了歷史現象發展的規律性，但它們不把這些現象的發展和演進看做是客觀的自然歷史過程，而是看做「無人身的理性」的自我演變過程。這是因為它們不善於把人類歷史的形成和發展歸結於物質資料的生產關係，卻只限於從觀念層面指出人類歷史的思想和目的。而《資本論》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卻由於把社會關係歸結於生產關係，把生產關係歸結於生產力的水平，才在現實的社會物質生產的基礎上把社會形態的演進看做是一個自然歷史過程，進而揭示出了社會歷史的真實客觀本質。在此意義上，《資本論》作為唯物史觀的任務不是要「描述真理」，而是要引導一項不知疲倦地揭露經濟的真相、法律的真相、國家的真相和歷史的真相的工作。《資本論》實際上就是通過揭示「資本之謎」而對「歷史之謎」的「政治經濟學解答」。在此基礎上，作為「政治經濟學批判」的《資本論》把物質生產和「歷史」有機結合了起來，它既超越了唯心主義，也超越了舊唯物主義，因而是真正的新唯物主義。《資本論》才是唯物史觀的具體運用和真正完成。也惟此，我們才能理解列寧為什麼強調《資本論》科學地證明了唯物史觀。

文章來源：《華中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3期，第8-1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