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為什麼敢襲擊珍珠港，向「巨人」美利堅宣戰？
1941年，日本面臨一個是否與美國開戰的選擇，如果避免戰爭，他們就要退出軸心國同盟，從中國和法屬印度支那撤軍。他們將失去連年戰爭的成果，超過20萬人的死亡將毫無意義，日本的領導人看來，這種情況在將導致他們的國家淪為「三流」。
但是與美國一戰這個選擇似乎更不可取，因為在這樣一場不符合邏輯的戰爭中，日本要面臨一些看上去沒有辦法解決的問題——
首先，日本要面對美國絕對的實力。1941年開戰前，美國的工業產值是日本的22倍，煤炭產量是日本的7倍，石油產量是日本的721倍，鋼鐵產量是日本的18倍，國民生產總值是日本的13倍。在沒有進行戰爭動員的1941年，美國每年製造價值45億美元的武器裝備，而同期的日本，儘管處於戰爭狀態，這一數字也只有20億美元。隨著戰爭的爆發，這些數字還將被拉大數倍。另外，美國的人口是日本的2倍，這就意味著，一旦發生戰爭，美國的動員兵力也將大大超過日本。
其次，日本人面對的是自己最大的貿易夥伴，因為與中國進行著膠著的戰爭，資源匱乏的日本依賴美國為其提供戰略資源。1941年，日本70%以上的鋼鐵和石油從美國進口，一旦與美國開戰，這些資源將被切斷。
第三，日本當時在世界上的盟友只有同為軸心國成員的德國和義大利，它們並不希望改變美國的孤立主義狀態。雖然通過援助法案，美國給予軸心國的敵人以很大的幫助，但顯然，美國不直接參戰，對德國來說仍然是最好的情況。希特勒清醒地認識到這一點，在日本進軍南洋，向全世界宣戰之前，他一直希望日本能夠進軍西伯利亞，對蘇聯進行夾擊，而不是去和?美國進行一場不可能獲勝的戰爭。另外，雖然德意兩國是日本盟友，但相隔甚遠的地理位置決定了它們處於不同的戰場，一旦發生戰爭，很難互相呼應。
在1941年，美國的鋼鐵、飛機和機動車的總產量已經超過第二次世界大戰其他所有參戰國的總和。一個渺小的亞洲島國，?挑戰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究竟是什麼，讓日本敢於在1941年12月7日的清晨襲擊珍珠港，挑起與巨人之間的戰爭？
日本的精神太平洋戰爭的爆發不是某一個單一事件的後果，它是無數線索匯聚到一起的結局。對日本來說，任何時候，這個國家都不缺乏挑戰強者的勇氣，但是有些時候，它確實缺乏理智與智慧。從十九世紀中期的明治維新，到二十世紀初開啟對外擴張的腳步，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戰與美國在浩瀚的太平洋上交戰，日本的帝國主義和軍國主義道路自始貫徹，是政策路線、國族傳統和社會思想引導的必然結果。
帝國主義道路明治維新是日本在殖民主義的壓迫感下選擇的自強道路。佩里的黑船敲響了日本的門戶，其意義不亞於鴉片戰爭之於中國。1850年代，日本已經被迫進入了一個他們所不熟悉的國際網路之中。開放港口、固定關稅、最惠國待遇以及治外法權等等，殖民國家制定的遊戲規則，被應用于波斯、土耳其、暹羅、清朝直至日本，一種恥感在這個國家蔓延。
這種恥感是壓迫日本人奮發的動力，他們的初步目標是廢除外部強加給他們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而後要做到與殖民列強平起平坐，最終，他們還要在東北亞排除一切其他殖民者，樹立日本的區域霸權和殖民體系。
要做到這些並不容易，日本人從一開始就意識到了反抗並不是辦法，於是他們開始學習。1856年，來自佐賀的年輕武士江藤新平寫出了長篇備忘《圖海策》，並以此受到政府重用。江藤在這份備忘錄中寫道，同樣作為島國的英國，甚至在農業上不如日本，但是因為向外擴張而富強，如果日本也同樣發展航海與貿易，它將成為「真正的世界上最強的國家」。在這之後，日本改變了閉關鎖國的政策，開始對外開放，認真地學習起各國的發展經驗。
在1868年垮台之前，幕府已經向西方國家派出了7個使團，除外交任務外，有300多名代表調查了各國的制度與文化。這其中，就有後來提出「脫亞入歐」的福澤諭吉。
1860年和1862年，福澤諭吉兩次出使美國與歐洲，深感西方文明的發達和東方各國的落後，因此寫作了《西洋事情》等書，向日本人介紹西方的政治制度和價值觀。福澤諭吉認為日本應擯棄東方文化的傳統，吸取西方文明的精髓。他認為在文明的碰撞中，東方毫無勝算，日本最好的出路，在於與東亞鄰國斷絕交往，避免日本被西方視為與鄰國同樣的野蠻之地。進而，他提出，日本應該脫離亞洲，加入歐洲。
在幕府統治結束後，日本變得更加開放，與西方的交流也更加頻繁。
1871年，岩倉具視率領由政府高層組成的考察團，對美國和歐洲進行了細緻的考察。岩倉使節團原計劃對歐美進行七個月的訪問，但隨著考察內容的增加，他們的行程增加了超過一年的時間。使節團被分為幾個小組，分別研究西方的憲法和政治體制，收集有關貿易、工業、銀行業等信息。與這些官員同行的還有58名學生，他們被要求在國外進行長期留學。
岩倉使節團驚訝於西方的發達，但也為日本的發展提供了信念——西方的工業化成果不過是近幾十年才得來的，只要能夠有效地學習國外的產業、技術與知識，日本也應該能夠很快地追趕上來。
我們此刻在歐洲所見的財富和繁榮，在很大程度上始於1800年之後的時期。不到40年就創造了如此的成就，閱讀這段文字的人都應該反省日本可以從中吸取的經驗。
——岩倉使節團日誌
十九世紀是殖民主義的時代，世界上的先進國家都將殖民視作文明由高位向低位灌溉的必然途徑，是一種理所當然。日本的情況更加徹底，作為後發國家，能否成為帝國主義的一份子，決定了作為一個國家的日本和作為一個民族的共同體能否存在與生存下去。在日本人看來，問題十分簡單，這就是一道關於獨立與從屬的選擇題，他們顯然要選擇前者。因此，日本一方面如饑似渴地學習著西方的先進經驗，另一方面也在戰略層面謀劃著未來的出路和底線。
1890年，時任內閣總理大臣的山縣有朋上奏《外交政略論》，向明治天皇表明：
國家獨立自衛之途有二：一曰防守主權線，不容他人侵害；二曰保護利益線，不失形勝地位何謂主權線，國家之疆土是也；何謂利益線，同我主權線安全緊密相關之區域是也。
僅僅防守主權線已經不能夠維護國家之獨立，必須進而保護利益線，經常立足於形勝之地位。以此「利益線」理論為指導，控制朝鮮乃至中國東北地區成為了日本國家戰略的目標，為此，他們不惜與中國和俄國交戰。甲午戰爭與日俄戰爭的勝利給予日本人極大的信心，使他們堅信自明治維新開啟的日本帝國主義之路毫無疑問是正確的。
武士道精神日本是一個具有武士傳統的國家，從1192年幕府統治國家開始，武士即為「士、農、工、商「的四民之首，其後長達800餘年的歷史，就是武士階級統治國家的時代，而武士道精神則是社會倫理的基本。
明治維新後，武士階層雖然不復存在，但是武士道精神並沒有消失，軍人則從某種程度上繼承了武士的地位。1972年，明治政府頒布《全國募兵詔書》動員全體國民"以生命報效國家"。1882年頒布《軍人敕諭》，要求軍人恪守"忠節、禮儀、武勇、信義、樸素"等武士道要義。
1883年，在山縣有朋等人的領導下，日本陸軍成立陸軍大學校，招收服役兩年以上，28歲以下的步兵和騎兵少尉，以及服役一年以上，30歲以下的炮兵和工兵中尉。陸大是一所精英學校，錄取率只有10%，其畢業生在日後佔據了日本軍部的重要崗位。明治時代，日本軍隊已有辦中學的傳統，隨著陸大的成立，軍隊得以系統地培養一批從青少年起便沉浸在軍事教學和訓練中的職業軍人。這些職業軍人具備武士道和理想主義精神，軍事素質一流，但脫離社會的培訓方式，讓他們對世界、對社會、對政治缺乏合理的認知。
對日本帝國的精英軍人來說，他們繼承的是武士階層的精神與責任，那就是恪盡職守效忠天皇，在他們看來，死亡只是盡忠職守的一種手段而已，沒有完成責任所規定的任務，是比死亡更加可怕的事情。
在日後的對外侵略中，繼承了武士道精神的日本精英軍人成了罪魁禍首。
狂熱的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明治維新是一個中央集權的改革，它重新樹立了天皇絕對的權威，把分散的地方大名替換為由中央政府派出的地方政府，不斷強化日本國民效忠天皇的信念。通過宣揚神化天皇的「皇國史觀」，日本國民被逐漸塑造為合格的「天皇臣民」。
在明治時代的日本課本中，楠木正成為後醍醐天皇盡忠的事迹被大為讚揚，將其「七生報國」的信念烙印到每一個日本國民的心中。日後，這種信念成為了日本軍隊的理念。
進入20世紀後，尤其是經歷了甲午戰爭、日俄戰爭乃至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勝利，日本逐漸成為亞洲唯一的殖民主義帝國。至此，日本已經不再滿足於做西方的好學生了，它需要建立自己的殖民體系，劃分自己的勢力範圍。為此，它需要一個理論體系的支撐。
這時，日本軍國主義者極力創造一種「皇國史觀」，通過將神武天皇神話轉變為一種意識形態，來樹立日本民族的優異性，以及日本國家的特殊性。在這種話語體系下，日本國民形成了對天皇的盲目崇拜，和對蔑視外界、妄自尊大的社會心態。所謂八紘一宇的東亞新秩序，就是建立在這樣一套說辭之上。可以說，正是這種意識形態，催生了近代日本國民的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心態。
軍國主義者利用民眾對天皇的崇拜，達到自己發動戰爭和控制國家的目的。在不斷地對外征伐中，日本人不斷用借口欺騙自己，把侵略行為塑造為具有正義性的聖戰。
日本的媒體在對外侵略中也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每一次日軍的海外行動都能帶動報紙銷量的大幅提升，在大正時期敢於批評軍費增加的媒體，在1930年代發生轉向，化身為軍部的喉舌，為日本對外戰爭鼓吹。
在戰爭年代，日本媒體與軍部之間的關係非常密切，報社記者可以在軍部機關自由活動，甚至被允許進入作戰課。在1931年9月和1937年7月這些重要的歷史轉折中，日本媒體上的聲音，都是軍方想要聽到的聲音——是中國人的挑釁造成了日本軍隊的反擊。國家利益至上的原則，讓媒體失去了獨立和冷靜的態度，成為鼓吹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的旗手，異化了日本國民的心態，鼓動了發動戰爭的民意。
在太平洋戰爭之前，日本已經通過長期的教育和宣傳，把國民培養成為一種極端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的產物。在軍國主義者富有煽動性的鼓吹下，在愛國主義的驅使下，日本人陷入了一種近乎癲狂的集體意識之中。這時，少數具備冷靜頭腦，能夠獨立思考的人無法改變現狀，只能任由整個國家走上戰爭這條萬劫不復的道路。
從結果的角度看來，日本以「文明開化」為目的的社會啟蒙運動徹底的失敗了。它創造的，不是具備民主和自我意識的國民，而是基於皇道和武士道的臣民；它建設的，不是一個文明而自強的國家，而是充斥著征服與奴役的帝國。
從極左到極右的社會思想
至1920年代，日本的資本主義發展業已成型，社會各階層都不可避免地捲入工業化體系之中。隨著城市規模不斷擴大，農業人口逐漸減少，傳統零散的小農經濟無法跟上工業化發展的腳步，農產品出現減產。1918年，日本政府為對外征戰，大幅徵收大米，米價隨之上漲，引發資本家和地主囤積大米。1918年8月，日本市場上的大米價格較一年前翻了三倍，平民家庭開始出現無米可用的情況。米荒的蔓延導致了社會不滿，引發了米騷動。至9月中旬，日本共38座城市，153個鄉鎮和177個村莊爆發超過623起騷亂，參與者逾200萬人。
資本主義的發展和階層流動導致社會不公的加劇，人們開始懷念明治時期生活的美好與富足。在這種情況下，倡導社會公正的左翼勢力抬頭。1925年，隨著成人普選法案的通過，日本湧現了大量社會主義政黨。1928年，早年由安部磯雄組建的社會民主黨在議會選舉中贏得了4個席位，並向國會提交了一份號召將基礎產業收歸國有、進行土地改革和建設福利社會的綱領。
左翼勢力強烈要求改變現狀，其中代表人物是國家社會主義者北一輝。1906年，時年23歲的北一輝就自費出版了《國體論與純正社會主義》，這本書後來成為日本軍國主義對外擴張的綱領性文件。在這本書中，北一輝披露了底層社會的困苦與財閥官僚的奸佞，呼籲天皇幫助底層人民完成社會主義大變革，實現「土地和生產機構的公有」，實現「社會的共產制」。
這本書一經出版便被查禁，北一輝本人也流亡中國。在中國期間，他與黃興和宋教仁等人相識，並結下友誼，他曾為中國革命奔走，後隱居在上海，寫出了《國家改造法案大綱》一書。在這本書中，北一輝系統闡述了他的政治觀點和行動綱領，他呼籲舉行軍事政變，取消憲法，進行為期三年的戒嚴管制，期間成立一個由軍隊領導的政府，把政黨和政客們掃地出門。同時，他鼓吹國有化和土地改革，將土地分給貧困的農民，以此「消除那些天皇和他的子民們分離的障礙」。他認為，如果能夠做到這些，日本必將完成促進亞洲其他地區文明化的崇高使命。這時，北一輝的思想已經具備了十足的軍國主義和法西斯特徵。
北一輝並不相信漸進的社會改造，而是寄希望於發動底層，進行激烈的革命。他把對外侵略美化為「文明化」，視之為作為「先進國家」的日本的歷史使命，這些觀點在日本軍隊的下層軍官中引起共鳴，使之成為「皇道派」的理論領袖。1936年2月26日，一群信奉北一輝觀念的軍官發動叛亂，提出「為了喚醒日本民眾，成就一次昭和復興」的口號。叛亂士兵佔領了東京的重要地點，刺殺多名軍政大臣，製造了震驚世界的「二二六事變」。叛亂最終被鎮壓，北一輝也在隨後的審判中被判處死刑。
北一輝雖然死了，但是造就他思想的土壤還在。1920年代和北一輝一起建立法西斯社團猶存社的大川周明曾在1916年的文章中宣稱，「大日本帝國是上天所派下來的新世界的領導者」，日本對於東亞人民有著義不容辭的義務，就是「救治那些飽受西歐民族虐待下的人們，決不代替西歐民族奴役他們」，「復興亞細亞之戰士又必須是改造日本之戰士。」1943年，大川周明出版了著名的法西斯理論書籍《大東亞秩序建設》，提出了「東西方對抗」的理論，為戰爭、侵略和擴張尋求理論依據。
明治維新並不是一場現代化的變革，它是日本在帝國主義時代尋求自保的一種手段，從一開始就註定了對外侵略與擴張的結果。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勝利的經驗讓日本人堅信，大和民族是一個更加優秀的民族，這進步一刺激了本就興旺的民族主義與軍國主義的氣焰。在這種非理性的心態下，日本人堅信，雖然因先天的地理因素，日本的綜合國力無法與美國相提並論，但是倘若擁有能夠抗衡美國的資源，那麼憑藉強大的精神力量，他們能夠戰勝任何對手。
孤注一擲的搏鬥，即使失敗也要像櫻花一樣燦爛地隕落，這就是日本人的戰鬥精神，憑此精神，他們相信自己的國家必將獲勝。
日本的政治政治構架是日本發動戰爭的制度保障。軍人對武士階層社會地位的繼承，讓這個群體自視甚高，強烈希望在關係到國家的前途與命運的問題上擁有發言權——他們的確做到了，因為政治規則允許。
日本是典型的軍國主義國家和非典型的法西斯主義國家，它沒有阿道夫·希特勒和貝尼托·墨索里尼式的人物，即便是頭號戰犯東條英機，也在馬里亞納戰役失敗後辭職——你能夠想像希特勒因為一次戰役的失敗而辭職嗎？並非野心家的獨裁，而是獨立於政府存在的軍部，使得日本得以發動這場戰爭。軍人當政，畸化了日本的內政與外交，讓戰前的和平努力都化作了泡影。從中日戰爭到太平洋戰爭，是明治時代遺留下來的政治隱患的集中爆發。
軍部獨大
明治維新重構了日本的國家權力，幕府時代割據地方的武裝勢力被直屬於天皇的中央軍隊取代。1878年，在山縣有朋等人的領導下，日本軍隊以普魯士為模板，建立了直屬於天皇的陸海軍參謀部，使軍令權與軍政權分離。其中軍令權（即統帥權）包括戰時動員和作戰指揮等內容，歸參謀部掌管；軍政權包括訓練和後勤等內容，歸內閣主管。
1930年，當被譽為「雄獅首相」的濱口雄幸力排眾議，準備接受倫敦海軍裁軍會議的決議時，在野黨即以干涉軍部統帥權為由對政府進行大力抨擊。這一事件最終導致濱口雄幸被刺殺。
濱口雄幸的遇刺，和他強力推行裁軍決議的所謂「統帥權干犯事件」，充分暴露了日本政治的混亂，以及政府對軍隊勢力的無能為力。
統帥權的本質是力量，其作用是超法律的。統帥權的行使及其結果不對議會負責。議會無權對軍隊的統帥指揮和結果提起質問，要求說明及批評。
——陸軍大學教科書《統帥綱領統帥參考》
由於權力架構的原因，政府缺少制衡軍部的能力，但是軍部大臣現役武官制的存在，卻讓軍部可以肆無忌憚地干預政府行為。所謂軍部大臣現役武官制，就是指內閣中的陸軍大臣和海軍大臣必須由現役軍人擔任。在這種情況下，只要軍部對政府政策不滿，就可以通過陸海軍大臣辭職並不指派新大臣的方式使內閣垮台。
《明治憲法》是日本軍國主義的重要法理依據，其「天皇統御陸海軍」的條文，是軍部獨立於政府存在的基礎。1900年，在山縣有朋執政期間，對政府陸軍省和海軍省制度進行了大幅度修改，確立這一制度，規定內閣成員中的海軍和陸軍大臣必須是現役的大將或中將，對天皇負責。這一舉措造成了軍部的實際獨立運作和對政府權力的鉗制。
規定今日陸海軍之制度。兵馬大權。由朕親統。所司之事委諸臣下。然其大綱仍歸朕總攬。不可委之於臣下。後世子孫須善體斯旨。保存天子掌握文武大權之義。勿復蹈中世以降之覆輒。是則朕所深望者也。朕既為汝輩軍人之大元帥。——《軍人敕諭》，1882年
軍部大臣現役武官制曾在1913年山本權兵衛內閣時期被廢除，但「二二六事件」後，這一政策再次被恢復。廣田弘毅於「二二六」之後上台，但不到一年後，就由於軍部對其不滿而導致陸軍大臣寺內壽一辭職，廣田內閣隨即倒台。
還有一些軍隊利用軍部大臣現役武官制影響政治的例子，比如1912年12月，西園寺公望內閣因拒絕陸軍增設兩個師團的要求，時任陸軍大臣上原勇作辭職，導致內閣垮台。1937年，宇垣一成因陸軍不指派陸軍大臣人選而組閣失敗。1940年，米內光政內閣因反對德意日三國同盟引發陸軍不滿，陸軍大臣畑俊六辭職，內閣隨即垮台。
恐怖政治與皇道派的失敗
二十世紀初，針對國家發展與前途問題，日本軍國主義者分裂出兩個鬆散的政治派別——皇道派與統制派。其中皇道派信奉北一輝等人的政治理論，堅持只有以「暴力革命」打倒日本國內「資本財閥」，才能實現日本的富強和社會的正義。在對外政策方面，皇道派視蘇聯為國家敵人。而統制派則主張保持陸軍中央機構穩定的統制，通過自上而下的合法手段進行國家改造，建立軍部獨裁，主張消除陸軍內部的派系，主張進軍南洋，奪取以英、美等國在東南亞的殖民地和石油資源，主張通過戰爭解決「中國問題」，對蘇聯持互不侵犯態度。
自濱口雄幸遇刺到「二二六事件」，在大半個1930年代，日本政壇陷入皇道派的「暴力變革」之中惶惶不可終日。1931年10月，陸軍軍官右翼團體櫻花會成員橋本欣五郎中佐試圖發動政變未遂；1932年2月9日和3月5日，右翼團體血盟團成員先後暗殺濱口內閣財務大臣井上准之助以及三井財閥總裁團琢磨；1932年5月15日，九命年輕軍官沖入首相官邸，槍殺了時任首相的犬養毅；1936年2月26日，陸軍第一師團的一千餘名士兵發動兵變，殺害了大藏大臣高橋是清、前首相齋藤實以及軍事教育總監渡邊錠太郎。
隨著恐怖政治的不斷升級，政治生活始終處於死亡威脅之下，政治家逐漸將國家權力讓位於軍部統帥。曾經在大正時代頗有建樹的政黨政治，在1930年代的恐怖面前敗下陣來。自犬養毅被刺後，政黨政治家在日本的地位一落千丈，在1932年至1940年的八屆內閣中，沒有一位政黨政治家出任首相職務，政黨政治已經實質上讓位於軍隊統治。
用恐怖手段，將站在反對軍部勢力立場上的政黨及政黨政治家打倒，以切斷對內對外國政的防堤。軍部的這種行動，已無人能正面加以阻止了。——重光葵在「五一五事件"後的談話
由於恐怖政治並沒有解決腐敗和社會不公等問題，反而加劇了政治動蕩和社會不安，二二六事件後，這種形式的鬥爭不再受到民眾的支持；政黨政治家們顯然希望社會能夠回到法治的軌道上去；裕仁天皇也因為幾位肱骨大臣的遇刺而憤怒不已。因此，二二六的參與者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壓，參與事變的軍官被判處死刑，持皇道派觀念的高層則被調離擁有實權的崗位，皇道派就此式微。
隨著統制派在軍中獨攬大權，日本發動全面對華入侵的可能性大增。
皇道派與統制派是日本軍國主義道路上的持不同政見者，在日本需要通過殖民與擴張來變得強大這一點上，雙方並無分歧；同樣，雙方也都由西方主導的世界秩序充滿了不滿。1931年，正是皇道派的石原莞爾策划了滿洲獨立，使日本走上對外孤立的道路。 只是歷史的詭吊在於，在1936年那個節點，皇道派相信，日本的擴張到偽滿洲國已經足夠，不需要冒著毫無意義的風險去和中國進行一場沒有勝算的戰爭。而統制派則堅信，必須要打通中國，直至東南亞，獲取至關重要的戰略資源，日本才有可能和西方各國平起平坐。
一方面，日本的政治完全被軍部控制；另一方面，軍部完全被統制派掌控。在這種情況下，中日戰爭無可避免地全面爆發了，此時，美國再也無法容忍日本對華盛頓體系日益囂張的挑釁，決定要給予日本懲罰。這種懲罰並不以戰爭為目的，但卻最終把日本的航空母艦引向珍珠港。
日本的孤立這不是和平，這是二十年休戰。——費迪南·福煦元帥評價凡爾賽和約，1919年
英國歷史學家泰勒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起源》一書中表達過這樣的觀點，二戰的歐洲戰場是一個自成一體的故事，只是偶爾受到遠東地區的干擾。因此在分析歐洲局勢的時候，人們幾乎可以忽略發生在遙遠東方的戰鬥——儘管在德國入侵波蘭，英法對德宣戰前，中國已經和日本打了好幾年仗了。但是這條規則的反推並不適用，如果我們不對一戰後的世界體系進行分析，那麼我們就無從得知太平洋戰爭發起的原因。無時無刻，西方的國際關係都對遠東的一切產生著影響，日本這個一戰前日不落帝國在遠東最大的盟友，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勝國，凡爾賽-華盛頓體系名義上的受益者，為什麼最終會倒向軸心國，這是一個必須將目光放眼全球才能進行分析的問題。
日本對凡爾賽-華盛頓體系的破壞
日本並非一開始就是國際秩序的挑戰者，恰恰相反，它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亞洲唯一得以和西方列強並駕齊驅的強國。在華盛頓會議中，日本與美英並列，是海軍裁軍協議中被公認的三個首要的海軍強國之一。在另一項重要的條約——《九國公約》中，日本也與美國、英國、法國、義大利、比利時、荷蘭、葡萄牙一起，與中國確立了在華合作的國際框架，即尊重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堅持機會均等原則，為中國的穩定和發展創造條件。同時，日本與中國簽署了《中日解決山東懸案條約》，放棄了《凡爾賽合約》中獲得的在山東的特權，並撤回駐軍。
遵守國際秩序的遊戲規則讓日本成為一戰後最有影響力的亞洲國家，但這種情況並不符合所有人的心意。對於日本的民族主義者來說，退出中國山東意味著把到手的果實交了出去，戰後的裁軍協議也不符合軍隊的胃口，對這些人來說，遵守由西方人制定的規則，是對日本利益的放棄。這種情況在中國國民政府統一後顯得尤為嚴重，固守軍國主義理念的日本人相信，他們在中國的利益正在受到威脅。
但在1910至1920年代，穩定的國際環境和快速的經濟發展掩蓋了部分問題。在大正天皇時代，政治家們掌控了國家，削弱了軍國主義的崛起勢頭。其中的標誌性事件就是軍部大臣現役武官制被暫時廢除。1913年，山本權兵衛內閣制定政策，規定編入預備役或退役武官也有資格出任陸軍和海軍大臣。1918年，原敬內閣正式組建，原敬作為日本首位沒有持有爵位的首相，打破了內閣制實施以來的藩閥政治，政黨政治逐漸步入正軌。歷史上將這一時期稱為大正民主時代。
發生在1929年的大蕭條打破了大正民主時期的良好局面，讓處於被壓制地位的軍國主義有了可乘之機。當時，日本政府和其他主要資本主義國家一樣，以貨幣手段應對經濟危機。削減貨幣流通導致貿易的衰退和出口的減少，購買力的下降和失業浪潮隨之而來。根據當時的主流經濟學理論，這種現象是應對危機的必須，但受到衝擊的民眾沒有等待經濟復甦的耐心，反對政府的聲音立刻鼓噪了起來。
在大正民主時代隱忍不發的反政府力量抓住了機會，他們宣稱，政治家們漠視勞動者和國家的利益，無法帶領日本走出危機，是時候選擇另一條道路了。
1929年，當濱口雄幸內閣決定以高匯率回歸金本位時，立刻獲得了漠視民生疾苦的罵名。這種輿論逐漸發酵，終於在1930年爆發。當濱口首相批准了倫敦裁軍協議後的一個月後，他被佐鄉屋留雄刺殺。
正如前文所述，1930年代，日本政壇充滿了恐怖主義的氣氛，政治家們成為了不受歡迎的人，先後有多名持國際主義觀點的政治家和企業家被刺殺。在這種政治氣氛下，政治與商業精英選擇了退縮和沉默，這助漲了軍隊勢力和右翼知識分子「重建國家」的氣焰。1931年，接替濱口雄幸擔任首相的若槻禮次郞堅持依賴國際合作的政治路線，遭到了政友會的激烈抨擊。若槻的政治路線被認為是「軟腳外交」，無法根本解決「滿蒙問題」。
1931年9月18日，關東軍在中國東北獨走，石原莞爾和板恆征四郎等軍官擅自發動對華軍事行動，並在隨後半年的時間裡，無視日本政府「防止事態擴大」的明確指示和國際輿論的壓力，製造了「滿洲獨立」的事實。
偽滿洲國的成立將日本推向了既有的國際秩序的對立面，因此而退出國聯。但當時列強都處於大蕭條的內外交困之中，無力為中國提供實質性幫助；華盛頓體系的框架也缺乏相應的制約機制，以對此進行反制。除了譴責，國際社會對日本的侵略行為毫無辦法。
1931年，日本侵佔中國東北；1935年，義大利入侵衣索比亞；1936年，德國軍隊進入萊茵非軍事區；1937年，日本全面入侵中國。以上事實讓一戰後的國際秩序化為泡影，凡爾賽-華盛頓體系毫無保留的失控了。
多米諾的第一張牌
第二次世界大戰，在各個國家拉開陣勢開始打仗前，有兩場特別奇怪的戰爭。其中之一就是1939年英法對德的「宣而不戰」；另外一個，則是中國與日本從1937年就開始的「戰而不宣」。如果我們要追溯太平洋戰爭起源的話，那麼我們就必須至少向前追溯到中日之間糾結的歷史，因為正是這場戰而不宣的中日戰爭，直接決定了太平洋戰爭的爆發。
中日戰爭的初期雙方都不宣戰，就是體現了交戰雙方從各自的角度出發，對國際社會反應的敏感。不宣戰對雙方都有好處，所以這場戰爭就一直處於奇怪的戰而不宣的狀態。這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國際社會對中國和日本的影響都是非常巨大的，在那個時代，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希望孤立於世界體系之外，即便是總是做出錯誤答案的日本也是如此。
太平洋戰爭是由中國與日本的戰爭演變而來的多國對抗。1931年9月18日，當一小撮日本關東軍士兵與中國軍人在奉天城外發生衝突時，最具想像力的人也不會把這一事件看做推倒多米諾骨牌的第一步——但它恰恰就是。十年後，1941年12月7日，日本帝國聯合艦隊突然襲擊了珍珠港，拉開了太平洋戰爭的序幕。最終，一個遠東國家與另一個遠東國家之間的戰爭，引發了日本與美國、中國、英國、荷蘭以及最後參戰的蘇聯的聯合力量的對抗。日本的政治家和外交家們，眼睜睜地看著國家被軍隊拖入萬劫不復的深淵，卻毫無辦法。
從1931年到1941年，這十年間的戰爭，是直到今天中日兩國都無法擺脫的一切歷史糾結的淵源，這是一場決定了今天中國和日本面貌的戰爭，也是一場重塑東亞乃至世界面貌的戰爭。
九一八1931年，大蕭條正在削弱世界主要經濟強國的實力，同時引發了日本國民對政客的普遍不滿。在這種情況下，自從華盛頓會議以來就對國際體系不滿，認為其原則削弱了日本在華利益的那些陰謀家們，開始了自己的行動。
在中國東北，以石原莞爾和板恆征四郎為首的一群關東軍軍官相信，行動的時機已經到來。在他們看來，只要日本還堅持在華盛頓體系下行動，就不可能維護日本在華的特殊利益，他們試圖尋找的，是一勞永逸地鞏固日本勢力範圍的方式。關東軍的軍官們完全了解東京的政府會反對他們生事，但他們相信日本的民眾會支持他們的行動，只要放手去做，政府只有接受既成事實一條路可選。
從日本資本主義的角度來看，滿洲無疑是重要的。從無產階級的觀點來看，由於這種觀點要求平均財產，在自然資源貧乏的日本本土，不可能找到一個根本的解決辦法以確保人人都能生存。——板恆征四郎1931年9月18日晚間，板恆征四郎把參謀本部派來制止關東軍做出過激行動的建川美次少將灌醉，於當晚10點使用事先埋好的炸彈破壞了南滿鐵路。這次爆炸是如此的輕微，以至於之後的火車不受影響地安然通過；但這次爆炸的影響卻是非凡的，它決定了中日兩國的近代歷史。爆炸發生後，關東軍以此為借口開始向中國軍隊發起進攻。
在日本國內，櫻花會成員橋本欣五郎中佐試圖呼應關東軍行動的政變失敗了。在中國的行動卻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出於保存實力或者其他什麼原因，張學良沒有發起保護自己勢力範圍的戰爭，把東北拱手讓給了日本人。半年後，1932年3月1日，關東軍擁立清朝末代皇帝溥儀為「滿洲國」皇帝，在中國東北建立了一個在日本人控制下的傀儡國家。
退出國聯關東軍在東北的獨走讓從一開始就反對這一行動的日本政府處於十分被動的局面。一方面，為了應對隨之而來的國際壓力，他們必須為這個本不是自己責任的爛攤子找到合理的說辭；另一方面，在國內本已不受歡迎的政治家們在面對狂熱的民意時，不可能選擇放棄關東軍在中國取得的侵略成果。
當時，即便是最熱忱的軍國主義分子也不認為日本具有在國際上獨立行事的可能。在日本人的形容下，在中國的軍事行動不但不是對華盛頓體系的破壞，反而是對中國破壞條約體系的懲罰，是維護華盛頓體系的努力。
在李頓調查團作出對日本非常不利的結果後，日本駐國聯代表松岡洋右仍然以這樣一套說辭來為關東軍的行動進行辯護。他以「警察行動」的名義為日本辯護，由於各國仍處於大蕭條的谷底，外交解決「滿洲事件」並非毫無希望。1932年12月，松岡洋右與英國外相約翰·西蒙舉行了一系列秘密磋商，西蒙提出了一個妥協方案，包括在不承認滿洲國獨立的前提下，以國際名義接管中國東北，任命日本人為顧問，協助管理東北地區等建議。松岡認為，這是日本所能得到的最好結果，但卻被外相內田康哉拒絕。日本內閣害怕妥協的結果激起民眾的反對，錯失了外交解決問題的最佳時機。
隨後，在1933年1月，內閣又批准軍部針對熱河地區的軍事行動。這一舉措讓松岡洋右大為光火，他在國聯的所有努力都化作了泡影。隨著日本對華軍事行動的不斷擴大，日本再也無法贏得其他國家的信任。1933年2月24日，國聯針對滿洲時間的勸告案出台，措辭和內容遠比李頓調查團的結論更加嚴厲。松岡在會議最後進行發言，承認日本無法接受這一決議，宣布退出國聯。
如果可以的話，我是想同意並留在國聯的，關於這一點，我力量微薄， 謹向國民表示誠摯的歉意。
——松岡洋右
退出國聯是日本外交的一個巨大退步，是日本侵華帶來的惡果。從這一刻起，日本脫離了把他們塑造為重要國際力量的世界政治體系，變得更加一意孤行了起來。同時，反觀日本在1931至1933年的一系列外交舉措可以看出，日本政府缺乏戰略布局，對各種事件採取疲於應對的態度，而且明顯誤判了世界局勢。1930年代，是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退潮時期，也是民主主義逐漸興起的年代，日本人仍以舊時觀點衡量世界，不知何故地樂觀認為，中國政府一定能夠接受日本的條件，列強也能夠接受「滿洲國」的既成事實，這是日本長達十年連續誤判局面的起點。
雙線外交1933年至1936年，日本的政治家們努力彌補因侵華造成的外交孤立局面。在1935年6月的一次外務省會議中，時任外務輔佐大臣的重光葵提出，聯合中國國民政府，建立一個防共同盟的提法，希望可以以此彌合看似毫無希望的中日關係。與此同時，日本的外交官對波蘭、比利時、荷蘭展開外交攻勢，希望這些國家能夠與中日一起，共同簽署一份防共協定。
就在日本外交官們緊鑼密鼓地開展行動的同時，軍部也在從事著外交活動。在戰前，日本軍部的情報部門能夠有效破譯各國外交電文，這使他們對國際局勢有著自己的一番判斷。但由於獨立運作的體制緣故，軍部的情報並不與外務省相通，兩套系統實際上是在分頭行動。當時，軍部的主要精力放在了與納粹德國結盟上面。
1936年初，外務省逐漸了解到軍部的行動，他們試圖採取措施，統一雙方的外交路線。外務省提出，聯合英國與德國，共同簽訂防共協定。可是出於擔憂世界政治局面複雜化和分裂化的考慮，對此英國反映冷淡。更為致命的是，英國和中國在與日本進行談判的過程中，都發現了日本的外務省和軍部行動不一致的行為，這加大了本就對日不信任的國家的懷疑。日本內部問題導致的雙線外交使中國和英國進一步擔憂，日本的外交不過是為他們軍隊行動提供的障眼法罷了。因此，防共協定最終無疾而終。
這時，唯有德國對日本表示興趣。1936年11月25日，日德單獨簽署了防共協定。日本政府再次誤判了形勢，他們以為各國對共產主義的敵視足以化解他們對日德兩國條約簽署的敏感，但事實是各國對兩個對外擴張跡象明顯的國家結盟普遍表示不安。防共協定，這一旨在令日本擺脫孤立的行動，卻讓它更加孤立了。
隨著1937年7月中日戰爭的全面爆發，日本徹底成為了國際社會的孤家寡人，除了德國，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對它表示信任。1940年9月27日，德日意三國同盟條約簽署，軸心國正式成為事實，日本在四面楚歌的外交環境中努力尋找盟友，最終走向了法西斯同盟。
這時，他們距離太平洋戰爭只有一步之遙了。
走向戰爭1937年10月5日，美國總統羅斯福在芝加哥發表演說，向法西斯主義展示強硬姿態，宣稱「世界上無法無紀的傳染病確實正在蔓延著」，「當肉體傳染病開始蔓延時，社會便贊成並聯合起來對患者實行隔離，不使疾病蔓延，以保護社會的健康」，他號召自由世界的人民抵抗「那些正在製造國際無政府主義狀態和不穩定局勢的破壞條約的行為」。
這次著名的「隔離演說」在當時美國國內並沒有取得良好的反響。芝加哥是孤立主義的大本營，他的演說很快便遭遇了非干涉主義者的批評。孤立主義是美國國父留給這個國家的一個政治遺產，要克服它去廣泛而深入地參與國際政治，在1930年代，是任何一個政治家都做不到的，包括富蘭克林·羅斯福本人。
促使美國告別孤立主義，走上世界警察崗位的，是1941年的日本海軍聯合艦隊。零式戰機在珍珠港投下的炸彈宣告了一個帝國的滅亡，也宣告了一個時代的崛起。
當我們回顧歷史的時候，會發現事情往往並不像想像中那麼簡單。從日本與納粹德國結盟到珍珠港之間的一年多時間裡，究竟發生了什麼？太平洋戰爭是完全無可避免的嗎？
近衛內閣為迫使日本停止侵略行為，美國逐步加大施加在日本身上的壓力。1939年7月27日，美國宣布廢止自1895年開始的《日美通商航海條約》，隨後進一步宣布禁止對日本出口機床和鋼鐵。此時，日本經濟嚴重依賴美國的原料和能源，美國對日本的經濟制裁產生了顯而易見的影響。在壓力之下，日本開始考慮如何應對。
1940年7月23日，近衛文麿在危難之際第二次出山組閣，面對日本深陷戰爭泥潭、內政混亂和外交孤立的現狀，這位年輕的貴族試圖力挽狂瀾。
1940年11月27日，近衛內閣任命與羅斯福總統擁有良好個人關係的野村吉三郎為日本駐美大使，這被看做是日本追求和平的表現。1941年初，野村在到任後隨即開始與美國國務卿赫爾展開會談。野村的任務，是要求美國接受亞洲地區的既有事實，即承認日本的侵略行為。
即便面對歐戰的巨大壓力，這種想法對美國人來說也是完全不可能的。赫爾提出，為改善太平洋國家關係，緩解東亞地區緊張的戰爭局勢，恢復中日之間的和平。美國主張「領土完整、不干涉內政、商業機會均等以及和平改變現狀」的四項原則，這些原則要求日本必須從中國撤軍，這是日本無法接受的。
美日之間的分歧十分巨大。
在日本國內，關於未來戰略的分歧同樣巨大。1941年6月，德國啟動巴巴羅薩計劃，開始了對蘇聯的閃電入侵。戰役初期，德軍勢如破竹，攻破莫斯科看來只是時間問題。歐洲戰場的變化迫使日本人開始思考他們的戰略。陸軍認為，自日俄戰爭以來，一勞永逸地解決北方問題的時機終於到來了，以滿洲為跳板，入侵西伯利亞，和德國東西呼應擊敗蘇聯，是日本最好的選擇。海軍則認為，南下南洋，奪取歐洲諸國在東南亞的殖民地，佔領擁有大量石油、橡膠和稀有金屬資源的土地，是缺少戰略資源的日本的當務之急。與此同時，仍然有政治家寄希望於通過外交手段解決問題。
1941年7月2日，近衛內閣在御前會議上通過了「基本國策綱要」，該文件要求日本「不管世界形勢如何變化」都要「建立大東亞共榮圈」，海軍和陸軍要同時做好南下和北進的準備，究竟是採取哪種策略，「具體事項按實際情況進行商榷」。總體而言，這份被稱為「國策綱要」的文件毫無新意，也沒有做出任何決定。在這之後，陸軍和海軍都開始按照自己的戰略準備戰爭。
7月13日，陸軍展開了以蘇聯為目標的關東軍特種演習，以應對預計於9月1日開始的日蘇之戰。但這一行動引起了海軍和政府方面的反彈。由於蘇聯在東北亞留存的兵力遠超日本方面的預期，德國的進展也沒有起先那麼迅速，陸軍在作戰目標上也發生了轉移。
在此之前的7月3日，陸軍批准了一項關於進軍法術印度支那的作戰計劃。在7月中旬，由於對蘇作戰的吸引力銳減，這項南下的方針得到了更加堅決的執行。
與此同時，為爭取美國的支持，近衛文麿決定替換掉外相松岡洋右，後者因為是軸心國條約的締造者而在華盛頓不受歡迎。為保全松岡的面子，近衛內閣選擇集體辭職而後重新組閣。7月16日，新的近衛內閣組成，擔任外相的是豐田貞次郎海軍大將。
但這一任命並未打消美方的疑慮，相比人事任命，行動更能說明問題。日本向法屬印度支那前進的腳步，即將觸發美國最嚴厲的警告。
7月14日，日本方面向維希政權（當時的法國政府）發出照會，要求對方允許日軍擁有在南印度支那駐軍的權利。7月19日，新上任的豐田外相給法國方面下達了7月23日的最後期限，但不等法方回應，日軍便悍然發動入侵。維希政權於7月23日接受了日本的要求，於是，日軍在7月30日前，完成了對法屬印度支那的「和平」佔領。
7月21日，美國副國務卿薩姆納·威爾斯警告日本，佔領印度支那的行動與美日談判是相抵觸的，但這並沒有阻止日軍前進步伐。美方對日本不顧警告的侵略行為反應激烈，7月25日，美國政府下令凍結日本資產，隨後，英國、荷蘭、紐西蘭和菲律賓等國進行了跟進。
豐田外相還在幻想著重啟華盛頓談判，調整外交關係。而日本軍方則相信，只要止步於此，美國人就不會有進一步的行動。日本人再次吃到了自己自以為是的苦頭，7月25日後，美國實際上已經開始了對日本的石油禁運。事已至此，讓近衛文麿不得不承認，「我們離大戰只有一步之遙」。
東條內閣石油禁運和隨後美英《大西洋憲章》的發表，把日本逼到了一個角落。前者讓日本的戰略儲備出現了極大危機，當時日本的石油只夠他們的戰爭機器繼續運轉不到兩年，這種壓力迫使他們不得不將視線從北方徹底轉向擁有石油資源的南洋，而那裡正是美國（菲律賓）、英國（新加坡和香港）與荷蘭（荷屬東印度）的地盤，加上中國，要打破這ABCD四國（美英中荷）聯盟，必然要與美國一戰；後者給予日本的是一種心理上的影響，他們把這看做是美英企圖統治世界的野心的象徵。
近衛文麿為了和平的最後一搏，是試圖與美國總統羅斯福舉行一場私人會談。羅斯福本人對此很感興趣，但是國務卿赫爾勸告他，除非日本在原則問題上做出讓步承諾，否則會談毫無必要。美國與日本舉行高層峰會將對美國周圍的盟友造成不良的印象，尤其是中國。羅斯福不願意冒著毫無建樹的風險去做一次費力不討好的嘗試，近衛也無法提供日本能夠退讓的承諾，這種分歧這次會談沒有成行。
與中國的戰爭讓近衛文麿陷入了進退維谷的境地。他堅信日本無法取得與美國進行的戰爭的勝利，但因為軍部不可能在中國撤軍的問題上做出讓步，他也無法與美國人取得外交上的進展。1941年10月14日，陸相東條英機在內閣會議上慷慨陳詞，堅決反對日本從中國撤出部隊，堅決反對日本的戰爭成果付諸東流，堅決反對東亞局勢回到20年前的局面。東條說，這樣會讓國家成為「滿洲事變前的小日本」。
10月16日，無可奈何的近衛文麿內閣集體辭職，10月17日，東條英機上台組閣，東條本人一人兼任首相、陸相和內務大臣三職，在外界看來，這就是日本的戰爭內閣，剩下的就是戰爭何時打響的問題了。
但事實並不是這麼簡單。就在東條英機上台前夜，內大臣木戶幸一向他傳達了天皇的期待，「希望能從零開始，把不開戰作為既定路線，探討所有的可能性」。作為一名職業官僚，東條很快轉變了角色，把代表陸軍利益，轉向了代表國家利益。
東條本人知道，能夠避免與美國開戰的最後機會就在自己的手中。他拒絕了陸軍關於任命松岡洋右為外相的提議，以新內閣全力支持與美國進行談判的承諾，邀請到老牌外交家東鄉茂德出山。同時，東條本人兼任陸軍大臣和內務大臣，一方面是為了控制陸軍，另一方面為控制警察部隊，防止與美國達成協議後，國內出現失控局面。
11月1日，東條內閣舉行了一次長達16個小時的會議，商討最終的政策問題。擺在他么面前的有三個選項：或者與美國合作，或者發動戰爭，或者談判與備戰同時進行。內閣中只有外相東鄉茂德和藏相賀屋興宣支持第一個選擇。東條稱天皇不同意第二個選項，因此他認為最好的辦法還是選擇第三個選項。而兩個參謀總長杉山元大將和永野修身大將都認為，談判已經被證明是無效的，只有開戰是唯一的辦法。
這次會議最終做出決定，以11月30日午夜為最後時限，如果在此之前仍然無法達成外交協議，那麼戰爭就將打響。
為了與美國達成和平協議，在兼顧軍部意見的前提下，東鄉茂德給出了日本方面能夠提出的最底線條件，即日軍承諾不超出法屬印度支那範圍活動，日美雙方在荷屬東印度採取合作，美國恢復對日貿易，取消凍結資產和石油禁運，美方不阻撓日本和中國單獨進行和平談判。如果能夠達成協議，日軍承諾撤出法屬印度支那。
11月26日，針對東鄉茂德的提議，赫爾做出了美國方面的回應。美國要求日本從中國和印度支那完全撤軍；除蔣介石外，不承認任何中國政府或政權；在事實上廢除《德日意同盟條約》。11月27日，當這份提議到達東京時，東條英機內閣一片死寂。東鄉形容他被這份照會「梗住了喉嚨」。這份照會後來被日本人稱作「赫爾通牒」，它宣布了戰爭的不可避免。
1941年11月26日，就在日本方面等待赫爾的回復的同時，日本聯合艦隊大部從單冠灣悄然駛出，跨越半個太平洋，向美國太平洋艦隊駐紮地珍珠港駛去。這支艦隊悄然等待著談判的結果，如果達成協議，他們就將回頭。
12月2日，日本國會做出宣戰決定，當天下午5點30份，艦隊指揮官南雲忠一收到「1208」和「攀登新高山」的開戰指示，隨後，艦隊進入無線電沉默，義無反顧地向著夏威夷群島衝去。
我對山本（山本五十六）大將說：「山本先生， 這下不妙了。」「嗯，」他點頭說道。我非常不安，想問海軍大臣（指及川古志郎）他到底知不知道這件事對國家多麼重要。山本先生這樣回答，「他是個老實人啊。」隨後山本感嘆道，「還是到了這一步啊，哎。」
——第四艦隊司令井上成美
為何而戰？即便包括最狂熱的戰爭支持者，也少有日本人認為他們能夠在即將開始的太平洋戰爭中大獲全勝。他們只是寄希望於利用突擊的優勢，在戰爭初期取得足夠的成果，從而為隨後的長期戰爭奠定基礎。但他們沒有規劃處一條有可能結束戰爭的路線，對未來的把握並不依據實際，而是建立在自己的想像之中。日本人曾經低估了國際社會對滿洲事件的反應，曾經低估了中國人民抗擊侵略的決心，如今，他們又低估了美國人反擊的決心與能力。
這些誤判一次比一次致命，最終成為軍國主義自掘墳墓的良好註腳，長留於歷史之中。
「為生存而戰」，戳穿其表面看似堂皇的面貌，內里不過是一個面子問題。歸根到底，帝國的尊嚴和戰爭帶來的實惠讓日本陸軍無法放棄他們在過去十年間侵略而來的「成績」。這讓他們在面對美國人給出的選擇題——加入國際體系，或者與之戰鬥——時，只能給出唯一的答案。日本政府在整個1930年代，為了應和民眾的情緒，為了不與軍部發生衝突，默許了關東軍的獨走，默許了對華事態的一步步擴大，默許了佔領法屬印度支那，最終默許出了一個太平洋戰爭。
日本帝國的軍人們，拖著這個國家的所有子民一起，捲入了一場完全不可預知、完全不合邏輯的戰爭之中。
結語當我們把歷史連貫起來，這場從邏輯上看來不太合理的太平洋戰爭的爆發也就顯得順理成章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在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之後成為殖民國家一員的日本，其野心與國力一起膨脹了起來。軍隊不斷地出現「下克上」的行為，1931年和1937年，關東軍的獨走讓日本與中國的關係陷入了戰爭的泥潭，日本在國際體系中也陷入孤立。
面對國際壓力，政治家和軍人的反應完全不同，前者傾向於談判與妥協，後者則試圖用更大的武力衝突來重構秩序。不幸的是，從明治維新以來，日本的國家體制導致政治家完全無法控制軍隊。軍部的任意妄為造成了日本的內外交困，一方面它從外部把整個日本國帶離了既定的國際秩序軌道，另一方面，它也從內部摧毀了日本在大正天皇時期建立起來的脆弱的政黨政治。
最終，軍國主義帶領日本走向了太平洋戰爭這場萬劫不復的深淵。
無論是國家防禦的說辭——所謂「自存自衛」；還是八紘一宇的東亞新秩序——所謂「大東亞共榮圈」，都已經被歷史證明不過是日本為掩蓋其戰爭罪行和軍國野心的自說自話而已。在發動太平洋戰爭的過程中，軍人政治的短視與盲目一覽無餘。這場從頭到尾都沒有一個統一戰略思想的戰爭，不過是日本軍人的應激反應，卻給包括日本在內的所有亞太國家的人民帶來了無盡的苦難，直到今天，仍然具有鮮活的警示意義。
原標題：一場不合邏輯的戰爭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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