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後的思考

1902-1906年，當梁啟超在《新民叢報》上發表一系列後來被收入《新民說》的政論文章時，歐洲的世界霸權正如日中天。任公痛感中國積貧積弱，在列強的國際體系中任人宰割，倡議將民族國家作為國民效忠的最高單位，並提出了與民族國家建設相適應的國民人格理想，要求中國人克服狹隘的家族主義，培養與社會－國家觀念相適應的權利義務觀念，尤其是培育「公德心」和尚武精神，並且學習歐洲的經濟觀念與方法。

雖然多變的任公後來很快改變了《新民說》中的一些觀點，如在1905年後轉向德國的國家主義理論，一戰之後恢復對中國文化的自信，但《新民說》的大框架在其思想中仍是穩定的。這份國民教育規劃影響深遠，在五四《新青年》群體的討論中，在1923年孫文的《民族主義》演講中，我們都可以看到它的影子。但「新民」從一種思想方案變成現實的政治運動，主要還是體現在中共領導的革命與建設中，如通過土地改革與婚姻法，打倒鄉村紳權，破宗族，解放婦女；宣傳科學，普及教育，並為此而一再簡化漢字；禁毒，建設醫療衛生，倡導大眾體育，培養尚武風氣。不僅如此，新中國還推出了一系列英模人物，作為「新民」之典範，如雷鋒、黃繼光、王傑、時傳祥，等等。改革開放三十年，通過市場經濟的發展，培養起來的則是任公方案中的另外一些組成部分，如個人權利與自由的觀念，「維權」在當下更是成為令眾多市場化媒體興奮的關鍵詞。可以說，後世的實踐已經觸及到了任公國民教育方案的方方面面。

一百年之後，我們又怎麼來讀任公的《新民說》呢？今日的中國人與百年之前的中國人已經大不相同，當代中國人所處的國際環境與一百年前也已大不相同。總結這一百年的「新民路」，理解今日與昔日的差異，對於我們思考新時代的「新民」主題，是必不可少的思想準備。

一、 「新民」的路徑

《大學》中的「作新民」具有強烈的自我修養的意涵。近代的「新民」保持了一個自我修養的維度，但其重點在於：將哪部分人的理想推廣為全民的理想，將哪部分人的品質推廣為全民的品質，以便拯救積貧積弱的中國。

在我看來，二十世紀上半葉關於「國民性」的討論，無論是梁啟超的，新文化運動幹將的，還是孫文的，都有一個明顯的缺陷：缺乏對「民」之構成的具體分析。「國民性」是一個至大無外的概念，將所有中國人都包含在裡面。單憑這樣一種樸素的認識，國民教育很難從一種抽象的主張轉變為具體的策略。當然，梁啟超在《新民說》中已指出，養成國民能力的主體「不在強有力之當道，不在大多數之小民， 而在既有思想之中等社會」。所謂「中等社會」，在當時的中國就是士紳階層。梁啟超希望士紳階層先實現自我改造，再通過推廣自身的理想和品質來實現「新民」。但對於階層的劃分，任公明顯缺乏方法論上的總結和提煉，只是在文中一筆帶過。

事實上，也正是因為對「民」之構成缺乏具體的認識，以康梁為首的立憲派在晚清與民初屢遭挫折。他們希望中國的士紳階層能夠實現某種聯合，以孔教為意識形態共識建立一種立憲政治。但問題在於，從晚清廢除科舉以來，中國的士紳階層已經出現了高度分化；清末地方自治以及辛亥革命的地方主義路徑又進一步造成了軍省格局，士紳階層的利益往往與地方利益緊密鏈接在一起，缺乏橫向的、全國性的整合。因此，他們從總體上只能依附於中央與地方的官僚－軍人集團。在民初政治中，梁組織進步黨，幫助袁世凱牽制國民黨；1915年袁稱帝時，梁預感袁必定失敗，率先鼓動雲南地方實力派反袁，以求在後袁時代獲得更大的政治發言權。但在袁世凱之後的黎元洪－段祺瑞政府中，梁啟超仍處於邊緣位置，最終不得不黯然隱退。康有為痛感民初共和之混亂，與張勳結盟重新迎立清帝，不到半月即告失敗。儘管共和兩度恢復，但掌權的北洋集團已四分五裂，中國進入了軍閥割據與混戰局面，通過士紳的政治領導來實現中國的國家建設，也成為夢幻泡影。

孫文的革命也存在著對「民」認識不清的問題。辛亥革命之前，孫文依賴于海外華僑與國內的秘密會黨，發動小規模暴動，屢戰屢敗。清政府的倒台，主要還是因為其內部整合的失敗，而非革命派從外部展開的攻勢。而在北洋集團轉而鎮壓革命派勢力時，孫文或者繼續依賴於秘密會黨，或者依賴地方軍閥，但無一真正奏效。直至晚年，在蘇共的幫助下，孫文確定「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革命才獲得了一個不同的群眾基礎。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國共兩黨的黨員構成是高度類似的，都是以小資產階級為主，加上一定數量的工農。然而只有中共才真正對「民」進行了細緻的具體化分析。1925年毛澤東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將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方法與中國具體情境相結合，從革命政黨的眼光，將「新民」的口號轉變為具體的策略，釐清革命要依靠誰，為了誰，團結誰，打倒誰。與梁啟超不同，中共的領導者雖然出身於屬於「中等階級」的知識分子，但革命依靠的主力並不是「中等階層」，而是「中等階層」以下的工農的力量。在革命過程中，原有的出身於「中等階級」的領導者們，在領導鬥爭的同時，也經歷了一個接受基層社會再教育的過程。

新民主主義革命既包含鮮明的國際主義維度，同時也具有強烈的民族主義傾向。而在歐洲發展成熟的民族主義本身就內含平等訴求，要求統治者與被統治者具有某種同一性。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階級同盟，以平民革命的方式夷平了原有的階級等級結構，在民族理想和世界理想的雙重旗幟下造就了一個高度平等的社會主義國家。如今，三十年的市場經濟發展，使中國的社會階層變得遠比改革開放之初複雜，社會、政治理想與文化氣質也隨之高度分化。如果說梁啟超時代的「中等社會」是士紳，今天的「中等社會」更接近於傳統意義上的資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兩個「中等社會」的經濟地位大致相當，但總體上看，前者對中華古典文化認知較深，後者受現代西方思想文化影響更多。與此相應的是，在國內，19世紀市民階級的整套政治經濟理想重新復活，並與西方形成了相互呼應。新生的「中等社會」中的活躍分子試圖憑藉執政黨的「改革」的名義，用自身的理想和氣質去改造整個社會。但這種改造所獲得的成果迄今仍是有限的，這有幾方面的原因：（一）在他們之上仍有龐大的政黨－官僚機器，雖然其政治性日益減弱，但保持著自身歷史的慣性；（二）20世紀社會主義實踐所留下的遺產對19世紀方案強烈的牽製作用，體現在大眾對於社會公平的強烈的渴求之中；（三）近年來的許多所謂「改革」舉措，使許多業已步入中產階級的人群的經濟地位脆弱化，使他們時刻擔心自己重新跌回無產者行列，這使得「中等社會」的階級認同無法順利形成。如同梁啟超寄望的士紳階層自身無法完成政治整合一樣，當代中國的「中等社會」亦未能通過自身的力量完成政治整合。因此，舊有的通過官僚－政黨機器進行政治整合的方式延續了下來。

未來的「新民」會走何種道路，當然會以中國經濟社會結構的進一步演變為基礎，但在此過程中，誰能夠提出真正強有力的「現實的烏托邦」（realistic utopia）極為重要，因為這正是塑造政治認同、實現政治整合的重要因素。對於中國國內的自由主義者來說，儘管他們的理想受到國際支持，他們的話語畢竟具有太強的移植色彩，缺乏原創性，與已在中國落地生根的20世紀革命與社會主義傳統相比仍顯稚嫩；而對於後者的支持者來說，要想保持並發揚已落地生根、但在晚近被大大削弱的社會主義傳統，也面臨著話語系統的更新問題。但不管怎麼樣，在當代具體鬥爭中展開的「新民」，其最終呈現出來的態勢肯定不是對任何一個既定西方模式的移植。

二、超越民族國家

一百年前，中國被強行納入歐洲人主導建立的國際秩序，處處遭受列強排斥。這是一個具有三個層面的國際體系：歐美列強之間相互承認為平等，可以簽訂平等條約；但對於廣大亞、非、拉被殖民地區，哪怕是像中國這樣的老大帝國，也只能與歐美列強簽訂不平等條約。而那些未能建立穩定國家組織的部落社會，連簽訂不平等條約的資格都沒有，只會被無情地鎮壓。日本則是被殖民、被侵略地區的一個例外，它學習了列強的經驗，成功打敗了俄國，躋身於列強俱樂部，進而侵略曾與它同處弱者行列的中國。

正因處處受到排斥，當時的思想家們不得不痛苦地放棄以中國為中心的朝貢制度乃至「天下」想像，轉而承認中國不過是列國中的普通一國。因而梁啟超才倡導將民族國家作為國民效忠的最高單位。相應地，中國就需要學習民族國家的通常做法，變多種多樣的間接統治模式為直接統治，塑造民族認同和國民身份，加強個人與國家之間的有機聯繫。這正是《新民說》的旨趣所在。

在一百年後的今天，中國已經成功躋身於世界民族之林，至少成功地把自己「偽裝」成了民族國家。不過，世界形勢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今日民族國家已經說不上是世界秩序最高的構成單位了。在民族國家之上，存在著各種國際組織、區域國家聯盟乃至霸權國家的帝國體系。而中國由於其巨大的經濟規模與在世界體系中的獨立主權位置，已經被廣泛期待在國際上發揮某種領導作用。在這種背景下，梁啟超式的以適應世界秩序為目的的「新民」論述就已經不夠用了。任公在那個時代，只能期望中國適應世界秩序，而根本無法期待中國能夠重新回歸到其曾有的領導地位。因此，新時代的「新民」必須有新說。

如何超越「民族國家」？這就需要審時度勢，提出超越國家的區域認同－意識形態認同。然後使中國成為新的認同建構的核心推動者。目前，在文化上與中國最為接近的當然是東亞地區，但由於東亞其它國家和地區處於美帝國的霸權籠罩之下，中國很難實質推進東亞一體化。不過，目前另有兩個空間：第一是以上合組織為依託的歐亞內陸聯盟；第二是與亞、非、拉各南方國家之間緊密的聯繫。中國不僅可以通過經貿、防務等方面的合作拉近彼此距離，更可以通過自身的經濟、社會發展模式，為廣大發展中國家提供有益的參考。

但要持續地推進這一趨勢，中國的國民教育就必須有相應的調整。首先，要加強對於中國道路經驗本身的總結，增強國民對於本國發展的信心——因為如果我們自己沒有信心，也就不可能說服別人；其次，需要推行更為全面的國際知識和形勢教育。過去三十年的改革開放，在意識上主要是對歐美日開放，但對於廣大亞、非、拉發展中地區的認識，卻沒有太大的進展。因而，新時代的「新民」，不能不給予國民更為全面的知識。我們不能只重視美國研究、歐洲研究、日本研究，而必須讓區域研究全面開花，並深入把握世界政治經濟體系運行的各種明規則和潛規則。

中國國內自由主義者的不成熟之處在於，直至今天，他們中的多數對於中國的期望仍不過是「接軌」，融入西方主導的國際秩序，而非打造一個不同的國際體系，承擔領導責任。但中國龐大的經濟體量與獨特的歷史發展路徑，使其已經不可能消極地「融入」了。對這一現實視而不見，必將導致理論建構上的根本缺陷。「天命靡常，惟德是輔。」只有「時刻準備著」，才能承擔起時代的重任。

三、今日之「民」與「新民」的方向

中國今日之「民」還是百年前的「民」嗎？事實上，並無一成不變的「國民性」，當一個社會的組織方式發生變化，人所表現出來的精神面貌也會發生變化。最直觀的例子就是朝鮮戰爭。在中國抗戰與內戰期間，在華美軍將領就已經對蔣介石領導的中國軍隊失望透頂，但在朝鮮戰場上，美軍突然發現他們碰到的中國軍隊驍勇善戰。同樣的質料，經由不同的組織方式，產生的是極其不同的後果。二十世紀中國人的組織方式經過幾次大變動，因而中國人所表現出來的面貌，自然已與以往極不相同。試從梁啟超關注的若干方面作一比較：

第一，土改、人民公社以及市場經濟的衝擊，導致了中國宗族的衰落；而計劃生育一胎化政策更使得中國的家庭結構日益接近歐美的「核心家庭」模式。梁啟超時代的人們所擔心的將個人與國家隔離開來的家族因素，在今日中國已經日益微弱。與梁啟超時代恰恰相反的是，我們這個日趨老齡化的時代已經到了需要擔心家庭過快衰落的時候了。歐美福利國家的經驗表明，國家包攬養老在財政上會造成極大的負擔，因此，維持中國家庭的養育和反哺功能，可能是中國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必要條件。而這就意味著儒家所倡導的「父慈子孝」仍是當代中國需要大力倡導的價值。在今日「新民」，恰恰可能需要一種折返中國傳統的努力。

第二，由於長期受到西方列強包圍，並且經過毛澤東時代的國民性改造，雖然近三十年沒有打仗，今日中國民間仍存有足夠的尚武精神，沒有像乾嘉時代一樣因多年不打仗造成武器入庫、兵民鬆弛的局面。但計劃生育一胎化政策對尚武教育帶來的負面影響也是極大的。獨生子女多受溺愛，怯於吃苦，也更怕死，這都是不利的因素。不過，目前世界各國的軍隊建設出現了職業化趨勢，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對民間尚武精神的依賴。

第三，當代中國人的冒險進取精神在當今世界上堪稱數一數二，而這正是這一百年來的革命與改革所造成的結果。中國社會多年來始終處於變革之中，不易造成穩定的既得利益格局，更沒有能讓乞丐都笑眯眯地安於命運的種姓文化。毛澤東時代盛行唯意志論，倡導「有條件要上，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工業學大寨，農業學大慶，二者都是積極有為、冒險進取的典範；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對資源的爭奪更是逼迫人人力求上進。如此造就的民風與梁啟超時代所看到的懦弱、保守的民風截然不同。就國際環境而言，機運並不垂青中國，新中國六十年一直是在列強環峙的條件下行進的，於是中國人民只能依賴於自身的德性突出重圍。這種精神，我們或許只能在19世紀的歐洲人與美國人身上看到。而今日的歐美在進入消費社會之後，冒險進取精神日趨消磨，尤其是歐洲，今日更有暮氣沉沉之勢。

第四，任公在《新民說》中對權利觀念的闡述，是其思想框架中較不穩定的一部分。《新民說》的假設是「國民者，一私人所結集也，國權者，一私人之權利所團成也」。他藉助耶林的論述，指出「權利思想愈發達，則人人務為強者，強與強相遇，權與權相衡，於是平和善美之新法律乃成」。在這裡，任公將個人的權利與集體的權利放在一起，假設個人權利觀念比較強的人，也必然積極維護自己所處的集體權利。不過，在梁啟超訪美和閱讀伯倫知理的著作之後，他很快對自己的國家觀念作出反省。他認識到在缺乏一個強大的制度框架的前提下，人與人之間的權利競爭未必會導致「平和善美之新法律」。但要建立一個強大的制度框架，很多時候又不得不對許多個人權利要求作出暫時的擱置。

二十世紀的中國人可以說深刻感受到了任公身上的這種張力。近代中國受到西方強大的意識形態影響，中國的激進知識分子往往拿著西方的權利標準，要求中國立即照辦。但另一方面，中國面對的是晚清以來的國家衰敗，軍權與財權下移，中央對地方失去控制，辛亥革命之後，這一問題更是進一步加劇。沒有硬體平台，軟體也無法運行。在1923年孫文的《民族主義》演講中，孫文的診斷是中國人「一盤散沙」，個人自由太多，現在需要凝聚力量來爭取國家的自由。在這樣的定位下，國民的義務與奉獻精神得到了大大強調，而權利則沒有得到相應的重視。西化的激進知識分子與革命政權之間的衝突也連綿不絕。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市場經濟的推進，個人權利的觀念重又高漲，任公在《新民說》中一度倡導的耶林式的「為權利而鬥爭」的呼聲也已出現。而這一波浪潮與晚清與民國的不同之處在於，個人權利觀念已經具有了有效的國家硬體平台。與經濟生活與市民社會相關的權利獲得了大力推進。但同時，在媒體熱炒的「維權」話語中，權利觀念也出現了某種泡沫化的傾向，爭法律規定的權利固然被命名為「維權」，爭法律之外的許多利益，也往往被冠以「維權」之名。之所以如此，是因為許多聲稱「維權者」實際上並不認同中國政體，卻以「維權」之名來混淆視聽。但由於這些「維權」話語得到了西方話語的支持，在中國社會仍有相當的市場。在今日，關於權利的爭論，正在加速地變成關於政體的爭論。而這也是梁啟超當年碰到的核心問題：權利的觀念與話語，能自然地導致「平和善美之新法律」嗎？梁後來主張應當分階段推進民權建設。這在我們今天看來，仍然是一種比較穩健的態度。但這如何落實為穩健的國民人格培育，仍需要經過許多中間環節的轉換。

此外，儘管「個人權利」在大眾輿論中已經正名，但在中國當代文化之中，仍不具有形而上的神聖性。曾有人試圖通過對中國進行基督教化，以此來將個人、權利等觀念神聖化。基督教以上帝為名，貶低世俗國家，從而使得個人可以借上帝來將自己私人的領域神聖化。這種「文化換血」的方式在中國做列強殖民地的時候或許可能藉助列強的牧師和刺刀做到，但今日中國復興，對自身文化的自信心正在恢復，「文化換血」日益不可能。因此，在大眾輿論獲得正名的「個人權利」觀念仍需要在中國文化內部獲得恰當的位置。耶林所倡導的夏洛克式權利觀念在過去不曾成為中國的主流，在未來也不可能。

第五，當代中國正處在社會的激烈轉型過程之中，社會正在加速地陌生人化，而相關的配套的制度建設卻沒有跟上，出現的是梁啟超所區分的「公德」與「私德」同時「淪陷」的局面。不僅家庭中的傳統美德 （如「孝」）正在流失，各個職業都出現職業倫理危機：官員腐敗、商人造假、學者抄襲、醫生受賄、慈善團體從商...... 職業倫理的失落進一步降低了社會的信任度，人人皆求自保，害怕被他人欺騙。因此發生了老人倒地無人扶、孩子被車碾壓兩次路人皆視若無睹的社會道德危機。

這種「失范」狀態是處於急劇現代化過程中的國家都有可能發生的，只是程度深淺有別，並非中國獨有。要重塑道德生活，需要從制度上建立適應於一個陌生人社會的信任體系與風險控制體系，加強職業倫理建設，同時也需要在一定程度上重新激活中國古代的「修身」傳統與中國革命產生的「批評與自我批評」傳統。制度可以提供外部的物質性激勵，但道德行為最終還是依賴於一個有機的意義空間的存在。在西方，基督教提供了這樣一個重要的意義空間與制度空間，但這並不意味著世俗政權就沒有意識形態功能了。事實上，現代民族國家也模仿基督教的模式，將自己建立成為一個神聖的共同體，它要求公民的忠誠乃至自我犧牲。以美國為例，宣稱美國承擔獨特的世界歷史使命的「美國例外論」，無異於世俗國家的神聖教義。中國在歷史上不依賴於宗教來建構公共的意義空間，每一個政權都不僅要治理，還要教化——這意味著要建構一個公共的意義空間，為民眾提供一套關於生活意義的解釋。這套解釋必須能貫通古今，既能接續傳統，又能提供未來的共同目標。 在歷史上，儒家與共產主義曾經提供了這樣的意義空間。而對於當下的公共意義空間建設來說，這兩大傳統仍是重要的思想資源。

以上可以說對中國國民總體風貌的極其粗略的描述。就文質兩端而言，中國當下民風有「質勝文」的特徵，與梁啟超時代的「文勝質」恰成對立兩極。當代中國人慾望高漲、積極進取、勤勞勇敢，有一股強勁的蠻力。但這一力量的表達過於直接，仍未能建立一些必要的界限，更缺乏美感上的升華。這是近代無產者革命打掉士紳階級的高級文化之後帶來的必然結果。不過，我們不必為士紳階級的高級文化的失落而痛心疾首，因為一種未經矯飾的狂野力量與腐熟的虛文相比，更有發展的空間。前者可以經過有節制的「文」化，而臻於「文質彬彬」之境；而後者雖然看似精巧華美，但其力量已近乎枯竭。梁啟超在《新民說》中推薦給中國人學習的西方國民性格，其實就是一種「質勝文」的性格。在一個列強競雄的年代，這種性格為生存所不可或缺。但今日中國早已超越了求生存的階段，追求更高的文化理想不僅可能，而且為發揮領導力所必需。因此，任公「由文返質」的「新民」之路，應當被超越。

在當代中國激烈的政治思想爭論中，新時代的「新民」方案尚未清晰。但中國的復興已為重新尋求「身、家、國、天下」之間的貫通打開了可能性之門。能否抓住這一可能性，將其轉化為現實，關係到我們這一代人對整個中國乃至世界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