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關於崇禎內帑的間接記載

以上大多是根據各史料的內容本身來分析判斷其記載的可信度。我們不妨再根據史料來源，作者身份判斷辨析一下。顧誠在反駁姚雪垠的時候，針對姚雪垠所引用的胡介祉一大段話批駁說「這篇東西史料價值很低」，理由為胡介祉的話都是摘抄自他人。這樣的批駁也可算有道理。但偏偏對於胡介祉摘抄的源頭王世德的記載的史料價值，顧誠卻不做評論，只用一句「未必是事實」[132]p286就敷衍過去了。但實際上只要稍加考察一下就明白，在所有這些人的記載中，王世德記載的史料價值恰恰是最高的。根據《明史資料叢刊》編者給《崇禎遺錄》加的說明中所言「王世德，字克承，大興人，崇禎時官錦衣衛指揮。李自成克北京，他自刎遇救，後削髮南奔，流離江南，隱居寶應。據其子王源《居業堂文集》稱，王世德『常居禁中宿衛』，於崇禎朝廷禮儀大典、政局變化皆『委備詳核』，因見野史失實甚多，故作此書」[131]p3。顯然由於職務關係，王世德和崇禎皇帝的距離遠比一般大臣要近，對內廷情況的了解也遠比一般大臣要多。他的記載可以算得上第一手資料，比起一些普通文官捕風捉影、憑空猜測之談可信的多，也真實的多。此外如史淳引當時任戶部官的吳履中和崇禎皇帝的對話，雖不是第一手史料，但可信度也相當高。再如寫《定思小紀》的劉尚友當時也在北京城，雖然並沒有擔任官職，但是「其時任禮科給事中的申芝芳是他的親戚，關係較深刻，因此他對明朝廷的若干情況也是清楚的」[134]p2。北京城在當時經歷的一系列事變，他也都是親身經歷者。他的記載也同樣有不可忽視的價值。反觀趙士錦和楊士聰兩人，都不過是當時的中層文官，趙士錦是從五品的工部員外郎，楊士聰是五品的左諭德。本身和皇帝沒有什麼接觸，對內帑更沒有什麼實質性的了解。明朝的許多文官似乎都對皇帝的內帑抱著一種幻覺，認為那是一個類似聚寶盆一樣的東西，裡面永遠可以充斥金銀，不會枯竭。所以他們動不動就請皇帝發內帑，似乎只要把皇帝的內帑拿出來，就什麼財政問題都沒有了。這種幻覺本身就相當荒謬，而趙士錦和楊士聰不過是被這種幻覺所毒害的文官當中的兩個而已。他們的記載正是這種幻覺偏見再加上從李自成軍隊那裡聽來的謠言謊言混合的產物。所謂的內庫三千餘萬兩云云，都是他們聽來的傳聞無疑，因為趙士錦自己的記載都是左一個「聞」，又一個「聞」，更要命的是這個「聞」，究竟是「聞」自哪裡都沒有說明，明確的消息來源都沒有，這正是典型的謠言傳播的特徵，也是無根史料的特徵。所以這種記載的史料價值比起顧誠所貶低的胡介祉的話更低。2、間接記載以上是從當時一些最直接的記載，從正反兩方面的分析來看看崇禎內帑究竟有沒有一些人所說的那麼多銀子！實際上我們還可以從一些間接的記載來進行判斷。上面引用的史料已經說到了崇禎皇帝自己省吃減用，吃的少，穿的差，甚至把皇宮裡「酒扈器具之金銀者」都拿去變賣充作軍餉，實際上，根據其他資料，崇禎變賣的不僅僅是那些酒扈器具，還包括皇宮內儲存的人蔘等物品，如李清《三垣筆記》中記載「上憂國用不足，發萬曆中所儲遼參出外貿易，予時市其中者，上有徵也，色堅而味永，與他參迥異。……聞此番貿參，獲可數萬金」[146]p33連皇宮裡過去收藏的人蔘都拿出來變賣供給國家使用了，算是賣得了幾萬兩的銀子。當皇帝或者當國家首腦能窮到這樣的地步，把日常生活用品拿出來變賣補貼國用，古今中外大概再找不出第二個來！內帑全部拿出來了，皇宮裡的器具甚至人蔘都拿出去變賣了。這些都還不夠，於是他還不得不象討飯的乞丐一樣，低三下四的向他的那些大臣屬下以及皇室親戚請求募捐，這無論正史野史都有大量的記載。《明史.溫體仁傳》中就有「帝憂兵餉急，體仁惟倡眾捐俸助馬修城而已」的記載。而明史薛國觀傳中同樣有記載，《晚明史》樊樹志已經將之翻譯成白話，不妨引用一下「由於財政入不敷出，薛國觀向皇上提議『藉助』，即向官僚勛戚以『借貸』為名捐獻金錢，聲稱：在外群臣包在臣等身上，在內戚畹，非皇上獨斷不可。他舉武清侯李國瑞為例。如果李國瑞這一關能打開，其他皇親國戚便不難就範」。結果是李國瑞一家故意裝窮「把家中雜器擺到大街上出賣，搞的滿城風雨」[2]p1048，最後的結果崇禎皇帝迫於各方壓力，只能作罷。在崇禎十年四月二十七日的一次談話中，崇禎皇帝吐露了自己苦苦哀求大臣勛戚以及地方鄉紳們募捐以緩解國家目前的財政危機，結果無人響應的苦惱和困惑，他是這麼說的「去歲諭令勛戚之家捐助，至今抗拒，全無急公體國之心，就是省直鄉紳也不捐助。及至賊來，都為他有了，怎麼這等愚？」[2]p975到了明亡前夕，崇禎實在是半點錢都沒有，甚至連防守北京城的士兵軍餉都發不出來。只得再次厚著臉皮，低三下四的向他的那些大臣以及那些勛戚還有太監們請求捐助。結果是幾個太監還慷慨一些「在京城只有太監王永祚、王德化、曹化淳各自捐了五萬兩銀子，其餘官僚個個如同鐵公雞一毛不拔。閣臣魏藻德僅捐五百兩，閣臣陳演在皇帝面前裝窮。……太監徐高受命勸諭崇禎的岳父周奎」，結果此人始終不肯捐錢，「氣得太監徐高拂袖而起：『老皇親如此鄙吝，大事去矣！廣蓄多產何益』周奎被逼無奈，才忍痛捐了一萬兩。其餘勛戚官僚紛紛效仿，沒有一個捐餉超過一萬兩？」是不是這些人真的沒有錢，不是的！後來李自成進佔北京，嚴刑拷掠，「從周奎家抄出銀子五十多萬兩，陳演也獻銀四萬兩」[2]p1125於其他商人官僚查抄出的銀子更是不計其數，所以總數才有7000萬兩白銀。如果不是實在窮的叮噹響，崇禎也實在不必受這份窩囊氣，以皇帝之尊，而且是一些人公認的掌握有生殺大權的皇帝，居然要如此低三下四，死氣白賴的象討飯一樣去哀求自己的臣僚下屬捐獻銀子，而這些人不肯多捐，他也沒有絲毫辦法，這在中國歷史上甚至世界歷史上大概也是空前絕後的奇聞！就算西方的國王之類，碰到這種情形，也用軍隊硬搶了！這樣一個鐵的事實，不僅表明崇禎皇帝的內帑確實已經一無所有，拿不出半點錢來，否則的話，莫非他真的是犯賤么？莫非真的是有自虐癖好么？放下皇帝的尊嚴去當討飯，去受那些大臣勛戚的窩囊氣？這是某些人筆下一向心高氣傲，剛愎自用的崇禎皇帝的性格么？稍微有點頭腦的人都可以做出一點合理的判斷！而且這個事實更是給一些拚命宣揚中國古代所謂皇權專制如何登峰造極，皇權之下，私人財產如何不受保護，而西方則是如何保護私有財產，國王權力如何受到制約的人一記響亮的耳光。如果真象這些東西所認為的那樣中國古代（不包括蒙古和清朝）的皇帝要什麼就有什麼，全天下都是他的私人財產，那崇禎皇帝還募個什麼狗屁捐，直接下道聖旨，讓這些人把財產交出來不就行了？事實似乎倒是顯示明朝的皇帝比起同期西方的那些國王們更有私人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的意識，以至到了國家萬分危急的關頭，居然還要依靠募捐這樣手段來籌集軍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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