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9·18」反思——中國為何三日亡國(下)

06-11

什麼時候開始抵抗？

　　這個問題對一個正常的國家來說根本就不存在，但是既然中國有過汪精衛、蔣介石，所以還是值得討論一下的。

　　投降派有個著名的三段論：(1)因為弱小，所以需要發展(2)因為需要發展，所以需要

和平(3)因為需要和平，所以必須投降。

　　投降派這個三段論是一種孤立、靜止的看問題的思想方法，這裡有兩個致命的錯誤：

　　(1)他們假定敵人也是靜止的。但是敵人的胃口不會因為第一次得到的利益而滿足，既然輕易取得了利益，自然就會不斷打上門來。歷史上無數先例證明投降派總是麻煩不斷，越是怕打仗越是要挨打。

　　(2)他們假定投降的代價小於發展的成果，但實際上投降付出的代價遠遠高於投降後發展的成果。除了物質利益之外，還有國際信譽、政權的道義基礎、軍民士氣等等軟實力的損失。

　　正確的結論是——必須從受到侵略的那一秒鐘就開始抵抗。當一個國家面臨侵略時，大多數情況下都是因為敵我力量對比處於不利境地，在這時已經不能追求什麼最好選擇，只能使事情不要變得更糟。這就是毛主席提出的：「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則」。

　　堅持這個原則，既是唯一正確的自衛方法也是對潛在威脅的威懾。例如越南戰爭時期的北緯17度線問題，有朝鮮戰爭時期麥克阿瑟越過38線後招致中國出兵的先例在，美國軍隊始終沒敢越過北緯17度線。由此可見，一個國家的信用也是她的實力之一。

　　抵抗失敗也比不抵抗而失敗要好。芬蘭就是個抵抗戰敗的例子，強大的蘇聯紅軍攻佔了柏林，但是沒有佔領赫爾辛基。因為芬蘭軍隊在1939年蘇芬戰爭中進行頑強的抵抗，使蘇聯認為佔領芬蘭得不嘗失。假如芬蘭也採取不抵抗主義，那麼今天的世界地圖上早已找不到芬蘭了。抗戰初期的國民黨軍隊，雖然打了很多敗仗，但由於堅持持久戰，終於把日本經濟拖垮。1937年的日本經濟在高度動員情況下只能維持2年，後來儘管採取了很多補救措施，但到了1941年，日本不得不實行糧食配給制，成年人每天只有330克糧食。因此日本只有冒險與掠奪東南亞，與美英開戰，走上了加速滅亡的道路。

　　弱小的一方也可以越戰越強。內因反面，國家可以更緊密的團結，調整投資和建設方向，從實戰經驗中檢驗平時建設的得失。軍隊也可以從戰爭中得到鍛煉。外因方面，弱國對抗強敵，爭取國際援助是很重要的。但是打勝仗主要還得靠自己的力量。人不自救，天莫能助。往往是先靠自己的力量打幾個勝仗才有外來援助。如抗日戰中的國民黨軍隊在得到美國大批援助，火力大大增強。1950年抗美援朝戰爭第二次戰役勝利之後，蘇聯才提供了大量武器裝備；1941年12月蘇德戰爭莫斯科大反攻勝利之後，美英援助才源源不斷運到蘇聯。畢竟誰也不願意投資給失敗者。

　　戰爭中總有很多不確定因素。國力的強弱是一目了然的，但是勝負卻不一定。雙方誰都沒有必勝的把握。一個國家必須從受到侵略的哪一秒鐘就必須開始抵抗。

　　誰的利益如此神聖？

　　1931年8月22日蔣在南昌說：「中國亡於帝國主義，我們仍能當亡國奴，尚可苟延殘喘，若亡於共產黨，則縱肯為奴隸亦不可得」。

　　「9·18」的夜裡，東北軍參謀長榮臻打電話給北大營下令說：「不準抵抗，不準動，把槍放到庫房裡，挺著死，大家成仁，為國犧牲。」蔣說的「我們」是誰呢？榮臻說的「國」是誰的國呢？

　　顯然不是農民，從清末以來，每一次割地賠款的負擔最終都落到農民身上，早就知道「最恨條約」的道理。不是工人，因為工人一向在列強和買辦的血汗工廠里被敲骨吸髓。也不是知識分子，9·18之後不知有多少青年學生在請願時被打得頭破血流。也不是軍人，保家為國是軍人的本分，絕大多數軍官和士兵都是堅決要求抗日的。甚至有不少地主，因為在日本佔領下的台灣大部分土地被日本人霸佔了，在東三省，日本也計劃霸佔1/3的耕地分給日本的「開拓民」。

　　總是有人要求別人犧牲，犧牲工人，犧牲農民，犧牲知識分子，犧牲軍隊，犧牲一代人，犧牲國土，犧牲盟國……試問一個國家裡把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和軍隊都犧牲了還剩下誰？誰的利益如此崇高？竟需要整個民族為之犧牲？

　　這個兇狠的怪物就是買辦。蔣發表的講話正是官僚買辦集團利益宣言。蔣的不抵抗主義正是買辦利益的要求。

　　買辦誕生於鴉片戰爭以後，由於中國社會結構、歷史文化的特殊性，列強必須通過買辦在中國謀取利益。

　　列強對中國的侵略主要有商品輸出、資本輸出和武力掠奪三種手段，不同歷史時期的主要侵略手段也不同：鴉片戰爭到辛亥革命主要是靠商品輸出(鴉片貿易就是典型的例子)；北洋軍閥時代重要依靠資本輸出(主要依靠借款給軍閥們打內戰，作為交換攫取中國的鐵路、礦山、關稅等利益)；1927年以後主要轉為武力掠奪，因為日本已經不滿足於從半殖民地的中國獲得的利益了，因此發動「9·18事變」奪取東北三省做殖民地。

　　在這三個階段里，買辦始終為帝國主義服務，同時分得一份利益，因此買辦的勢力也逐步增強。

　　最初買辦除了有幾個錢之外是沒有任何社會地位的，到了洋務運動時期，由於封建勢力需要加強和列強的聯繫，於是出現了所謂「紅頂商人」。如1900年，上海40個大買辦中有15個花錢捐了「候補道台」。但這仍是一個尷尬的形象，因為社會主流還是科舉制產生的封建士大夫，因此很多買辦還積极參加反清活動。

　　北洋軍閥時期，中國出現了江浙、華南、北方三個買辦財團，這時的買辦通過資助各派軍閥，積极參与政治。在廣東，英國滙豐銀行的買辦陳廉伯甚至組織商團武裝和孫中山的革命軍作戰。在上海，江浙財團導演了著名的「4·12事變」。

　　1927年後，由於江浙、華南兩大財團和蔣介石政權的結合，買辦發展為官僚買辦資產階級，不但控制了全國的經濟命脈，而且掌握了軍政大權。1927年的蔣政權是個買辦和大地主聯合執政的政權，而1940年汪偽政權已經完全成為徹底的買辦政權了，偽中央政治會議的30位委員大部分是買辦。這時買辦對帝國主義武力掠奪的最好服務就是不抵抗主義和投降，他們得到的利益就是繼續掌權。

　　對於1927年到1937年這段時間，國民黨逃台之後曾美化為「黃金十年」。在這十年里，一次次外敵入侵，一年年國土淪喪，沒有一天停止過內戰。雖然軍費一直占政府支出的80%，但是中國軍隊的裝備卻沒有任何實質的進步。中國仍然不能獨立設計和製造國防需要的飛機、坦克、重炮。「黃金十年」竟是以南京大屠殺為結局的。

　　然而買辦們在這十年里卻大發橫財，從1928年建立中央銀行開始，到1937年，蔣、宋、孔、陳四大家族已經壟斷了中國的金融業。至今還有人懷念三十年代的上海灘，懷念黃浦江里的外國兵艦，懷念租界裏手持棍棒的紅頭阿三和安南巡捕。這些人就是買辦和租界文人，那是他們淘金的十年。

　　買辦們為了自己的利益，賣了農民賣工人，丟了東北丟華北，至於從日本手中收復朝鮮和台灣更是早就丟到爪哇國去了。總之只要買辦們能苟且偷安，繼續撈錢，一切都可以出賣。唐朝時武則天有個男寵叫張易之，有人在他家門上貼了個紙條上寫：「看你橫行到幾時」，張易之竟狂妄的回貼：「為歡一日已以足」。後來張易之果然被憤怒的羽林軍斬殺了。然而買辦的本事比張易之要大得多。他們一面把中國當成淘金場，一面把自己的根扎在大洋彼岸，一有風吹草動，只要拿上一本護照，再記住瑞士銀行的密碼，就可以一走了之。在美國居住多年的宋美齡，她豪華別墅的每一塊磚都浸透了南京30萬中國人的血，她餘生中的每一天都在向人們證明這樣一個道理——買辦沒有祖國。

　　因為買辦沒有祖國，所以買辦不需要國防。蔣介石時代對海軍的投資還比不上滿清。30年代蔣軍的炮兵實力甚至比不上北洋軍，北洋軍參照德國、日本軍制，1個正規師里還有1個炮兵團，而1937年的國民黨軍最好的嫡系師里也只有1個炮兵營。買辦經濟只偏重於列強需要的紡織、原材料加工等輕工業，而所有和國防有關的航空、化學、鋼鐵等重工業買辦都不能使買辦獲利。宋子聞有句名言：「外國進口的盤尼西林(青黴素)用都用不完，中國何必要自己生產？」。

　　買辦也需要軍隊，但這是內戰型的軍隊，專門用於鎮壓人民的軍隊。無論從裝備、編製、教育、訓練都是如此。由於缺乏火炮等重武器，蔣的200萬軍隊按當時國際通行的標準，只是一支治安軍，遠遠不能算國防軍。1935年廬山軍官訓練團學的是《剿匪手本》，德國顧問教的是堡壘戰術。這一套對付江西紅軍是有效的，但搬到凇滬戰場上就成了日軍飛機、大炮的活靶子。對紅軍的圍剿動輒出動30萬、50萬、100萬兵力，3000萬軍費。圍剿抗日的19路軍和抗日同盟軍都出動了15萬以上的兵力。而每次用於抗日的中央軍不過幾個師而已，19路軍作戰的經費竟是靠各界捐助的。

　　所有這些倒行逆施都說明，買辦的利益依附於列強的利益，與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是背道而馳的。買辦經濟不能成為中華民族復興的脊樑。一旦買辦的意志上升為國家意志，則必有投降政治、消極軍事、破產外交和殖民文化。國家民族的前途命運就會墜入黑暗的深淵。

　　光明的道路

　　「9·18」以後的每次危機中，中華民族都曾經站在光明與黑暗兩條道路的十字路口上，我們已經知道不抵抗主義和消極防禦是一條給整個中華民族帶來深重災難的黑暗道路，那麼光明的道路是什麼呢？

　　這就是採取積極防禦戰略，和平時建設和保持強大的國防力量，戰爭時主動出擊禦敵於國門之外，不使戰火危及國土。

　　在現代條件下，雖然敵方飛機和導彈等先進兵器打擊範圍很遠，但我方也同樣可以用遠程打擊兵器威懾敵方基地和本土，最終同樣達到保護國土的目的。

　　我們未來反侵略戰爭，究竟採取什麼戰略方針，我贊成「積極防禦」四個字。——鄧小平。(完)作者：嚴冬

　　該文曾部分發表於新華社的2003年第18期《環球》雜誌。